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行业分析报告

中国银行行业分析报告

财管一班 戴敏利 10909120

一、   银行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一)、现状

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主体地位。按照银行的性质和职能划分,中国现阶段的银行可以分为三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个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力的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截至20##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万亿元,比20##年增长19.9%;负债总额89.5万亿元,比20##年增长19.2%;所有者权益5.8万亿元,比20##年增长31.2%。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市场份额进一步发生变化。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49.2%、15.6%、14.9%。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比20##年分别上升1.06、0.78、0.60、0.24、0.13个百分点;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资产份额分别下降2.11、0.71个百分点。

  2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资产规模继续稳步增长,截至20##年三季度末,总资产余额达83.3万亿元,比20##年同期增长16.7%;负债规模达78万亿元,比20##年同期增长16.2%。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更加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继续提升,中国宏观经济仍将保持6-8%高速增长,中国银行业将继续得益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银行业将实施更加多元化的经营战略。

(二)、经营格局

银行业的经营格局可以从机构设置和经营特色等多个角度来考察。从机构配置的角度看,银行业经营格局的含义主要涉及银行业机构的数目和类型的“搭配”,即全国范围内产权上相对独立的银行机构总共有多少以及不同类型或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分别有多少,并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银行业的竞争性。

我国银行机构的现状是,大型商业银行有四五家,中型商业银行有十余家,小型商业银行有上百家。这个规模格局与许多国家的情形基本上接近,即在按规模划分的数目上呈现“三角形”或“金字塔”格局。

这种格局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小型银行机构数目相对众多,一是因为进入门槛相对低,二是因为分散在广泛地区,三是因为它们中仅仅有少数能壮大进入大中型银行行列。

大型银行通常是全国性甚至高度国际化的机构。它们在成立之初通常就承担了综合性全国性的功能,并与一国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门有着密切联系。

中型银行在发展之初往往有浓厚的区域或行业背景,并能依托所在区域或行业背景优势取得快速增长。其中的佼佼者或能壮大成为大型银行。

就这些银行机构所拥有的资产或存贷业务量指标来看,它们的分布格局也呈现出类似特点,即“倒三角形”或“倒金字塔”:大银行在全国银行总资产或存贷业务总量中占据较大份额,中型银行占据相对较小的份额,小型银行合计起来也仅占一个还要小的份额。

这种分布格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在自然界,高海拔的山峰总是少数。有统计说,地球上8000 米海拔以上的山峰仅有14座(亦说24 座,连同非独立山峰在内),海拔7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425座,6000 米海拔以上的山峰则有数千座,再低海拔的山峰则数以万计十万计甚至不计其数。大多数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相通相似性。

一个问题是,能否从上述银行业机构分布的情况推论出银行业的竞争性或垄断性的程度?回答是既可以也不可以。说可以,是因为判断竞争性的基本标准是同一个行业中是否有着至少两个以上的经营者,而我国银行业的机构分布情况显然符合这个判断标准;说不可以,是因为应当对“同一个行业”这个说法作进一步的细分和鉴别,以便弄清楚各个经营者的相互关系。

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几大国有银行往往也被叫做“专业银行”,这个叫法本身就体现了当时不让这些银行从事相同业务并避免相互竞争的政策意图。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有多家银行存在,它们之间就必然有竞争。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指出,并不是说银行机构之间都必须有着面对面的直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越多越好。如果一个行业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该行业内各个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基本上是无差别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打价格战的手段。价格战的通常结果是,“一败一胜”或“两败俱伤”。20 世纪90 年代,国内几大“专业银行”陆续“越界”展开经营,在同一城市相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大家都“高息揽存”,而这就是价格战。

国内外经验都表明,价格战会无止境地抬高银行经营成本,促使一些银行铤而走险,让它们最后必然因所承担和所累积的风险过高而不得不倒闭。更重要的是,价格战的最终结果是给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严重的不稳定的影响。

理想的状态是,银行业内部既要有竞争,又要避免价格战之类的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从国内外经验看,维持银行业适度竞争、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有三:进入控制,产权流动,特色经营。

进入控制包括政策准入和行业壁垒。政府监管当局必须为银行业进入者设立最低门槛,符合条件者才能发放执业牌照。另一方面,不能将进入控制完全寄托于政策限制,因为政策限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行业壁垒也是一个可行之策,即银行业现有经营机构应当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通过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置等手段促使潜在的进入者和竞争者面临高昂的进入成本。

产权流动是银行业内机构整合重组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背景下,竞争的过度性和白热化客观上都在呼唤着并购重组。如果没有产权的流动性,并购重组要么不可能,要么困难重重。而产权的流动性一定以产权的分散性和可交易性为前提。在这方面,我国银行业机构还面临许多调整改革发展的任务。

特色经营是差别化发展战略的体现,是高级竞争,也是银行机构可持续发展之基础。特色经营可以有多种含义,既包括银行产品的个性特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包括银行服务的细分和综合化。特色经营的成就必须体现在银行客户的识别和认可上,形成客户的认同效应和持续跟随效应。对银行机构来说,一旦在显著程度和规模上获得了客户的认同,自己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定价权。也就是说,这种定价权实质上来自于客户对自己其他选择的主动放弃,是银行经营优势的体现,不属于特许权垄断。

近年来,许多国内银行事实上都高度重视发展特色经营,不断创新,开拓新产品,提高服务质量,促使国内银行服务业有极大改观,从过去比较单一简陋的服务格局演进到目前相当多样化的并有一定精细性的服务格局。这是国内银行业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所出现的积极的、值得庆喜的进步。

