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颠倒”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两个论点，一是首次论证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关键作用，该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典著作之原因当是主要在此；二是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点，该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韦伯于后者的论点在该书开首就鲜明表出：“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把因果关系颠倒了。”（28页，彭强、黄晓京译本，北京三联，20xx年2月版）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规律”论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露出破绽，但是至少就韦伯讨论所涉及的层面而言，我认为其“颠倒”之论本身不无颠倒之疑。

韦伯的主要论据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他声称，“只需要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这个“事实”是——

在美国资本主义初期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632年”就出现了，而那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以前就出现了”。（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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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他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所以很多专业都不能饶过他，所以你们作为马原应该好好了解他，不仅仅听课，要找两本专著看一下。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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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姓名：芦志叶 学号：20101044002 西方行政学说史作业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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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与韦伯之间

——近年来国内阶级理论研究综述

摘 要:阶级理论和阶级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多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和持续探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向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回归的呼声和趋向。本文首先梳理了在阶级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两大理论传统及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不同时期的地位变化；接着由此出发，分析介绍国内学术界对K.马克思和M.韦伯阶级概念和阶级理论的解读与把握情况；最后总结分析在如何认识两大阶级理论的本质区别、现实解释力和适用性等问题上国内学界所达成的理论共识。

关键词：阶级；阶层；马克思；韦伯

国内学术界对阶级阶层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以后研究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近些年来，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纷纷从自己特有的视角出发，运用本学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对阶级阶层问题展开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结论见仁见智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把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摆到案头上来。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作出综述，供读者参考。

一、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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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xx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xx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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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09社会 李岩 2009312091

1.对旧思想体系的挑战与整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一系列宗教—经济论文集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1904 至1905 年，正是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的成熟发展阶段，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欧）都沉醉在资本主义的辉煌中。许多思想家都试图探寻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成功的原因。而韦伯则独树一帜地从宗教的角度，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

以往人们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以下两种解释：

第一，经济发展：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二，历史进化论（马克思的解释）：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因素。

以上这两种解释都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宏观社会环境的变迁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而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而这种精神特性是欧美所特有的。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前言中指出，资本主义是自古即有而且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只有西方世界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理性的意义，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西方独特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源于经济与技术、政治与法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特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特定的讲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种生活样式”。韦伯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由基督教新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尤其是加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和“天职观”。“上帝预选说”摈弃了天定受永死，而且教徒的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为了确定自己得到救赎，个人必须孜孜不倦地劳动，在现世“增加神的荣耀”（亦即“天职观”）。这种天职观，要求个人将此世的生涯完全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塑造了早期资本家的禁欲性格。这种禁欲的性格，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带来了勤俭、节制、孜孜不倦的市民阶级的企业家，以及即使工资低廉仍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特强、坚信劳动乃为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这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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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答案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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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两位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和自然一样有其运行的特殊规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试验和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和解释现象；并依据此，迪尔凯姆提出了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体系。韦伯则从社会唯名论的角度认为个体是社会的真实存在，社会只是个体集合在一起的“名称”。并依据此将“社会行动”作为其“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基点，韦伯社会学的任务便在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作因果性的说明。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 社会事实 社会行动

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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