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花源记》看陶渊明人生理想

内容提要：桃花源成为陶渊明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桃花源的和平美好与东晋硝烟四起的现实对比鲜明，以此对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进行谴责，表达了下层劳动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其二，“桃花源”这一农耕社会模式的提出，凝聚着陶渊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之根源的深沉思考。其三，桃花源的提出，体现了他对上古治世社会的追求。其四，桃花源人的生活方式与他所崇尚的隐居生活是相契合的。

关键词：桃花源 陶渊明 理想 向往 隐居生活

“桃花源”这一社会模式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述的一个理想社会，是诗人一生探求社会理想的总结。青年时的陶渊明颇具“大济苍生”①的宏伟报负，希望有所作为。怀着“铅刀一割”②和中兴陶氏的愿望，先后三次出仕。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至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这十三年中，陶渊明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官职。他正直孤介的性格，与官场的腐朽风气格格不入，几次都辞官而去。最后从彭泽令任上辞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活，转而寄身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③尽管他努力躬耕，生活却每况愈下，“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④。”“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⑤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所造成的惨况，让他感到无比愤慨。长期的躬耕自资生活，他对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造成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根源进行了反思。晚年，他创作《桃花源诗并记》，桃花源社会的提出，表现了诗人一生探求社会理想所达到的高度，“它闪耀着人民理想的光辉，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⑥

“桃花源”为什么会成为陶渊明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并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桃花源的和平宁静与硝烟四起的东晋社会对比鲜明，从而对混乱现实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桃花源地处深山丛岭之中，地理位置偏僻，桃花源人的祖先是秦朝时的一批避乱隐居的人，《桃花源诗》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桃花源最初的隐居民由此而产生，这些人对暴秦的残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桃花源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国中之国，而是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类社会类型。在桃花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没有君主、没有统治集团，没有人剥削人。人们如同一家人，男女耕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斑白”、“童孺”则纵歌寻欢，这里避开了战争的硝烟，远离了尘世的纷争，似太虚幻境，却又真实自然，桃花源令苦难中的人民无比向往。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复杂尖锐，西北各少数民族贵族在黄河流域割据混战，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他们常对南方进行威胁、骚扰。腐败的司马氏豪族地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使社会动乱不堪，广大人民饱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战争之灾。公元399年爆发卢循、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晋社会权位之争更趋激烈。

从东晋建立开始，到刘裕消灭桓玄代晋自立，一百余年的社会始终处于极其动荡之中。频繁的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主要表现在：其一，战争中攻城掠地，破坏性、毁灭性极大，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战争的毁灭性、残酷性致使广大人民逃离家园，或葬身战争或远走他乡，踏上颠沛流离的的生活之路，最终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民，陷入悲惨境地。《晋书》载，后赵王石勒曾被卖作奴隶，起义后大泄民族仇恨，乱杀降卒与百姓。其二，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导致了人民生活的贫困。交战之地的庄稼田谷或被强征或为所掠。后方的生产也因长期的战争导致了劳动力的缺乏而耕种不好。加上天灾，抗灾能力的低下，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其三，战争导致了繁重的徭役与赋税。东晋是建立在以北方土族为中心，联合南方土族基础上的豪族地主集团。北方土族南迁之后，为了重建家园而兼并土地，加剧了南北土族时土地的掠夺，促使了南方自耕农的破产，成为世族大家的依附农。担任世家大族的家兵和劳动力，而大族却隐匿户口逃避税役。把因战争而增加的税役全部推到百姓头上。沉重的徭役赋税致使百姓苦不堪言。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为了逃避徭役，甚至自残肢体⑦”，

“有的离开家园，逃往他乡；有的则啸聚山林，三五成群，打家劫舍，公然与官府对抗⑧。”

