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山东省选调生申论

20xx年山东选调生

中国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冲突成为必然,并且体现为日趋增多的各类信访活动。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增多的大规模群体信访和矛盾激烈的个体信访,引发了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 上访者不闹不行,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使我国的信访工作和信访制度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在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的背后,除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自身权益保护的诉求得不到解决等原因之外,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性矛盾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各级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懈怠渎职等,也是引发信访量剧增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不觉察到这样的事实:现行的信访制度虽然是中国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但这项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信访量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困境一:信访内容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使得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信访活动中,信访制度承载了整个社会制度变革及社会稳定的重任,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

从信访的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信访是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对于推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看,信访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渠道。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方式,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受到制约,政府执政的水平不断受到检验,司法体制中的种种矛盾不断得以凸显,最终推进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这是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通过领导的重视和批示,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信访事项在合法合理的原则下,通过信访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疏导和协调工作得到解决,也能实现一定的社会稳定的目标。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仍有相当一部分信访事项的处理运用的是法治以外的方式,或强压,或妥协,或哄骗等,成了许多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信访部门在解决信访事项的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在这种工作状况下,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极少数信访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社会负面效应。

困境二:从法律地位看,信访工作机构并不具有行政的职能和权力,也不是单独序列的国家机构,其处理信访事项的权能有限,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负有一定职责的国家机关办理的社会事务。

那么,赋予信访机构一定的职权是否就能有效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现行的信访制度早已突破了秘书性质的工作机构的定位,从现行的信访工作模式看,不具有行政权力的信访机构有时权力无限且不受制约,其工作的触角往往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时甚至替代行使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职能;以领导批示为信访督办的依据带有人治色彩,而“传达室”和“邮局”式的归口转处,只能导致多数信访群体对国家和政府产生更大的失望与不满。总之,庞大的信访机构和众多的信访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彻底化解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消解力量。

困境三:从信访人的心态来看,几乎所有的信访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即便是面对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裁判文书,信访人仍意欲通过信访渠道来改变其败诉的现状。

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来看,这种信访的制度结构及运作方式,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体制、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背景 。从封建社会中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场景中,都能找到信访活动的许多痕迹。

困境四:党政及人大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不服法院裁判的诉讼类信访时,将各级人民法院作为这类诉讼信访的责任归属单位,也存在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

有些诉讼类信访申诉案件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对诉讼类信访的行政化处理模式,导致许多诉讼类信访多年申诉不止。此外,在社会稳定的统一目标下,所有的法院在重大节庆和会议期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做诉讼类信访老户的稳定工作,在政府、社会和民众的眼里,法院已经成了相对信访人而言的另一方当事人,与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结果导致司法裁判的权威大为削弱。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信访制度不仅陷入了“信访洪峰”的困境,而且正在经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法治化的挑战。

当前的信访现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又制约并引导着信访工作的方向,这使得信访制度与法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当稳定压倒一切时,所有的信访机构都成为社会稳定工作的指挥部,“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等成为信访工作的实际考核目标。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等作用基本上趋于弱化,信访方式亦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与政府抗争维权的主要手段,组织化、政治化、涉外化的信访倾向已经对社会和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如何解决信访难题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对各级国家机关信访部门而言,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让这一非国家序列的机构来承担,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由于信访机构及信访工作人员面对的是无法实现的社会稳定预期目标和不断涌现的信访浪潮,信访制度运行过程中又直接或间接形成一股对法治建设的抵消力,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政府和民众两方面都陷入了困境。虽然政府为解决信访难题已经付出了高昂成本,却仍然没有化解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洪峰”,也未能满足民众对信访制度的过高期许,这其中是否值得我们追问和反思呢? 曾先后任抚顺市信访局副局长、局长的肖林发,近日向记者谈起信访来,滔滔不绝。

肖林发说,上访人数的统计方法还远不完善,不同的统计方式会得出不同结果。上访群众量把人数往多说,来了10个说20,来了30说100多,以此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案发单位往少说,自己的单位出群体访了,往少说减轻自己的责任。信访局要往实说,不过这个数

字也很难精确。一是很难统计,二是各级都“做工作“,千方百计不让中央有关部门登记,或者请他们少登记。各地上访数量全国排位,排在前面谁也受不了。

根据我的经验,中央有关部门统计的各地上访人数也就是实际数的一半,省里统计数据是实际数字的2 / 3,市里统计的上访人数基本上是实数。同一个地方在不同场合报出的数据也不一样,往少说当反映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工作成果时,当我们反映老工业基地的困难时,往往就会多说。

