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话剧观后感

《四世同堂》小说，是一幅让人无法忘却的历史画卷；

《四世同堂》剧作，是一部能够绽放异彩的生活画卷；

《四世同堂》舞台，是一出将在深秋喷薄的艺术精品；

《四世同堂》话剧，是一台可以精度审美的北京风情。

对我而言，老舍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内容与语言的双重质量保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古老的北京城。小羊圈胡同的十几户居民，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一夜之间被迫进入了一个梦魔般的世界。

身为四世之尊的祁老太爷是一个倔强、正直，令人尊重的长者；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阅历，使他懂得了国家民族大事上的是与非、爱和憎。儿子祁天佑上敬父母下佑子孙，是一个正派的生意人，结果反受日本人敲诈勒索，游街示众，被逼投河自尽。长孙祁瑞宣，是一位中学英文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不为日寇做事，同贤妻韵梅维持一家老小生计。次孙祁瑞丰贪图安逸享受当了汉奸。三孙祁瑞全是个热血青年出城当了八路军。全家的宝贝，祁老人曾孙小妞妞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活活饿死。

小羊圈胡同的其他人或抗争，被出卖，弄得家破人亡；或苟且偷生，认贼做父；有人被屠杀，有人被逼疯??这条胡同发生的一切，成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缩影。

在西方现代戏剧鉴赏课上，我们欣赏了《四世同堂》的话剧。这场戏京味儿极浓，满耳的“现德行”、“界边儿”、“厌儿咕”听来很符合原著的语言风格。但剧场大小与演员说话音量有些不协调，听起来比较费力，加之确实有些老北京话之前听得比较少，对理解有些许影响。

剧场的布景很巧妙。幕布拉开只见三个大门相邻而立，分别是祁家、钱家和冠家，而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三家展开的。以说书人做串场介绍，可以慢慢说，所以讲得很清楚。院墙通过滑轮拉开，就可以展现院里的故事，再把房门拉开，就到了屋里，反之将其一一关上便回到的胡同里，只需一秒。这样的布景不仅节省空间，而且也能同时展现房内屋外的故事。

剧中的反派大多演得很出色，奴颜媚骨、胁肩谄笑，在乱世中油滑地上下穿梭、左右逢缘，将市井小人的面貌刻画得很出色。

既然是青春版，那自然是年轻人的舞台。但个人觉得台上几位“老人”中，除了祁老太爷都太显年轻了，似乎只是涂上白发、驼起背、压低嗓音而已，应该说表演功力还有提高的空间吧。

《四世同堂》讲述了小羊圈胡同祁、冠、钱三家人在抗日战争8年时间里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 灯光亮起，在孙红雷饰演的说书人的讲述中，小羊圈胡同里的三户人家犹如一幅充满老北京风情的版画，呈现于观众面前。黄磊饰演温良恭俭的祁瑞宣，辛柏青饰演油滑世故的冠晓荷，陶虹饰演奸谗懒滑的胖菊子，朱媛媛饰演贤良大气的韵梅??一个个老舍笔下的经典人物，在演员们入木三分的演绎下，活灵活现地跃然舞台之上。 《四世同堂》可谓是一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品，它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真实描绘出了普通市民在沦陷中的北平生活的暗淡画卷。整篇故事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 而这期间，各种文化和思想不断冲斥着人们的头脑，有的接受日军风暴式的洗礼，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人的走狗，如大赤包、冠晓荷等人；有的奉行中国传统几千年的中庸之道，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如马老寡妇；再有的就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为人处事，自私自利，懦弱龌龊，如祁瑞丰等人。但是却有一种这样的思想，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生根发芽，这就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故事的主人公祁瑞宣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较早实践者，他是“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留下来的性格特征，又接受了新式教育，这就使他的内心和行动都充满了矛盾。他始终带着沉重的历史和家庭包袱，他既想“尽孝”，又想“尽忠”，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他是一个敢怒不敢言的 “忍者”形象，不过，庆幸的是他最终摆脱心理阴霾，配合老三搞地下工作，从矛盾、苦闷中得到解脱，走上反侵略的新生之路。

