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业之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之《穷人的银行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xx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以表彰他们“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当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和平奖”颁给了一个银行家？后来仔细一品味，方知评委会的睿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穷则变，变则乱，有句中国的老话“穷乡僻壤出刁民”，说这话没有讽刺穷人之意，穷人要么诚信经营求富，要么脱离道德基线变富，如果穷人看到后者比前者富得更快，那就有大乱了。颁奖辞称：“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成为可能，尤努斯创设的小额贷款正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19xx年6月28日，尤努斯出生在孟加拉吉大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珠宝商，母亲是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对穷人总是怀着一份同情心。这对尤努斯影响很大。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一书中，他回忆：“是母亲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感染了我。”

这位世界级的银行家，19xx年硕士毕业于达卡大学，后申请到富布赖特奖金，远涉重洋，到美国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深造。19xx年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田纳西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当副教授。19xx年12月16日，孟加拉国独立。尤努斯为重建饱受战火摧残的家园，回到祖国，在吉大港大学任教。

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尤努斯都要经过许多小村落，每天都会看到令他震惊的贫困景象。19xx年，盂加拉发生严重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不断上升，情景非常凄惨，让他感到无比心痛，但也无可奈何。尤努斯哀穷人之不幸，怒自己之不争。难道经济学都是富人经济学理论吗?难道没有一条理论能够解救身边的穷人吗?最后，他决定放弃"富人经济学"研究，投身"穷人经济学"实践。“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位经济学家开始用自己的理性为实现激情的梦想而努力，他的思考和行动都写在这本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

这部自传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世界所有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的创立、发展和成功。

尤努斯整理出了一份名单，所有需要一点点钱就可以从债务中解救的人一共42名。尤努斯计算出42名穷人每一位走出恶性循环需要的钱数，然后又加出一个总和，他被惊呆了，震撼了。自己过去天天在课堂上讲案例，一讲就是投资多少多少亿美元，而名

政治作业之读书报告

单上这42位急需救助的穷人累计只需要27美元。

一位编竹椅的妇女就在尤诺斯的名单上。这个女人每天只能赚取2美分利润。原来，竹子的成本只要25美分，可是这位妇女买不起原材料，她只好从贸易商那里借。贸易商同意借钱，条件是编好的竹椅要卖给贸易商，价格由贸易商说了算。

为帮助这42名穷人完全脱离债主的魔掌，尤努斯向他们无偿提供27美元。接到尤努斯的钱，村里人欣喜若狂，为天下竟有这样的奇迹感到不可思议。这种情景鼓舞了尤努斯，他心中又萌生更多问号：这么点钱能让这么多人高兴，为什么不多做点?尤努斯想让所有穷人都高兴，但钱不够，他想到了银行。

尤努斯开始四处寻找银行家，希望他们"救穷"。所有银行家听到尤诺斯的救贫计划后，都不停摇头。他们给尤努斯的答复几乎完全一样：不行，因为穷人没有"信用价值"。

尤努斯明白了，只有真正存在一个专门为穷人服务的金融机构，才能真正的解救他们。四处奔走之后，19xx年，孟加拉央行终于同意他成立"乡村银行"。19xx年，为穷人发放微型信贷的乡村银行正式营业。虽然微型信贷发放的贷款数额小．但是作用大。第一次人们也许只借30美元，切实受益后，他们会再借35美元。渐渐地，穷人们找到自信，生意越做越大。同时，村民们也愿意把钱存在尤诺斯乡村银行，这家银行的存款利息比其他银行高。乡村银行就是这样一边提供高额的存款利息，一边向穷人发放微型信贷，从中只赚取一点利润。

尤努斯又发现，当女性获得资源的时候，她的家庭会直接受益，比如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同样数量的钱，女性消费更有利于家庭幸福，甚至民族发展。但在孟加拉国，除了风俗制约，妇女们主要是没有从商经验，不知道钱可以生钱。刚开始时，很多妇女见到上门服务的格莱珉工作人员会说，你把钱给我丈夫吧。为克服困难，工作人员只好通过中间人和妇女们交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把业务推销给了这些最不可能的客户。

尤努斯再次受到一些理论家抨击："你做成功了，但只是聚焦在穷人中上层。那些食不饱、衣不暖的人你不管了?"尤努斯决定以行动回敬，向批评家表明"乡村银行是帮助所有人的银行，不分等级"。他将目光投向乞丐，因为乞丐处在生存底线，没有谁比他们生活水平更低下。格莱珉银行开始向乞丐提供贷款，还不收取分文利息。在尤努斯的指引下，大约有6万多乞丐参加了这个项目，先从银行贷款，然后用这笔钱买食物，上门推销给妇女和孩子。这样乞丐就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推销员。

30多年来，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

政治作业之读书报告

年贷款5亿美元，拥有三百多万的贷款者，还款率达到了98.89%，足以让任何银行望尘莫及。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的模式运作着。

就是这样的贫困与良知推动了尤努斯完成了格莱珉这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善良与诚信的底层大众也成就了尤努斯。“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

