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读后感(7)

读《后汉书》

对于一个对儒学有研究,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来说,对儒家思想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刘秀未必不清楚,但是他除了尽可能控制局面以外,根本没有扭转大势的机会。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所以能获得称帝的机会,靠的就是儒家崇尚正统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实有赖于亲族、外戚和昔日同学的支持。这些人多是地方实力派,是他得以在事业上成功的根基,刘秀最多只能做到不让他们影响宏观局势,但在微观上,刘秀仍无力对抗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比如刘秀曾经试过用“度田”来抑制地方势力,但矛盾的激化使他不得不选择不了了之,它说明,刘秀无法用单纯的法令来摧毁地方大家族的力量,而如果他坚持打击豪族右姓,恐怕没多久也会面临王莽同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儒学的“仁德”教育来顺势利导,再辅以各类诏书,以使社会不至于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矛盾冲突不可收拾。

黄仁宇说刘秀“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这种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刘秀身处的环境使他无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扭转整个社会崇儒的客观状况。他既然无力去堵,就只有想办法去疏。实际上,在表面的宽柔后面,刘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执法的重视。祭遵斩杀刘秀犯纪的亲兵、董宣将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刘秀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说明,刘秀明里大兴儒学,用儒学来引导大族贵戚谦抑,暗地里也还在用法家思想来尽可能去堵住他们乱纪的可能性。史称汉明帝刘庄“善刑理,法令分明”,这很有可能是刘秀所教。刘秀对自己的这位太子显然是十分满意的,12岁的刘庄居然知道下面官吏欺下瞒上的伎俩,这自然会令刘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一丝成功的希望。

但明帝仍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虽不失为一代明君,可惜仍是单枪匹马在作战。他可以利用前汉的影响,把王朝的触角重新伸回到汉廷曾经到过的领域,但在思想上,他仍无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其它适合的哲学思想作为王朝支持的力量。明帝的法令分明,已经使儒臣们颇有微辞,而他对中下层官吏的格外“关照”,也给了地方官员不少压力。有鉴于此,章帝又逐渐走向放任政策,前面两代皇帝坚持的儒法并用,最终还是以儒家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告终。

刘秀的崇儒,原本是希望顺势而导,通过“引”来使豪族自抑,通过“堵”来防范豪族的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他不愿派兵向外,当然也是出于安定内部局势的考虑。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意,他的柔道治国,在几世后使“堵”的一面完全失去了效果,而“引”则日渐走向极端。社会贫富不均已是越演越烈,法律慢慢作为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来随意听从自己的喜好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行为极端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流血冲突,使国家滑入了灾难的深渊。

有一种看法认为,后汉在儒家兴盛的背后,同样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就将后汉的儒家划分为“儒家中的法家”、“儒家的守旧派”、“儒家中的道家”三大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官员”、“文人学士”、“地方精英”,然而这种划分很难找到客观的辨别标准。因为某人很有可能既是“儒家中的法家”,又是“儒家的守旧派”,或者既是“儒家的守旧派”,又是“儒家中的道家”。实际上,他们的共同意识更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顽固的理想主义和实现儒家理想的努力,造成了与外戚、宦官长期的冲突,党人主要就是由他们组成的。

 

第二篇: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来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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