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中远两湾城群租治理的困境

中远两湾城的群租整治工作，经过四年持续不断的“整治一回潮一再整治”的演变，虽然仍不时出现返潮，但总体在数量上较往年还是有大幅减少，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根据笔者的调查，特别是与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中，发现该住宅区群租整治工作也陷入了不少困境。

1.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虽然上海市出台了一些有关租赁管理的规定，但在群租治理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影响群租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内容相对滞后。按照《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五章第三十条规定，“承租人在承租房屋内擅自搭建的”，不得转租。但如果是得到出租人许可或出租人自己擅自搭建的，则房地部门也无能为力。而依据“人均居住面积5一7平方米”的规定，一方面，因没有罚则难以操作，另一方面，大部分用于租赁的房屋都符合设置超过这一人均使用面积的规定。二是对象缺乏针对性。现行法规大多从出租房屋的条件、人均承租面积标准以及相关手续的办理的角度对群组进行规制，但对在群租中起重要作用的“二房东”和中介公司的相关义务没有明确规定。三是规制力度较弱。如，要求出租房屋必须符合消防、规划、卫生等规定，但由于缺乏上位法，无法设置罚则，一些管理要求只能停留在“要求”层面，直接影响到职能部门的管理权威和管理实效。

2.缺乏足够的整治成本。笔者在中远两湾城群租房的实地查看中发现，群租房多为将原有单独房间以木版、塑料板等建材进行简单切割而成，改建成本很低。因此，群租整治行动，对群租房东造成的损失多为一些建材的折损，一般通过两三天就能恢复分割状态继续用于出租。然而，反观地区治理部门，案例中普陀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中远两湾城住宅区还专门成立了群租整治综合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的人财物保障，并且由于目前没有专门的队伍，开展一次集中整治行动则往往需要调动多个单位的人力物力共同完成。可以说是费时费力，在成本消耗和元气恢复能力上显出不均衡的态势。从长期来看，持续不断的整治行动不仅涉及到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更存在高昂执法成本支付的问题，不适应长效管理的需求。

3.缺乏长期的治理规划。从20xx年，上海市政府将以取缔为重点的群租管理作为重要一项内容，列入《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三年行动计划》以来，群租整治行动已经历经了四个年头。由于始终没有一个长期治理的指导性意见或方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考核一天，整治一天”，“群众反映哪里，重点整治哪些”的思想，没有作为课题来研究、来探讨长效治理方案。到20xx年，不知是否是意识到以取缔为目的的群租整治行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租问题，上海市政府并未将群租整治列入今年乃至下一个三年行动计划之中。于是，没有了领导要求和考核指标之后，不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释重负，逐步减少参与群租整治的力量，逐步退出群租整治行动。作为住宅区管理的基层政府，由于直接面对群众的群租投诉，不少存在群租现象的街道(镇)开始担忧一旦整治力度减弱，若管理力度跟不上，“群租”现象极易大规模的返潮。如何进行群租治理的长效管理，这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政府面前。

 

第二篇：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20xx年3月第7卷　第2期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ForumMar.,2005Vol.7　No.2

理论探讨

　　[摘要]　今天,:不仅包括已有着充分讨论的“白搭车”、相对收益等问题,还包括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对全球治理而言,卢梭“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其伦理原因在于“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根本冲突。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无论是高政治还是低政治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努力受挫等仅是冰山一角。因而,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伦理上需要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而在制度上则需实现由等级式治理向网络式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　全球治理;猎鹿困境;自我保存伦理;自我超越伦理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1755(2005)0220055261

　　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正日益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范畴,走向一个全新的全球治理时代。但事情并非如想像般一帆风顺,事实上,全球治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同时对其需要也异常迫切。目前全球治理的困难主要在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时下已经有着较为充分讨论的“白搭车”以及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相对收益问题;一方面是伟大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它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试图在解读卢梭“猎鹿困境”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其所蕴含的伦理冲突,进而考察在当今走向全球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猎鹿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首先需要的是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确保治理模式由等级式向网络式的转变,从而在伦理和制度两方面为全球治理提供切实保证