治理信访要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同时要辩证地看待一些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不符合政策的上访要求,基层信访不能开口子。靠领导拍板开口子解决问题,其效果并不理想。解决一个上来十个,恶性回圈。老是开政策的口子,后来的上访者往往相互攀比,导致息访成本水涨船高。实践证明,有的上访者依靠“闹”,迫使政府部门开了口子,更多的上访者就认为不“闹”不给解决。同时也要看到,有的政策不能与时俱进需要修改,信访部门就应该下情上传,建议上级对政策进行调整。

那么,如何解开这些“结”呢?第一,政府在出台政策时要慎重。第二,社会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要保障好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第三,解决问题既要依法,也要依情依理。比方说,拆迁过程中违章建筑一律推倒,这些老百姓连个窝都没有,政府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无理访,信访部门根据信访条例进行三级复查后不应再受理;如果恶性闹事,就应该按社会治安案件查处。第四,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解决信访问题不能没有钱,也不能光靠钱,有的时候需要向群众讲清道理,一点点让老百姓理解,体谅党和政府的困难。 改革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是上访现象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改革是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抚顺有些企业改革较早,走对了路子,现在效益很好问题很少。但也有不少企业迟迟不改,结果偷光、丢光、烂光,最后败得啥都没了,只剩下上访的群众了。 基层信访部门每天一开门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这从上访者的表情心态上就可以看出来。一般而言,接访前“新访”愁眉苦脸,“老访”吹胡瞪眼,“群访”则是人多壮胆,一个劲叫板。接访中,不少上访人第一次来还是通情达理,这时你是“恩人”,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得不到解决,有的上访者第二次来就不太讲理,上访者不闹不行,再后来就是强词夺理,蛮横无理。信访干部也从“好人”,一步步变成“坏人”,甚至是“仇人”。

面对这种情况,干部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二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准。信访部门得给上访人员说清楚政策是怎么规定的,你的要求符不符合政策,能不能办。不管政策能否给予解决,我们都得有个基本的交代,老不说话,往外推不行。

当好“三员”,与群众“心连心”。多年经验表明,群众反复访、集体访、越级访,大多针对干部宗旨意识不端正、工作作风不踏实等。为此,我们要求乡村干部一定要当好“三员”——政策法规的宣讲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公共事务的服务员。

在淅源乡,群众过去是“有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访再说,到了信访局自然有人管”。为改变这一习惯认识,乡党委、政府除刷写标语、出宣传栏等常用形式外,还结合眼前重点工作,每半月印发一期宣传提纲,让干部带下去宣讲,便于群众及时了解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并加大本乡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工作重点等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

机构改革到现在,如果按权定责,乡镇干部可以当“甩手掌柜”了,但我们认识到:群众之间有了纠纷和矛盾找到村委会、乡政府来,就不能总想着把他们往派出所和法院推。因为遇事就找派出所和法院,一来浪费时间花费大,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二来婆媳妯娌之间的口角连警察、法官也理不清。所以乡党委、政府明确规定: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若非触犯刑法,乡村两级要尽可能调解,调解3次以上仍然无法解决的,才能建议当事人去寻求司法解决途径。

淅源是一个自身经济条件非常薄弱的山区小乡,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为此,我们以“向外争取资金、向上争取项目”为抓手,20xx年以来争取各类资金2500多万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淅源乡,行政村道路硬化率达80%,自然村通车率100%,电信、移动、广电网络覆盖率100%,中心小学、敬老院、侨乡广场等先后建成使用,4公里“侨乡樱花路”、1600亩花果树将使淅源花开四季。

淅源面貌在变,群众眼光在变,干群关系也在变!自20xx年以来,淅源乡已连续3年无集体上访、无越级上访,无重复上访,社会稳定,政通人和,逐步走上了和谐发展之路。

第一题:对于基层群众认为上访不闹不能解决问题,你认为怎么解决?20分,600字。

1、近处看,如何解开“上访者不闹不行”的结?

2、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基层信访问题?

