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说的读后感及摘要

1. 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4

2. “言无言”

—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语言哲学思想????????4

3. 羁勒、狮子与藤鞭:《一报还一报》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刑法思想??????????????????????????5

4. 拉金的《电网》:没落帝国的文化隔离墙?????????6

1. 美国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海明威研究......................6

2. 霍桑的女性观????????????????????7 3“真实”的谎言

——从《抹除》看美国族裔文学的困境??????????8

4. “没有人永远是自己”

——解读帕慕克的小说《黑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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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肃的游戏

——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互文性特色?????????9

2. 向上喷的瀑布

—戈尔丁《教堂尖塔》的生态寓言?????????????10

3. 《杀死一只反舌鸟》中的信仰格局?????????????11

1. 现代西方人的精神荒原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后现代主义解读??????????11

2. 调和与突破

———评《贝克特的边界景观:退却的游戏》???????12

3.《猫头鹰恩仇录》叙事的拓扑结构及心理空间构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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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剧作中母亲形象的文化解读

邵雪萍

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审视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母亲形象,集中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类,即显露情欲和残忍性格的“恶母”,干预社会事务、忽视“父亲之名”的“强母”以及关爱子女、消除男性阉割焦虑的“良母”。以当时英国社会文化对母亲角色的要求与期待为背景,本文阐释了这三类母亲形象的文化根源及其她们所反映的莎士比亚保守的女性观。

一、显露情欲、性格残忍的“恶母”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恶母”主要有《亨利六世》(下) (The Third part ofKing Henry the Sixt)中的玛格莱特王后、《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的塔摩拉、《不列颠之王辛白林》中的王后等。这些“恶母”形象的特征与结局反映了西方社会传统女性观对莎士比亚的消极影响以及剧作家对女性的情欲和“残忍”的排斥。二、干预社会事务、忽视“父亲之名”的“强母”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强母”有《约翰王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King John)中的康斯坦丝王后、爱丽诺太后,《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TheTragedy ofCoriolanus)中的伏伦妮娅等。她们的特征主要是:从这些“强母”的性格行为特征和命运轨迹不难看出,莎士比亚赞同传统的“女主内”观念,希望母亲以尊重“父亲之名”的权威为前提来行使母权,成为父权的合格代理人,因而通过安排“强母”及其子嗣的悲剧命运,来说明女性干预社会事务及忽视“父亲之名”可能引发的灾难。三、关爱子女、消除男性阉割焦虑的“良母”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良母”主要有《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Errours)中的爱米莉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赫美温妮等。莎士比亚笔下的“良母”是传统母亲的典型代表,符合父权社会制订的道德规范。“良母”的慈爱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对母亲的要求。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良母”最终都获得了幸福。从这类母亲形象的特征和结局不难看出父权社会对所谓理想母亲的期待以及剧作家对这种期待的认同。 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恶母”、“强母”和“良母”的描写从不同侧面否定了女性主体意识,反映了坚持男性统治的必要性,说明莎士比亚将抹杀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稳定相联系,认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三类代表性的母亲形象显示出莎士比亚受自身性别视角的限制和父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可能真正理解女性的需要、同情母亲的境遇,他所操持的男性话语也无法揭示对女性的客观认识,无法描述女性作为母亲的独特困境。莎士比亚笔下个性鲜明的“恶母”、 “强母”和“良母”形象既展示了他对“复杂变异化的人性”的理解,也证实了他的女性观“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范畴,只能达到伊丽莎白时代的水平”。

“言无言”

———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雷强

本文基于奥地利哲学家毛特纳的著作《语言批判》及其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关系,探究贝克特在小说三部曲中所展现出的 “语言困境”问题的根源。在经历19xx年的“启示”后,贝克特将人类“无知”,“无力”的存在状态做为艺术家的表现对象,此种艺术主张使贝克特成为20世纪卓尔不群的艺术大师。唯有挖掘“语言困境”的根源,才可能对贝克特的中后期作品,尤其是小说及散文中所展现出来的荒诞和无序感有恰当的认识。

