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大屠杀读后感

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当代社会学大师、“后现代主义”概念创始人之一,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反思现代性,写下《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全书包括前言、八章内容还有附录。第一章导论部分是大屠杀后的社会学,主要包括: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文明化进程的涵义,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第二章,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主要包括: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犹太人的不协调,骑跨在屏障上,三棱镜群体,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无民族的民族,各民族主义的现代性;

第三章,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主要包括:从异类恐惧到种族主义,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从排斥到灭绝,展望;第四章,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主要包括:问题,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官僚体系对象的非人化,现代防卫的破产,结论;第五章,诱使受害者合作,主要包括:“封锁”受害者,“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自我保全的理性;第六章,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主要包括: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个人自身行动离功能的非人性,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技术的道德化,自由漂浮的责任,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罪恶的社会性质,第七章,一种道德的社会理论初探,主要包括: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大屠杀的挑战,道德的前社会来源,社会接近一道德责任,道德责任的压制,距离的社会生产,结束语;第八章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附录是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关于大屠杀的研究, 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 , 学者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两种倾向::其一, 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 也就是将其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和犹太性往往使人们在探讨大屠杀的原因时, 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其二,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 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 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 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它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 脱离现代性的背景去探讨大屠杀是无法理解其一些内在的特性。正是基于此一理念,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 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 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 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 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 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 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 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 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 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鲍曼力图通过以上探讨来说明现代性的一些本质要素(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通过对书中所提及的现代种族主义之于大屠杀的影响、现代官僚主义与园艺文化的关系、受害者的理性以及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等方面予以分析,进而阐释现代性是如何将大屠杀等非理性行为运作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 他反对把

大屠杀的意义简化为犹太民族的灾难, 也不赞成将其归咎于人性恶这一古老然而在文化上又难以排除的问题。他认为, 大屠杀既然是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高峰中酝酿和执行, 它就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自身的一个问题。尽管现代性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 但它绝对是必要条件。这首先指的是“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 它使大规模高效率的屠杀成为可能;并且, 由于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能够有效地造成其执行者的道德盲视, 所以它极大地增加了屠杀发生的可能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鲍曼进一步指出, 大屠杀与下述现象有着更为内在的关联, 这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造就“完美社会”的现代“人为”设计理念, 与具有前现代特征但同时也是现代产物的种族主义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共鸣。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的揭示, 不是简单地暴露现代性的负面问题, 更非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中仍然有未被克服的野蛮, 他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属于启蒙理性的解释, 而将质疑和鞭挞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启蒙理性及奠基于其上的整个现代管理体制。

鲍曼想努力通过他的书让我们相信,大屠杀的发生绝非由残存于现代文明中的原始蛮性所引起,他说:“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

那么如何来拯救或避免呢?《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从社会学出发, 最后回到伦理学, 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纳粹大屠杀所以发生并成功地得以持续,变换一个角度,也未尝不可以视作“抵抗资源”的失效。其中,知识精英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德国的大学同其他现代国家的大学或相似的机构一样,坚持所谓的“价值中立”,标榜追求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动机的无功利性,为此,必然把认为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意愿置于不顾。书中举例说,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等都曾经向政府提出过各种忠告,目的在于避免正面冲突,恢复某种秩序,以使他们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在纳粹建立的新秩序中,知识分子纷纷投降,从受害者变为杀人者的附庸、犯罪的同谋。在血腥的空气里,他们缺乏抗争的勇气,为了宽慰自己,竟至于认同官方的结论,把受害者视为可耻的一群,从而像以往一样,继续安然沉湎于大学的“清白”和科学界的“纯洁”的喜悦之中。知识精英的表现,进一步支持了鲍曼的关于大屠杀源于“现代性”的结论。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他驳斥了传统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的产物, 从“与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于是, 拯救之途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 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之所以将“现代性”与“大屠杀”这两个词语并置,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每一步骤中,几乎都渗透着技术性的现代因素,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鲍曼提到,那些参与屠杀的德国人并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在招募杀人成员时,组织甚至会将性格狂热的人排除在外,因为这是听从命令以一种组织形式杀人,而非出自欲望杀人,后者将会招致审讯和判刑——这就是所谓现代化的杀人。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根据鲍曼的逻辑,结论同样是肯定的。所有导致纳粹大屠杀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道德责任的漠视,现行社会组织甚至可能因为“现代化”的单向度发展而使不道德的行为变得更为合理。因此,他认为,惟一的希望在于接受纳粹大屠杀的挑战,承认纳粹大屠杀的意义,把人性、同情心、羞耻感从死亡的历史阴影中拯救出来。但是,这是可能的吗?为了战胜邪恶,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中止?“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鲍曼这样回答。作为知识分子,批判并不曾使他失去对人类的热爱。其实,惟其热爱,批判才会变得如此执著、锋锐和彻底。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无从还原真实的场景,但仅仅是留下的残迹和数据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我尚可感到一丝的温情,可面对鲍曼笔下赤裸

