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章 背景材料——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

背景材料——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

中国自古就存在着民间自发的结社组织活动,它们通常被称为“社”或“会”。从先秦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在长达2 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几乎各个主要领域里都有民间结社不断涌现。清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其著述《日知录》中,对中国古代的民间结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来不断有历史学者关注中国古代的民间结社现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近代以来,在日本以及欧美一些国家里,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行会、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等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通常,结社是指人们出于共同的目的,按照一定的章程,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而结成的社会团体。但是,结社的“社”字,并不一定指“团体”。陈宝良认为:从“社”字辞源上来看,它至少应当包括祈愿、祭祀、聚集、集会、团体五种含义。

总之,“结社”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人们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开展特定的活动。因此,在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结社现象时,需要特别注意“活动”与“组织”这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其活动的领域、地区、时代、影响等,而后者则侧重于其名称、规模、构成、功能等。思考这些活动与组织出现的历史

背景及其文化源流,进而超越一定的历史眼界,思考与这些活动及其组织相关联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对今天和未来中国民间组织所带来的影响,常常成为此类历史考察的主线。

中国古代出现过各种形式的民间结社。这里,我们把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划分为六个大的基本类型,即慈善团体——善会和善堂,互助团体——合会,工商团体——行会、会馆、商会,文化团体——诗文社与讲学会,政治团体——朋党,秘密宗教团体——会党。这六种组织是中国古代民间结社的集中体现。下面对它们一一加以介绍。

1.慈善团体——善会和善堂

儒家的仁慈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为中国古代繁荣的慈善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国家福利力量和民众的巨大需求间的空缺则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迫切的现实需求。尽管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希望将自己的帝国治理得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一样繁荣昌盛,使自己的子民安居乐业。但很多时候往往事与愿违,由于帝王和他的下属官员的能力有限,再加上上天也不合作,自然灾害连绵不断,往往落得个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遍地的结果。为了应付这些情况,

朝廷必须建立一套国家福利制度,设立各种慈善机构帮助这些受难民众,以免落得个盗贼四起甚至百年基业毁于己手的下场。

由于物质的有限,封建朝廷能拿出来从事慈善事业的资源很有限。本来就不够的资源,再加上官员们经营不善、贪污挪用,就更加捉襟见肘了。所以,国家福利最终的受益人群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好发动各地士绅、富商兴办民间慈善事业。当然这些慈善家也收获不少,既博得了乐善好施的美名,还能得到朝廷的嘉奖。如康熙帝就曾下令:捐粮的士绅,可以得到官府赐匾,捐的越多,官匾级别越高,从县令直到总督。这种模式和现今流行方式很类似,是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等价交换。

在清代以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以前,义庄、义田的数量很少,只有那些对名誉或者心灵慰藉估值很高的士绅才愿意从事这项善事。但在清廷颁布义田不许买卖的法律、尤其经过残酷的农民战争之后,那些大地主突然认识到义田、义庄是一项回报不错、风险较低的投资。于是他们纷纷转向对义田、义庄的经营管理,使得义田、义庄大增,

其中还是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地主们一夜之间突然变得慈善起来了。

2.互助团体——合会

合会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互助型的经济合作制度,或为以救济会员为目的的民间金融组织,或为通过合作共同负担地方事务的团体。社仓、义仓流于形式,平民贷款机构的不完备,高利贷的过分盘剥,民间储蓄机构的不发达,以至遇到自然灾害或婚丧大事普通平民无法独立承担等,都是合会兴起的原因。

合会的兴起,其本意是以一种互助精神的倡扬,来共同解决如婚丧大事等自力不能的事情,并协力帮助平民解付官府赋税的征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中国民间的一种互助精神,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分散的势孤力单的局面,使平民组织成为一个互助的利益相关体,共同抵御天灾人祸。同时,合会的出现,养成了一种乡里互助之风,善风由此大炽,进而通过在社庙的会饮以及宗族家族内的集资义祭,给乡里社会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3.工商团体——行会、会馆、商会

中国的工商行会制度,是在自周至隋千余年市场管理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至唐初始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至今已有1 300多年的历史。唐初,依靠政府行为建立行会制度,主旨在于通过诸“行”行首贯彻法令,协助官府向业户征收赋税、科买、定价等。中国行会制度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也就是说,中国行会从其形成一开始,便兼有协办和代行政府某些行业监督职能的性质。直至明清以来,中国行会制度才开始增加或逐渐突出了协调内外竞争、维护会员利益的互助功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行会随着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商会发展的影响下,出现了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各个层面的整合。