但是,也应该看到,与国外一些同类机构相比较,我国许多银行的特色经营仍需要继续发展和提高,在产品、服务和品牌效应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还应该看到,在银行业经营格局的调整进程中应遵循“自然分工”原则,即不强求政策主导,也不强化政策限制,更多地发挥银行机构自身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在这方面,尤其应当注意防范一些中小型银行机构因追求雷同化高速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到本世纪初,美国有一家地方银行利用当时经济景气带来的好机会,实行了超高速扩张的发展战略。这家名为“华盛顿互助”的机构开始时仅仅为一家储贷合作社类型的机构,在获得商业银行执照后很快就开始了跨地域的扩张,从西海岸一路奔向东海岸,到本世纪之初,俨然挤入美国前十大银行之列。该机构也有一定的经营特色,即吸收众多中小个人客户储蓄,大量发放分期偿还住房贷款。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这家银行遭遇前所未见的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破产清算。华盛顿互助银行的倒闭既是次贷危机的一个后果,也是后来金融危机加剧的一个因素。

总的来看,我国银行业经营格局在已经有显著改观的基础上今后还可以得到进一步改观。银行业的改革开放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更加丰富银行机构的产权结构,允许并鼓励银行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和特色经营,在控制风险的大前提下让中外银行机构在国内和国外银行市场上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   中国银行业的监管

银行业监管的目的在于促使银行业健康运行,发挥其金融中介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储户的利益。自从1995 年《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有了长足的进步。2003 年4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3 年12月27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对《商业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作了修改,明确了银监会的监督权限和职责,从法律上把银行业监管从中央银行的职责中分离出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系统分业监管的体制。

中国银行业监管工作近年来的重点是,加强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

提高透明度,降低不良贷款率。监管上形成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对银行的管理、资产状况及其它多项指标进行考核、监控或检测。从2002 年开始,监管部门在中国银行业推行国际上常用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而且从2004 年开始,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原来的贷款四级分类制度,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制度。这对于提高我国银行的透明度、增加市场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已实行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在五级分类的基础上,规定了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上必须满足的要求。

今后,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工作重点仍将是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管理

和风险控制,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资本充足率。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消化不良资产包袱,只依靠银行自身的盈利在近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政府的支持。政府近日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的注资就是一例。

随着我国银行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必须相应地增加资本,才能满足资本充足

率的要求。所以,从监管上就必须为银行提供规范可行的融资渠道,包括有关银行如何在国内或海外市场公开或私募发行股票等等的法规。最近,银监会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为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几乎同时,银监会还发出通知,明确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次级定期债务可以计入其附属资本。这种用次级债来充实附属资本的方式,在各国银行业中是常见的。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率。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实行利率制度

的改革,逐步放宽了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2003 年12 月10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4 年1 月1 日起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的上限,在人行制定的相应的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上浮到基准利率的1.7倍。放宽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将增加银行根据风险、资信情况调节利率的空间,鼓励银行提高其资信评估能力,也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的问题。人民银行制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规划是分步进行,先本币后外币,先贷款后存款,存款中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最近这次人行放宽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并没有同时改变贷款利率浮动的下限。这种渐进的策略是明智的。我国银行目前在内部管理机制上还存在许多缺陷,资本的约束力普遍较低,而且部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流动性不足,有高息揽储的可能。[15]在这种条件下,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或贷款利率下限需要相当慎重,否则可能出现恶性竞争的现象,对银行系统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从长远来看,放开利率势在必行。即使在近期,放开利率的步伐还会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最近已有基金管理公司获准开始发行货币市场基金。

这些货币市场基金已在流动性上达到相当程度,随着公众认知度的提高,势必会对银行存款产生压力。以美国为例,在20 世纪70 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出现后,引起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Savings&Loans Association)存款的大量流出,这种冲击促使政府放开了一直受到控制的存款利率。利率的放开则进一步引起了存款上的恶性竞争,成为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美国储蓄贷款协会行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期内,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将是执行加入WTO 有关银行业开放

的承诺,根据WTO 时间表,逐步放开现有的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在执行这项工作时,监管部门应该明确其根本目标还是要在中国银行业建立一个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外资的进入,将为中国银行业增加新的竞争主体,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

三、中国银行行业的基本特征

中国银行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概括起来一句话,现阶段的中国银行体系尚不是完全市场化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体系。支持这一判断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化事实。

(一)、银行体系对风险的缓冲并不主要依靠资本机制,而主要依靠政府信用

继1999年清理不良资产之后,国有银行逐步实现了改制上市,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政府信用为依托的风险缓冲机制。国家继续持有国有大银行绝大部分股权以及实际控制权。另外,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缺乏制度化的清算退出机制,中国的银行监管实际上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银行倒闭。这种事实上的政府保险背后所依托的仍然是政府信用。

如果说有限责任下的道德风险更多停留于所有者对债务人的掠夺,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资本要求加以抑制的话,政府信用导致的道德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范围更大、更加制度化的预算软约束。次贷危机期间,纳税人之所以对动用公共资源救助问题银行耿耿于怀,声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恰恰说明,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将金融危机的成本从金融体系转嫁给社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但在政府信用提供的预算软约束中,将危机和成本转嫁全社会则是隐蔽和顺畅的。赢了归银行,亏了归国家,这实际上是制度化的道德风险。

(二)、中国的信贷周期主要是由政府驱动,而非商业银行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信贷周期,1984年-1986,1992年-1994年,以及20##年-20##年,都是由政府推动完成的。数据分析发现,在这三轮信贷扩张中,国有部门的净值(或所有者权益)的波动幅度远小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波动幅度,且基本上独立于前两者。相比之下,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相关性更高,且具有明显的前导性。政府行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导致投资和信贷周期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在信贷供给方面,银行也倾向于更积极地满足体制内的信贷需求。其中有风险规避的考虑,毕竟,国有部门与国有银行同属于体制内,肉烂在锅里,一旦形成不良,体制敏感性不会那么高。另外,即使从正常的商业标准看,体制内的借款人大多为政府背景,往往带有垄断性、资源性以及基础性行业的性质,违约风险相对可控,属于“优质客户”,银行没有理由不优先支持。除此以外,银行信贷的配合还源自宏观政策的号召和引导。当政府认为必要时,它可以直接要求银行全力配合政府的投资计划。20##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当年银行放出的大量信贷就是证明。