。

一、“猎鹿困境”的内涵

“猎鹿困境”是由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教育学家、文学家、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所提出的。他以此为出发点,依次提出“自然状态”、“前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及“国际无政府状态”等重要命题,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国际关系思想,对今天全球治理的思考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作为卢梭国际关系思考基点的“猎鹿”寓言(Stug

Hunt)简单但寓意深刻:假设有五个猎人(他们具有基本的沟通与相互理解的能力),偶然地碰到了一起。由于非常饥饿,他们同意一起去猎鹿,而一头鹿至少可满足五个人起码的食欲。在鹿出没的地方,他们相约围成环状逐渐收缩,以确保最终能猎鹿成功。但同时,森林里还有很多野兔,每个人的饥饿感都可能由一只野兔而满足。如果在猎鹿的过程中,一只野兔在一个猎人面前出现,出于理性的自私———确保满足自己眼下的饥饿感和出于对别人的不信任———不能确保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坚守猎鹿承诺,他放弃去猎捕能满足全体需要的鹿,破坏了猎鹿包围圈,从而使其他几个猎人被迫继续忍受饥饿。在这一困境当中,保持合作、捕获一头鹿是对所有参与博弈者来说最好的结果(假设一定捕得到);但出于自私与对他人的不信任———因为

〔2〕

?55?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缺乏任何确保别人也忠实合作的机制———而追求更为短期、更小的利益、捕兔以实现自己的生存,也不失为次佳结果;最坏的结果是所有其他人都追求自利而自

〔3〕

己还在忠实于合作。

让我们从卢梭政治哲学的逻辑开始,分析“猎鹿困境”对于全球治理的深刻涵意。卢梭“猎鹿困境”来源于其自然状态的假设。在这一状态中,自然资源相对人口而言是极大丰富的,人人关注自我保护并对他人充满同情,尽管不存在任何更高的权威,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完全可以保证———因为资源的极大丰富而不存在导致破坏合作的私利追求,幸福、和谐的状态。然而,的自然灾害,,

虚荣的、不合理的、善的自爱(oi、

信任他们的自爱(am),、和谐的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依附、竞争、不安全的

〔4〕

前政治状态。换句话说,在前政治社会中,由于缺乏令人畏服的公共权威,每个人出于理性的自私、虚荣和对别人的不信任———正如猎鹿人那样不顾共同利益而仅关注自身利益,前政治社会由此不再强调合作,而是时刻高度警惕他人可能的违背协议行为并随时为此作准备。在这一状态下,每个人的行动皆出于本能、生理上的冲动与奢欲,人的自由是仅以个人的力量为限的那种天然自由。协议得不到遵守,因为这种状态下的自然制裁少得可怜。在没有国家法律的保护时,甚至连农业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在收成极可能被第一个,

来者全部夺走的情况下,谁会如此愚蠢不辞辛苦地去

〔5〕

耕种土地呢?”

建立在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得失计算基础上的前政治社会,只会进一步发展那些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激情,令所有人(大多数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无法忍受。因而,通过所有人(大多数人)共同达成契约以建立能保护个人生命与财产的公民社会成为所有人(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公民社会是由所有人(大多数人)之间的约定而成,一经形成,每

主权国家相互疑惧、相互竞争、图慕虚荣,使个人间的“猎鹿”问题在国家之间再现了,冲突而非合作也就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常态。

这样,对于国际关系、尤其是当前进展缓慢的全球治理来说“,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

、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即便存在国际法,,所。如果一国对另或者背叛了合作协议,则除,否则:自助。自助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当中。但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自助变成了例外而非规则,唯有在国际法中自助

〔7〕

仍作为规则而存在。

事实上,卢梭政治哲学中所蕴含的国际关系思想与霍布斯的差别很小,他同样认识到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普遍、绝对的国际冲突。无论是卢梭还是霍布斯,都认为国家的安全感无法通过对自身的内省而获得,而只能通过与其邻国相比才能获得;国家的安全需要是无限的……,它在不断地增长,一国经常感受到自身相对于强邻的劣势,因而出于安全和自保它就要求自身发展得比邻国更为强大,以邻国的弱化为代价来扩