第二题:假设你是一名基层信访干部,就基层信访出现的新问题、针对“新形势下信访问题”写一篇文章。40分,不少于900字。

 

第二篇:20xx年山东省选调生申论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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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山东省选调生申论真题

中国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冲突成为必然,并且体现为日趋增多的各类信访活动。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增多的大规模群体信访和矛盾激烈的个体信访,引发了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 上访者不闹不行,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使我国的信访工作和信访制度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在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的背后,除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自身权益保护的诉求得不到解决等原因之外,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性矛盾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各级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懈怠渎职等,也是引发信访量剧增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不觉察到这样的事实:现行的信访制度虽然是中国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但这项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信访量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困境一:信访内容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使得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信访活动中,信访制度承载了整个社会制度变革及社会稳定的重任,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

从信访的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信访是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对于推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看,信访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渠道。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方式,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受到制约,政府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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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不断受到检验,司法体制中的种种矛盾不断得以凸显,最终推进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这是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通过领导的重视和批示,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信访事项在合法合理的原则下,通过信访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疏导和协调工作得到解决,也能实现一定的社会稳定的目标。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仍有相当一部分信访事项的处理运用的是法治以外的方式,或强压,或妥协,或哄骗等,成了许多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信访部门在解决信访事项的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在这种工作状况下,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极少数信访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社会负面效应。

困境二:从法律地位看,信访工作机构并不具有行政的职能和权力,也不是单独序列的国家机构,其处理信访事项的权能有限,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负有一定职责的国家机关办理的社会事务。

那么,赋予信访机构一定的职权是否就能有效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现行的信访制度早已突破了秘书性质的工作机构的定位,从现行的信访工作模式看,不具有行政权力的信访机构有时权力无限且不受制约,其工作的触角往往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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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时甚至替代行使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职能;以领导批示为信访督办的依据带有人治色彩,而“传达室”和“邮局”式的归口转处,只能导致多数信访群体对国家和政府产生更大的失望与不满。总之,庞大的信访机构和众多的信访工作人员非但没有彻底化解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消解力量。

困境三:从信访人的心态来看,几乎所有的信访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即便是面对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裁判文书,信访人仍意欲通过信访渠道来改变其败诉的现状。

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来看,这种信访的制度结构及运作方式,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体制、文化和民众心理的背景 。从封建社会中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场景中,都能找到信访活动的许多痕迹。

困境四:党政及人大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不服法院裁判的诉讼类信访时,将各级人民法院作为这类诉讼信访的责任归属单位,也存在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

有些诉讼类信访申诉案件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对诉讼类信访的行政化处理模式,导致许多诉讼类信访多年申诉不止。此外,在社会稳定的统一目标下,所有的法院在重大节庆和会议期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做诉讼类信访老户的稳定工作,在政府、社会和民众的眼里,法院已经成了相对信访人而言的另一方当事人,与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结果导致司法裁判的权威大为削弱。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曾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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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访制度不仅陷入了“信访洪峰”的困境,而且正在经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法治化的挑战。

当前的信访现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又制约并引导着信访工作的方向,这使得信访制度与法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当稳定压倒一切时,所有的信访机构都成为社会稳定工作的指挥部,“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等成为信访工作的实际考核目标。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等作用基本上趋于弱化,信访方式亦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与政府抗争维权的主要手段,组织化、政治化、涉外化的信访倾向已经对社会和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如何解决信访难题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对各级国家机关信访部门而言,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让这一非国家序列的机构来承担,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由于信访机构及信访工作人员面对的是无法实现的社会稳定预期目标和不断涌现的信访浪潮,信访制度运行过程中又直接或间接形成一股对法治建设的抵消力,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政府和民众两方面都陷入了困境。虽然政府为解决信访难题已经付出了高昂成本,却仍然没有化解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洪峰”,也未能满足民众对信访制度的过高期许,这其中是否值得我们追问和反思呢?

