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读后感

当阅读完最后一页《大外交》时，我不禁为书中呈现出的大国间纵横睥睨，外交世界里的变幻风云所折服。全书的共三十一章，每一章都环环相扣，相得益彰，让人忍不住像走迷宫一般，对前路一无所知却又充满向往。从第一章开始，就如同一副宏大的画卷缓缓的展开，轻描淡写了诸国的外交历史，欲说还休的点画了他们的外交走向，让人忍不住往下阅读，一问究竟。细数《大外交》中提到的那些历史人物，现实主义如罗斯福，理想主义如威尔逊，战争狂人如希特勒，铁血睿智如俾斯麦等等，每一笔都宛如行云流水般传神的时那些原本写在平面上的人物立体化了，一个个仿佛呼之欲出。连斯大林一个狐疑的眼神，丘吉尔一个微妙的表情这样细节之处都被基辛格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细腻刻画出。当然这幅画卷的背景也很广阔：如果以时间为主轴的话，从一战到二战到冷战，再到朝鲜战争和越战，以及后来的冷战。在这时空交错的画卷上，我们看到了外交场上风雨变幻，国家间关系微妙复杂。而国家命运的航船往往掌握在舵手——掌权者手中，有人优柔寡断就有人蛮横霸气，有人微笑就有人哭泣，有人抓住历史的机遇就有人被历史所淘汰。《大外交》的执笔者基辛格沉着大气的勾勒出了整个如史诗般的一部二十世纪外交史。 我们从大外交里的来看一战：当史学家们还在为谁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而持不同意见争论时，基辛格却点出了

“举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的迈向毁灭”。他从各国外交风格出发，把一战前欧洲诸国的心态都有条有理的剖析清楚来看，最后得出结论：“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识到现代科技与大规模征兵，已使爆发全面性战争成为国家安全及整个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诚然，德国和俄国完全失去了节制。

从一战到二战，历史的车轮碾过一圈。其中发生的外交事件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更加扑朔迷离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国与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博弈角逐。不得不说《大外交》作者基辛格独具慧眼，将这其中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看了个清楚明白：一战后法国饥不择食的外交政策，英国缘木求鱼式的均势外交，法德的苦大深仇，英法的历史恩怨，苏联的半路杀出，美国“理想主义”的游说，诸国对刚提出来的“集体安全”概念的摸不着头脑，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复兴。究其原因，一小部分在于于德国政府富有技巧的谈判，且善于拖延，“甚至大量印制马克纸钞，拿到公开市场上去购买外币来偿付，也就是大肆膨胀其币值，钱虽付的很多，实际上却没有太多资源流出。”更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德国钻了战胜国诸国间的矛盾，借了美国与苏联的东风。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史瑞特斯曼，“他明白即使在凡尔赛的重重束缚之下，德国仍有实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他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批评的，而且与纳粹的作风正好相反（后来纳粹的作风打断了以渐进且几乎必然是和平的方式），他靠着

耐心，妥协及欧洲各国去的共识的有利环境，达到他的目标。心思敏捷使他能够以文字上的让步，尤其是在敏感而具有象征意义上的赔偿问题上，以此换取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及促成长远的变革，这些变革必然能使德国居于日益重要的枢纽地位”。除此之外，基辛格还提到了史瑞特斯曼政策的成功推行和德国的复兴不能忽略德国资源丰富实力十足，凡尔赛合约反而增强了其地缘政治地位。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心中赞叹到基辛格不仅是眼光敏锐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还是视角新颖的史学家，当然由于《大外交》这本书，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角色又是一位文笔矫健具有感染力的作家。

相比于一战，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写到的二战更为详细一些。可能是由于作为美国的前国务卿和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第一手的资料，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所以在他笔下评写二战前的背景和二战爆发后英法美苏与德国意大利从交涉到交锋，都有其独特而吸引人的观点。那些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决策能力，心里有着什么样的主意，在基辛格看来都仿佛了如指掌似的。比如说对于苏德协定的签约，基辛格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是斯大林的待价而沽。对于二战中出现的那个全人类战争史上都罕见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基辛格的对其性格才艺的剖析可谓是入木三分：“有着草莽英雄的本能，以及对对手心理弱点其准无比的掌握，排除异己”。这一点可以在后边他利用英国传统的均势外交思想，法国求自保的心态，一步步的跨

出了凡尔赛所划定的国界。可以说基辛格是用着刻画希特勒的笔，同时一笔一笔勾勒出英国法国所走的绥靖政策之路。当然，推行绥靖政策的国家不止英法两个，但历史赤裸裸的告诉了我们：这条绥靖主义之路走得并不会平坦，反而到后面极有可能引火上身，悔不当初。当然最为心酸和悲哀的，大概是那些诸如捷克波兰这样的小国家吧，他们成为了大国间政治的牺牲品，绥靖政策的祭奠品。像是可怜的战争屠宰场上待宰的羔羊，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被践踏到最底层，这就是绥靖政策的另一个层面的表现。事实证明：短暂的苟且偷“安”不可能换来长久的和平。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通读《大外交》后我们会发现书中的一个小细节就会印证这句玄妙的话。一战前俄国在亚洲所向披靡的完成了扩张，它将远东划归为自己的地盘，认为其他国家无权插手，所以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这同样的问题又在二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某种军事联盟（北约）以对抗苏军的推进，解除苏联对一些国家的压制（表现为共产主义渗透的等）。从俄罗斯到苏联，一样的对领土贪婪渴求不容别人分一杯羹；从沙皇到斯大林，一样的对权力狂热追求唯我独尊的去统治国家。这两次大战的前前后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 合上这八百多页的书时，像是欣赏完了那幅宏大的画卷，每

