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与风险评估报告（2014）

作者：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我国商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后，经历了GDP高速增长背景下业务发展的黄金10年，各项经营指标快速接近和赶超国际同业。然而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原先被业务快速扩张暂时掩盖的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领域的潜在问题开始逐步显现。本文将主要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角度，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和未来的走势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总体状况分析

20xx年以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普遍较高，行业不良率超过20%，资产质量较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率也超过5%。20xx年起，随着宏观经济增长提速、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剥离和深化股份制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逐年提高，至20xx年行业不良余额持续下降，不良率达到1%以下的水平。20xx年至今，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利影响下，商业银行不良余额开始出现小幅反弹。

图1各类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动情况

20xx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呈现一定的加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了9个季度的增长态势，达到5921亿元。而随着20xx年国际金融风暴后信贷投放由大规模高速增长期逐步向平稳中速增长期的过度，信贷增长对不良贷款率的稀释作用也持续减弱。20xx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1%，不良贷款率季度增长逐渐加快，未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 图2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继续面临下行压力

近年来，在业务和盈利水平较快增长和拨备覆盖率、拨贷比等监管要求明确的双重影响下，商业银行大多采取了加大拨备提取力度的主动提升抗风险能力策略，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持续提高。虽然20xx年以来受不良贷款较快增长影响，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略有下行，但依然稳定在280%以上的较高水平，且行业贷款损失准备总额达16740亿元，整体拨贷比超过2.8%。从目前商业银行的拨备水平和未来的盈利趋势看，即使未来仍有一定的风险暴露压力，商业银行也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将贷款的潜在风险在体系内进行消化。

图3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下行压力加大

二、社会融资总量及其结构变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自20xx年首次公布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在“金融脱媒”背景下更全面地反映整个社会融资状况的一个关键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指标。社会融资总量及其结构的变化也与商业银行业务和风险状况密切相关。

1、社会融资规模持续扩张，结构呈多元化

20xx年至20xx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增长到17.29万亿元，其中仅20xx年受“稳中偏紧”的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及监管部门整顿银行表外业务等政策性因素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有所下滑，其他年度年均实现较快增长，且增速大大高于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长率。

图4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变化

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融资结构也进一步多元化，银行表内融资虽仍为社会融资的主渠道，但“一家独大”的格局正逐渐改变。20xx年社会融资规模中，银行表内融资（含本、外币贷款）增加9.48万亿元，占比为54.5%，较20xx年以前70%以上的水平显著下降；银行表外融资（含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增加4.71万亿元，占比为30%，成为社会融资中增长最快的项目；直接融资（含企业债券融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及其他）增加2.02万亿元，占比为11.68%，20xx年后首次出现下降。如果从长期视角观察，金融脱媒所导致的银行表内融资占比快速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

图5银行表内、表外及直接融资占比情况

虽然社会融资规模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势，但在资金的来源和流向上仍存在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明显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稳定不利。

首先，直接融资发展仍然不足，银行仍是社会融资的主渠道。一方面，受到股市低迷和IPO高频率、长时间暂停等因素的影响，股票融资长期得不到有效发展。而债券融资虽然有一定增长，但增速也相对较慢，且波动性较大。到20xx年，企业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直接融资在总融资中的占比已经回落到20xx年以前的水平。另一方面，银行表外融资替代了表内融资占比下降后的市场空间。表面上看融资渠道开始多元化，然而表外融资项目不但与银行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融资的风险仍相对集中于银行；而且由于表外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非常规操作空间较大等问题的存在，这部分融资的流向难以控制，与表内融资相比反而效率较低。

其次，受到资金流向的制约，社会融资的增长仍未充分发挥对实体经济应有的支持作用。数据表明，近两年来多增的社会融资，尤其是表外融资，有相当部分流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信托贷款为例，20xx年上半年投向这两个领域的占比约50%。这可能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是制造业、包括众多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受到挤压，进而影响到总体经济增速；二是由于房地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往往能够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其融资行为事实上推高了总体的融资利率，是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2、影子银行规模和风险总体可控

我国广义的影子银行应该是指在商业银行之外提供替代性融资服务的信托公司、券商、保险、私募基金、风投、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当然也包括了地下钱庄等民间借贷组织；我国狭义的影子银行（即监管部门眼中的影子银行）则仅限于民间借贷等地下金融市场，以及部分未被监管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业务。