一．“思考”与“言说”的同一性毛特纳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石是“思考”(think) 3

与“言说”(speak)的同一性,两者是从同一行为的两种角度获得的不同表达方式。毛特纳认为,将“思考”与“言说”区分开来并主张“思考”具备某种优先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毛特纳的结论是:“我们只能思考在语言中我们能够表达的,我们只能表达那些我们思考过的。二. 词语的“隐喻性”本质. 毛特纳认为所有的词语都是“隐喻性的”,而对词语的必然依赖则使“思考”也只能够是“隐喻”的产物. 毛特纳对“隐喻”这个概念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大体上讲,我是在比喻或比喻性的比较层面上使用‘隐喻’这个词的。”据此,毛特纳认为“联想”同样是思维活动中的比较行为,所以在他看来“隐喻”与“联想”同源,两者并无显著的区别。通过“隐喻”或“联想”,思维的比较活动将无穷多个特定的感觉经验(殊相)归类于词语表达式(共相)。三、“词语迷信”和无法言说的“真实” (一)“词语迷信” (二)无法言说的“真实”.

在毛特纳看来,除了“隐喻”这样一种思维比较方式外,语言(意思)的形成还有另外两个条件:第一是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惯用法,第二是对个人感觉经验的标记。现代社会中的语言只能够满足第一个要求,而更为重要的第二条则早已不能达成。然而,毛特纳不会轻易对“惯用法”予以放行,他指出语言的“惯用法”是通过上文提到的第二重“隐喻”方式获取的,不仅如此,语言“隐喻性”的本质只能够生成“近似值”,这两点都是“惯用法”的致命缺陷。针对它们,毛特纳用了一个颇为夸张的词——— “偶然意义”(Zufallssinne),也就是说语言的“惯用法”是一种极端选择性的产物.

羁勒、狮子与藤鞭:《一报还一报》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刑法思想

冯伟

《一报还一报》以一对未婚夫妇的“通奸罪”为线索,揭示了西方早期现代国家在依法治国过程中暴露的种种弊端。本文从现代刑法学的角度解读剧中透示的维也纳法律,以管见莎士比亚剧作独特、深刻的刑罚思想。

“依法治国”是贯穿《一报还一报》全剧的一条主线. 《一报还一报》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唯一一部以圣经典故为题的作品,“一报还一报”表达的正是基督教上帝惩恶扬善的刑罚思想,象征《旧约》中的律法精神。一、维也纳刑法的三种职能. 公爵使用的三个意象对我们理解维也纳的法律具有启发意义:野马的羁勒、狮子和父亲的藤鞭。莎士比亚通过对维也纳法律的描写,大体强调了法律应具有的威慑、惩罚、教化三种主要职能. 二、捉襟见肘的刑法体系. 残酷的刑罚会造成违背预防犯罪宗旨的有害结果,严酷的法律还会削弱人道精神,促成犯罪。

三、人法,神法? 公爵除了维护维也纳的法律秩序之外,同时具有教化臣民并确保其灵魂得救的使命。《一报还一报》的剧情由整顿维也纳的“人法”展开,讲述的却是有关灵魂道德的“神法”。

《一报还一报》一再向观众昭示,维也纳的法律远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不但存在巨大的诠释空间,而且还留有众多触及不到的角落。完善合理的法律体系与爱邻如己的悲天悯人情怀都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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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金的《电网》:没落帝国的文化隔离墙