这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风险:体制内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同时大量借贷,盲目扩张,债务质量恶化,风险向银行转移;接下来,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风险向存款人转移。最终所有这些风险都汇聚为国家风险,并且全部系于公众对政府信用的信心。在这里,道德风险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

(三)、中国银行业的基本特点是抑制有余,创新不足

金融抑制的典型表现是利率的非市场化。非市场化利率机制带来的效率损失,和资源配置扭曲十分巨大。人为压低存款利率,进而压低贷款利率以及保证银行利差水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存款人来补贴借款人和银行,当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时,这种利益输送更接近于掠夺。人为的低利率还使得贷款更加稀缺,相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以及体制内借款人更容易获得贷款。这一融资上的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不仅制约了正常的风险定价,滋生资产泡沫,导致资源错误配置,也使得体制内外的差距持续扩大。

金融抑制的其它表现当然也包括信贷额度控制。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正式宣布,放弃长期实施的商业信贷额度管制制度,但额度控制从未真正取消。类似的情形一直不断出现,尤其是宏观调控时期。除传统意义上的额度控制外,监管当局针对特定借款人、特定产品、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等的额度控制实际上更加制度化和经常化。这些以监管形式出现的额度控制,往往成为影响银行信贷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利率和额度管制双管齐下,既管住了价格,也管住了规模。这使得现有的银行体系在发挥融资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巨大的利益输送管道。这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利率管制形成的租金不是谁都可以享受到,租金的分配必须按照配额的原则“有序”进行。

毫无疑问,在一个金融机构被层层捆绑和直接操控的金融体制下,真正的创新无从谈起。

(四)、金融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界限不清

这可能是当前中国金融体制中最隐蔽的问题。金融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利益,而金融管制却另有目标,它很可能着眼于贯彻落实特定的产业和信贷政策,实施行业和部门保护,甚至纯粹是为了设租和寻租。金融监管可以与市场机制并行不悖,而金融管制却注定会扭曲和抑制市场机制。另外,尽管金融管制的本意并非是要损害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结果往往如此。

现阶段中国金融的突出特点是监管与管制并存,界限模糊不清。以银行部门为例,当前银行监管的重点是确保银行资产的安全性,这实际上是一种颇具父爱主义色彩的监管理念。在资本市场,金融管制的色彩更加浓厚。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沦为国有企业的提款机。

(五)、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金融体系仍将是以银行系统为基础的间接融资体系

这是前面几个特征的逻辑延伸。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必然意味着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问题在于,由于制度上的约束和障碍,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如果金融制度的核心主旨不是纯粹为了保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不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发展空间必然有限。

中国股票市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堪为明证。尽管早期的制度设计致力于把股市办成真正的市场,但事实上一开始还是被视为第二银行,肩负起了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神圣使命。负责选择上市公司和投资产品的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而只能是政府部门。反过来,因为不是按照保护投资者的主旨来选择上市公司和产品,上市资格必然包含巨大的政策租金,为了分配租金,又必然会要求实施进一步的管制和抑制。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以上这些根本性的制度约束不会消失,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长足发展也不会真正到来。既然真正的大众资本主义无法经由股票市场来实现,那么能够存在就只能是附着在银行体系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一个庞大的银行体系,政府是银行体系最大的也是真正的股东。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种局面很可能会长期存在。银行体系以及间接融资,仍将在金融资源配置领域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四、中国银行业和外资银行的比较

(一)、中外银行的特点之比较

首先,国外银行很快进入赢利阶段。一般情况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国银行机构,在第二年就进入赢利阶段。其主要原因是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着很高的融资需求;另外,这些来华的外国银行大多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银行,其资本化程度极高;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外银行经营区域的限制逐渐放宽,允许他们在中国沿海发达城市进行投资;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它们提供很大的市场。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银行业主要服从政府政策推行低利率和金融压制,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计划产业和项目中去,使得银行完全失去了盈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整个银行体系效率极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体系和银行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政府对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实行的保护政策未变,仍然要为这些企业和产业提供廉价的资金。同时政府对银行还保留着很强的控制,银行自主性差,盈利困难。另外,这些原因也使得银行进入困难,竞争不足,缺乏外部适应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其次,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很少,一般在1~15个,经营规模和网络远远落后于中国本地大银行,中国本地大银行一般有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遍布几乎所有城镇。第三,境内营业的外国银行的客户包括公司、金融机构和个体三类客户。第一类客户一般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达到相当规模、效益很好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第二类客户主要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等;第三类客户主要是高收入的白领阶层、收入稳定的政府和企业雇员。这些外国银行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国际结算、外汇投资、咨询服务和外币货款。中国本地银行经营范围相对小些,目前客户总量很大,但总体质量不高。第四,表外业务利润占总利润比例很高,达80%。而国内银行的利润主要依靠存贷业务,表外业务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很低,如:中国银行17%、中国建设银行8%、中国工商银行5%,中国农业银行仅有4%。

