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

电影《日瓦戈医生》改编自苏联作家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通科医生同时也是诗人的主人公日瓦戈从孩童时期一直到去世的一生的坎坷经历,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上半夜俄国及前苏联的社会风貌。原著小说获得了19xx年诺贝尔文学奖,而本片则获得了19xx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配乐、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最佳艺术指导等五项大奖,成为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

有人批评《日瓦戈医生》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原著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曲解,影片刻意将原本的政治意识浪漫化,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平面化和图解化,最终仅仅讲述了一段苍白的罗曼史,使本片较像一部以大时代为背景的爱情片。当然,观赏任何一部影片都离不开故事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本片的故事恰就发生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的俄国,对于政治、社会的批判显而易见,但作为观众来说,那样的叙述太过于沉重,相对于沉溺于本片中的批判是否过激这样的争论中,倒不如将它看作一部大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悲歌,从感性的角度感悟和体会。

日瓦戈很小便失去了父母,在格罗梅科教授家中倍受关怀长大的他,自小接受着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熏陶。他是位优秀的通科医生,更热爱诗歌写作,成长环境的优越造就了日瓦戈自由、开朗的性格。他热切地盼望着革命,向往自由、品等、公正的社会,他主动参军,帮助拯救了很多战场上受伤的士兵。然而随着革命的深入,现实一步步将他推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使他难以自拔。

作为一个医生,他拥有精湛的治病之术,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拯救他人的生命,他用怜悯的心看待战场上的每一个人,但现实显然不允

许他这样做。矛盾在他于内战开始后回到莫斯科时的遭遇达到了顶点,他的出身和背景使他的家庭遭到了严重的排斥,在那时人们被革命机械化的脑子里,只有完全脱离现实的过分的“共产主义”,那甚至是一种冷酷的、等级意识极强的平均主义。即使日瓦戈一家再怎样同情苦难的人民,继续生活在莫斯科也变为了不可能,或许选择逃避本不是他的初衷,但现实让他无可奈何。

在迁往瓦尔基诺的路上,日瓦戈遇到了拉娜的丈夫,现在已成为平民革命领袖的史特林科夫,从那里得知拉娜正在距瓦尔基诺不远的玉里亭,于是这便注定了日瓦戈无法过上真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一度不敢去玉里亭看看,而命运中他和拉娜是注定要重逢的。拉娜的重新出现也犹如一根火柴,再次点亮了他的生活。他们在那样的岁月中,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他们彼此注视、拥抱,一度忘却了革命忘却了战争。可桃尼亚肚中的孩子牵绊住了他,他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妻子的不忠、对家人的不忠,他在用伤害妻子的方式实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矛盾中,他决定和拉娜分手,但这一去,就是与妻子的诀别。

两年后回到瓦尔基诺,家人已经不知去向,拉娜告诉了他他们的去向,而此时,另一个现实再度降临。日瓦戈的身份成了逃兵,在巴黎的家人又牵连了一个海外俄国保皇党的组织,他的生活方式、他出版的诗集都成为抵在他脑边的一颗颗随时都会被射出的子弹。而史特林科夫被清扫更直接将作为他妻子的拉娜推到了同样被清扫的边缘。他和拉娜都知道,阴险狡诈的多摩罗斯基绝不是好心地来救他们的,但日瓦戈更不愿意看到拉娜被害,他选择送拉娜离开,用一个蹩脚的谎言。当拉娜乘坐的马车缓缓离开,他飞一般地冲上二楼,砸开窗户,只是为了好好地、更久地看着自己最爱的人,直到马车消失在地平线上。

影片中,拉娜的丈夫帕夏是另一个矛盾的中心。他是个极其单纯的革命者,他对革命保有这最大的忠诚,他对革命的热情超过了包括拉娜在内的一切。一如叶拉格夫将军所叙述的,帕夏不满意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怀疑他自己、他不快乐。所以他选择参军,他想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这种单纯和执着在革命的硝烟中演化成一种残酷和冷血,他迷失了自己,他认为“个人”已在革命和历史中被消灭。他对革命的忠诚变成了一种可笑的荒诞的信念,他认为“背叛的村子,就该烧毁”这又何尝不是他对拉娜的态度呢?