〔8〕

大自身的权势。反过来,这又会引发邻国的疑惧,从而预防性地增强本国的权势甚至发动战争。这样,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就其自身而言是理性的行为,但由此却导致国家间相互疑惧、对安全与权势晕头转向追求的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又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缺少制约因素而加剧,从而形成“霍布斯困境”。

尽管卢梭与霍布斯都倾向于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间的合作相当困难。但卢梭与霍布斯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霍布斯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合作困难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相对收益的存在。国家间较长时间的合作难免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其中获益较多的国家可能变得更强,获益较少的国家

个人都成为公意(generalwill)的一部分且服从于公意。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用霍布斯的话说,安全取决于这样,公民社会的形成顺利地解决了前政治社会难以“与我们所恐惧的敌人的对比。”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逃脱的“猎鹿”问题,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得以避免。国家总是不得不对相互间的力量对比及其消长进行评尽管公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文明的方式对待彼此,估。国家合作时关心的只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但他们却整体以(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态度对待世界这样,对霍布斯来说,国际合作至多只是短暂的和权宜的其他部分。他们小心谨慎地避免私人战争,却无所

〔6〕

顾忌地发动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换句话说,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缺少公共权威,自治、独立与平等的

的,完全不足以抵消或大大减少国际冲突。而对于卢

梭而言,如上所述,因为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法制裁权威的缺失,使合作的困难更多的在于背叛的代

〔9〕

?56?

《国际论坛》20xx年第2期

价非常低甚至根本无需任何代价,而其收益却可能较

高。在这一意义上“,猎鹿困境”更多突出了当今尚未深入讨论的全球治理的另一大可能,即背叛的极大可能。

二、“猎鹿困境”所蕴含的伦理冲突

在卢梭看来,全球治理的困难在于因易于背叛而

产生的合作困难,但制裁权威的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它并非任何法律体系中法律得以遵守的首要原因,习惯、良心、道德、〔10〕

大的作用。在这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self-preservation,的冲突。

〔11〕

与意识形态的分裂的人民团体所组织起来的国际秩序

的逻辑表达。主权是国际社会宽容的产物,它允许特殊利益的自由集合与制度化,不存在外部力量的限〔15〕

制。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是否有主权是只有在与对立的理论进行对话时才会产生的问题。他们的首要关注是解释主权国家在将生存、自保作为驱动国家行为利益相结合——安全被定义为主,〔16〕

(能力)的准确的描述。因而,,认为国家的最高目标与最高伦理原则就是自保:作为由自我利益驱动的、自治行为体的主体,它不断地与它的同类就有限的资源进行斗争。对霍布斯及其后继者来说,自保是规范所有个体决策的伦理,这就类似“前政治社会”中每个利己的猎鹿人,最终导致产生“猎鹿困境”。在此背景下的合作只是一种获取保存主权自我的理性目的的手段。就契约集合体———如国家———是这一伦理的制度化表现来说

,内部集合的合作又是为了自保的利益的契约。

对理性主义传统而言,主权不那么被尊奉为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尽管他们也承认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建议一个更大的本体论,它包括超越狭隘地用国家利益界定的行为决定因素。至于何种现象有着决定性地位可能存在着广泛争议:性别关系、跨国资本运动、国际舆论等等,这都以动摇纯粹以国家利益为基石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价。理性主义者认为,个人保留着在国际层次上的本体论重要性,而且边界是可渗透的。如同劳伦?洛马斯基(LorenLo2masky)所指出的,国家疆界存在硬边界与软边界的区别:硬边界被理解为一种不能随意穿越的地理划分,它为个人借助他们周围的地理环境施加了真实的影响———既有代价,也有收益;而软边界则往往更多与一国

〔17〕

的威望相关联。对理性主义者而言,主权国家的可渗透性相对于领土、利益的影响既可以思辨地理解、又可从经验上观察到;主权的领土特征不过是限制在认识论上重要的个体的制度设计。从这样的本体论出发,理性主义理论传统在主权上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时又强调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该理论传统认为,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为了确保国家主权不受到破坏、保证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必须强调主权有其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一面。