肖云华

《电网》一诗表达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限制,而是拉金的总体文化观。本文认为,若把这首诗放在拉金的作品系列和诗学理论中考察,就会发现它包含了拉金的文化边界意识、受害者焦虑和保护意识。三者构成了拉金的文化隔离意识。这种意识促成了拉金具有英国特点的诗歌和诗学理论,对英国当代诗歌产生重要影响。但它同时也造成了评论者的对立,影响了拉金的国际声望。抛开其负面作用,拉金的文化态度对我们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对待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拉金的《电网》“(W ires”, 1950)收录于拉金的成名诗集《较少受骗的》 (1955)。英国评论界普遍认为,此诗的主题是“限制”,但在要限制什么这个问题上却没有统一的看法。当我们把这首诗放在拉金的整个创作体系中来观察,就会赫然发现潜藏在“电网”后面的深意:拉金试图在没落的帝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构筑一道类似电网的隔离墙,保护他心目中的“英国传统”。笔者将依据现存拉金的各类作品对此进行阐述。一、《电网》:拉金边界意识的代表. 《电网》共两节,用“翅型”(W ing Patterns)模式押韵以强化其“限制”主题。《电网》一诗的内容很简单:牛群被电网保护,同时受其限制;网内安全但很无趣,而网外虽然更有趣,但不能逾越,否则会遭受电击。很明显,作为划界工具,电网区别了牛群应该在的空间和不该逾越的空间,表达了一种边界意识。二、拉金的受害者焦虑. 我们知道,牧场上的电网不仅用来限制动物的活动,也用来防止猛兽猎食牲口,因此除了边界意识,电网还反映了一种受害者焦虑。三、拉金的文化保护意识. “边界”意识和受害者焦虑是电网意识的重要表现,二者也一起指向一种保护意识。出于文化保护意识,拉金坚决反对类似《电网》中小牛儿们的越界行为。拉金不遗余力地强调现代主义的害处,同时特别注意强调诗歌的英国性,意在凸显二者之间的文化鸿沟如同电网般不可逾越。四、拉金的文化隔离意识. 电网》所代表的边界意识、受害者焦虑和保护意识构成了拉金的文化隔离意识。实际上《电网》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立场,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意识的反映。

《电网》表达的保守态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斗争的文化观,它呵护传统,拒绝侵略性对象,但不拒绝外来的“草料”。现代主义也好,爵士乐也罢,它们只能成为英国诗歌的养料,而不是它的征服者。事实也是如此,现代主义成就了拉金的风格,而叶芝和艾略特的强势影响却被他甩掉了。

美国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海明威研究

杨仁敬

本文系统评介了20世纪20年代至今美国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对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批评研究。海明威从在巴黎登上文坛便成了评论界关注的中心。有的将他看作自然主义作家,有的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则认为他受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影响。后来,新批评派、历史文化派、多元文化派、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以及生态批评家都对海明威进行了评论。传记批评从他去世后不久开始,至今历久不衰。

上世纪50年代初,卡洛斯·贝克的专著《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1952)揭开了系统研究海明威的序幕。19xx年7月,海明威去世,不久,各种回忆录相继问世,如海明威弟弟莱斯特的《我的哥哥海明威》(196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开始 5

梳理归纳海明威生前的报刊评论。如卡洛斯·贝克编的《海明威与他的批评家》不仅如此,一些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如约瑟夫·德法尔科的《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英雄》(1963)。一些重要报刊也刊登了研究海明威的大量学术论文。有趣的是在上述专著和论文中,研究者用历史文化批评、心理分析批评、新批评理论来剖析海明威的小说,其中“准则英雄”论和“创伤论”曾影响了相当长时间。到了70年代,海明威受到女权主义批评家的尖锐批评。批评海明威对女性冷淡,抱有偏见。海明威的小说艺术吸引了众多美国学者,这成了70年代海明威研究一大特色。主要论著有艾米莉·斯泰帕斯·瓦特斯的《海明威与艺术》等。80年代,海明威研究掀起了新热潮。研究资料进一步充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传记批评的繁荣和发展。五种海明威新传记接连问世。随着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批评理论的兴盛,海明威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新成果。伯尼斯·克特获普利策奖的作品的《海明威的女人们》(1983)以玛莎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海明威与母亲、前三任妻子和几个女友的关系和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此外,学术界注意到海明威对电影的兴趣和他许多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变化,如吉恩·菲利普斯的《海明威与电影》(1980)。90年代,海明威传记批评仍有所发展。刚兴起不久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很快受到美国学者的重视,并应用于海明威研究。“海明威与自然界”成了19xx年在克茨姆召开的第九届海明威国际会议的主题。进入新世纪,海明威像以前一样,仍是美国文学批评关注的中心之一。