曾先后任抚顺市信访局副局长、局长的肖林发,近日向记者谈起信访来,滔滔不绝。

肖林发说,上访人数的统计方法还远不完善,不同的统计方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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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不同结果。上访群众量把人数往多说,来了10个说20,来了30说100多,以此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案发单位往少说,自己的单位出群体访了,往少说减轻自己的责任。信访局要往实说,不过这个数字也很难精确。一是很难统计,二是各级都“做工作“,千方百计不让中央有关部门登记,或者请他们少登记。各地上访数量全国排位,排在前面谁也受不了。

根据我的经验,中央有关部门统计的各地上访人数也就是实际数的一半,省里统计数据是实际数字的2 / 3,市里统计的上访人数基本上是实数。同一个地方在不同场合报出的数据也不一样,往少说当反映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工作成果时,当我们反映老工业基地的困难时,往往就会多说。

治理信访要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同时要辩证地看待一些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不符合政策的上访要求,基层信访不能开口子。靠领导拍板开口子解决问题,其效果并不理想。解决一个上来十个,恶性回圈。老是开政策的口子,后来的上访者往往相互攀比,导致息访成本水涨船高。实践证明,有的上访者依靠“闹”,迫使政府部门开了口子,更多的上访者就认为不“闹”不给解决。同时也要看到,有的政策不能与时俱进需要修改,信访部门就应该下情上传,建议上级对政策进行调整。

那么,如何解开这些“结”呢?第一,政府在出台政策时要慎重。第二,社会贫富差距不能太大,要保障好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第三,解决问题既要依法,也要依情依理。比方说,拆迁过程中违章建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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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推倒,这些老百姓连个窝都没有,政府还是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无理访,信访部门根据信访条例进行三级复查后不应再受理;如果恶性闹事,就应该按社会治安案件查处。第四,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解决信访问题不能没有钱,也不能光靠钱,有的时候需要向群众讲清道理,一点点让老百姓理解,体谅党和政府的困难。 改革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是上访现象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改革是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抚顺有些企业改革较早,走对了路子,现在效益很好问题很少。但也有不少企业迟迟不改,结果偷光、丢光、烂光,最后败得啥都没了,只剩下上访的群众了。

基层信访部门每天一开门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这从上访者的表情心态上就可以看出来。一般而言,接访前“新访”愁眉苦脸,“老访”吹胡瞪眼,“群访”则是人多壮胆,一个劲叫板。接访中,不少上访人第一次来还是通情达理,这时你是“恩人”,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得不到解决,有的上访者第二次来就不太讲理,上访者不闹不行,再后来就是强词夺理,蛮横无理。信访干部也从“好人”,一步步变成“坏人”,甚至是“仇人”。

面对这种情况,干部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二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准。信访部门得给上访人员说清楚政策是怎么规定的,你的要求符不符合政策,能不能办。不管政策能否给予解决,我们都得有个基本的交代,老不说话,往外推不行。

当好“三员”,与群众“心连心”。多年经验表明,群众反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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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访、越级访,大多针对干部宗旨意识不端正、工作作风不踏实等。为此,我们要求乡村干部一定要当好“三员”——政策法规的宣讲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公共事务的服务员。

在淅源乡,群众过去是“有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访再说,到了信访局自然有人管”。为改变这一习惯认识,乡党委、政府除刷写标语、出宣传栏等常用形式外,还结合眼前重点工作,每半月印发一期宣传提纲,让干部带下去宣讲,便于群众及时了解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各项惠农政策,并加大本乡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工作重点等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

机构改革到现在,如果按权定责,乡镇干部可以当“甩手掌柜”了,但我们认识到:群众之间有了纠纷和矛盾找到村委会、乡政府来,就不能总想着把他们往派出所和法院推。因为遇事就找派出所和法院,一来浪费时间花费大,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二来婆媳妯娌之间的口角连警察、法官也理不清。所以乡党委、政府明确规定: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若非触犯刑法,乡村两级要尽可能调解,调解3次以上仍然无法解决的,才能建议当事人去寻求司法解决途径。

淅源是一个自身经济条件非常薄弱的山区小乡,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为此,我们以“向外争取资金、向上争取项目”为抓手,20xx年以来争取各类资金2500多万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淅源乡,行政村道路硬化率达80%,自然村通车率100%,电信、移动、广电网络覆盖率100%,中心小学、敬老院、侨乡广场等先后建成使用,4公里“侨乡樱花路”、1600亩花果树将使淅源花开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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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对于基层群众认为上访不闹不能解决问题,你认为怎么解决?20分,600字。

1、近处看,如何解开“上访者不闹不行”的结?

2、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基层信访问题?

第二题:假设你是一名基层信访干部,就基层信访出现的新问题、针对“新形势下信访问题”写一篇文章。40分,不少于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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