裸的现实,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是啊,大屠杀本就是残酷的,整整600万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吞噬。 鲍曼透过大屠杀这扇窗,看到了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的东西,可他愈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到窗外,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思考,其实大屠杀并不是“史无前例”的。700多年前,蒙古帝国西征,无数人沦为刀下亡魂。亚述人、罗马人、希腊人征服敌国后,屠杀丁壮,尤其是挑出知识分子屠杀以毁灭文化,然后把妇孺贩为奴隶,平毁城池,连土地都要撒上盐,防止遗民复兴。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比纳粹杀犹太人恐怖多了。其实呢,大屠杀和过去几千年的历次屠杀没什么大区别。蒙古骑兵护送大汗灵柩回草原,所过之城皆屠,理由当然也很充分,比如大汗圣灵不能被人打扰云云。历史上,许多大国为了摧毁对方的战争潜能,经常派轻骑深入敌国,屠杀青年,掳掠儿童,也是统帅很明确的指示,与个别部落、军官的抢劫行为完全不同。犹太人被屠杀的每个细节都不是新鲜事情。即便在工业化社会,也并不比布尔战争或英国策动的巴拉圭战争更另人发指。但是因为此事发生在太平盛世以后,在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中欧,所以对作者那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触动特别大,让他们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好比大户人家子弟,吃了苦以后要多发点感慨。一定要把自己经历过的苦头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而忘了这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贯的传统。开出来的药方自然也就不会对。作者觉得工业化、官僚化、技术化杀人真的厉害,可这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啊,不止杀人机器如此。人类社会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杀人的器具更精良了,耕作、生产用的东西也更好用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好说人类进步了,但起码你不能说人类因此就堕落了。但这个作品把罪过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极权,归于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归于官僚化和泛道德化。大屠杀是由国家名义号召去屠杀,由一个官僚机构去屠杀,参与屠杀的大部分人都不必负担道德责任。

世界历史,几千年下来,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概括,也就是弱肉强食,靠物质力量说话。竞争的胜利者就是正确者,真理和正义随着胜利者的转移而改变,旗鼓相当的时候就是用大炮射程来划分各种真理的适用范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价值。为了某个集团或某个阶层的真理,人类可以进行种族灭绝,可以故意制造饥荒,可以悬赏去买平民的人头,可以把别人当商品出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倒霉的牺牲品甚至往往不被看做是同类。从弱肉强食的角度来说,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再到贩卖黑奴,唯一在人类社会通行的规则就是物质竞争规律。在这样的世界上,大屠杀本身不是问题,一切以竞争结果为准,如果屠杀对自己有利,就做,不利则不会乱杀人以泄愤。在过去的时代,这是唯一能阻止大屠杀无限扩大的力量。人类之所以不会被少数疯子杀光,原因也正在于此。犹太人大屠杀并不是非常值得单独讨论的一件事情,共产主义者应该在更高的角度上,把它放在整个人类历史里来看。到现在为止,历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竞争规律影响,在许多地方,真理还要受大炮的限制,但这不等于没有绝对价值。最起码,我们都谴责大屠杀。我们要打破的是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弱肉强食进化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大屠杀,避免以前人类的罪恶。

对于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我有如下看法:

1.鲍曼相对于传统学者来说提出一种不同的研究大屠杀的观点与视角。正如鲍曼所

说的, 有两条相反的路径可以接近对大屠杀的解释。可以把大规模屠杀的恐怖看成是文明 脆弱性的证明, 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例证。换一种说法, 就是一个人 可以遵从霍布士传统, 相信尽管已经付出彻底的文明化努力, 但野蛮的前社会状态还是没有 被完全消除;相反一个人也可以坚信, 由于文明化进程已经成功地用人为的、灵活的人类行 为模式代替了自然驱力, 因而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不人道和破坏的发生;而只要自然秉性主 宰着人类行为, 这种不人道和破坏还是不可想像的。由于西方的文明病因学理论的影响和 人们在情感上对于现代性包含的进步性的理念的坚持, 大多数学者本能地选择第一条路径,