海明威一度成为众多文论批评的中心。但美国文论流派繁多,莫衷一是。各个流派都想用对海明威的评论增加自己的实力。有的解读有理有据,颇有新意;有的则牵强附会,令人难以苟同。总的来说,新批评理论的分析较多,涉及的范围较广,论著甚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有一些,但偏重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结构主义阐释比较少,许多学者不能接受。历史文化批评的论著也很多,影响甚为深远。生态文学批评的应用则充满活力,前途无量。传记批评常有新作问世,历久不衰。综上所述,虽然在美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海明威的声誉也经历过不同时期的起伏变化,但他作为一位现代美国的主要小说家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霍桑的女性观

代显梅

19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男女分工的社会格局渐成定式,“虔诚”、“贞洁”、“顺从”和 “家居”的妇德受到美国社会的格外推崇。与此同时,受欧洲妇女运动的影响,新英格兰的知识女性开始提倡女权,玛格丽特·福勒的《19世纪的妇女》以及美国第一次妇女大会的宣言《我们的态度》都对美国社会“女性崇拜”的传统价值观提出挑战,“妇女问题”成为这个时代众多的社会问题之一。霍桑置身妇女运动活跃的新英格兰,他的思想与创作沉浸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他的女性观是矛盾复杂的:既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又反对女性扮演社会角色。霍桑在他的作品中处理女性问题时并没有明显的性别偏袒,他关心的是男女双方的幸福。

一、关于霍桑的女性观的争议。以往这些关于霍桑的女性观所做的研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这些研究秉承传统的二元认识论模式,要么认为霍桑是女权的捍卫者,要么认为他是男权的把持者;第二,这些关于霍桑的女性观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超出他的作品范围,很少涉及作家本人的生活和时代背景,往往把小说人物的思想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而且颇有断章取义之嫌。霍桑在生活和写作中 6

是否有明显的性别偏袒似乎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二、霍桑“保守的”女性观。霍桑之所以如此强烈抵制女性超越传统既定的角色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美国传统妇德的受益者。三、女性情感的体察者。霍桑要求女性立足家庭与他对女性情感的体察及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似乎并不矛盾。霍桑的作品并没有停留在揭示女性的不幸遭遇上,他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人性脆弱、人生悲哀”的寓言,而不是性别偏袒的立场宣言。四、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我们谈霍桑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并非指他的写作忽略了女性问题,而是说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超越了狭隘的性别偏袒意识。

“真实”的谎言

———从《抹除》看美国族裔文学的困境

陈广兴

当代非裔美国作家埃弗雷特的长篇小说《抹除》探讨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新近面临的困境。小说表明,过分强调作家的族裔身份和作品的关系,把作品看作表达族裔身份的工具,既不利于少数族裔追求自由平等的斗争,也不利于少数族裔文学的健康发展。

长篇小说《抹除》集中探讨了种族身份和作家职业之间的复杂关系。《抹除》不仅揭示了美国族裔文学在今天受到不寻常关注背后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心理畸态,也透露出一种全球性的、隐藏在对处于边缘、弱势的族裔貌似平等尊重的高抬贵手背后的大国心态和强势解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抹除》所揭示的少数族裔和少数族裔文学的困境。一.在《抹除》中,根据其面部特征,主流白人社会把主人公蒙克定义为黑人。二.美国历史上出现过黑人是否是人类的讨论。黑色成为“一种缺席的象征”,指的是一群缺乏文明人类必要素质的人。三. 对少数族裔文学真实性的要求,就其本质而言,是白人中心主义在作祟。为了生存,少数族裔作家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屈服于这种对真实性的要求,充当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导致了非常不利于少数族裔和少数族裔文学的后果。首先,过分强调少数族裔作品的“真实性”,不利于少数族裔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其次,对少数族裔作品真实性的过分强调,对少数族裔文学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害。