桃花源这个没有一丝硝烟的人间仙境，正寄托了陶渊明及所有饱受战乱之苦的东晋人的美好愿望。他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在这里人们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陶渊明笔下恬美宁静的桃花源，与混乱的东晋形成强烈的对比，体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二、“桃花源”这一农耕社会模式的提出，凝聚着陶渊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根源的深沉思考。

在《桃花源诗》中，陶渊明提出“人人平等”共同劳动的要求，诗中说桃花源人的祖先自从秦时就来到这里，并“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揭示了桃花源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在这里人们是平等的，没有君臣之分，没有特权阶级存在，所以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不用交纳赋税承担徭役，人们通过自已的劳动来获取所需。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与世无争，生活宁静而幸福，地里能按季节种植菽稷，院子里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老有所养，幼有所乐。

东晋王朝是一个政治上依靠推行门阀制度的偏安政权。经济上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政府实权完全被世族大地主掌握，他们强化士庶之别，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国内的基本国策，士庶之分壁垒森严，刑罚因贵贱而异施，嫁娶只能门当户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⑨。官场“交通请托，贿赂公行”⑩，趋炎附势，尔虞我诈。为了向上爬，可以不择手段，“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⑾”。

经济上，大地主利用手中的特权，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土地，建立田庄经济。晋室南渡之后，许多南迁的农民和本地破产农民，纷纷沦为豪强地主的部曲佃客，成为他们的家奴。社会出现两极，一 是大富，二为赤贫。《晋书·石崇传》记载了石崇身为荆州刺史，竟公开抢劫，因而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王戎传》里“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在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太元二年（公元377年），东晋政府改田税法为口税法，规定每个成年男丁每年上缴税米三石。一些有权有势的财主和地方上的豪强或大族肆无忌惮地隐匿户口，造成在藉人口远远少于实际

人口的怪现象。政府的税收反比实行田税法时减少了许多。因此。东晋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将每个成年男丁的税米由三石提高到五石，加上一 些其它的杂税，使得广大农民无法负担这样沉重的租税，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起来。他们长年劳动，却不能填饱肚皮。

陶渊明在《杂诗》之八中写道：“躬亲非曾替，寒馁常糟糠。”对努力耕作却常常挨饥受冻吃糟糠，感到愤愤不平。《有会而作并序》说：“叔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对灾年无以为继的饥馁生活作了描绘，宋元嘉年间，陶渊明的生活更是贫困，竟要靠乞讨度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这。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⑿心中充满了穷愁潦倒的悲愤心情。

长期的农村劳作生活，使陶渊明对劳动人民苦难的认识加深，终于意识到了造成这一现实的根源——罪恶的封建专制制度，由它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东晋现实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掠夺。

在《桃花源诗并记》中，陶渊明提出了解决人民苦难的主张：首先，他提出“人人平等”的要求。认为君臣之分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桃花源人“相命肆农耕”人们之间相互平等，没有君臣，人们共同劳动，通过劳动获取所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劳动成果完全归自己所有，不用缴纳赋税，这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桃花源人因“人人平等”共同劳动而过上幸福生活。

现实中的东晋推行的是门阀政治，强化士庶之别，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国内的基本国策。东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达到极致，寒门出身的人，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得不到重视， 最后只能在官场上碌碌无为。陶渊明的归隐，就是壮志难酬的无奈之举。各世家大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大肆掠夺压迫下层劳动人民，使下层劳动者陷入悲惨境地。平等要求的提出，可见陶渊明对封建专制制度劣根性的深刻认识，他喊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心声。

其次要重视农业生产，桃花源在陶渊明的理想中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农耕社会。人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桃花源人最富特色的地方。桃花源人是从暴秦分离出来的逃难民，他们对秦王朝下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肤之痛，所以逃离秦的统治之后，终于建立了农业王国——桃花源。他们把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作为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正因为他们对农业地位的认识如此深刻，桃花源人才丰衣足食，