(二)、中外银行的优势比较

国外银行相比国内银行有显著的优势:第一,管理机制灵活;第二,国外大型银行,如美国花旗、东亚银行、SHBC、标准卡特尔等大型银行机构拥有全球结算系统和全球客户系统;第三,拥有高效的营运体系、高资本率、很高的革新能力,这使得他们很容易把新的金融产品和市场方法引入到中国市场,提高市场份额;第四,具有明显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优势;第五,有很好的人才吸纳机制和环境;第六,国外银行可以根据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灵活地设立分支机构,能抢先占有优质市场的先机。外国银行存货能力很高,资产优质。自1995年,外国银行的货款每年递增率超过20%,优质贷款率高就意味不良资产少。到1999年10月份止,按五级分类,外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为13174%,其中完全丧失的资产只占0173%。外国银行的批发业务和表外业务很发达,很容易获得企业的青睐。他们自身的运作水平很高,伴随银企合作关系逐渐默契,外国银行将扩展表外业务市场。到目前为止,外国银行已囊括了至少中国表外业务市场的40%。除此之外,外国银行大都是综合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极宽,他们既可以进行银行业务也可以从事许多投融资业务,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吸引各类顾客。除此之外,中国国内银行还必须承担较重的社会义务,完成由国务院和相关政府机构、省政府及地方机构指定的收费工作。同时,中国国内银行经营表外业务的专门人才奇缺,对于开展表外业务存在很多困难且效益不高。中国国内银行所面临的最不利的因素便是政府对银行直接管制,首先必须受中央政府政策控制,其次是中央银行的监管和控制,再次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更大且负面后果严重。

(三)、中外银行的业务比较

中外银行业务经营范围显示出国内银行弱势所在。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的特征差异,使他们之间的经营范围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二者共同的经营范围外,国内银行还可以经营债券业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5、6和7款的要求)和基于代理关系从事保险业务。而国外银行在中国政府批准后可以在相应地区从事外汇投资、外币回汇和代理转单业务,除此之外还可以经营信用证和咨询业务。宽广的业务范围使得外资银行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来源。除此之外,即使经营相同业务,外国银行的经营自主权远比国内银行大得多。

首先,在外汇存贷利率方面。国内银行必须遵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其波动幅度极为有限。在货款业务方面不得收取管理费和委托费。而国外银行可以不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此类规定,他们基于风险大幅度地、更灵活地调节外汇存贷利率;同时,对贷款业务,他们要收取管理费和委托费。

其次,在地域限制方面。国内银行的分支机构只能经营指定区域内的业务,不许跨地区从事经营。对于国外银行,区域限制只是体现在分支机构设立之初,国外银行分支机构必须设立在中国政府允许的地区,一旦国外银行分支机构设立后,它可以以该城市作为基地跨地区从事经营活动。

第三,RMB银行间拆借业务和会计准则方面。国内银行间拆借最长时期为4个月,而国外银行为1年;会计方面,国内银行必须服从中国财政部颁布的有关金融机构的会计规则,而国外银行分支机构遵照母行的规则或国际惯例。

第四,风险经费拨付方面。对于国内银行,风险经费拨付必须占年终存贷结余的1%,未使用的风险经费不得在同年支取;然而国外银行可以根据风险水平灵活处理。

第五,收益的终止策略。国内银行把超期一年的货款的利息收益终止计入收入账目,而国外银行为90—180天。

第六,税务方面。就税务负担而言,相比中国国内银行,外国银行仍然享有许多特惠。外国银行税务较少,主要是经营税。在经济特区,外国银行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包括退税、减税(收入税减少15%)、免征城市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

除此之外,对于外国银行而言,他们还可以在开业后免税两年,其后3年还可享有减税的优惠。与之相比,国内银行必须承担8%的营业税、33%的所得税以及城市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除此之外,中国的银行要从事表外业务必须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而外国银行可以不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自主性大得多。

(四)、国内银行业面临的危机和机遇

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了WTO后,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金融活动,对国内银行形成巨大压力,使国内银行陷入诸多危机。同时,这些危机极大地促进中国国内银行的改革,为完善我国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外国银行大量涌入中国境内,由于其强大的资本后盾、丰富的银行营运经验和经营优势从而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使中国国内银行在未来可能陷入如下危机:

第一,国内银行的市场份额下降。根据有些学者的预测,中国在加入WTO后3—5年内,外国银行的外币存款和RMB存款市场将分别增加到大约15%和10%,外汇贷款市场将提高到1/3,而表外业务将超过50%。实际上,到20##年止,各项指标都超过上述各项估计数据。预计20##年,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总体上将达到1/3~1/2。相反,国内银行的市场份额将逐渐减少。

第二,国内银行利润下降。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后主要瞄准大型跨国公司、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公共设施等优质市场,而他们优质的服务、先进的技术、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也对这些市场产生很大吸引力,同时还吸引了广大一般顾客和大量民营企业。这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国内银行来讲,还失去了大片优质市场,这样将产生两种后果:其一,国内银行的利润来源被切断,银行赢利能力下降;其二,不良资产将快速增加。伴随着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该状况变得对国内银行更为不利。

第三,国内银行的资产流动性减少。外国银行进入国内,有了可比较的参照,国内银行的弊端一下子暴露出来。首先是管理效率低下;其次政府干预过大;其三,按国际五级分类标准,不良资产率过高;其四,银行资源配置低效;其五,运营业绩差。这无疑是给了国外一个绝好的机会,挖走大生意和大客户,那么国内银行的不良资产不断提高,等到国内银行资产被日益积累的不良资产吞噬殆尽时,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不可避免。

第四,正常业务难以为继。中国进入WTO已是第六个年头,对于各缔约国的承诺要求按照时刻表兑现,中国必须降低一些工业的关税及补贴,如汽车、建筑材料、通讯设备、电脑和一些传统工业,从而把这些方面的企业置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很多企业可能难以生存,直接后果是还不起银行贷款,银行资金链条出现部分断裂,使得银行难以维持正常运作。

第五,政策性银行遭遇更多。我国大量政策性银行的顾客主要集中于少部份工业,顾客群相比商业银行小得多,地域限制严格,政府管制强;出此之外,政策性银行尤其缺乏市场导向,这使得在未来的竞争中难以生存。