经测算，截至20xx年上半年末，广义影子银行的实际规模可能在16-18万亿元左右，而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则在3万亿元左右。当前，我国影子银行的确潜藏着一定风险，尤其是部分非银行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风险、高利借贷的违约风险等值得警惕，但对此不宜过分夸大。第一，不应将我国影子银行与西方国家的影子银行混为一谈。与衍生品发达、杠杆率高、规模庞大的欧美影子银行相比，目前我国各类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较小，衍生品不发达、杠杆率较低；而监管覆盖面相对较广，其风险可控程度也较高。尽管我国部分影子银行也存在风险隐患，但充其量只能是局部问题。第二，不应在广义影子银行相对庞大的数量与狭义影子银行的高风险属性之间划上等号。广义影子银行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狭义影子银行因风险隐患较高而成为监管亟待加强的对象。第三，在总体融资需求平稳增长、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旺盛、而银行信贷投放受限的情况下，影子银行的发展仍将成为趋势。

三、商业银行体系重点风险状况分析

1、地方融资平台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20xx年起，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在银行体系积累的问题就开始引起市场的关注。随着存量平台贷款的逐步归还以及平台融资渠道的进一步拓宽，平台贷款的质量始终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至20xx年，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状况继续保持稳定，虽然信贷和非信贷融资均出现增长，但非信贷融资已经逐步成为平台的融资主渠道，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有助于推动平台再融资的进程，在平台信贷政策相对偏紧的情况下，为平台还款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总体来看，平台贷款资产质量可控，但存在潜在风险。

一是平台的信用敞口仍在扩大。根据银监会统计，上半年全口径平台贷款新增约4000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增量(3228亿元)。全国政信合作业务余额8041.88亿元，增长超过3000亿，增幅高达60.34%。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xx年6月末，地方政府依靠债券和信托进行的融资（含负有偿还责任的负债和或有债务）分别达到1.8万亿和1.4万亿。

图620xx年6月末平台债务融资结构

二是平台公司还本付息压力明显增大。一方面，平台贷款已经进入集中还款高峰期，三年内集中到期的贷款占存量的35%，显示出较大的中短期还款压力。在实际操作中，不乏平台公司通过调整项目建设期等方式与银行协商延长存量平台贷款还款期的案例。而在平台公司新的融资中，虽然大部分用于新增项目的建设，但也有一定的借新债还旧债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平台融资的财务成本大幅提高。由于非信贷融资的占比已经逐步接近40%，而非信贷融资的成本远高于贷款，新的融资结构下，平台融资的平均成本呈现逐步走高的态势，预计20xx年比20xx年至少提高30%以上，这将使未来平台资金运作的难度大幅增加。

三是财政代偿压力巨大。由于平台的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在现阶段仍不足以归还贷款本息，仍需要地方财政提供代偿支持，因此平台贷款资产质量走势与地方财政的能力密切相关。财政代偿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等两个渠道。据统计，20xx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远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15%的增幅。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土地价格上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与还本付息规模的匹配程度将出现背离，这将会带来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

2、房地产贷款安全边际经受考验

近年来，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在经历了较为完整的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小幅下跌和企稳回升的周期性考验后，资产质量始终表现出稳健的走势，这与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相对谨慎的授信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图7商品房两项销售指标增速变动情况

在近年来房地产贷款政策相对偏紧的情况下，目前房地产贷款约占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的20%，其中风险相对较低的个人购房贷款占比超过2/3。由于个人购房贷款抵押率普遍较高，贷款对抵押物的比率一般不高于70%，为银行贷款提供了一定的安全边际。目前即使有部分地区的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但由于抵押物价值仍高于按揭贷款，违约情况也并未明显增加。而经过多年的控制和整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准入要求也不断提高，借款人一般为资质较好的大型开发商，贷款归还有较好的保障；且开发贷款在房地产贷款中的占比较低，即使有个别开发商出现风险，对房地产贷款的总体质量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但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商业银行以房产和土地为主要抵押物的抵押贷款占比高达30%-40%，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因此房产和土地价格的大幅波动不仅会影响房地产贷款的质量，也会因抵押物价值的下降对其他抵押贷款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3、特定领域贷款仍是不良贷款增长的主要来源

20xx年下半年以来，受到内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亲周期企业和行业的盈利能力出现快速下降，且有向上下游企业扩散的趋势，成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的主因。

一是传统不良贷款多发领域的风险暴露依然较为明显。除“两高一剩”行业外，以钢贸等特定行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增长较快，并且有进一步向其他行业和地区蔓延的趋势。而从上市银行的公开数据看，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普遍比平均不良率高1-2个百分点。

二是部分行业的潜在风险开始显现。一些新出现的产能过剩行业积聚的潜在风险已经开始以单点和偶发的形式出现。其中，光伏、机械设备制造、造船和航运等行业由于受到外部需求影响较大，已经有企业出现大幅亏损和经营困难的现象，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演化，未来这些行业的不良率将快速上升。