根据怀特和布尔的分类精神,国际关系理论中主

权学说大致可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

〔12〕

大类。在这三大理论传统的本体论中,作为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特征的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主权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对现实主义理论而言,国家主权代表了一种基本要素;而对革命主义而言,主权则是必须予以克服的障碍;居间的理性主义则将国家主权视作一个更大范畴的一部分,这一范畴包括对主权的削弱、侵蚀等重要要素。这种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及主权国家的矛盾态度,导致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国际关系伦理:现实主义者强调“自我保存”伦理,而理性主义与革命主义则更强调“自我超越”伦理。

现实主义理论传统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本前提,其伦理始自这样的观点,即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其特殊利益。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理性、自私的个人都以自身安全为最高行为准则,拥有可用于自保的一切无限制的“自然权利”,但这

〔13〕

必然导致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此为摆脱这种战争状态、相互订立契约创建主权便很有必要;主权的产生虽然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却导致了国家间自然状态的产生,即出现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间很难产生一个高于主权的权力中心,因为国家拥有比个人更多、更为丰富的自保手〔14〕

段,其自保能力远远高于个人,而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制裁权威又基本或完全不存在。

这样,对现实主义理论传统来说,国家在本体论上是既定的,主权不论在演绎意义上还是在派生意义上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主权国家是一种由有着特殊利益

?57?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但仅强调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是不够的,这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安全感,反而容易导致“安全两难”困境的出现。因此,在强调国家主权独立的同时,如果国家间存在更多的法律、组织、交换和沟通的话,必将加

〔18〕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革命主义传统在对待国家主权时最为复杂。他们也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也把人性恶作为一个前提,但他们强调整个人类社会,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在于超

〔19〕

越国家分野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主权是一种恶的、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存在,阻碍了人类正义、公平、和谐的实现,因此必须严加限制,〔20〕

之。,部,。对康德而言,国家主权并非特定利益或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存在于个体与全球之间某处的共享的价值观与追求的中

〔21〕

间形式的表达。国家的存在并不必然动摇康德的绝对命令,事实上它能作为实现绝对命令的一个手段。当实践趋于仅仅反映国家利益时,它只是特定国家的道德破产的证据,而非特殊对于普泛的胜利。从上可以看出,理性主义与革命主义传统都有着类似的观念,即个体———在这里是主权国家———是植根于一个更大的道德规范中的,如国际体系、人类共同体或自然等的概念。承认这一点,任何个体就都是为共同善所驱使的,而且作为一个依赖性的行为体,个体寻求融合到更大的共同体中。进而,理性主义与革命主义都采取了相似的伦理态度,即超越自我保存的低级动机、趋向于合作与追求共同善的“自我超越”伦理,认为这才是真

〔22〕

正规范国家决策的伦理:谋求合作,实现一种近似于卢梭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保”但对他们充满同情,从而有助于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幸福。这样合作便不是权宜之计或寻求一目的的手段,而是必须的、且合作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进而,国际法制裁权威以及立法机构的缺失都不再成为国家间合作的障碍,卢梭的“猎鹿困境”也可望由此得以消除。

三、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在对“猎鹿困境”的理论内涵及其伦理冲突进行分析之后,让我们走进现实,观察“猎鹿困境”及其伦理冲突在全球治理中的体现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当今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以下几大

方面。

当前对全球治理威胁最为巨大的“猎鹿困境”体现在全球治理本身的国际安全合作需求与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的冲突上。全球治理本身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安全,因而需要所有国家齐心协力实现国际安全合作,这要求各国采取一种相对安全观念。所谓相对安全观,来的、。但少数国家,而追求;然而,这意味着国际体,因为为了追求绝对,〔23〕