第六,中小股份银行接受内外双重压力。到20##年,全世界民营银行资本占银行总资本的70%,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民营银行资本都不低于10%,而中国到20##年止,该数据几乎为零。时值今日我国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培育了一系列民营银行和股份银行。但由于起步晚,其力量弱,顾客群受地域限制,市场人为分割,经营网络小,且一直受到国有银行竞争,处于生存线上。现在,几百家外国银行进入境内来分食中国市场,外国银行不仅实力雄厚,经验老道,同时好有政策优惠。中小股份银行可谓在狭缝中求生存,在未来的竞争中难以幸免。

尽管中国银行业面临如此多的困境和压力,但是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要想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起来,对外开放银行业迟来不如早来,而且从长期来看,愈早愈好。中国的银行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一直没有进展,原因是没有跳出现行框架,没有打破垄断,没有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国外银行的进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改革的机遇和强制改革的外在力量。首先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引入国外银行运行的新方法,可以跟他们学习许多银行运营经验,引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和规则;其次,外国银行的进入必然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和法律框架;再次,强制性的要求我国银行改革,提高服务质量,应对来自外来的竞争;最后,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金融垄断,竞争不足,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强化未来我国金融对全球化的适应能力。

同时,外国银行的进入还鼓励了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中国银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同样可以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跨国银行经营。根据WTO互惠和国民待遇原则,中国银行的国外分支一样可以相同礼遇。这样既可以受到锻炼,也可以在早早加入国际金融市场。根据WTO的相关原则,国内银行也会尽快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管理和运行,提高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培养高尖银行应用型人才。

除此之外,中国银行业本身也不是毫无优势。首先中国大多数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拥有广泛的经营分支网络;其次,中国企业的自我调整和学习能力强,从而有助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第三,中国新兴的股份银行负担少,反应快,转变灵活,市场导向性强,潜在竞争力很高;第四,中国银行和企业、民众之间几十年来建立的互信、互利和合作关系是目前尚可利用的重要优势,同时这三者的文化认同也是不可忽视的。有些企业,特别是民众在心理上排斥外国银行,这为我国银行守住现有市场提供很大便利;第五,中国银行业熟悉国内市场,相比初来乍到的外国银行节约许多时间和成本。

五、中国银行业实力排名

中国银行业实力排名(按20##年资产)

六、从全球银行排名看中国银行业崛起

 英国《银行家》(Banker)杂志日前发布了“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引人关注的是,今年共有三家中国银行机构按一级资本进入排行前10名,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排在第六位;中国建设银行排在第八位;中国银行排在第九位。

  《银行家》杂志排名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以及股票表现。综合这几项指标,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在全球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从曾经的国有银行,到股份制银行,再到盈利能力在全球同行业中遥遥领先银行,以工、建、中这三家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正见证着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崛起。

  工商银行:最赚钱的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去年净利润多达325亿美元,成为全球盈利最多的银行。

  实际上,工行近些年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盈利水平。20##年至20##年,工行税后利润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8.1%,其中20##年的税后利润比20##年大幅增长了64.9%,而20##年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依然保持着50%以上的增长。

  20##年,工行通过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和服务,市场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银行业务收入达到155亿元,以较大的优势领先同业,并成为中间业务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信用卡方面则成为全球第四大发卡行,发卡量超过6000万张,消费额超过6000亿元,透支额超过900亿元,均保持同业第一;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金额累计已超过1500亿元,业务量和市场占比均居同业领先地位。

  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在经过连续五年的快速成长之后,工行的盈利能力仍然保持着快速上行的态势。特别是股改上市以来,工行注重资产结构和盈利结构的调整,控制信贷总量、把握信贷增长速度,其将大量资源配置到了优先发展的中间业务和国际化经营上来。这不仅使工行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也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了风险。连续多年,工行的中间业务年复合成长率达到57.2%,而在这些年里,工行的不良贷款绝对额和比例持续实现了“双下降”。

  就资本充足率等衡量商业银行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而言,工行不仅在国内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与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也毫不逊色,尤其在核心资本充足方面更为突出。

  建设银行:盈利能力综合评分最高

  在综合排名中,建行盈利能力综合评分最高,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净息差,四大行中,该行的上述两项指标均居于首位。

  按照20##年度经营业绩报告,20##年,建行实现税前利润1751.56亿元,较上年增长26.26%,净利润达1350.31亿元,增长26.39%。

  建行生息资产规模适度增长,推动净利息收入较上年增加396.15亿元,增幅达18.70%,净利息收益率为2.49%。20##年,建行积极开展服务与产品创新,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较上年增加180.73亿元,增幅37.61%。平均资产回报率、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为1.32%、22.61%,分别较上年提高0.08个和1.74个百分点,在国际大型商业银行中位于前列。

  在20##年一季报中,建行核心财务指标继续保持可比同业领先水平:年化的ROA和ROE分别为1.71%和26.19%,在工、农、中、建四大行中位居第一;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45%和10.33%,在四大行中最高;NIM(净利息收益率)环比回升最快,至一季度末,建行的净利差为2.58%,NIM为2.69%,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0.28个和0.30个百分点,其中,NIM环比增长0.08个百分点,在四大行中环比回升幅度最大;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7.29%,达231.5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4%,在四大行中最高;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别为0.19元和3.0元,在四大行中排名第一。

  建行作为四大商业银行中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一直走在同业前列。建行根据国际国内法律,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建立了操作规范、信息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行引进国际知名银行美国银行以及淡马锡作为战略投资者,建立了完善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结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建行致力于加强公司治理的透明度,积极规范并强化对外信息披露,得到了国际机构的肯定与正面评价,被《财资》杂志评选为“最佳公司治理企业”。