一笔都仿佛出自神手，飘若惊鸿，婉若游龙。作者在书中写出的那些发生在国家间的恩怨纷争，外交家们之间的纵横睥睨，领导人之间的明暗交锋，仿佛信手拈来的一个个深藏在脑海中的大大小小的故事，用一根或明或暗的线，穿成了精彩迭出，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的《大外交》，我想这跟线，就是基辛格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吧。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外交家，他对理想主义提出了含蓄的批评，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书中看出来。

博尔赫斯曾说：“我在心中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那么一幅如图书馆模样一般的天堂愿景图，大概是又一本一本好书拼凑而成的吧。《大外交》这本书从创作到完成的时间不长，但她在我眼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经典好书。可以说《大外交》是我的一角天堂，但愿我能够在以后的读书生涯中邂逅更多的好书，让我的脑海中的天堂愈加丰盈、充实、美丽。

 

第二篇：《大外交》读书笔记

读《大外交》读书笔记

《大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的一部著作。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

美国是一个道德上有洁癖的国家，其建国先贤秉承的是洛克对于人性的乐观认识，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如基辛格在书中所说：“在追求其历史道德信念上，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因而在美国还未成为能超级大国之前，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继而是“门罗主义”，表示我不屑于欧洲的肮脏外交手段，而保持自身的道德洁净。然而当美国发现自身实力已经可以主宰欧洲各国的命运时，其对道德的忠实信仰又使她感觉自身肩负有将她所信奉的价值观推行于世界，将备受 邪恶价值观侵扰的人民解救出来的责任。这种转变，由“威尔逊主义”发挥到极致。纵观20世纪美国每一次走出“孤立主义”的封闭，其领导人无不是利用道德对美国人的天生感召力：威尔逊使美国参与一战和小罗斯福使美国参与二战的理由都诉诸德国领导人在道德上的出轨，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理由都诉诸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欧洲的外交传统理念过于尔虞我诈，外交仿佛变成了一种互相欺骗的艺术。但美国的外交传统理念又过于幼稚，妄想跨越国家自身的利益而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普世价值。基辛格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从国家至上到均势

17世纪法国主教黎塞留开创了“国家至上”的现实外交。强调国家利益的黎塞留在外交上打败了强调宗教热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在基辛格看来，黎塞留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基辛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来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碰上不择手段的国家利益者未免太过不堪一击。这犹如两个参加格斗的选手，一方碍于规矩缩手缩脚招招不致命，另一方则为了保护自己不挨拳头无视规矩期望招招能把对方打倒。显然重视规矩的一方由于思想上的束缚更容易被打倒。当然格斗选手比赛是犯规赛后会有惩处以警示这种犯规，但外交不同于格斗比赛，所谓的“规矩”

都是大家长时间共同默认的，如果一方打破，没有更高的机制可以警示这种“违规”。因而在没有更高机制束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中，自己给自己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未免太过愚蠢。

但显然“国家至上”的原则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国家有强弱之分，可以说只有在两个实力相近的国家之间才有适用范围。当弱国面对强国，这里所谓的“国家至上” 原则应该是放弃与强国争夺小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本身能存在于世上。基辛格后提到：“国家至上可作为个别国家的行为准则，但对如何面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却未提供 任何答案。它可能导致某些国家有称霸的野心，或是形成国际间的均势。”显然没有一国希望有别国称霸而本国的利益被随时蹂躏，均势便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家至 上”原则之后平衡各国利益的有效机制。

基辛格认为：“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由于欧洲没有一个绝对霸权国家，而彼此距离又如此接近，因此任何一国稍有扩张之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就能达到均势的结果。19世纪初四国同盟成功阻击了拿破仑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后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均势可以说都不是各国最初所竭力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缓解各国利益冲突时而达到的最优结果。基辛格认为均势正是各国互相妥协的最优方案，而更能让各国的 利益都最大化。因而他认为后“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均势为基础。

一战休战以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把一战的原因归于均势，他曾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至上。但基辛格明显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导致一战的发生正是欧洲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不同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基辛格在有关和平的认识上可能更倾向于老罗斯福总统：“和平天生便很脆弱，惟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同者的结盟，始能加以维护。”因此，在基辛格给出的对比之中，维持均势尽管复杂困难，均势确是和平的一大利器。

可以说基辛格试图在用他的均势思想说明现实主义外交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黑暗狡诈，唯己利是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和平的期望是普世的。从结果主义出发，达到理想结果的手段并不很重要。如果均势能比威尔逊所倡导的全球舆

论力量更能有效达到和平的目的，均势很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均势、国家利益至上、实力、意识形态这些关键字贯穿始末，风云变幻，若是美利坚数百年后亦不复存在，放开表面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形，走出狭隘的意识，体验其中的一些智慧，大概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