规范和力量格局,而且还力图推翻它。在今天迈向全球治理的旅程中,个别国家就成为了“猎鹿困境”中放弃捕鹿而捕兔的猎人,追求绝对安全、而非满足于相对安全的冷战思维仍然顽固地支配着个别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若干重大政策制定。当今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苏联Π俄罗斯的安全战略的基础,都是互相确保摧毁(MAD),那就是以自己一方承担一定风险(即令主要军事设施或人口中心有被敌方的战略核打击摧毁的可能性)为代价,使对方承担同样的风险,同时双方都保有可以在对方核打击之下生存下来的核报复力量。其结果,便是双方因为害怕自身毁灭,都没有率先发动核打击的胆量或意愿。即使在美国与中国这样就核力量而言弱得很不对称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核威慑;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具备第二次核打击

〔24〕

能力的国家之间都是如此,

它们都接受相对安全观。但是,近年来美国开始实施NMD计划,这意味着它们强烈地倾向于谋求绝对安全,这是当前全球治理中最大的“猎鹿困境”,因为就国际体系与美国的力量来说,美国退出国际安全合作根本不会遭受任何

〔25〕

惩罚。

当然,眼下世人非常关注的反对恐怖主义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一大要务,但这里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其体现便是讨论不多的国家恐怖主义。所谓国家恐怖主义是指由国家集体或其某个Π些职能部门以国家的名义从事的恐怖主义行为,这样的行为既可能是针对其自身国民的,也可能是针对他国的。针对自身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指一国在其国内直接从事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一种可称为专制、独裁或执

〔26〕

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国家的行为。而一国对另一国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往往意欲破坏该国的政治、经济、文

?58?

《国际论坛》20xx年第2期

化,如殖民统治、对他国政治领袖实施暗杀等。国家恐

怖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1572年法国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可谓是一个较早的例子,较近的例子如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卢旺达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等,这都是一国对其自身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而针对他国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当今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以色列的以暴制暴政策,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20xx年7月4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表决,赋予军队近乎完全的自由决定权,以军可以杀死任何他们认为与武装行动有关的嫌疑人。20xx年8月至20xx年4月间,以色列在这一政策下杀害了至少230名巴勒斯坦人,300多人受伤。20xx年3月,领袖亚辛炸死,样出于“何制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对国家恐怖主义也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恐怖袭击不仅是由非正规武装自发发动。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发起大规模报复行动,不仅仅为遏制可疑分子,而且殃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子和他们的城镇。……实际上,这种恐怖主义影响更大,因为它具有系统性,而且由训练有素的士兵使用重武器实施,民主的伟大提倡者和实践者似乎相信,传播这一

〔27〕

论说、扫除抵抗的途径是对世界进行恐吓。”

与追求国际安全合作以及反恐合作紧密相关的是,全球治理也需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然而,同样出于“猎鹿困境”逻辑,个别国家一直奉行扩散政策、有的甚至公开谋求核武器。目前,国际社会有个基本的共识,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国际恐怖主义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而当恐怖分子能够接触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形势就会变得特别危险。然而,现有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国际监督体系不能令人满意。国际社会还缺乏真正有效的解决

〔28〕

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一揽子规定”。例如,现有的国际文件既没有规定各国必须遵守的准则,也没有规定确保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安全的机制。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朝鲜和伊朗核危机。自20xx年10月以来、尤其是朝鲜于20xx年4月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是第一个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以来,朝鲜核危机在19xx年之后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焦点。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有关该问题的六方会谈已经举行了三轮,尽管取得了一些共识,但距离真正解决该问题仍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尽管应当承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国际社会在协商互惠、互“给出路”

的前提下谋求建立半岛共同安全机制;但问题的根本

在于“猎鹿困境”的存在导致朝鲜可有这样的选择、同时又不会招致过于严重的后果———尽管风险相当高,同样的逻辑对于伊朗也适用。而且即便由于自身力量并非足够强大而招致一定的惩戒,也并非不可忍受或得不偿失,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先例便是可效法的榜样。

“高政治”领域,的可能领域就不会存在“猎“猎鹿困,。其最佳的例子当属在全球环境保护努力中的一大步骤,即《京都议定书》遭到美国的否决。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温室效应,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艰苦谈判,终于在19xx年达成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的《京都议定书》,但保守的美国参议院却以无异议表决结果反对该议定书。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的退出毫无办法,只有期望美国能够自愿地重新回来。20xx年11月,海牙谈判破裂,而新当选的美国政府更由于保守主义占据主要政策决策位置而对《京都议定书》采取反对态度。最后,20xx年7月在波恩,尽管美国退出,国际社会仍在最后时刻达成一个打折扣的决定,