  同时,建行大力推进业务转型。依托产品创新和客户挖掘的新兴产品增长尤为迅速,去年已经有17个产品收入超过10亿元,包括单位结算、理财产品、短信银行、国内保理、信用卡分期、黄金等新兴产品,今年一季度这些产品依然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态势。

  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全球最多

  中国银行是从外汇外贸的专业银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国内银行业中拥有最健全的海外网络,境外机构资源丰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卢森堡分行都是内地与国际社会经济金融联系的重要渠道。国家工商管理局在批复给中国银行的营业许可内容中,外汇和外币类国际业务亦占到了一半。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日益加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为它们提供产业链金融服务恰恰是中国银行的突出优势。在过去一年里,中国银行实现国际结算量1.97万亿美元,再度刷新了银行业年度国际结算量历史纪录,蝉联全球第一。

  截至20##年末,中行境内试点行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突破1600亿元,市场份额保持同业领先,境外业务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

  中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年,中行内地机构国际贸易结算量超过9000亿美元,同比增速42%,领先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速近7个百分点,12月末市场份额达31.06%。

  同时,中行境内外机构加大外币贸易融资投入力度,集团外币贸易融资发生额超2100亿美元,同比增长35%,集团外币贸易融资余额保持稳定增长。

  在保理业务上,中行去年实现出口双保理业务量超24亿美元,连续35个月排名全球第一,进口双保理业务量超过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位。

  谈到未来的发展,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表示,中国一直在说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其实银行的发展模式也应该转变。银行发展模式转变的途径在于深化结构调整,加快业务转型。而把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趋势性变化,发挥银行作为金融服务核心在资金配置等方面的优势,是中国银行在经济转型期以及未来有可能的经济低增长环境中实现持续盈利和成长的关键。

七、中国银行业未来三年的发展趋势展望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存贷款规模高速增长,盈利能力大幅跃升,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但是目前已经步入拐点,未来三年则将进入稳步发展期,存贷款整体高速发展将成往事,过高的资本消耗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将开始体现其竞争优势。

负债难度加大,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存款负债难度加大

2004~20##年银行业存款增速和波动幅度都较大,整体增速保持在16%~29%区间内;2011~20##年增速将会放缓,可能落在14.5%~18.5%区间内,且负债难度加大,“存款立行”理念或将重回管理层视野。一 是2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后重祭贷存比调控工具,未来持续运用概率较大。目前,多家股份制银行都徘徊在监管当局设定的75%红线附近,制约了放贷能 力,因而加剧了对存款资源的争夺,负债难度将会加大。二是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国都将处于通胀压力之下,紧缩货币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取向,M2增速将由接近30%大幅回落至14%~17%,由此,企业派生存款增速将显著回落。三是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但加息幅度很难抹平实际上的负利率,加上居民理财意识的不断增强,倾向把财富转换为存款之外的其他形式,使储蓄存款负债难度进一步加大。从结构上看,企业存款占比波动幅度缩窄,而储蓄存款占比也将继续延续其缓慢下降的趋势;企业存款定活比将保持稳定,而储蓄存款定活比与通胀的相关性更为明显,活期占比将有所提高。

信贷投放进入收缩期

近两年,我国信贷急速扩张,而2011~20##年贷款增速将会显著放缓,增速可能落在14%~17%区间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未来三年我国信贷政策调控将进入信贷收缩期。中国信贷政策体现了很强的逆经济周期性,以信贷增量/GDP增量来衡量,20##年以来,我国的信贷分为三个周期:2001~20##年为扩张周期;2004~20##年为收缩期;2009~2010为扩张周期;2011~20##年将进入到信贷收缩期。第 二,随着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融资将会进入快速发展周期,比例会有所提高,从而挤压间接融资的空间。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呈现明 显的互相挤压关系,2003~20##年当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相对较快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下降;2008~20##年当资本市场处于调 整阶段时,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呈趋势性上升;接下来几年预计债券市场将迎来快速发展,银行信贷也将进入到缓慢增长阶段。第三,在一系列自身内在约束下,银行 信贷扩张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各家银行都进行了再融资,但多家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并未明显超出现有的监管要求;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大多徘徊在75%的监管红线附近;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表外资产的监管,银行通过表外向企业的融资难以达到近两年水平;并且目前银行票据融资存量处于历史低位,通过压缩票据融资来“腾笼换鸟”空间已经十分狭小。

盈利能力微幅下降,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息差提升并不能带来盈利能力的明显提高

2004~20##年,我国银行业盈利整体增长较快,除去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年,其他年份净利润增速基本都保持在28%以上,20##年曾高达到60%。未来三年我国银行业依然是盈利比较稳定的行业之一,但行业增速难以达到2006~20##年的高增长水平,总体回落至12%~20%区间。影响银行盈利水平变化的有息差水平、规模增长、非息收入、成本收入比和信贷成本等多种因子,在利息收入占主导的盈利模式下,规模和息差是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一方面,加息、存款活期化以及议价能力提高有利于息差提升,从而对盈利增长形成正向驱动。经验数据表明,息差的变化与利率周期完全一致,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未来三年利率预计至少继续提高125基点。信贷供求关系的变化对净息差的提升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由于国家信贷调控以及银行定价能力的提升,20##年我国银行业定价水平已经恢复到了20##年的水平,接下来这一趋势将得到延续。此外,通胀背景下,存款活期化倾向也会带来负债成本的降低。

另一方面,信贷规模以及信用成本也将对盈利增长形成负向驱动。2009~20##年,信贷规模增长是银行业绩快速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但如前所述,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回归常态。更为重要的是,未来1~3年信用成本上升将是大概率事件。一是未来通过拨备下降以实现对利润的反哺不再可能,而且银监会2.5%的动态拨备要求还会对利润形 成负向冲击。二是房地产贷款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很可能在未来三年内部分显性化,不良额增加,进而侵蚀银行利润。