三是贷款风险开始出现向上下游的传统强势企业扩散的迹象。近年来，大型国有企业显示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一直是商业银行业务拓展的重点。但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即使是央企也不再等同于无风险，随着某些行业经营环境的进一步变化，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央企也开始受到波及。由于这类企业往往贷款规模较大，且涉及较多的机构，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将产生明显的影响。

4、信用风险外部传染正在发展

从理论上讲，银行的表外业务可能并不构成信用或市场风险，但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投资者对银行信用声誉和投资回报的要求。随着表外业务基数的不断扩大，表外业务风险也开始出现向表内转移的趋势，引起了业界和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其中，理财业务（包括银行代销的信托、基金和保险等同业产品）最具代表性。近年来，银行理财或代销的产品本金或收益无法按约定兑付的事件时有发生，提醒商业银行要更多关注表外业务的高速发展中风险防范的问题。

一是要重视表外业务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目前，商业银行普遍采用“资金池”模式来运作理财业务，将不同期限和类型的理财产品资金统一放入一个“资金池”集合运作。虽然监管机构对此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监管规定，但在操作中客户很难将单款理财产品与投资的资产组合相对应，尚难以实现客观科学风险测评的要求。而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滚动发行理财产品偿还到期产品的形式，一些短期融资被投入长期项目，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这种流动性风险就会立刻显现。因此合理的配置理财产品的资产负债结构，将产品组合的流动性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是防范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的关键所在。

二是要重视风险转移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目前，理财产品的基础资产配置已经广泛覆盖至信贷资产、票据、债券乃至股票、商品、汇率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品，通过表外业务的发展，银行与信托、基金、证券等机构也更广泛和密切地联系起来。由于银行在代理同业产品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以自身的信誉对产品进行了背书，因此在出现风险后投资者也将银行作为索赔的对象。而在实际操作中，银行也往往会因此而承担一些本应由产品发行机构承担的信用风险，造成风险由表外向表内的转移。未来如何防范风险在产品与机构之间互相传染而引发系统性风险问题，已经成为金融从业者和监管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5、流动性趋紧风险逐步显现

20xx年可以说是个流动性问题年，在某些时点出现了部分银行流动性较为紧张的现象。尤其是6月末和年末两个时点，商业银行流动性均出现了短暂的紧张局面，货币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最终由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才使市场稍事平稳，这是20xx年以来所罕见的。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银行流动性趋紧的问题。

图8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某些时点较高

首先，融资供不应求是流动性问题的基础性原因。20xx年实际GDP增长7.7%，但货币信贷增速则都在放缓，：M2和信贷增速分别由20xx年的13.8%和15.0%降至20xx年的13.6%和14.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信托贷款、委托贷款表外融资却高速发展，且随着信托和委托贷款利率的大幅上升，社会融资的整体利率水平也明显上升。这些因素造成20xx年社会融资需求与货币信贷供给之间存在明显供不应求的状态。

其次，增量结构显著变化是流动性问题的重要诱因。从流动性创造的角度，信贷投放、新增外汇占款、财政存款下放是目前影响市场流动性的主要因素。按往年经验，信贷投放是个常量，即每年信贷投放总量年初已基本确定；外汇占款是个变量，近两年变化较大，对流动性有明显的影响。过去财政存款基本是个常量，但在20xx年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变成了变量，资金下放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其中1-11月金融机构口径的政府存款增加了2万亿元，对冲了货币投放的72%，客观上造成银行体系的资金紧张。

第三，存量及其结构的深刻演变是流动性问题的主因。在现行存贷比监管体制下，为投放贷款，银行需要增加足够的一般性存款。在货币市场基金等竞争性产品收益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银行吸收存款的难度大幅增加，不得不采取在月末和季末发行理财产品等方式回拢存款。这导致M2等一下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而银行实际存款形势更为严峻。从资产负债期限结构来看，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也越来越高，资金来源和运用的期限匹配越来越不合理。银行面临大量中长期贷款在短期内难以收回的状况，是银行流动性管理压力较大的重要原因，这已成为行业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第四，监管要求的限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一方面，持续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商业银行体系信用创造的能力，且形成了限制货币增速的叠加效应。目前我国商业银行100多万亿存款中的约20万亿是作为法定准备金而不能运用的，考虑到银行存款增量中已有“水分”，准备金完全有可能实际多缴，从而导致银行流动性进一步承受压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发展步伐加快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银行发展存款业务的困难与日俱增，部分银行的存贷比持续处于高位，导致在部分时点同业存款摇身变为客户存款，从而带来了存款市场的间歇性大幅波动，也增加了行业的流动性紧张。从整个行业来看，近年来同业存款比例大幅提高：20xx年上市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为8.6%，至20xx年三季末则达到15.5%，而实际水平可能达到约20%。