会还清每一分钱。”我为这样的话感动，感动于普通民众的善良，感动于尤努斯的义举。

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格莱珉”理解成为“银行”，因为在我眼中，银行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机构。“格莱珉”不一样，尽管我们口口声声称它为银行，但是它却悖逆了银行所谓的原则，它为穷人服务，它不需要担保，它甚至在灾难和战争中主动扩大发放的贷款额度，挽救那些在灾难和战争中丧失家园，流离失所的人群。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个慈善的会所，因为在这里，你看不到那些自命不凡的经济学家的清高嘴脸，看不到那些苦苦哀求的求贷者，更看不到那些动则上亿的贷款。这里有的是穷人，是善良和诚信支撑着的一种相互扶持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为何当今的中国银行贷款如此困难？为何贷款回收率如此之低？我们的银行贷款审批手续如此繁琐，抵押担保如此严格，为何这样的情况依然年年出现?这是值得中国的银行家们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们大致也知道，几乎所有银行的贷款多数是流向了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能从各大银行贷款的数额微乎其微。结果这些所谓的企业它们的还款率往往并不尽如人意，还款，当然能拖则拖。如果当真如此，那只能说是中国企业诚信的丧失和沦陷。

我一直相信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银行总是不愿意相信人呢？尤其是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去周转，需要现金去解困的人们。或许在你们眼中，他们根本就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你们担心，担心借出去的钱会石沉大海，很少贷款给它们。但是你们的资金大量的流入有偿还能力的企业，可结果呢？依然还款率低下，难道这是你们希望的？！

我们再来看“格莱珉”，它的贷款对象连中小企业都不是，仅仅只是挣扎在最基本生存线上的贫困穷人，但是“格莱珉”依然不吝啬的借钱出去，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贫困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到的是99%的还款率。尤努斯说“当我们贷款出去，最需要的只是收回成本”。

从本书来看，作者毫不掩饰自己通过贷款给穷人从而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倾

政治作业之读书报告

向，虽然书中说不会控制穷人选民的选票流向，但是无法令人相信会没有一点影响。其次，尤努斯在看到贫者没有人理睬的时候很愤怒，这种极端化印在脑子里，造成后来他不要任何捐款，他为什么不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呢？但他屡屡遭遇腐败、官僚，于是我也能理解他的愤怒了。

我感谢《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服务于穷人的机构，也让我看到了尤努斯博士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尤努斯和“格莱珉”的整个团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在面对种族歧视，面对宗教习俗的阻扰，面对自然灾害，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时没有退缩，没有倒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与之斗争，这是为理想和信念的奋斗，是为全世界穷人而奋斗。我尊敬这种奋斗精神，更尊敬这种为理想为信念的坚持。

我似乎也还坚信着大多数的穷人生活都能得到改善，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跨过那个门槛，那个把他们拒之千里，冷漠而残酷的门槛。

尤努斯让我们汗颜。耐人寻味的是，尤努斯获得的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和平奖，这样深刻的意义足以让世人景仰。

记住尤努斯！他是穷人的银行家。

参考书目：

胡坚:《评<穷人的银行家>》，载《读者》20xx年第13期。

陈正云：《从“穷人银行家”尤努斯获诺贝尔和平奖看穷人信用 》，人民网20xx年12月。

陈华芳：《相信每个人的力量》，载《法学研究》20xx年第3期。

戴欣:《穷人的经济学家尤努斯：借出一个和平奖》，新华网20xx年12月。

万紫千红（201208020124）

 

第二篇：读书报告之九

读书报告之九

国际政治系——杨彬

密尔——19 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边沁功利主义的支持者。在英国政府任职多年,曾被选为威斯特敏特的议员，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为密尔的政治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实践基础。19世纪初期的英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大众要求获得选举权的民主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废除土地贵族的政治统治地位，扩大选举权，实现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为此，密尔创作了《代议制政府》一书，此书围绕如何完善代议制政府进行了集中阐述，对英国和欧美各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较大影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代议制政府》一书可以大致上划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七章是关于代议制政府的建立的必然性、代议制政府可能存在的缺陷、代议制政府应有的原则等理论基础，注重理论上的研究，后几章是代议制政府的具体运作方式还有代议制政府在实际中的运用，注重实践的运作。推动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制向代议制政府的转变在潘恩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初步的阐述，在这篇报告中我将着重自己认为比较感兴趣的部分进行简要的理解。

一、关于政府的根源及产生条件。

密尔认为：“政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 其实只是社会契约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社会契约论者看来，政府

的建立基于人民的“同意”。人们的一致同意是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和组成一个国家的必要条件。而密尔认为政治制度是人们劳作之下的产物，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样还须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从，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并须使之适应现有人们的能力和特点。这包含着三个条件。为人民而设的政府形式必须为人民所乐意接受，或至少不是不乐意到对其建立设臵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使它持续下去所必要的事情；以及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使它能实现其目的而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做”这个字应理解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这些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就使政府的形式变得不适合于特定情况，不管它显得多么有希望。”在此基础之上人民努力去进行政治参与、政治活动，让这个政府得以正常运作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使得整个社会都处于政治冷漠或强烈的政治不满中。