盈利结构有望改善

首先,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将会提高。主要原因为:一是通胀背景下的存款活期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存在的向上机会,都将有利于银行代理基金、理财、托管等 中间业务的提速。二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未来几年企业IPO、增资扩股、债券发行等将保持活跃。三是进出口国际贸易的稳步增长将拉动银行结算结汇等 国际业务收入的增长。四是银行卡发卡量继续投放,卡均收入进一步增加,银行卡相关收入也将实现较快增长。五是名义价格水平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商业银行 支付结算等“传统”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加快。

其次,零售业务利润占比有望提升。主要原因为:一是多家银行在2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进行战略转型,经过五六年的投入,有望在未来几年厚积薄发开始进入收获期。二是银行极有可能将个人房贷利率上浮。20##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幅高过一倍,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现,银行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较大,而房贷利率一直维持在七折或八五折水平,并没有因承担的风险加大而上调。这使得银行在个人房贷业务上承担的风险与所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违背风险定价原则。随着贷款定价能力的提高,以及进行精确的利润核算,各家银行有望回归理性状态,上浮房贷利率。

再次,“量价齐升”将推高中小企业利润在对公业务利润中占比。从量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增长的加快,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将会成长起来,其信贷需求将保持旺盛态势。从价来看,一方面银行不断强化贷款定价能力;另一方面,相对大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在贷款需求旺盛、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定价将会呈上浮趋势。

资本压力与日俱增,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延续都是依靠风险资产规模扩张的资本消耗模式。虽然从20##年开始,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改革并没 有扭转中国银行业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偏好”,经营中仍然注重业务规模和机构数量的增长,追求业务规模的扩大化、机构规模的大型化和市场广度的拓展。各 家银行在规模比拼中,使得信贷扩张对资本补充的“倒逼”时有发生,资本硬约束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状况。但未来三年,我国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 将是前所未有的,高资本消耗模式难以为继。主要原因为:

第一,监管当局继续提高监管要求为大概率事件。巴塞尔协议诞生以来,监管当局日益重视对银行资本的监管,使其成为吸收损失的缓冲机制,也成 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变量。2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原则上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而提高资本水平和质量是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要义。根 据巴塞尔协议III,核心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最低要求将从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率将从4%提升至6%;此外,巴塞尔协议III 还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我国银监会是加强监管的倡导者,也必将是践行者。根据监管当局有关领导讲话,我国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要求为6%,一级资本要求为8%,系统重要性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最高可达15%,必要时可达16%,并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年底达标。如果监管要求最终按此确定,应该说与巴塞尔协议III相比,无论是资本水平还是过渡期安排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最终实施的标准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总体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目前基础上提高到11.5%~12.0%是非常有可能的。

第二,资本内生能力不能满足新增信贷的资本索求。虽然未来三年信贷增速将显著放缓,但仍存在较大的资本缺口。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银行业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经 营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虽然很多银行运用了经济资本工具,但并未像西方银行一样使经济资本成为经营管理的主轴,结果是资本的价值创造绩效不高,不能建立 起资本补充的自我实现机制。按照16%的年均信贷增速,至20##年,我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将达到79.1万亿元,以65%的风险资产比率和 11.5%的资本充足率进行匡算,所需对应的资本将高达5.95万亿元。而目前我国银行业资本存量总额约为3.65万亿元,按照银行业保持15%的年均盈 利增速,并假设50%的分红比例,通过内生渠道能够解决1.5万亿元资本,仍存在约7600亿元的资本缺口。

第三,进一步融资的空间非常有限。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本筹集渠道日益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定向增发,配股,发行次级债务、混合资本债务、 可转换债务等融资渠道相继被监管当局放行并被各家银行所采用。未来几年,通过股票或债券等外源融资的空间将变得相对有限。 

不良贷款难以继续“双降”,风险防范任务艰巨

资产质量改善或结束,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未来三年,经济的景气程度、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了银行信用风险依然处于可控范围,但近两年过高的信贷增速以及潜在的风险点使得银行业不良余额和不良率均有可能出现小幅反弹,其中不良率可能升至2%以上。主要原因为:

第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整体偿贷情况仍然存在重大隐患。据银行业自查初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大约为7万多亿元,占全部贷款数据的17%,企业贷款的24%。融资平台贷款在未来两三年可能迎来集中还本高峰期,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慢性病。一是借款人未来可用于还款的现金流仍存在不确定因素。二是过度依赖财政性担保,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占比约50%。截至20##年8月末,地方政府为平台贷款提供的财政性担保估值达3.6万亿元,其中有七个省的财政担保在其20##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三 是平台贷款偿还周期长,还款相对集中。平台贷款中,八成是固定资产贷款,中长期贷款占到九成以上,其中54%的贷款期限更是在五年以上,更糟糕的是,这些 贷款大多采取整借整还方式,风险集中并滞后显现。四是机关法人性质的平台存在权属责任不清问题。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偿还有严重风 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占比约26%,规模约为2万亿元。