另外有这一伟大思想的是祁瑞全，与其说祁瑞宣的思想是在长期懦弱与愤恨中发泄出来的，而老三则称是这个时代活力的象征，希望的所在。他是敢于反抗日本人的中国人的代表。剧中其他一些愤而反抗的人如刘棚匠、小崔等，都是社

会最底层的百姓，他们长期忍受日本人压迫，在漫长的思想斗争以后，毅然走上反抗的革命道路，可以说他们都是新民主义义民族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 在这部话剧中，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无所规避地被放到日伪统治的刺刀尖下捶打检验，使民族文化精神中的病态和美德都得到较为充分的揭示，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反应了国人新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促使着当时社会的进步，督促着被压迫人民的觉醒。

如祁老人，他一生恪守礼教，奉行“和气生财”，回避政治和一切纷争，但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事后，也居然勇敢地出来捍卫国人与民族的尊严。书中另外一个作者用浓重笔墨描写的新民主主义的觉醒者钱默吟，从诗人演变成革命战士，虽己年逾花甲，却仍奔忙于抗日的活动中，他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让所有的人自惭形秽。

但就是因为这一些人的出现，也使得书中的民主色彩更加张显得出来，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年代，即使连半辈子活在清朝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老人都起来反抗，就注定了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这种意识是要靠全中国人的觉醒来实施的，是要在长年累月不断求索真理的道理中慢慢匍匐着走向光明的。

《四世同堂》虽然是以喜剧结束，但是，抗战胜利了，痛苦却没有离开祁家。他们敖过了最艰难，最痛苦的时期，但在苦难结束、希望到来、光明降临的时候，妞子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全家人悲痛万分。那种生者无奈、死者苍凉的氛围，令人窒息。

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那么多人的死让我陷入感伤和深深的反思，到抗战胜利，妞子饿死的时候，我哭了。战争是残酷的，它的残酷并不会在它结束的时候离去，它偏偏要让胜利变得更加苍凉，悲壮，以显示它的无穷威力。同样的，老舍先生也是冷酷无情的。

但对于我等芸芸，演出质量已经足够，能将老舍先生横跨8年时间历数几十个人物三部80万字600页小说在短短三小时内展现出来已属不易，能把国破家亡的史实让当今的人们感受到就十分难得了。

 

第二篇：论四世同堂

论《四世同堂》

摘要：《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辅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小说无论从选材、艺术表现手法和对文化的批判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不朽之作。

引言

19xx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这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四世同堂》表面意思是四代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取家和万事兴,父慈子孝和睦家庭之意。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文化象征,它象征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也象征着具有一种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稳定性的文化心态和生活心态。小说以北京小羊圈胡同祁家祖孙四代的活动为主线,辅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沉浮、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人情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可歌可泣,气度恢宏,是一部感人的现实主义杰作。老舍的《四世同堂》不只是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英文译本的名字是《黄色风暴》。

老舍原名舒庆春，父亲早逝，他从母亲那里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多。再加上老舍喜欢读一些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水浒传》等。“作者特殊的成长经历、生存体验以及从小接触的文化环境，造成老舍笔下的迥然有别的人物形象和家庭景观。《四世同堂》这部小说的创作年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保定失守，台儿庄大捷，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无条件投降等，这些事件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形成《四世同堂》的创作背景，同时老舍也关注到了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老舍通过《四世同堂》对中国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在国家和民族命运岌岌可危的时候，个人的生存显得无关紧要，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国家和民族能否走向光明。与其他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不同的是《四世同堂》没有过多地关注抗日战争内容，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总之，《四世同堂》无论从选材、写作手法、人物的塑造以及对民族精神和市民文化的挖掘都值得细细品读，不愧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

