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书为雅罪》读后感——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

《窃书为雅罪》读后感

——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

摘 要:尽管东西方的学者都将纸张、活字印刷和油墨的发明归功于中国人,但是,人们用浸染了油墨的活字在纸上创作的成果,在中国长久以来都得不到全面的保护①。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窃书为雅罪;中国古代;知识产权法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偷书用了“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为自己的偷书行为辩护。安守廉先生取“窃书不算偷”之意为自己的书来命名为《窃书为雅罪》。虽然意义已与原语不同,但是对于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却是意义深刻。《窃书为雅罪》是一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论纲。安守廉从一位西方法学家的角度,洞若观火,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做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梳理,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评论,甚至对某些有违法治的现象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批评②。

按照罗素一脉的知识论研究,知识随着它的“编码化”的难易程度,可以大致区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我们一般谈论的都是显性知识,有的可以被文字描述,有的甚至可以被抽象成规则、定理,这样的知识规模已经无比庞大。 而隐性知识的数量远比显性知识多得多。隐性知识中,有一部分是内省的知识,自我体验的知识,这部分知识可能永远无法与人交流。另一部分可以称作“默会的知识”,就是只有在人际交往、言传身教中才可能有所体会。一个真正亲炙大师的学生,从老师身上学到的“默会知识”肯定远远超过显性知识。

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体会到这一点,但只有波兰尼与哈耶克将此点明确地表达出来。哈耶克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试图去统计和把握所有的知识,单单“默会①

② 这些发明的历史,参见钱存训:《纸与印刷术》。 窃书为雅罪,豆瓣网。

知识”就远超出人类可能的计算能力。即使计算机的水平飞速进步,运算能力极大提高,但与“默会知识”的数量层级还相去甚远。

通读了《窃书为雅罪》之后,对于中国古代因何无知识产权法有了一定的初步认识。学术界有一种甚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著作权的产生紧随印刷术的发明。中国是最早使用印刷术的国家,但是并未产生著作权。虽然中国历史学家把著作权追溯到唐代①。中国古代并未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面将对古代中国因何无知识产权法进行简单的论述。

一、古代中国的帝制政治制度的影响

帝制即专制。众所周知,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长期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正统文化”,残酷地排斥“异端邪说”、“妖书妖言”。

帝制中国从帝制之初到帝制之末被学者们长期认为,中国的法律的特点是“突出刑罚”而“民法极度不发达”。然而帝制中国对于我们现在通过民法解决的事物并非漠不关心,事实上政府对其非常重视,尤其关注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的家庭。中国人既不把公共实定法视为社会秩序的核心,也不将法律截然地分为民法和刑法。

实际上,中国人的思维把治理国家和维持社会和谐的规范按照重要性进行了等级排列:从天理、道、德、礼、习俗、乡约、家程再到正式的国家成文法②。为了适应由大家庭自觉组成的农业社会,上至天理、下到公共实定法的各类规范中体现的标准均涉及了“近代西方”通过民法调整的绝大多数事物。公法与实定法只是支撑着而不是凌驾于那些更好地调整社会的手段,只有当其他手段无法引导出适当的行为时才借助公法与实定法。

国家依靠家长、乡绅和行会会长执行地方习惯——体现为家程、行章或类似习惯的非正式表达,应当被视为类似于受控制的政权委托。因此,帝制中国的做法巧妙地使政府的影响力更加深,如若不然,政府的影响力则要薄弱得多,因此 邹身成,“保护版权始于何时何国?”;郑成思、Pendleton,Copyright Law in China;陈学霖,“Control of Publishing in China,Past and Present”。

② 张伟仁:“传统观念与现代法律:为什么要学中国法制史”。

要考虑到方言与习惯的差别、落后的通信设施、长期的预算困难,到清朝末年,平均每20万国民还摊不到一个地方官①。

帝制中国依靠家庭、乡村和行业首领执行地方习惯恰好反映出政府重视家庭与经济问题,而非轻视。这些首领在做出决断是贯彻的基本价值与官方代表介入时采纳的价值观可能完全一致②。帝国时代的家庭、乡村与行会首领和地方官员的和谐互动模式,也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些首领充当了非正式的政府代表。

中国古代对于未经授权复制文本或其他材料的行为并非坐视不管。在印刷术的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宋朝实行了出版审查。出版审查的目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私人复制国家专控的材料或异端之作。

虽然帝制中国法律在总体上的刑事性质掩盖了该法律处理民事问题的程度,但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比西方早几个世纪。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之前对这些官方努力仅仅是附带性的涉及创造或对国家以外的个人或团体财产利益的维护,或对作者和发明者的鼓励。

只有印刷者、书商和其他行会或商人为建立他们特有的垄断而做的努力似乎预示了这样的观念:个人或国家以外的团体可以对物体财产享有利益,如同帝制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对个人的有体无货不动产提供的保护③。