第二,房地产市场步入高风险区域,按揭贷款存在系统性风险。我国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相关性很高,近年来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20##年以来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目前,房地产类贷款在银行信贷业务中占比很大,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9.12万亿元,其中按揭贷款及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余额分别为6万亿元和3.12万亿元,在全部贷款余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2.96%和6.76%,总占比为19.7%。并且上市银行的占比普遍高于行业整体水平,截至20##年第三季度,在15家上市银行中,除华夏和南京银行外,其他银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都达到20%以上,其中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占比分别高达31.95%和31.18%。美 国等无数前车之鉴表明,房地产市场变化对金融企业影响较大,房价大幅下跌会带来地产商偿债能力的下降和住户违约率的上升。20##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房 价涨幅较大,价格虚高、泡沫化明显,已经脱离了大部分居民的真实购买力。未来三年内,特别是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房价很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如果跌幅度过大,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均存在较大的潜在  风险。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部分行业和企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最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产能过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训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将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银监会在20##年中期对涉及落后产能企业的贷款风险排查表明,截至20##年7月末,有15个行业的124家企业有5000万元以上大额贷款,涉及大额贷款余额586.9亿元,不良贷款率已达2.4%,高于大额贷款平均不良率1.4个百分点。此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省份转移的过程中,对迁出地来说,不仅要关注迁移企业自身业已形成的风险,而且其上下游配套企业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对迁入地来说,当地的低端产业将被挤出,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近年来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三年上升幅度虽有所放缓,但趋势将以延续,而同时,存款又呈现不断活期化特征,这种存、贷款 期限结构的背离将使期限错配风险加大。此外,许多银行“规模情结”根深蒂固,热衷于市场排名和份额,片面倚重时点规模考核,导致高息揽储、违规吸存的现象 屡禁不止。这种以牺牲议价能力和风险控制为代价的短期化行为,不仅使监管数据失真,而且人为扭曲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加剧银行体系内流动性的波动。另一方 面,因汇率波动导致的外币流动性紧张需要警惕。未来几年,人民币升值趋势延续是大概率事件,由此,本外币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企业对外币贸易融资的需求 将更为旺盛,外币资金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竞争开始分化,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将取得竞争优势

由于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风险资产扩张模式不可持续,银行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将进入尾声,竞争将开始出现分化。战略定位精准,经营灵活,在某些领域拥有更强的 实力,更好的产品,更多的财务、网点、技术和人力方面的资源,更顺畅的管理架构,更短的管理链条、流程的具备核心竞争力的银行竞争优势有望得到体现。

大型股份制银行稳步前行,部分银行规模优势可能得到体现

战略方面,大型银行推行全面发展的业务战略,批发业务和零售业务齐头并进,业务结构没有明显的偏重,其长期目标仍然是赢得在各个主要领域的优势地位。如工行在原有批发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发展成为中国第一零售银行的战略目标,并将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也纳入战略视野。未来几年,随着区域经济振兴、城镇化的推进和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银行经营规模的优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

资源方面,大型银行拥有更多的网点和更广泛的物理服务网络,如农行20##年末境内机构多达23624家,拥有大型银行中覆盖范围最广泛的境内物理网络和 数量最多的ATM;机构数量最少的交行也拥有2648家营业网点。受制于监管机构审批新设机构的限制,这一差距中短期内不会改变。大型银行拥有更庞大的客 户基础,且目前的资本充足水平高于其他银行,并且为国有控股银行,筹集资本相对容易,广泛的网络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使其吸储能力更为强大。

管理方面,大型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治理架构逐步完善,管理体系等改革探索甚至走在整个银行业的前面。并且各家银行都对风险管理进行 了整合,已构建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大型银行在风险管理技术、经济资本管理技术、资产负债管理技术、信息技术等管理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此外,各 家银行也非常重视流程建设,正实施流程简化和再造,逐步朝流程银行目标迈进。

综合而言,大型银行具备推进全面发展战略的基础条件,未来几年如果在资源配置、经营效率、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到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可能得到显现。

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开始分化,战略转型差异将决定其竞争优势

战略方面,限于资本约束以及网点扩张等方面的制约,中小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面拓展的业务发展模式进入瓶颈。很多银行开始实施经营转型,试图把有限的资源 投入到未来成长前景广阔,自身又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中去,以构建相对独特、专业的经营模式。如招商银行从20##年就进行了零售转型,开始打造零售领域的 竞争优势;深发展则在贸易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零售业务在深圳等局部地区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资源方面,中小型全国性银行经营网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银行在不同的地区具有相对优势,如招商银行在深圳、浦发银行在上海网点数量都相对较多,而在中西部地区以及三四线城市网点数量较少。这在区域经济振兴、产业转移以及城镇化加速背景下,是一个明显的劣势。中小型全国性银行虽然客户基础普遍不能与大型银行抗衡,但个别银行在个别领域还是掌握了一定的客户基础,如中信银行已经培育了一定的对公客户基础,特别是在汽车行业;招商银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中高端零售客户。此外,一些银行的人力资源在同业中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管理方面,近几年,很多中小型全国性银行都进行了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各家银行都对风险管理进行了整合,基本构建了符合巴塞尔新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体 系。个别银行在风险管理、资本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程优化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可能各有优势。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型全国性银行最大的竞争优势是灵活的经 营机制、较强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

综合而言,中小股份制银行从粗放向集约转型只不过是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各家银行的竞争优势不再简单体现为市场份额和规模的扩张,而更多地体现在管理层面的提升。

城商行的竞争优势将主要体现在区域市场内

战略方面,除较少的城商行外,大部分仍将经营发展定位在本地区域,并在当地市场的金融总量上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如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长沙银行等银行贷款总量都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第一位,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在当地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资源方面,城商行脱胎于当地的城市信用社,大股东基本都为当地财政,在当地政府的关照下成长,对当地的企业经营更为熟悉和了解,长期以来也积累了大量的关 系客户,因此,其政务金融和公司金融业务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并且城商行在当地的网点数量也较多,如上海银行在上海的网点多达210多家,超过任意一家中 小型全国性银行,包括总部在上海的浦发银行。

管理方面,相对于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而言,城商行总行位于当地,具有相对更短的管理链条和管理流程,决策和管理相对更为高效。总之,城商行作为主要扎根于当地区域的金融机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地域、客户关系及管理链条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城商行获准在所在地以外的区域跨区经营,但除北京银行等个别银行外,城商行未来三年内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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