然而谁也无法清楚地说解决全球变暖的全球治理行动是

〔29〕

否会实质性地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贸易保护、跨国犯罪、毒品、艾滋病控制等方面。

四、超越“猎鹿困境”

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种真正的、全心全意的国际合作是必须的,然而却始终会有个别或少数国家出于一己私利或对他国的不信任而从合作中逃走,为全球治理的实现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猎鹿困境”在全球治理中的体现。因而要实现全球治理,就不仅需要努力解决诸如“白搭车”、相对收益考虑等问题,也要非常重视“猎鹿困境”的超越。如第二节所述“,猎鹿困境”体现了一种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矛盾与冲突,因而超越“猎鹿困境”的出发点便是建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这种伦理态度要求各国将国家置于一个更大的体系,其中不仅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各种可能会对国家主权产生侵蚀的体系因素,国家在其中的任务或目标不仅限于追求国家自身的安全与富足,还要追求更高更大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富足。或者说在这样的体系

?59?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中,不仅要实现国家间正义,也要实现民族正义、个体

〔30〕

正义,更要实现世界正义。

保证自我超越伦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性伦理态度,必须实现全球治理的方式从等级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变。在现有的等级化治理中,主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最为主要的行为体,国际法只有被全球国家接受时才能充分有效。因为如果只有部分国家采用,那些不遵守国际法的投机国家将可能通过不遵守规则而大牟其利,使全体的努力功亏一篑,导致全球治理的“猎鹿困境”出现。在全新的网络化治理中,主权国家、各种半国家的经济主体与跨国公司、有人会说,构“,猎鹿困境”“猎鹿困境”,难以完全避免,,它将大大减少。其关键原因在于网络化治理有着一种先前等级制治理所不具有的力量,那就是道德力量,或者说道德权威。正是这种道德权威保证了网络化治理中“猎鹿困境”的大大减少。这种道德权威体现在一种名誉效应上,因为同样没有法律权威,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只能利用各种媒介、网络对那些“无赖”行为体的行为予以曝光、揭发、点名批评、降低其名誉等级等方式迫使其重新回到体系中〔31〕

来。这样的做法在当前的国际信用等级评定中事实上早已采用,并确确实实地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担心自己的银行信用等级被下调,因为一旦其信用等级下调,将会严重影响该国汇市及股市。完全可以设想将类似的信用等级评定引入全球治理的其他事务中来,并通过长期的运作确立其道德权威。当然,网络化治理也不能完全保证“猎鹿困境”消失,但有理由相信人类的德性、智慧和能力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变迁终能改变“猎鹿困境”,实现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

[注释]

221;KennethN.Waltz,Man,theState,andWar:ATheoreticalAnalysi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p.1672

168;MichaelW.Doyle,WaysofWarandPeace:Realism,Libe2ralism,andSocialism(NewYork:W.W.Norton&Co.,1997),

p.132;LynnH.Miller,GlobalOrder:ValuesandPowerinInter2nationalPolitics(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

pp.42243,等等。

〔4〕DividP.Fidler,“DesperatelytoGrotianandKantian

Sheep:RπstheStateofWar,”inClark),Relations(New:π,),pp.1222123.多伊尔将卢梭自

“自然状态一”和“自然状态,见MichaelW.Doyle,WaysofWarandPeace:Realism,

Liberalism,andSocialism(NewYork:W.W.Norton&Co.,

1997),pp.1412142.

〔5〕KennethN.Waltz,Man,theState,andWar:ATheoretical

Analysi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170.

〔6〕TorbjornL.Knutsen,AHist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2),pp.1172120.

〔7〕MichaelAkehurst,A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6th

edition(London:UnwinHyman,1987),pp.526;KennethN.

Waltz,Man,theState,andWar:ATheoreticalAnalysi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180;F.H.Hinsley,PowerandthePursuitofPea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3),p.49.