综上所述,在帝制政治制度的古代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而对于今日称为知识产权的所有保护都是为了维护皇权,即帝制的稳定。

二、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看待知识产权的核心观念,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观点看待文明的本质,并且看中能够继往开来的共同历史传统在文明中所占据的根本地位④。这种观点认为,文明史有一系列的典型关系所确定的,每种关系都包含双向的(尽管未必是平行的)、当事人在道义上必须实现的责任与期待。在标准状态下,个人会认识到自我处于若干种这样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⑤。只有通过面对历史,个人才能在先圣的指导下懂得如何正确的保持他们 萧公权:《中国乡村》;Watt,District Magistrate。

曼素恩的著作 Local Merchants 指出,这种情况存在于保税制和相关的财政事务中。

③ 有关这些努力的最佳参考文献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对中国不动产历史的详述,见[日]仁井田升,Chugoku hoseshi kenkyu,第4卷。

④ 关于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宇文所安(Owen Stephen)的作品 Remembrances 值得关注。 ⑤ 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参见安守廉:“The Inscrutable Occidental”。 ②①

所置身的关系,因为历史为自我的角色、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然的互动提供了唯一的洞察力①。

历史的双重功能——作为个人的道德发展的以实现的工具,以及构成社会关系的内容尺度——形成了一种两难之境。个人的道德成长对传统的依赖要求所有中国人对共同的遗产应当能广泛获取。不过,历史的双重功能都阻碍了把知识成果作为私产的观念。

历史具有不可否认的相关性,与历史的互动以及对历史的重述都必须借助智力活动才得以可能。这一观念事实上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每个方面,历史的经验大致对应于西方传统中对意义或真理的关注,并于后者具有相同的影响力。历史存活着并令人深思,绝不仅仅是现代活动的明显陪衬。因此儒家的训诫主张,我们在面对古人时应当自新,以便从古人那里领略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方法。

鉴于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互动式中国文化中非常突出的一种智力与想象力的活动模式,他人重复这种活动的特定具体表达,尽管他们不是这种表达的首创者,绝不会具有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博物馆长方闻所言的西方所认为的不光彩的意味。也不会想在西方所常见的那样,这种使用方式只是作为学徒和弟子锻炼技能、展现学识,甚或支持某些特定价值观的工具时才被勉强接受,尽管这些现象在帝制中国也存在过。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这种使用证明了使用者对文明精髓的理解,以及对文明精髓的贡献,同时又为个人提供了在这些表达形式的前提下展现,一次是他们的现在与过去区别开来。儒家对商业轻视培育了一种理念:真正的学者为启迪教化和道德接续而创作,非为利而作。

对于继承文明社会的共同遗产,就像一句著名的中国格言之精当表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者如王安石所言,“皆本与自然,非人私智新能也”。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知识产权法的产生。

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参考文献】

[1] 安守廉.窃书为雅罪—中华文化中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

 

第二篇:话语权读后感

话语权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话语权这本书,深入地了解美国媒体的发展,了解了美国所谓的新闻强,则国强的说法,以及为什么说美国的新闻史就是美国的强国史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以下便是我看了这本书的一些感想。

美国能如此快地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帮忙,而美国媒体的发展,话语权的巩固,则离不开那些开明的领导。美国的领导,从华盛顿到杰斐逊到麦迪逊,他们都受过媒体的不同程度的攻讦和谩骂,造谣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杰斐逊,他承受的可是双重痛苦:一方面,要忍受媒体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捍卫它们骂自己的权利。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呵护着美国媒体的发展。其实,人们要感激的,是杰斐逊等人对媒体发展的尊重和护卫,容忍它们的幼稚,容忍它们的偏颇,引导它们最终回到正轨上来,成为美国强大的推动力量。

话语权,乃是一国发出声音对世界的影响能力,从杰克逊时期说起,他那是的媒体是报刊,而他,就是借助对公众舆论的有

效调动,特别是借助同情和支持自己的媒体,杰克逊打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场由媒体发挥重要作用的选战。在不能赢得内阁和国会的支持时,杰克逊就会通过媒体诉诸人民,求得民众的热烈而真诚的帮助。而这也为日后的国会议员们做出了榜样——要想话语权,就引来媒体吧。他的这些做法,使得人们逐渐重视起媒体,重视其它的影响力,重视起话语权。他之后,就到了普利策。他的出现,不仅促使《世界报》迅速做大,而且刺激了其他媒体的成熟。普利策、赫斯特等传媒精英的出现,带给美国媒体观念和经营上的巨大转变,尤其是萌生了改善与政府关系的“冲动”。就这样,媒体不断发展着。在麦金莱时期,不仅原有的新闻秘书制度坚持了下来,而且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也出现了,难得的是,麦金莱还与来自各地的“舆论制造者”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到罗斯福时代时,他敏锐地意识到,媒体正在变成一种积极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并且已不甘心仅仅扮演曝光的角色。事实证明,在罗斯福那里,媒体不仅成了最有效的施政武