从而使大屠杀的解释一直处于相对固定的模式当中。鲍曼则从第二条路径着手, 从而丰富 大屠杀研究的范式, 也使对现代性的反思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两条路径都将理论的基点定 位于人类的本性, 但人类本能中的单纯的“恶”却无法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和规模。鲍曼虽将 其理论奠基于人类的本性, 但其侧重点并不在于此, 它试图以此为前提来分析大屠杀的社会 性因素, 即非道德的社会性根源。

2.本书显示著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著者在此书中采用大量的历史研究

成果, 并运用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对此分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本书的理论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米格拉姆的实验。米格拉姆通过实验发现, 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 个性有关, 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 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 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鲍曼在此书中用一章(第六章)的篇幅来阐述米格拉姆的理论, 同时在 其他各章节中充分利用米格拉姆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大屠杀。其次是约翰·拉赫斯的行为 中介理论(mediation of action , 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 这 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 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鲍曼运用行为中介理论来分析现代社会机制对于大屠杀现象中的道德盲视等方面的影响。当然, 著者还运用其他 许多的社会学理论。在本书的最后, 著者还提出其关于道德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修正问题, 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

3.本书的逻辑论证十分严密。本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充实的

论证过程。鲍曼首先对传统的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一些理论质疑, 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接 着又通过两条路径来论证其观点:一是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其与 现代性的关系;二是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作用问题。最后又试图从伦理学的 层面来提出解决之道。整本书的各章节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 而且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 是一致的, 都是指向其所要阐述的中心主题。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著者是将其理论的元起点定位于人类的本性, 而这个起 点在逻辑上却是不可证明的。但无论如何, 此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大屠杀的佳著, 它丰富大屠 杀研究的模式, 拓展人们的视角, 而且此书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融合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理论

 

第二篇:读后感

《放下莫名的恐惧》读后感

国贸132 钱宁 学号2013010556

中国入世是一件令全世界都值得关注的大事,有许多学者专家,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入世是福还是祸。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观点,从中国入世的性质上来谈入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件,入世是为了什么。

龙永图说,入世是对世界做出承诺,从而赢得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以及建立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终于使中国赢得了一个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平等竞争的地位。我们将不再受到一些歧视性的待遇,这是最直接能看到的好处。而且我认为重返联合国是中国在政治上有了发言权,那么入世就是经济上的有了发言权。虽然我们有点晚,但我们毕竟进入了,没有成为世界的边缘。人是一种群体动物,人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关系,逃避只能使自己永远被隔离。国家同样如此,今日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就成不了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终将被世界隔离。如今的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入世是一个应走的道路 文中提到在入世的过程中我们做出了许多的开放市场的承诺,有人说会不会对我们薄弱产业产生冲击,从而整个产业破产。冲击是一定的,破产倒是未必。就像龙勇图所说,我们不仅要培养一批制造业一流的企业,也要培养一批服务业一流的企业。只有这样,才留得住人才,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就是竞争,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对手,就会因为相互的依赖和潜移默化而丧失活力,丧失生机。有了对手,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竞争力,有了对手,你便不得不奋发图强,不得不革故鼎新,不得不锐意进取,否则,就只有等着被吞并,被替代,被淘汰。所以要想有经济发展,要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要竞争,我认为这才是入世的一个主要目标。

你可以看见今日电信行业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移动,电信,网通,这3家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抢占市场和顾客。虽然都是国企,但已显示出较强的实力,这便是竞争的魔力。只有竞争的企业,他才是可能成为最强的企业。所以入世是一个通往更高阶梯的踏脚石。

文中提到规则,龙永图真是有先见之明,中国太需要规则了。看看今日的中国食品安全,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最危险的事情已经是让我们尝到了苦头。成为现代化的中国,我们必须从小培养规则意识,才会遵守规则,才会让我们的市场经济大放光彩。只有入世,有了外部压力,我们的规则将会更快,更好的完善。

入世10年,回首过往,再看龙永图之说,其所说之平等,竞争,规则一一验证,入世之恐惧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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