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国学经典文丛》序言

20xx年，是胡适诞辰10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是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湛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海内，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世50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

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试着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为这种悖论做出某种诠释，也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白话文运动是通过语言的变革引领中国的文化、思想和社会改变，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它既是文化运动，也是政治运动。从二十世纪之初开始，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但他们或者更多地是侧重对旧事物的批判，或者更看重白话文运动的政治含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卖力的鼓吹者，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白话文找出了传统和渊源，使白话文的提倡有了合理与自然的基础。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的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领袖地位 ，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xx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

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 即“ 敏锐的观察力, 致密的组织力, 大胆的创造力” 。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当时的中国,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们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做学问的路径何在？胡适的见解和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 而这种“ 解除” 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适曾极自信的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口气之大、自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统中国因循几千年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集大成者” 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开始就充满着争议和质疑。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 用“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他认为, 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新审视。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 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均推崇历史进化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古的主张。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批判,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 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 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价。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 再造文明”。按照这种理论，史学家的任务, 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和现实需要出发,对古人的思想进行研究、评价, 批判地吸取精华,对这些史料进行

新的组织和诠释, 从而引发的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 而是现实人们有思想、有目的的“ 重构”。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重新评价了老子、孔子的学说；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儒的治学精义。这种理论一改中国传统的“代圣人立言”的史学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和实用的态度，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开启了一代“疑古”的学风。不过其中强烈的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使胡适史学理论招致了许多意见, “胡适把历史当作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众多批评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恶谥。

胡适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清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形，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于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作用的极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的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带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的意义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五四”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超轶众人之处：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

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中，带到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深邃的学术观点，更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一种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如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这里可以借用一下元好问诗：“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如果“鸳鸯”算是成果的话，那“金针”便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也许胡适自己绣的“鸳鸯”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道理，也是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重读经典、再看胡适的理由。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像胡适这样毁誉参半但关注始终不衰，名声显赫而影响如此广泛的知识分子可谓罕有其匹，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并会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是一个十分有益的事情，对于长久以来一直接受关于胡适种种扭曲描述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胡适国学文丛”。文丛包括“文学卷”、“哲学卷”、“史学卷”、“佛学卷”，基本涵盖了胡适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区别于一般的选本，我们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面貌。因此，本丛书编排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我们尽量全文选录，不对原文作任何割裂和

删改，从而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也有助于读者得以做出客观地评价。

最后，在文章类型的选择上，我们也尽可能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力求全面的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适对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了有关治史理论《研究国故的方法》，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有人认为这段议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第二篇：国学入门书单-胡适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

《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原刻本。

《周礼》通行本。

《论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葛彗）《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 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直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钓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cｃｈerｅ.net 西西河 无斋主人]

《明儒学案》（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告）广东图书馆本，湖北书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

《陈龙川全集》（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不同。

《胡子衡齐》（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采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通辨》（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初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龉В?《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原》（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通行本。 《战国策》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广雅书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苏书局本。[cｃｈerｅ.net 西西河 无斋主人]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董兆兆编）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疆村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衍《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蝰?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江苏书局本。[ｃｃｈｅｒｅ.net 西西河 无斋主人]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苎》，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原刻本。

《鲒?嵬ぜ?》（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庵全集》（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抄》（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期；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期；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雪芹）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ｃｃｈｅｒｅ.net 西西河 无斋主人]

《镜花缘》（李汝珍）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今古奇观》，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文康）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吴沃尧）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吴沃尧）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刘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本书卷二。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附录一）《清华周刊》记者来书

适之先生：

在《努力周刊》的增刊、《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我们看见先生为清华同学们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我们看完以后，心中便起了若干问题，现在愿说给先生听听，请先生赐教。

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发刊的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学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

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

第一是我们的时间，

第二是我们的地位。

我们清华学生，从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学一年止，求学的时间共八年。八年之内一个普通学生，于他必读的西文课程之外，如肯切实的去研究国学，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件应该考虑的。

第二、清华学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对于一班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是第二件应该考虑的。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

因此，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诸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至于先生在《读书杂志》第七期所列的书目，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我们希望先生将来能继续发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书目，让有志于该种学科的青

年，有一个深造的途径。

敬祝先生康健。

《清华周刊》记者。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录二）答书

记者先生：

关于第一点，我要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

第二、关于程度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先生以为是吗？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有没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

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上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还应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铅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法华经》、《左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阿弥陀经》、《文选》、《九种纪事本末》、《坛经》、《乐府诗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宋元学案》、《全唐诗》、《老子》、《明儒学案》、《宋诗钞》、《四书》、《王临川集》、《宋六十家词》、《墨子间诂》、《朱子年谱》、《元曲选一百种》、《荀子集注》、《王文成公全书》、《宋元戏曲史》、《韩非子》、《清代学术概论》、《缀白裘》、《淮南鸿烈集解》、《章实斋年谱》、《水浒传》、《周礼》、《崔东壁遗书》、《西游记》、《论衡》、《新学伪经考》、《儒林外史》、《佛遗教经》、《诗集传》、《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