实现了千百年来人类的美好理想，过上富足的生活。陶渊明此点的提出是基于东晋混乱的时政上，他希望统治者能看到农业的重要性。桃花源的提出表现中下层劳动人民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建立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是陶渊明针对东晋时弊为挽救社会危亡所开出的一剂良方。

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陶渊明一直坚持参加农业劳动，实践他建立农业王国的愿望，他破除了孔、孟轻视劳动的观念，把劳动看成是人生有道之事，劳动虽艰苦，却与自己的心愿无违。《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强调解决衣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劝农》诗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提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具有勤劳的品质，这样才能消除贫困。对冀缺、长沮、桀溺这样的高士能致力耕作，不辞劳苦作了高度的赞扬。常以他们躬耕的事迹自勉，立志田园生活。

三、“桃花源”这一社会模式体现了陶渊明对上古治世社会的追求。

陶渊明对上古治世社会对人们所过的淳朴生活是非常向往的。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道：“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息，朝起暮归眠。”《淮南子·缪称训》载，东户时代，道不拾遗，农具余粮都放在田间地头。《庄子·马蹄》也有上古胥氏时代“含哺鼓腹”的记载。尧帝时的《击壤歌》中有上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描绘。陶渊明在《劝家》诗中写道：“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舜既躬耕，禹亦稼穑”上古时代人们崇尚朴素。合于自然之道，生活也能悠然自足。英明的舜帝和大禹都曾亲自参加过农耕。但随着人‘智巧既萌，资得靡田⒀。”有了国家和君主之后，人类社会陷入了供给不足的状况。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掠夺，使百姓日益困苦，《饮酒》二十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现实社会中，上古社会的淳真风气已经荡然无存，他希望浑浊的时尚能返朴归真。感叹自己不幸生在晋代，而没有赶黄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在《五柳先生传》中更以“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自称。

然而上古社会已淹没历史长河之中，不可企及，理想的人类社会应是怎样的社会形式呢？“桃花源”的提出受到两位思想家的影响。《老子》提出“小国寡民⒁”的社会模式。在文中说：“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

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用“什佰之器”、“舟车”显然是不利于生产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更违背了人类的交住的本性。陶渊明对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并不认同。

晋朝鲍敬言在《无君无臣论》中提出另一种社会模式⒂，他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人民“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为无君无臣，人人劳动，自给自足，既没有压迫，也没剥削，民风淳朴，所以“势力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民获考终，机心不生，”过着“含脯而熙，鼓腹而游”的幸福生活，并指出在君臣关系确定，国家建立后，国家征收赋税，重以苦役，使民“且冻且饥”。指出了赋税、徭役是陷人民于苦难的罪魁祸首。 陶渊明正是受到鲍敬言“无君无臣”思想的启发和对上古社会的向往，提出“桃花源”这一理想的社会模式。桃花源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是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没有赋税和徭役，“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在桃花源世界中，这块土地上没有独裁统治者，所有人都是它的主人，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不用承担赋税和徭役，劳动所得都归自己所有，因此，人们生活安宁而幸福。

桃花源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息，不同于神话色彩的幻境，桃花源里的人，源自先秦时一部逃避战乱的百姓，从此世代相传，不与外界来往，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衣物、习俗等都保留着秦时的痕迹，与东晋不尽相同，但这亦是证明世外桃源存在的一大佐证，使之更具可信度。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在混乱的魏晋三百余年间，确有许多劳动人民避乱入山，可见作者描写的理想世界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⒃。

四、“桃花源”社会的生活与陶渊明所崇尚的隐居生活是相契合的。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怀着“铅刀一割”和中兴陶氏的愿望几次出仕，但上层社会的虚伪和相互倾轧令他感到分外厌恶，最终使他放弃“大济苍生”的理想，走上了绝仕归隐的道路。渊明的归隐是他对当权者失望后所走的一要洁身自好的道路，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对当时政治的否定。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去职归家。此后绝仕而隐，他向往的田园生活是宁静、淳朴而美好的，这种理想

