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见表1.

　　表1．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行业、岗位和单位规模比较（％）

　　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行业

　　制造业 56.4 67.3

　　建筑业 12.3 3.7

　　服务业 24 26.3

　　农业 5.4 1.0

　　普工或后勤服务人员 54.2 46.2

　　文员或质检员 2.6 9.7

　　服务员 3.8 10.8

　　所在单位规模

　　100人以下 40 33.3

　　101-1000人 39.6 38.2

　　1001人以上 20.4 28.5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见表2.

　　表2．新、老两代农民工未来发展打算的比较（％）

　　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务农 11.0 1.4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 17.9 27.0继续打工 57.1 50.0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随着历史的推进、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大局。由于这一群体自身的独特性，以及所处时代对他们提出的特殊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充分发展问题越来越凸显。

　　在构建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哪些新的有效手段和方式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这个生机勃勃的青年群体充分发展，是摆在各级党政部门面前的一道亟须破解的现实课题。

　　“人口红利”主力军新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1980年代、1990年代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他们生长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进入城镇就业，或是自幼随打工父母在城镇长大。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化素质较高(普遍接受了初中、高中、中专或职业教育)，视野开阔(能从报刊、杂志、书籍、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信息)，易于融入城市(能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和接受城市生活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市人”，在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同时，他们对农业生产缺少专注，对农村和土地没有强烈的眷恋之情，经历的困难相对较少，对可能遇到的挫折和挑战都需要有个磨炼的过程。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略高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广阔的中西部随着产业的梯度转移，就地就近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仍有很大潜力。

具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未来10～20年宝贵的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撑，支持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就业观念、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他们的权益诉求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由工资支付保障，向要求参加社会保险等城市平等权益转变；由改善住宿条件，向要求提供公共服务转变。

　　遭遇三重就业困局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区域流动、技工供需、产业分布等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一是区域流动矛盾。东部沿海地区用工需求持续上升与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快速上升并存，将成为未来一个发展趋势，使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供需不均衡成为突出矛盾。

　　这将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提升，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也促进中西部地区做好迎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准备，发挥当地在就业信息、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转移成本优势，促进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二是技工供需矛盾。随着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技工的需求增长将快于对普工的需求增长。而目前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培训，技能水平总体偏低，就业能力不强，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由此产生的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状况，将成为一个时期内的突出问题。

　　三是产业分布矛盾。目前大多数农民工从事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而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服务业需要大量农民工到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服务业正在成为继制造业、建筑业后吸纳农民工的第三大行业。

　　融入城市得迈三道坎

　　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技能偏低、缺乏住房和难以落户的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技能。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参加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到就业的30%。许多城市在引进人才方面，实施“高技能先落户、低技能后落户、无技能不落户”的政策。缺乏技能者只能成为城市过客。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缺乏问题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旦他们掌握了技能，融入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全盘皆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还遇到了缺乏住房的问题。随着就业稳定与收入增加，解决住房问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基本需求。

　　然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租住在地下室、工棚、集体宿舍，居住条件差，生活质量低，易于引发卫生、安全等问题，也存在夫妻两地分居带来的家庭和婚姻问题。为此，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共同努力，多渠道、多形式地解决这一群体的住房问题，使他们从“地下”走到“地上”，提供稳定的住房条件，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

　　难以落户，是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为新市民的重要束缚。由于没有在城镇落户，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在城镇安居乐业，往往被排除在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他们更多的是只能往返于城镇与农村之间，加大了社会成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地在城镇落户，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发展问题的治本之策。

　　“十有”保障体面与尊严

　　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融入城市有尊严地生活，维护其基本权益，现阶段需要落实“十有”。

　　进城有工作。千方百计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要发挥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优先招用农民工参加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建设；发挥机械、轻工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扶持中小企业农民工就业的吸纳作用；发挥大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带头作用；发挥农民工“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加法向“创业一人、带动一拨”的乘法转变的推动作用；发挥返乡农民工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发挥组织劳务输出、培育劳务品牌、建设劳务基地、发展家庭服务业、开展国际务工对农民工就业的支持作用，形成劳务经济的产业化发展。

　　上岗有培训。制定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建立政府培训基本补贴制度，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在“十二五”时期达到“168”的阶段性目标，到20##年使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都能够得到1次以上的掌握实用技能的培训，每年培训600万以上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原则上培训补贴基本标准掌握在人均800元左右；建立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机制，推行培训券(卡)等办法，建设农民工培训示范基地。使农民工学到技能，领到凭证，找到工作。

　　劳动有合同。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建筑业、餐饮业、家庭服务等流动性大的行业可使用简易合同，将大量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而达成的口头协议转变为适用于农民工的简易劳动合同；对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农民工使用劳务协议；对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劳务派遣企业进行专项规定，积极探索一套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劳动管理办法。

　　报酬有保障。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采取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保障农民工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得到合理增加；建立便于企业操作实施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建立由地方政府主导、先行垫支、通过资产变现进行补充的欠薪应急周转制度，依法及时妥善处置群体性欠薪事件；从法律层面制定工资支付保障条例，修改《刑法》时增加对欠薪逃匿等恶意拖欠工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修订《建筑法》时加大对拖欠工程款的惩戒力度，从源头上杜绝拖欠工资问题，规范工程转发包行为。

　　生产有安全。重点加强高危行业农民工的安全保障检查，维护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建立农民工职业安全联合执法机制，加大煤矿、易爆易燃、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高危行业农民工安全培训监督执法力度，对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农民工加强职业健康监护，深入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严肃查处未组织职业健康检查以及未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的违法行为。

　　参保有办法。积极实施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稳步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针对农民工群体规模大、工资水平低、流动性强、经济条件有限、个人状况多样化等特点，在社会保险政策、险种、费率、保障水平、管理手段等方面不断完善，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推动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保障他们“不管到哪儿干，养老保险接着算”。

　　住宿有改善。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和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组织实施农民工标准化宿舍行动，由工棚向工房转变，有条件的向公寓发展；妥善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做好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推动建立以流入地为主、流出地与流入地协调配合的计划生育统一管理新体制。

　　维权有渠道。建立农民工劳动争议申诉“绿色通道”，提高农民工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效能；对农民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要“台阶低、语气和、调解柔、仲裁正”，柔性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持续打击坑骗农民工的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遏制农民工讨薪过程中伤害性事件的发展；加大对农民工司法救济力度；建立政府部门主导，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突发性、集体性劳动人事争议应急调解协调机制。

　　生活有文化。落实好对农民工集中居住点实施的“两看一上”工程，使农民工方便地看报纸、看电视，有条件的能上网，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加强农民工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引导和激励农民工党团员在促进就业、维护权益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发展有目标。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两个基本转变，营造全社会尊重、关爱农民工的良好氛围。一是从普通工人到技工的转变，有条件的还可以向技师、高级技师发展。二是从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民工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使部分农民工从在城乡间游离向在城市落户的转变；促进农民工参与民主管理，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方要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城市包容他们、欢迎他们，为这个生机勃勃的青年群体茁壮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发展之时，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取得成效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