《汉书·艺文志读后感》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是“十志”

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

文献分类目录。

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该书中记载律历、礼

乐、刑法等“十志”，是对西汉及先秦社会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的总结，《汉书·艺文志》

，是据刘歆《七略》增补、删削而成的，是对西汉先秦时书目的目录著录。

把天下图书分为:(1)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

,

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

的著作。(2)诸子略, 著录儒、道、阴阳、法、

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3)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4)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术技巧各个杂拌。图书。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评价《汉书·艺文志》“不通《汉书·艺文志》, 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 学术之眉目, 著述之门户也。”《汉志》的开山鼻祖,

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方技略

”

把方技类的文献书目列为四大类, 又把每类医籍的

是我国史志目录专为医药文献

篇目

、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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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读后感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目，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诸子略, 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数术略, 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方技略, 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 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参杂。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汉书·艺文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通过阅读《汉书艺·文志》，使我们对这部巨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不仅条理清晰的为我们从六略角度提供着各部著作的目录学信息，更为日后我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捷径，避免了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搜索的盲目性和繁琐性，提高了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效率性和准确性。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方法，除了应该充分分利用目录学简洁明了的优势，更应该为自己的实验列好提纲及资料搜索方向，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为实验提供更好的条件信息。《汉书·艺文志》中的方剂略,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指导，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医经”小序言：“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包括生理，即探究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特征；病理，即阐述各种疾病发生的根本；预后，即活证、死证的分别；治则治法，即揣度针刺、砭石、汤液，艾灸等施治的方法等。“经方”小序言：“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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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讀書筆記

漢初劉向、劉歆父子和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醫李柱國奉詔考訂群書、總教典籍，著成《別錄》、《七略》之書。此二書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目錄學專著，以此為范，開啟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目錄編撰史。可惜二書至中唐之時已不存於世，而東漢班固因襲向歆父子之書略加修改增刪成《漢書?藝文志》福澤於今，是我們瞭解先秦兩漢學術文化狀況及其源流的最重要典籍之一，在“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關於《漢志》中《易》的地位

在《漢志》中，《易》類典籍居各類之首，且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周易》经传也經常被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易》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六藝略?大序》中作者言：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袁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以仁、義、禮、智、信五常與《詩》《書》《禮》《樂》《春秋》這五經相配，認為五經像五常一樣，相須而備，更迭用事，而“《易》為之原”，可配天地。對《易經》的重視，形成了《漢志》甚至中國文化史上頗具特色的以《易》論文，以《易》闡釋學說來源及其特徵的現象。如在《書》類的小序中，班固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顏師古注：上擊之辭也），來說明《書》的來源；《禮》類小序中引《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儀有所錯”（顏師古注：《序卦》之辭也），來闡釋“禮”的實質；《樂》類小序引《易》曰：“先王做樂崇德，殷鑒之上帝，以享祖考”（顏師古注：《豫卦》象辭也），亦以說明樂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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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讲疏》读书扎记

20091001106 刘冬琴

顾实（1878-1956），字惕生，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古文字学家。早年攻习法科，曾在东南大学执教。后在无锡国专任教，教授中古文学。通多国语言，“读日本书，犹本国书也。习英法德三国文字，粗能检读。”喜研先秦史籍，又理西方学术，“究心于古今地理沿革，其后习东西洋史，又探究西北地理。”其著述兼涉史﹑子﹑集三部，主要著述有《汉书艺文志讲疏》、《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墨子?辨经讲疏》、《庄子天下篇讲疏》、《大学郑注讲疏》、《中庸郑注讲疏》、《论语讲疏》、《杨朱哲学》、《中国文字学》、《说文解字部首讲疏》、《六书解诂及其释例》、《重订古今伪书考》、《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但“刊者十不盈一，盖慎之也”。与丁福保﹑王献唐﹑马叙伦﹑徐宗泽﹑瞿良士﹑瞿凤起﹑张元济等人交往很多，在学问上互相切磋，相得益彰。

顾实注重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先秦典籍，凡作著述，都将其放在当时学术史的大背景下予以宏观把握。他在《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以下简称《汉志讲疏》﹚中说：“夫中国古史蒙昧，曩尝欲撰上古史，而征信于先秦群籍，寻其自然之证迹。”在其《汉志讲疏》自序中，从三皇五帝开始述起，将中国上古至先秦的学术之源流发展叙述清楚，而后将《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引出，凸显《汉志》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而试一审《汉书艺文志疏》，则今古之传，犁然秩然”。在这里，顾实不仅将《汉志》看成是一部目录学著作，更重要的是将其视作一部较早的学术史著作。他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以下简称《穆传讲疏》﹚中说：“慨上古史之多阙，而注意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二书多所考证”，认为“得《穆传》以治上古史，则可以为一切上古史之原料也，中华上古史之原料也，世界上古史之原料也。乃至专门学术史，如上古之法治也，交通也，民族变迁也，文化移动也，皆当以此《穆传》为之原料也”，其所重学术源流如此。顾实之所以注重学术史的审视，是由于他认为从学术史源头上把握典籍，可以“本正而末自理”。这种对学术史的宏观把握使其具备了良好的学术史素养，从而使其在治学时游刃有余，轻车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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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读后感

勿以魔王论武安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

不败安得由天幸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唐诗人王维都这么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言论。

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

卫青能够在汉武帝时代平步青云，原因绝非仅仅是亲戚关系和运气好这样简单，更重要的原因是，卫青身处在一个中国军事思想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步车作战思想势必将被大规模骑兵作战思想所取代。其次，李广是不是值得同情？我认为，“飞将军”绝对不值得同情。李广迷失道路，未能按时到达战场，身为李广的上司，卫青对他的处罚是公正的。是李广自己狭窄的心胸气量断送了他，造成了横刀自杀的结局。之后李广儿子李敢对卫青的所谓“寻仇”更属于没事找抽型的无理取闹。这样一段是非分明的公案，却因为司马迁的生花妙笔而发生了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变化。本是罪将的李广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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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董仲舒传》有感

董仲舒，《董永变文》叫董仲，《清平山堂话本》收宋元小说《董永遇仙记》说董永与织女婚后，生一子名叫“仲舒”；《槐阴记》也叫董仲舒。明代《董永宝卷》叫董震清。是汉武帝初年的一位大儒,是一位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古代大儒。他在给汉武帝的治国对策中所提出的建议；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年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以研读《公羊春秋》出名，与胡母生齐名，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更化善治，“前德而后刑”，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讲学的方法是“下帷讲诵”，讲课时用幕布围起来，只教高才生，一般学生则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没见过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

董仲舒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建议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严禁王侯大臣擅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流行于汉代的谶纬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从而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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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汉书》读后感

1.勿以魔王论武安——白起

武安君白起，战国后期四大名将之首，作为战国时期最为显赫的大将，征战沙场三十余载，一生大小70余战，未尝败绩，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坑杀降卒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共一百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后世称之为“杀人魔王”。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昭王亲自下命令行不通，又派范雎去请，白起始终拒绝，称病不起......后（昭王）令白起自裁。白起伏剑自刎：“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云：“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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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十二、第四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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