最后，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也会产生流动性收紧的效应。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利率管制、存款利率低于均衡水平。在近期利率市场化向纵深推进，存款增速放缓，且货币政策维持稳健的条件下，存款市场竞争明显增强，这导致在利率市场化初期我国存款利率呈上升趋势、而这与流动性偏紧的市场态势也形成了一定的非收敛蛛网效应，该效应在20xx年对流动性紧张带来了明显影响。

四、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状况评价与趋势判断

商业银行未来主要面对的仍是信用风险的挑战，而流动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调节、监管环境的变化和商业银行自身业务结构的调整加以缓解。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仍将保持稳定可控。经过压力测试，预计在GDP增长率7.5%左右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惯性增长的趋势可能延续一段时间，不良贷款率可能增长到1.1-1.2%的水平。如果GDP增长率接近7%，而商业银行无法出台有效政策对潜在风险加以控制，不排除不良贷款率增长至1.3-1.5%的可能性。一旦GDP增长率低于6%，则不良贷款可能出现较大规模增长，不良率可能会达到5%以上。

1、信用风险特征短期内难现根本转变

从目前状况看，短期内宏观经济走势依然将平稳，商业银行风险特征也将维持现有的状态。其中，受外需冲击较大的小企业和部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暂时仍无法摆脱经营的困境，这些企业的不良贷款增长是未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惯性下滑的最主要因素；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虽然可能有单发性风险发生，但这两个领域的资产质量依然处于运行平稳的可控状态，并不足以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出现大幅下滑。

一是平台贷款质量保持稳定，但局部地区可能发生违约风险。具有潜在政府信用的平台贷款20xx年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未来的潜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平台融资集中到期，地方政府将面临更大还本付息的压力。未来平台还款需求的增速依然明显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未来两年到期债务规模仍分别达到2.38和1.86万亿。另一方面，由于低层级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导致部分低层级地方政府债务率偏高，截至20xx年底，已有3个省级、99 个市级、195 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同时，在地区收入水平并不均衡的情况下，部分欠发达地区低层级政府的代偿能力已经略有不足。因此，不能排除未来有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短期流动性问题而导致平台贷款违约的可能。

二是房地产市场短期内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房地产贷款资产质量保持平稳有一定保障。虽然20xx年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并不乐观，1月份70个大中型城市中有6个出现了房价下跌，但总体来看一线城市房价相对稳定，即使出现短期下跌，空间也相对有限。因此未来房地产贷款质量可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然而，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应引起充分重视。如：20xx年在有些地区（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已经开始出现房地产成交萎缩、价格回落的现象，违约案例也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未来不能排除其他地区房价大幅下跌到银行安全边际以下，导致不良贷款增加的可能性。

2、潜在信用风险同时爆发影响巨大，但应为小概率事件

从目前状况看，只要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实体经济、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短期内同时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出现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并带动房地产市场大幅走弱的情况，则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以下三种情况同时出现的极端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到10%以上，将严重威胁到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

一是实体经济生产经营困境向银行传导。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冲击可能通过资产估值压力、进出口贸易疲软和市场整体流动性收缩等方式，造成国内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进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产生影响，导致不良资产总体规模增加。

二是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根据压力测试情况，我国房地产业价格如果因经济放缓而出现大幅下跌，则可能对房地产贷款的信用风险造成较大影响。且跌幅一旦超过银行相关贷款的抵押率30%，则房地产贷款和抵押贷款的不良率均将以递增方式大幅上升。同时，房地产市场走弱也会造成银行贷款抵押物处置出现困难，减慢资金回笼速度。如果房地产市场整体跌幅超过50%，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增长可能超过7%。

三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暴露。以地方政府目前的收入水平完全可以支持平台贷款的偿还，但经济增速过度放缓，则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将出现下降，而地方政府以土地升值收入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土地财政可能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将大幅削弱，融资平台贷款违约率也有可能明显上升。

上述三种情况如果同时出现，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快速上升。但迄今为止，经济运行中存在许多与上述假设相背离的特征，这表明未来出现潜在风险同时爆发的可能性较小。