器,而且还成为了他自己和那个时代的理想飞得更高的翅膀,成为推行改革的最好的“东风”。

在美国,民众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客是不信任的,并相信,新闻的责任是对于权力的重要检验,任何企图玷污权力的人都要越过他人的肩膀看看自己是否正被人注视着。尼克松来的“水门事件”就反映了民众对领导人物的监督。这应该是中国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吧,我不知道中国民众是否相信自己的政客,但我觉得中国媒体应加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这样才能尽量避免那些官员在退休后才被查出犯了罪,才被监禁这种事情的发生。才能为共 产 党的廉洁奉公做出更大的努力。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

话语权的赢得并不容易,有三点是环环相扣的:一是政府要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意识到话语权的关键性;二是媒体要表现出这种重要性,不仅要有国内的民意基础,更要有国际影响力;三是政府要有意识、讲艺术地通过议程设置来左右美国媒体,影响甚至左右世界媒体,从而掌握国际话语权。而

这些,在不断地摸索中,美国已逐渐做到了。他的政府与媒体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媒体与政府也应时刻注意相辅相成,让媒体更好地宣传政府的政策,同时政府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

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拖欠稿费成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个视知识产权保护为生命的国家,谁要是恶意拖欠稿费,不仅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会遭致社会舆论的唾弃。而在中国,尽管《著作权法》明确指出,必须在2个月内支付作者稿费,但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把他当回事,而相关管理部门也不会真的去处罚违法的媒体。从而,追讨稿费也成为作者自己的事情。如此般不重视作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能让国人继续热衷于发现新闻,热衷于写稿呢?那又会有谁去相信我们的媒体呢? 也许在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后,我们应该思考自己如何向它学习,然后做到更好了吧。我们也应加大自己的执行力,维护好大家应有的权益。督促媒体健康发展。在美国,虽然没有新闻法,但美国的相关法律却是多如牛毛,《间谍法》《煽动法》

《国家安全法》《地方广播所有权法》等这一系列法律让媒体在近乎透明的法律环境中发展,也使美国的新闻记者清楚他们的底线。美国的媒体十分注重事情的真实性,为了追求真实性,《纽约时报》走的是稳健的路子,有的时候,它甚至可以比别人慢半拍或而回想起中国的媒体在这一方面则有些欠缺了。仍记得有过这样一篇报道,【外国小伙北京街头扶摔倒中年女子遭讹诈】,当初这篇报道传得沸沸扬扬,那些拍摄者,那些媒体报道者都没有核实它的真实性就直接发布了,结果到后来才发现这则新闻有误,说那妇女是被外国小伙撞倒的。而那妇女,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名誉损失。只为了那个轰动效应,他们就这样把不实的新闻传出来,如果是更大的事件就这样被不实地传播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新闻报道就应具备真实性,要得简洁一些,也不要胡乱发言。在这里,少说话,有时就是在维护话语权。归根结底,报纸是靠信任生存的。没有了信任,新闻业将无法存在。中国媒体在这些发面应多加努力的,并应时刻反省自己。

媒体最终目的是要营利,靠新闻赚钱,在这个经营链上,新闻是产品,听众(观众)和读者就是消费者。如果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新闻),媒体就会失去信誉,也就失去了受众支持,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尤为看重,而上层对“报誉”的重视也直接转化为对媒体内部自律的重视,从而在组织和制度上加强了媒体的新闻自律。在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这种自律是随处可见的。由于许多新闻事件都会牵扯到法律问题,稍有不慎就会给媒体带来重大损失,为此,许多媒体都在编辑流程中加入了法律“看门人”的角色。以美国广播公司(ABC)为例,该公司每次播出的新闻最终审稿播出权的不是编辑,他是分管此业务的副总裁,实际上是个律师。对新闻业务不太在行,但他是法律专业,他只审查三条:一是新闻来源、出处;二是核实新闻是否真实可靠;三是此稿会不会引起任何官司,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是怎样工作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这一点,让新闻更可靠,更具真实性,并且也符合法律要

求。从而尽量减少甚至杜绝虚假新闻的出现,避免媒体名誉的丢失。

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是对外展示的关键,甚至成了当前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大企业的对外投资受阻,对外出口的遭遇官司,对外形象的遭误解与猜疑,无一不是缘于中国国际形象的信任危机。所以,话语权塑造的首要任务便应是树立积极,清晰的国际形象。看了美国的话语权,我觉得媒体的发展离不看开明的政府的支持,同时,媒体身更要自律,注重新闻的真实性。无论如何,美国在话语权这方面很值得我们媒体深思。我们也应加强对媒体的监督,巩固我们话语权。最后引用张国庆的一句话语:公信力所在,话语权所养;认同感所在,话语权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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