一、独特的取材

老舍19xx年到19xx年完成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四世同堂》，是作家从事抗战文艺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取材独特的作品。作者选取了北平一条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作为素材，从小处着笔，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了抗战的宏大背景和人民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四世同堂》对历史进行的微观化与人性化处理，使我们看到的是日常、零碎的体验性的成长与蜕变过程， 我们觉察不到真正的历史事件和侵略者烧杀抢掠的血腥场面，但我们能感受到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各种人物的真实心灵，反而是这样的娓娓道来，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沦陷区人民的亡国之苦。这样，避开对残酷战争场面的描写，将战争虚化为一种背景和氛围， 而重点表现普通市民在战争中的精神沉浮，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审美力量。消解宏大的历史主题，将重心移到零碎的生活，使严肃、悲壮的历史以一种喜剧的、日常的面目表达出来，这样就将历史与个人结合起来， 使整部历史微缩成感性的个人的历史， 而在这部感性的个人的历史中， 我们读到了一种含泪的微笑。另外，从整个小说创作发展情况来看，《四世同堂》在生活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40 年代，出现了许多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义勇军、抗日游击队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抗战的作品；但反映

沦陷区都市中的普通市民的生活与抗争的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却是很少见。《四世同堂》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作品画面广阔，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 130 多个人物，囊括了“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丰富的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战争背景下的千姿百态。

二、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

《四世同堂》的语言也是别具一格的。它如同一座语言表达方式异常繁茂的花园，妙语连珠，俯拾即是。

丰富而传神的比喻。小说中拿捏比喻修辞的熟练和精准令人咋舌：如对人物神态的比喻，“见到他们，晓荷把脸上的笑意一直与送到脚趾尖上，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把汉奸见到日本宪兵竭力巴结的献媚丑态写的淋漓尽致；有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比喻，“她的话本也骂道桐芳，可是桐芳已经躲到自己屋里去。像得了胜的蟋蟀似的在盆儿里暗自得意”描写桐芳反抗大赤包而袒护小崔获胜时的窃喜心情既准确贴切又形象生动。

辛辣俏皮的幽默。幽默是老舍语言的一贯风格，虽然《四世同堂》中的幽默不是令人捧腹的笑骂式幽默也不是隽永的艺术式幽默，而是辛辣俏皮的幽默。这是由小说的内容和作者的艺术功力决定的。这种幽默往往和讽刺结合在一起，迸发出激愤的烈焰，直指汉奸和侵略者。例如，文中对招弟的描述“他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表明她从灵魂到肉体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娼妓，新颖而尖锐。有时，又用生活中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等量齐观，如同用放大镜扩大了他的悖谬来造成强烈分讽刺。冠先生人为“与一位西洋人握手差不多便等于留了十秒钟或半分钟的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地道的北京味儿。老舍作品独特的语言风格，还表现在善用地道的北京口语。老舍出生在北京，长期生活在北京，又擅长“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自然，写抗日期间，沦陷了的北平的《四世同堂》的语言的北京味儿就更地道了。没有可以雕琢的书面语言，却给人以形象生动、亲切、新鲜、活泼的感觉，并且具有极强的表现力。

三、深刻的文化批判

《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的文学巨著，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使之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老舍长于文化批判，他对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是他持之以恒的主题。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气息的大都市，经济上落后、封闭，地位上是三朝皇都，这样使得北京文化具有保守、愚昧和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特点， 老北京的市民也自然普遍有着苟且偷安、妄自尊大的心理。无论是祈老人的保守苟安，还是冠晓荷病态的官瘾、大赤胞的奴颜婢膝，都是老北京文化熏陶下的产物。小说中祁老人之所以只有自己的生活而不知有国家，生命沉浮于生活的惯性之中，只求暂时做稳了顺民、奴隶，本能地抗拒着生活的变动，只是因为他认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心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边，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这种精致的生活艺术在老舍晚年的小说《正红旗下》中又有精彩的描写，而仍持否定态度，虽然由于怀旧而相当的宽厚温和。小说中描写瑞全心理时，这样写道：“他真爱北京，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瑞全把北京文化和国家对

立起立，“对北京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对北京又爱又要否定既是老舍本人的心理，对中国文化也是一样。老舍曾在他的《大地龙蛇》序言中说过重要的两段话：“一个人群的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X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何去何从，须好自为之。”这是我们深入理解《四世同堂》的文化钥匙，更深刻地说明了，老舍京味儿作品中浓郁的京味文化意识。