3、商业银行出现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在商业银行存款增速趋势性放缓，资金来源依然受限的情况下，未来银行流动性仍会面临压力。但经过20xx年的“钱荒”，货币供应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局面，总体流动性将保持平稳，发生流动性过度紧缩的可能性很小。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存贷款业务期限结构有所改善，截至20xx年末，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55.6％，较20xx年末下降4.7个百分点；作为稳定的负债来源，定期存款在总存款中占比58%，较20xx年末提高了6.2个百分点。尽管不排除未来部分金融机构继续出现阶段性的流动性问题，但目前行业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和超额备付金率都处在较为平稳的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从外部环境看，目前我国央行用于调节流动性的长短工具品种丰富，“弹药”较为充足，有足够的政策调节空间来防范和控制流动性风险。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的推出和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频率增加进一步增强了流动性调节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同时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而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强和改善对银行的流动性监管，引导商业银行合理调控资产规模，妥善把握风险与效益的平衡。这些都有利于防范和管理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促进商业银行稳健运行。

五、防范和控制商业银行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是经济增速保持在7.5％左右为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并通过加大产能过剩和加重中小企业困难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这不利于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和稳健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增速降低至6%以下的情况下，不但实体经济将受到巨大冲击，还会造成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和政府偿债能力快速下降等连锁反应，最终可能造成商业银行因不良资产增加逐步丧失贷款投放能力的极端影响。而将经济增速保持在7.5％左右，既可以为结构调整和改革提供充足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较为平稳的经济增速有利于就业稳定、财政收入增长和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

二是采取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优化流动性监管制度。货币政策操作要更加注重灵活性，对市场流动性的调节也需要更具有前瞻性，及时性和针对性，要通过“放短抑长”的操作方法，保证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平稳，同时适当锁定中长期流动性。同时应正视不同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结构的差异问题，尽快优化存贷比管理机制，同时启动相应法律程序，最终修改商业银行法，取消这一监管规定。在此基础上，应从缓解存款增长趋势性放缓压力、维持利率市场基本稳定及保持信贷平稳增长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时机，逐步有序地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到相对正常水平较为合理。

三是加大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政策扶植力度和风险防控力度。一方面，要抓住当前商业银行的重点风险领域。既要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也要从内需的角度出发，出台对光伏、造船和机械制造等行业的支持政策，改善这些领域内企业的生存环境，从源头上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的调控力度，防范资产泡沫问题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潜在影响。同时，对存量不良资产可以通过资产转让和证券化等模式，引入不同风险偏好的社会资金参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进一步分散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四是控制平台公司融资总量增长，提高其债务清偿能力。不但要把控好平台贷款的增量，更要监控平台公司在债券、信托等非信贷市场的融资行为，要使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与清偿能力提升相匹配，防止平台公司负债规模过大，超过地方政府的实际偿付能力。同时要严控资金运作型的融资，避免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对平台公司新增的贷款或其他融资，必须落实有现金流收入保障的具体建设项目，并增加有效资产的抵押。

五是重点把控理财业务发展的节奏和风险。商业银行在理财业务发展过程中，不能简单从扩大市场份额和销售规模出发，应当综合考虑资本成本、综合收益和风险防范的问题。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做好表内与表外业务直接的防火墙，防止表外业务的风险向表内蔓延；控制好产品周期内各个环节的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做好应对预案，有效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事件，尤其是在理财产品的设计和发行环节，既要对各类客户有吸引力，也要做好综合成本收益的测算。

六是双管齐下防控信用风险在不同金融部门间的传播。鉴于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非信贷融资大量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监管，从资金募集、资金投向、资金使用等多方面完善“全流程”监管，同时排查清理存量金融风险。在此基础上，要加大对投资者的教育力度，改变投资者对信托等高风险产品刚性兑付的惯性思维，重点防范其他金融部门的信用风险因品牌和声誉等非正常因素向银行体系传染。

七是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对待影子银行，既要肯定其填补了现有银行体系业务的一些空白，为各类融资主体提供了更丰富的融资渠道；也要正视其业务扩张带来的潜在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效地指导其产品创新，引导影子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未来应通过立监管、建规范、疏需求、稳发展的管理思路，将影子银行纳入规范发展的轨道。

八是推动商业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应对流动性风险挑战。既要关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状况，也要加强对表外业务的管理，改变表外业务发展过快且期限错配较为严重的状况。在流动性应急机制的建设上，商业银行要通过自身资产结构的调整增加流动性储备，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外部资金融入，尤其是央行在关键时刻资金投放的依赖度。

九是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商业银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国有资产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抓大客户、做大项目，做大资产规模的经营模式。因此，在部分小微企业发展较快的区域，应积极吸引民营资本投入地方性或中小型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引进资本的同时也要引进新的经营和管理理念。通过战略决策层面的转变，引导这些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等急需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投入。在优化存量信贷资源的同时，引入一定的市场竞争，推动传统银行体系业务转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