“没有人永远是自己”

———解读帕慕克的小说《黑书》

张虎

帕慕克的《黑书》是一部苏菲神秘主义哲学著作,这一论断似乎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普遍认同,但从小说中书写者的世俗身份、众神学经典间的狂欢式互文以及颇具亵渎性的情节、话语和艰涩、碎片化的文风来看,《黑书》并非一部传承本土文化理念的纯粹苏菲作品,而是一部融讽喻、忧伤于一体的后现代小说。在一种杂合了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写作中,帕慕克一方面将本土神秘主义的失落以反语出之,生动表征了土耳其民族身份在历史变迁中的迷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 “呼愁”,另一方面又在其中体悟出了本民族走出身份尴尬与精神困惑的途径。“没有人永远是自己”,这是帕慕克的写作观、身份观与文化观的思想基础。 后现代神秘主义:喻体的失落. 首先是对神秘文本书写者身份世俗性的揭示。其次是对神秘文本的抄袭与模仿性质的揭示。帕慕克的这种写作风格更集中地体 7

现为对神秘主义的讽喻性亵渎叙事。身份与“呼愁”:本体的失落. 如果说在揭示神秘主义传统的虚构性时,帕慕克采用了反讽的离间手法,也即以反神学的姿态喻指整个伊斯兰信仰框架与根基的陷落,那么,在记述土耳其民族的“身份”失落时,他所采用的则是对现实的直白叙事。“没有人永远是自己” 在自传《伊斯坦布尔———城市与记忆》中,帕慕克说:“只有当我成为另一个人时,我才能进行绘画。首先,在写作观上,帕慕克坚持对他者文本的“模仿”与革新。其次,帕慕克的身份观也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帕慕克一向以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自诩,在《黑书》中,这座桥梁就是卡利普。

严肃的游戏

———论君特·格拉斯小说的互文性特色

张辛仪

:互文性手法是君特·格拉斯小说的一个鲜明特点,它决定了作品复杂而独特的结构,使叙述具有开放性、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影响着作品的思想表达,也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从格拉斯的处女作《铁皮鼓》,到《比目鱼》、《相聚在特尔格特》、《母鼠》以及两德统一后出版的《说来话长》等小说中,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互文性形式:既有与童话、神话、流浪汉小说、教育小说、历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互文关系,也有对单个文本的指涉,如冯塔纳的小说、《圣经》、格林童话、神话以及格拉斯自己的小说等。格拉斯别具匠心地运用互文性手法,既从前文本中获取意义,又对前文本中的意义进行改变,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格拉斯的小说中,互文性与历史与记忆这两个关键词形影不离,是格拉斯用来再现历史、重现过往的重要方法,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同时,互文性也是造就格拉斯小说怪诞风格的一大原因。

格拉斯对某些文学体裁的模仿吸收和颠覆,对其他作家作品的引用、戏仿、指涉和改写,都可以归为互文性手法,前者是系统互文,后者属于单文本互文。这一手法也与格拉斯的其它很多写作特色———怪诞、注重历史与记忆等息息相关。一、关于互文性。本文所用的是狭义的互文性概念。互文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单文本指涉是对一个或几个具体文本的指涉。系统指涉是对一种或几种文学体裁、类别的指涉。二、格拉斯小说中的互文性形式。三、格拉斯小说中互文性的特点与意义。首先,通过互文指涉,后文本获得了丰富的意义。对于一些有名的文本,只要提及它的作者、标题、人物、名言,或是出现类似的情节等,不需要长篇大论,读者就会联想到前文本所代表的丰富意义。格拉斯作品中互文性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在于,格拉斯一再让自己的作品与某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定体裁发生互文,如童话、神话故事和流浪汉小说等。格拉斯作品中的互文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与记忆和历史纠缠不清。格拉斯作品中的互文性的另一特点就是与怪诞紧密相连。互文手法的运用往往会导致怪诞的风格,而怪诞常常是互文手法的一种作用。