在桃花源中得到了体现。桃花源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脱于尘世之外，适合隐居生活。生活在桃花源中的人自从隐居于此后，不与外界相往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构成与外界间的天然屏障，外人难以发现。所以现实社会对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甚至没有。“其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桃花源人能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实行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像上古社会一样不设国家，不推行封建专制的君王之道，人们和睦相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由自在地生活。这里还保持着上古社会时的淳朴风气。“衣裳无新制”穿着上古时那样的服饰，与东晋现实中的衣物样式不同，“俎豆犹古法”古老的祭祀仪式在这里延续，这样的祭祀方式，最让人真切的感受到来自上古社会的气息。

这里民风淳朴，青壮年男女从事耕作，“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老人孩子脱离农业生产，他们“行歌”、“游诣”生活得无忧无虑。捕鱼的武陵人进入桃花源后，见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土地平圹，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里是一幅充满农家生活气息的画卷。桃花源人见到了渔人之后，“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里人听说有这么一个人来到此处，都来看望，打听消息。并诉说他们的来历，其后，“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把渔人当作贵客相待，由此可见桃花源人的淳朴民风和热情好客之道。

桃花源人的隐居生活使陶渊明无比向往，他在许多诗作中表现出了躬耕隐居，享受田园生活之乐的愿望。他在《和郭主薄》中写道：“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对这种适意的田园生活充满向往，希望辞仕回家。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对理想中的生活作了具体的描绘，他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虚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与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鸡犬互鸣吠”之声是多么相似！陶渊明隐居之后，通过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认识。他每天在清新静穆的大自然中生活，与村民交往，逐渐产生了一种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他认识到了农民淳朴，自然,诚实的品质，与他们道田家语，话桑 麻长。每天劳作之后，邀一二近邻，炒几碟自家种的蔬菜，饮着家酿米酒，兴之所至，挥笔赋诗，在精神上他是很愉悦的。

但陶渊明所期盼的隐居生活在现实中并不能实现，归田之初，他和家人都参与耕作，家中的粮食还能维持生活，但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年，他家被一场大火焚毁一空，“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⒄。”他把家搬到南村后，家境大不如前，常常是终年劳作，却难以糊口。陶渊明的晚年生活越来越贫困，他在《有会而作》序中说：“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常常靠朋友周济度日，有时，甚至需要乞讨生活，“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他的生活虽然贫困，但隐居之意却更坚，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到他家看望，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回答：“潜也何敢忘贤，志不及也⒅。”檀赠以粱肉，陶渊明挥而拒之，表现了他的铮铮骨气。官场的黑暗使他放弃了中兴陶氏一展抱负的理想，走上了归隐之路，生活虽然困苦，但他的隐居之心却愈老弥坚。

正是基于自已一生的坎坷经历，农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同情，桃花源这一社会模式的思想内涵才具有深刻性，丰富性。它反映了诗人在黑暗困苦中对于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憧憬。表现了诗人对“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强烈向往。

总之，“桃花源”社会模式的提出，体现了陶渊明对罪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批露了封建专制的劣根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治世之道。虽然这一模式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它寄寓着劳动人民对幸福和和平生活的追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将永远闪耀着光辉！

【注释】【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⑿⒀：谢先俊等：《陶渊明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xx年版。 ⑥于非等：《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xx年版，第49页。 ⑦省高教自考办编：《中国通史》，内部19xx年版，第250页。

⑧丁福林：《陶渊明全传》，长春出版社20xx年版，第116页。

⑨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中华书局19xx年版。

⑩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一O七。

⑾葛洪：《抱朴子·疾谬》。

⒁《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章》第十八章。

⒂丁福林：《陶渊明全传》，长春出版社20xx年版，第90页。

⒃谢先俊、王勋敏：《陶渊明诗文选译》，《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1990版，第105页。

⒄《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⒅萧统：《陶渊明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