二、关于“好政府”的标准

密尔在探讨“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时，首先确立了“好政府”的两个基本标准，这就是在第二章中揭示的：一是政府的统治必须有助于增进被统治者的好的品质，即促进人民的本身美德和智慧；二是政府必须利用它本身存在的好的性质来实现正当的目的，政府行为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准则。这就是说，既然政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个选择问题，同时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是现代民主制的基础以及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水平制约政治制度的运作、发展和延续，那么从维护制度本身来看，就必须增进人民本

身的道德和智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代议制的出现：代议制政府 “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密尔的用意在于说明促进人民美德和智慧的形成和发展是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所以, 建立“好政府”即代议制政府的第一要素是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我们可以把政府在增加被统治者的好品质的总和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 看作区别政府好坏的一个标准。因为, 除了被统治者的福利是政府的惟一目的以外, 被统治者的好品质为开动政府机器提供动力。政府机器本身的性质就成了政府优点的另一构成要素了。政府机器本身的物质就是它适用于利用每个时候存在的全部好性质来帮助实现正当目的的程度。”密尔进一步指出, 只有代议制政体才能够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接下来，他又提出了两条达到好政府标准的原则：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才可免于被忽视。第二个原则是，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是广泛普及。人民的各项权利不能只写在纸上而在实际生活却得不到履行或是反而受到践踏，所以还要相应的捍权制度当然人民还要有相当的维权意识，只有人们的各项权利落实了，“智慧和美德”才能得到促进。另一方面，社会繁荣也不是某个人的个人事业，它是全体人们的事业，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好的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社

会上所有人自由地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去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繁荣，如果民众能力不足还必须加强社会教育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先前长期存在的专制君主政完全背离了这两个原则。专制政体长期侵犯人们的各项权利，并且压制个人能力，要求全体服从，即要求消极被动性，导致全民族思想僵化，智力低下，道德衰退。在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

三、代议制政府的弊端和应遵循的原则

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弊端有二：第一，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或者说得温和一点，智力条件不充分；第二，有受到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总括起来就是说存在议员“弱智”和阶级立法的风险。要防止议员弱智，密尔认为：“除非能找到把自由同训练有素的和熟练的行政结合起来的手段，自由就不能产生它的最好效果，并且往往完全失败”，“只要能做到不矛盾，在属于代表全体人民的团体并由它认真实行的一般监督的好处之外，取得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熟练的人员管理事务的巨大好处”。这其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文官制度的萌芽。对于阶级立法密尔认为 “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一样，最大危险之一在于掌权者的有害的利益，这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就是意图实现（不管是否真正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的危险”。

那如何最大程度上除去这两大害处呢？密尔指出，“试图达到这一目的的通常方法就是通过或多或少有限制的选举权来限制代表制的民主性质”。他认为尽管“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较少数的人服从较多数的人，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观念；…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少数根本不应该有代表”，“要不是这样就是不平等和特权的政府，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他们在代表制中公平而平等的一份影响，这是违反民主制原则，民主制是声言以平等作为他的根据和基础的”。除了在理论上予以说明之外，密尔还进行了进一步地论证“在社会上每个人如不和其他人同等重要就不存在平等的选举权，这将导致将这种权力交给这种多数中的多数，而这种多数可能并往往不过是全体中的少数；这将导致占优势的意见仅仅为国民的少数所同意，尽管它是国家制度提升为统治阶级的那部分国民的多数”。所以密尔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采用比例代表制保护少数人的代表权，遵循保护少数的原则，保障少数人意见权来克服这种“多数人暴政”。

我个人认为密尔关于代议制政府的论述是很精辟的，对于我们现今开展的基层民主尝试很有借鉴意义。就我所经历过的选举见闻来看，老百姓的民主意识还不是很强，对于选角的重要性的认识还很不清楚，人民的品质和美德还没有达到推行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候选人的滔滔不绝和各种许愿，就是空中楼阁，看不见、模不着、道不明，人民参加选举的目的更多地是想要得到物质的补偿而已，他们不懂选举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什么样的选举程序才是正规的，他们不关心或者说搞不清楚被选举的人是

否真正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变。选举在当下更多地成为了特殊集团谋求私人利益的“合法的外衣”。这里还不包括暗箱操作、“一把手专权”，与此同时,等额选举制虽然可以防止选举产生的种种弊端，但是这就变相地取缔了人们的自由决定权，在这样的情况，如何判断被选举人的素质就成为很大的问题。我们选出的代表是否在真正代表人民，其言其行是否真正维护了人民的利益，现在还没有可靠的制度予以监督，这不免就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真空，成为腐败的勾当。党内弹劾、撤职、质询，现在是我们政治改革面对的重要问题，一个政党尤其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如果党的自我监督流于形式，这将是关系存亡的问题，苏联共 产 党走过的路就是这样，胡总“干货”呼吁，直指官场的“水分”。因此，作为“好政府”的一大标准就是要尽最大可能地提高人民的智力和美德，不断提高人民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的意识，将这种自由切切实实地转化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