,互文性是格拉斯最重要和最偏爱的艺术手法之一。对于格拉斯而言,互文性既是文字与文学游戏,也是非常严肃和精巧的艺术手法。格拉斯在文字、文本、文 8

学传统与标准中游弋着,期望读者能够解开自己作品中互文性的谜题。因互文而产生的怪诞则经常促使读者去探究作者制造互文关系的目的和原因。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游戏,给写作和阅读增添了无穷趣味。同时,互文性也令格拉斯的小说具有开放性,叙事空间更大、更自由,叙事角度多元、层次更丰富,叙事更富有张力和活力,集中体现了格拉斯的创造力。

向上喷的瀑布

———戈尔丁《教堂尖塔》的生态寓言

王卫新

戈尔丁的《教堂尖塔》是一部具有生态意识的寓言作品。现实世界的索尔兹伯里教堂尖塔是建筑学的奇观,巍然屹立在并不坚实的沼泽地上;小说虚构世界中的尖塔则像“向上喷的瀑布”,是教长乔斯林盲目的利己主义的象征,最终因为没有牢固的地基而倒塌。尖塔的建造是人类以上帝的名义掩盖自己的私欲、永无休止地征服自然的象征,尖塔的倒塌则象征着自然给予人类的惩罚。自然是沉默的,但它并不会永远臣服。人类对自然过度的征服最终会招致自然的愤怒,愤怒的自然会给予人类严厉的惩罚。

但是,如果我们把《教堂尖塔》和自然相联系,对乔斯林的敬畏便像尖塔一样倒塌了。乔斯林的“精神”或者信念,是以人类和自然世界其它成分的等级划分为基础的。“向上喷的瀑布”和“苹果树”是《教堂尖塔》的两个核心隐喻。但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中,两个隐喻不是被解读为自然的警示,而是被误读成乔斯林信念的希望之光。在《教堂尖塔》这部现代寓言中,人类仍然是受教育者,尖塔这个非生命体也被赋予了灵性。但是,除了尖塔之外,教堂以及教堂周边的风物都与灵性无缘。自然的声音是微弱的,它对人类的警示也是无声的。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缓慢的,并不是每个人、每个时代侵害自然都会受到责罚。瀑布不断地向上喷,没有地基的尖塔一点一点地升高,自然在人类面前的威严无法施展。也许正是由于自然的法网并非疏而不漏,人类才有勇气一次又一次地和自然法则打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逃脱惩罚。乔斯林的瀑布之所以向上喷,是因为自然对人类的警示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人们把自然的呻吟理解为“歌唱”。

如果我们像美国历史学家布林科里那样,把环境的变迁也视作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生态的现实也视作现实,那么,《教堂尖塔》就是一部既关注历史又关注现实的小说。这部小说通过对虚构世界尖塔建造的伦理审视,引导人类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无论是以上帝的名义,还是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名义,暗中都潜藏着自己的私欲。如果私欲永无休止,人类就会遭受自然最严厉的惩罚。人类可以对抗自然法则,让“瀑布”向上喷,但瀑布永远是瀑布,水喷到一定高度必然要向下倾泻。乔斯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有了这种寓言家式的顿悟,可惜的是,这种顿悟来得太晚了,这是乔斯林悲剧的根源所在。《教堂尖塔》这部现代寓言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在“瀑布向上喷”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像乔斯林一样,对自然法则视而不见;等到有了寓言家式的顿悟的时候,一切又都无可挽回。如果人类早一点顿悟,就会少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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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一只反舌鸟》中的信仰格局