四、彰显国家主义的英译版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并不是在原作基础上逐句翻译的，而是在翻译过程中，由老舍本人进行了大量删节。现实和书写层面存在着的普遍的对自己国家的否定倾向，促使老舍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要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更多的美国人，中国人并不是西方人眼中“阴柔的、停滞的、女性化的”中国，而是跟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一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力量已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四世同堂》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就是担负着这样的国家形象传播的使命而诞生的，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就必须考虑美国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而这正是老舍在《四世同堂》英译中进行繁复删节的动因。

但是，故事性与戏剧性的增强并没有使英译本减少原著的思想性，相反正是英译本中包含的这种强烈对比，使读者看到了中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实际上是打了两场仗：一场外在的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一场内在的扫除民族垃圾的战争。而最终的胜利，则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力量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中国未来光明的坚信。

五、传神的人物形象塑造

《四世同堂》中表现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人物众多,性格鲜明,全书写了130多个人物,有名有姓者就有60多人。其中重要的也有三四十个。以祁家为主,冠家为辅,而钱家则穿插其间,旁及几个大杂院中的家庭,一类属于小康之家,一类是属于最底层的个体劳动者芸芸众生中,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最为突出。而在各个形象系列内部,又有各种不同个性、不同倾向、走了不同道路的差异。

同处在一个社会层的这两个系列的人物，经济状况略有区别，精神上的市民意识的差别也被作者表现了出来。作品批判了如祁老人那样的小康人家精神上的弱点：守旧、怯懦、苟安、狭隘、自私、中庸、敷衍而在写到如孙七、小文夫妇、小崔、刘棚匠、程长顺等这样一些处于最贫贱地位的人时，作品只着重提出了劳动者的命运和出路问题。老派市民形象中，刻画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是祁老人，他是“四世同堂”中祁家的长者，是守着“老规矩”，做着“老生意”

的旧式商人的代表，他用传统的偏见，将生活在小胡同的居民划分了贵贱等级；因庙市上没有了泥捏的“兔儿爷”而伤心不已；当民族危机的战火烧到家门口时，仍然顽固地按旧法规维持全家的生活，狭隘地认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芦沟桥”和“桥上的狮子”，自信储备了三个月的粮食和成菜，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可以躲过这场灾难。然而当他企图平稳地安排全家人的生活而日寇偏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时，在他温厚善良的心里开始有了仇恨和反抗。得知孙子瑞丰当了汉奸，祁老人愤怒地让孙子跪下接受家法的惩罚；曾孙女小妞子因吃了“共和面”而死去，他说“我要让三号那些日本鬼子们瞧瞧，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粮食”，硬铮铮地要找日本人去算帐。在新派的市民形象中，作者着墨较多，描写较突出的人物是祁瑞宣这样一个具有新素质的知识分子的市民形象。作为祁家有德行、有学识的代表，瑞宣身上有很多老派市民的性格，同时又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传统“忠”“孝”观念的矛盾使他“象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但经过“八·一三”抗战精神的振奋，他在徘徊、自责和难忍的痛苦后，终于觉悟到“偷生”就等于死亡，于是借教书的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接手编辑抗日地下刊物，最终成了一名抗日积极分子。普通的城市贫民，以人力车夫小崔的形象作代表，在他的思想中也不乏传统的伦理观念，尽管他们的反抗意识行为不无盲目之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对敌人没有丝毫的含糊，能够认清祁瑞丰、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汉奸的真实面目，也绝不给他们一点面子和方便。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了普通市民的精神和气节。在对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也将中华民族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人民逐步走向觉醒反抗的过程，细致的刻画出来。《四世同堂》刻画市民形象的深刻性,还表现在老舍先生在描写处于市民社会最低层的市民形象时,不再仅仅把笔尖集中于写他们的悲观失望,塑造那种“绝望型”的人物,而是积极从他们的社会位、经济状况提出社会命题,并努力探索一条改变他们苦难悲惨命运所应走的道路了。作品不仅歌颂了“最低贱”者的品质,表彰了他们反抗的义烈行为,还进一步写了这一阶层人物的成长。总之,站在时代的高度上,从激烈的民族矛盾斗争中描写市民形象,批判他们的市民意识,展示他们的性格成长,探索他们应走的正确道路,使《四世同堂》对市民生活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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