〔8〕F.H.Hinsley,PowerandthePursuitofPeace(Cambridge:Cam2

bridgeUniversityPress,1963),pp.50251.

〔9〕MichaelW.Doyle,WaysofWarandPeace:Realism,Liberalism,

andSocialism(NewYork:W.W.Norton&Co.,1997),pp.

1262127.有关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及其对国家间合作的影

响,较为深入的讨论大多收集在鲍德温所主编的论文集中,见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10〕MichaelAkehurst,AModer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w,

6thedition(London:UnwinHyman,1987),p.7.

〔11〕这里的术语主要借用了杜森的说法,seeNathanVanDusen,

“UnderstandingSovereignty:BringingEthicsBackIn,”Paper

PreparedforPresentationatthe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Conference,Portland,Oregon,February252March1,2003.

〔1〕KennethN.Waltz,Man,theState,andWar:ATheoretical

Analysi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167.

〔12〕MartinWight,InternationalTheory:TheThreeTraditions,edited

byGabrieleWightandHedleyBull(LeicesterandLondon:Leic

2esterUniversityPress,1991);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

〔2〕JeanJacquesRousseau,DiscourseontheOriginandFoundationof

InequalityAmongMen(SecondDiscourse)(NewYork:Everymanπs

Library,1950),p.428.

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J〕《欧洲》,19xx年第3期。

〔13〕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第

94页。

〔3〕对卢梭“猎鹿困境”加以讨论的著述很多,比如BrianSkyrms,

StagHuntandtheEvolutionofSocialStructure(Cambridge:Cam2

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WilliamPoundstone,PrisonerπsDilemma(Doubleday,NY:TheHereticalPress,1992),pp.2182

〔14〕LynnH.Miller,GlobalOrder:PowerandValueinInternational

?60?

《国际论坛》20xx年第2期

Politics(BoulderandLondon:Westview,1985),p.22.

Patriotism(Boston:BeaconPress,1996),p.7.

〔15〕潘亚玲、张春《变动中的国际社会::宽容与不容异己》〔J〕,

《国际论坛》20xx年第6期。

〔16〕GeorgeShelton,MoralityandSovereigntyinthePhilosophyof

Hobbes(NewYork:St.MartinπsPress,1992),pp.2722293;参

〔23〕HenryA.Kissinger,AWorldRestored(London:Weidenfeld&

Nicholson,1957),Introduction;汉斯?摩根索将这样的政策

取向称为“帝国主义”,见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xx年版,第5章。

〔24〕参见朱明权《核扩散::危险与防止》〔M〕,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19xx年版,第87页〔25〕时殷弘:

〔J〕,4。

:〔J〕《世界,

20xx年第7期;TonyaLangford,“ThingsFall

:StateFailureandthePoliticsofIntervention,”Internation2alStudiesReview,(1991)1.

见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xx年版。〔17〕LorenLomasky,“TowardaLiberalTheoryofNationalBound2

aries,”inDavidMillerandSohailH.Hashmi(eds.),Bound2ariesandJusti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

p.70.

〔18〕KjellGoldmann,TheLogicofInternationalism(LondonandYork:Routledge,1994),p.2.

〔19〕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19xx年第3期,第9页。

〔20〕MarthaNussbaum,“andCosmopolitanism,”inMartha

Nussbaum(ed.),ForLoveofCountry:DebatingtheLimitsofPatriotism(Boston:BeaconPress,1996),p.11.

〔27〕董芳芳《炮轰:“国家恐怖主义”,马哈蒂尔反恐新论》〔N〕,

《新民晚报》20xx年10月28日。

〔28〕参见朱明权《核扩散

::危险与防止》〔M〕,上海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19xx年版,第3、4章。

〔29〕J.F.里斯查德《:2020:20年解决20个全球问题》〔M〕,赵恒

译,中信出版社,20xx年版,第63-65页。

〔30〕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J〕《欧洲》,19xx年第

1期。

〔21〕ThomasDonaldson,“KantπsGlobalRationalism,”inTerryNardin

andDavidMapel(eds.),TraditionsofInternationalEth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p.1452149.