顾舜若

哈珀·李(HarperLee)把《杀死一只反舌鸟》(ToKill aMocking Bird)①的背景设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小镇,就必然使这部小说与宗教信仰产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小说中囊括了多方面的话题,诸如种族主义、英雄主义以及青少年成长。然而应该看到,宗教信仰这条线索贯穿小说始终,作为一种背景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小说反映的其它话题有机联系起来。不过,小说里的宗教已经不是原始意义上正统的基督教,而是在不同群体中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美国南方宗教特有的复杂局面。通过阐释恶者与善者、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这两组人物对宗教的构建,本文旨在辨析小说中的信仰实质与格局,试图说明30年代美国南方基督教的异化和人们的精神危机。

作者有意体现出黑人的道德优越感。黑人宗教与黑人斗争息息相关,其本身是具有种族意识的。这种种族化的宗教从侧面反映了种族主义压迫下黑人的精神恐慌与危机,是黑人处在异化的白人基督教阴影下的必然产物。它的真正目的是要消除种族隔阂。《杀死一只反舌鸟》中,以白人为主的恶势力以及以黑人为主的善者所笃信的基督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原本宗教的意义。宗教一方面成为白人的武器,一方面成为黑人的避风港。在信仰世俗化的过程中,两者形成一方加害、一方躲避的局面。,这种具有“旧南方精神”的人看似在维护正统基督教,实则出现了严重的偏狭。随着保守主义者们进入自己的信仰“隔离区”,“狭隘的宗教观念使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异化成为生活的桎梏。

《杀死一只反舌鸟》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再现了美国南方特有的信仰格局,又以一个成人的回忆让读者了解到当时人们的信仰实质。

现代西方人的精神荒原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郑 丽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的杰作。本文从黑色幽默、夸张的讽刺、文学典故的使用以及荒诞英雄的荒诞追求等四个方面解读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认为通过用荒诞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用轻松幽默的语言揭露丑陋沉重的现实,贝娄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现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荒原的现状。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表面上描述了叙事者肯尼思和他舅舅贝恩·克拉德备受挫折与创伤的感情生活,实际上表现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表面上描述了叙事者肯尼思和他舅舅贝恩·克拉德备受挫折与创伤的感情生活,实际上表现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一、黑色幽默的使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充斥着各种严酷的黑色幽默的场景。黑色幽默的产生主要源于荒诞人物和真实人物的并置、喜剧场面与严肃场景的不期而遇。二、夸张的讽刺贝娄使用的另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夸张的讽刺。贝娄的讽刺之所以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是因为:首先,传统的讽刺通常以某种情境、事件和人物为中心;其次,传统的讽刺通常提供一种方法、一个媒介或者至少一些改革的希望。但贝娄的讽刺没有中心。三、文学典故的讽刺性运用。像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贝娄在这部小说中借用了文学典故对现实进行讽刺,嘲笑了传统罗曼司的模式、20世纪性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失败。四、荒诞英雄的荒诞追求贝娄在小说 10

中运用的另一个后现代主义手法是荒诞英雄的荒诞追求。荒诞英雄渴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井然有序的世界,实现真正的自我。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传统价值作为过时之物遭到无情的嘲笑和抛弃。 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贝娄从他早期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转换到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和手法。他成功地使用了黑色幽默、夸张的讽刺和文学典故的借用来描写他的荒诞英雄所受的挫折和所做的思考。在这部诙谐幽默的小说中,贝娄的主人公努力寻觅生活的意义和快乐的结局,结果却发现无法与现实取得妥协,不得不寻找“新的现实”,期待在不可预料的未来里的某个地方找到幸福。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黑色幽默的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对城市生活夸张的讽刺、对于社会和人类的堕落表现出的虚无主义都体现了贝娄是一名出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调和与突破