4.文化团体——诗文社与讲学会

所谓诗文社,大致说来,是文人士大夫带有消闲性质的文学团体,当然也不排除诗文社的急功近利性质。自古以来,士大夫一旦官场失意,闲居野外,必会耐不住寂寞,自然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来,借此自乐。诗文社的发展,处处体现出文人雅士抗拒朝政的腐败,见机而作、急流勇退,其间固

多逍遥山林、吟风弄月、交游同道的雅事,但也有为争取会社合法性的不懈努力。

假如说诗文社是纯粹的文学团体,那么各色讲学会则应归属学术团体。讲学会的崛起,与书院、理学的兴起有极大的关系。而讲学会的兴废,则与理学的兴衰乃至官方的学术政策休戚相关。

5.政治团体——朋党

国人浓厚的乡土之情为朋党的建立提供了天然的纽带,而儒家大力倡导的“一日为教、终身为师”的古训和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盛行,出现的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朋党风气。但真正能让官员结党营私之风长盛不衰的则另有其因:政府官员利用掌握的权力和附带其上的大量资源,能呼风唤雨、断人生死、成就伟业、光宗耀祖。权力的魅力如此之大,使得很多人为之奋斗终生,未得到者努力不已,得到者留恋不舍。

但官场风波险恶无比,胜利者青云直上,失败者急转直下,顷刻间即可家破人亡。在官场孤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拉帮结派、朋比党援,就成为封建官僚们生死存亡、权力升

降得失的必由之路。

客观来讲,朋党之争具有消极与积极的双重作用。从消极方面来看,是多门户之见,行宗派主义,用人唯亲。从积极方面而言,其间所包含的清议意识,对专制政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总的说来,弊大于利,朋党多行意气之争,弄得国无宁日。“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唐文宗面对当时国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局势已是难以应付,而朝官间的朋党之争更使他焦头烂额,终于对牛李党派之争发出了这样无奈的叹息。

6.秘密宗教团体——会党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团体又叫“会党”,其历史堪称久远,从东汉的五斗米道直到民国时期的青帮洪帮乃至一贯道,可谓长盛不衰。尽管它的发展史充满了离经叛道的说教、诡异怪诞的行为和乖悖常规的制度,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民众追求“终极关怀”的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真实记录。

古代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所能生产出来的物资很有限,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低下。遇上战乱、自然灾害和苛政,便很难有生路了。加上医疗技术落后,使得许多在

今天看来一般的疾病无法医治。苦难生活和疾病威胁下的劳苦大众非常需要精神上的慰藉。而正统的佛、道两教由于经文深奥,对于平头百姓无异于天书,解脱之道实在太难。

相比之下,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和宝卷就通俗易懂得多了,它们描述的“天堂”、“云城”、“无生老母”极其贴近百姓,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服务也就自然会拥有更多的“顾客”。在中国古代的几乎各个朝代,秘密宗教组织较正统的佛、道等宗教拥有数量更多、信仰更坚定的信徒,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秘密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那一代代信徒们为护教而表现出的狂热行为和前赴后继的奉献精神就明了了。比较起来,那些传播秘密宗教的教首们的个人表现却实在不怎么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利用宗教聚敛大量的财富、过着腐败奢侈生活的同时,却号召信徒们安于清贫。至于他们所倡导信徒们奋不顾身的所谓反抗精神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很多是在家产被抄、官府四处追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反抗的。而在反抗过程中,最先妥协的也是他们,有时甚至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自己的门徒、信徒。

但不管怎样,秘密宗教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还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例如白莲教就是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的狂热崇拜和持续不断的斗争精神,动员起千百万民众,给元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明朝的运气似乎更坏,从建朝那天起,就被秘密宗教弄得国无宁日,秘密宗教的反抗活动如不可遏止的滚滚洪流始终冲击着明朝的统治根基,构成了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鉴于元、明两朝的教训,清王朝对民间秘密宗教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可称得上是历朝之最,但到最后,清王朝同样也是在秘密宗教的冲击之下走到了自己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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