〔22〕MarthaNussbaum,“PatriotismandCosmopolitanism,”inMartha

Nussbaum(ed.),ForLoveofCountry:DebatingtheLimitsof

〔31〕J.F.里斯查德《:2020:20年解决20个全球问题》〔M〕,赵恒

译,中信出版社,20xx年版,第196-199页。

作者简介:潘亚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4级博士生。(上海,200433)收稿日期:2004211218修改日期:2005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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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proprietarysovereignty,thoughtheexercisingofsovereigntyisdivided,acaseinpointismodernChina.Itisim2portantforustodifferentiatethenatureandstateofdivisionbetweeneasternandwesternGermanys,andthenorthernandsouthernKoreasfromChinesemainlandandTaiwan.

55　The“StagHunt”GameandItπsImplicationtoGlobalGovernanceby　PanYaling

Nowadays,globalgovernanceisfacinggreatchallenges,notonlyincludingtheproblemsthathavebeenfullydiscussedsuchasfreerideorrelativegains,butalsothe“staghunt”fablethatRousseauhasprobedinto.ousseauπsfableindicatesthatgiveninternationalanarchy,thereexistsgreatpossibilityofviolatingcollectiveethicalreasonliesinthefundamentalconflictbetweenthetwotypesofethics:self2processofrealizingglobalgovernance,therearesomanyexamplesof“staghunt”,stateterrorism,theproliferationofWMD,andthefrustrationofglobalonlyseveralnotoriouscases.Toovercomethe“staghunt”gameandrealizeglobalg,theethicsofself2overcomingasthefirstchoiceandtransformhierarchicalggCountriesand62　AmericanMulticulturalPolicyby　ZhouLiping

Inordertoimprovethelivingconditionsoftheethnicmarginalcommunitiesineducationandemployment,theAmericangovernmenthascarriedoutthemulticulturalpolicysincethe1960s.Americanmulticulturalpolicyhasmadegreatachieve2mentwhichcontributedtoracialequalityanddemocracy.Duetohistoricalreasonsandimperfectionofthepolicyitself,themulticulturalpolicyhascausedalotofdisputesthereforedemandingfurtherconsiderationandadjustment.

68　TheAfricanCourtonHumanRights:AnImportantDevelopmentofRegionalMechanismforHumanRightsPro2

tectionby　ZhulijiangThisarticlesurveysthehistoricalbackgroundandprocessoftheestablishmentoftheAfricanCourtonHumanRights,com2paresthedifferencesbetweentheAfricanCourtanditsEuropeanand

Inter2Americancounterparts,andanalyzestheeightmainfactorswhichwillpossiblyrestricttheeffectiveoperationoftheAfricanCourt.ItissuggestedthattheAfricanCourtwillnotbecomeaneffectivesupervisioninstitutionfortheprotectionandpromotionofhumanrightsontheAfricancontinentandwillnotplayanimportantroleintheregionalmechanismofhumanrightsprotectionininternationalhumanrightslaw,untilalloftheeightfactorscanbeovercomebytheAfricanUnion.

74　TheCurrentStateofGermaneconomyanditsfutureby　XuSiji

Withtheboomoftheworldeconomy,Germaneconomyhasalsocomebacktolifeaftermanyyearsofrecession.However,thereisanobviouscontrastbetweenthetradesurplusandweakdomesticeconomy.TheimprovementofGermaneconomythistimebenefitsmainlyfromtheinternationaleconomicrecovery,especiallyfromtherapideconomicdevelopmentintheUSA.Butnoremarkablechangehastakenplaceintermsofprivateconsumptionanddomesticinvestment.EssentiallyGer2manyisstillapatientdependingonthe“transfusionofblood”ofworldeconomy.Withoutthecureofthe“Germandis2ease”,Germaneconomycanneverrejuvenate.Inviewoftheuncertaintiesofworldeconomyandtheseriousdomesticstructuralcrisis,theonlywayoutforGermaneconomyliesinanallroundreformofGermansocialwelfar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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