———评《贝克特的边界景观:退却的游戏》

何 树

文学艺术可以用来阐释人类最伟大的经历并从中获得领悟,这种领悟包括经验、伟大艺术的他者性和独创性以及能引领我们通向某种更高境界的本源。贝克特的文学作品无疑属于伟大的艺术,它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思想和艺术空间,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贝克特研究”成为现代西方文化反思人类自身的标志。但是贝克特极端的“陌生化”艺术技巧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其文本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又让不少文学批评家感到很难用他们所掌握的批评理论加以诠释;加上别的也许并非重要的原因,比如我们文化中对人类存在基本状态和语言表征现实相对乐观的认识等等。

该书首先将边界僭越看作贝克特文本最宝贵的文学实践之一,并进而将贝克特的文本确定为“过渡性的边界文本”。作者认为这一边界文本“展布了无限的主体性和丰富的审美技巧,它通过对‘边界’灵活而意义深远的运作突出了它的创造潜力,建构了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的‘边界景观’。这个‘景观’是我们窥探人和‘人性’的一个宇宙,是我们与意义问题周旋的场所。”具体而言,作者试图论证贝克特批评处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阐释、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解读的矛盾之中,从而展现为一个充满控制与抵制、渗透与跨越的双语甚至多语的 ‘边界地带’。在此,身体、心灵和世界的断裂通过相互抛弃的共享状况而被相互组合在一起,共同表演发生在语言与沉默的边界、语言与主体性的边界、人与非人的边界之间的‘退却的游戏’。”

贝克特用词语和形象建构的心灵空间把他的语言观推向了前台,也就是说,贝克特用于测量心灵空间的手段并非叙事而是语言。张书的第三章便从虚无、抽象、否定、非语言表达、叙事断裂和沉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贝克特动态的语言观。然后主要通过解读“三部曲”来证实沉默作为主题、文本原则和戏剧原则是一种根本性的边界体验、文本体验和阅读体验。

边界———景观———退却———游戏,这一分析模式所提供的批评框架,其本身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反思的特征表现在批评和阅读既是从内到外,也是从外到内的活动,而边界恰似一个永恒的想象的产物,作者,也包括读者,有力量跨越这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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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恩仇录》叙事的拓扑结构及心理空间构建

李 英

英国经典奇幻小说《猫头鹰恩仇录》采用神话传说切入现实世界的幻想手法,通过多重叙事,在对话中实现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的拓扑结构,形成结构性戏剧张力。神话传说和现实世界彼此嵌入、重合、分离,进而抽象出“昨日”、“今日”和“明日”三个时间概念中的悲剧轮回。叙事所产生的不同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通过建构心理空间获得文本的现实意义。

小说采用历史奇幻小说的叙事结构,使历史时间和现在时间在文本中并行,通过超自然的方法在文本中再现历史。如果说历史奇幻是虚构的历史,那么,文学文本恰恰导致历史缺席。这样一个有关时间、历史和虚构之间的悖论必然给阅读带来一定难度。因此,自小说诞生之初,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即是小说的阅读和接受对象,简言之,《猫头鹰》是否是儿童小说,其复杂的叙事能否被儿童理解和接受。 《猫头鹰》是一部优秀的虚构性叙事作品,其闭合性叙事结构使其归属于童话故事———愿望通常得以实现,且具有一定道德教化意义。虽然小说取材于威尔士神话《马比诺吉昂》,具有神话传说的历史背景,但是,即使读者把小说从加纳的创作语境中剥离开,小说本身也能够凭借人物刻画、情节铺陈等手段再构建出一个丰富的、值得信赖的、合理有序的 “文本现实世界”,其中,最吸引读者的,是文本现实世界与其它可能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忽明忽暗、亦虚亦实的叙事使其它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情节的拓扑结构,释放出错综复杂的戏剧张力。而知识世界和愿望世界在文本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引发了现实生活中义务世界的重建,促使读者从虚构文本中抽象出更广泛的人文内涵———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何去爱,如何生存下去。这正是读者理解的“产物”。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的,受到阅读过程和个体体验的影响,使读者的阅读过程呈现出连续性和动态性。而人类永恒的情感,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使读者把个人经历嵌入文本框架中,构成“文本现实世界”的基石,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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