而这一切矛盾的根源就在于,日瓦戈医生、拉娜和帕夏,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最纯洁最执着的人。正如多摩罗斯基一直告诫他们的那样,他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无法在那样的时代里生存的。自始至终,日瓦戈医生和拉娜都那样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和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所渴望的童话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根本无力抵抗他们的命运,等待他们结局的只会是毁灭。相反的,因为过于纯洁而丧失了全部自己的帕夏更增添了它的悲剧性,他的毁灭衬托出了日瓦戈和拉娜的美好,但他的毁灭绝不会让人有一丝的快意,对革命的忠诚竟成了杀死他的刽子手。电影中,人的正直与善良在特定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注定要被毁灭,这种被彻底毁灭的美好散发出的浓重的悲剧色彩正是影片和原著的作者向人们提出的永恒的疑惑,也因此成就了故事永恒的美。

本片的一句宣传语就是“革命烽火中的爱”,对于这里的“love”一词,我不想将它单纯地理解为“爱情”,因为故事中,除了爱情,还有更多值得称颂的永恒的爱。

日瓦戈和桃尼亚自小青梅竹马,他们的结合看起来那样的自然,对于他们彼此来说,对方都是彼此生活中最自然应该存在的一部分,失去了就会浑身不自在,但那又绝不是单纯的爱情的结果,否则日瓦戈也绝不会同时又和拉娜在一起。桃尼亚一直读着日瓦戈的诗,她是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所以面对拉娜的存在她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宽容,她真心地接受了拉娜的存在。事实上,自始至终,她都用她的胸怀包容着周身的一切。这种包容,使她从一个满身粉红色套装、热爱购物的小女孩,蜕变成一个懂得持家、学会隐忍的完美女性,某些方面她比拉娜更让人钦佩。故事的最后,我们并不知道桃尼亚和她父亲的下落,这对于观者来说,可能更舒心一些,毕竟,我们不愿意再看到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被时代所摧毁。

十七岁时的拉娜,单纯地和帕夏在一起,我们绝不能否认帕夏对拉娜是有爱情的。他迷恋着拉娜的单纯和美好,那感情就像一瓢山泉水,清澈见底,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污垢。所以当他得知了多摩罗斯基和拉娜的事情,他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扭曲。他那样坚定地冲进宴会,用尖刻的眼神看着众人,然后将拉娜带走,那时那刻,或许就已经是他改变的开始。拉娜被多摩罗斯基糟蹋的事实使拉娜在帕夏心中纯洁的形象轰然倒塌,这也象征着他单纯梦想世界的倾斜。那之后的岁月里,爱这个字离他越来越远,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摒弃着个人主义,摒弃了拉娜,摒弃了自己,最终走向毁灭。

日瓦戈医生对于伤病员的爱更是屡见不鲜,从医治被镇压的示威群众、到救治战火中的士兵,他的职业态度始终如一。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不已,一位病人更是对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

这是一部自始至终都在缓慢吟唱的电影。一把俄罗斯三弦琴作为线索贯穿了全片。片中的“拉娜之歌”在被填上词后,成为了电影之外的另一个永恒经典——《Somewhere,my love》。在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拉娜和日瓦戈医生的女儿东尼娅手上的那柄三弦琴,她拥有天生的弹奏它的才能,三弦琴曾跟随日瓦戈医生走过了漫长的生命岁月,最后他将它交给了拉娜,而它也意味着一种信念和爱的传递。作为日瓦戈医生和拉娜的女儿,东尼娅传承了他们身上的美好,在新的时代里,她就是那道穿越大坝上方的彩虹,她定会绽放出她自己的光

芒。是音乐让尘世间的苦难升华,沉淀为一笔关于民族和人本身的巨大财富。洗落铅华,历史的动荡悄然退居其后,唯一闪光的是生命和爱。

 

第二篇:日瓦戈医生分析

19xx年,帕斯捷尔纳克写成了至今仍能证明他艺术生命力之恒久的著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习惯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作品的读者对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会有许多的失望:日瓦戈医生不是那种力挽狂澜、主宰历史的伟大人物,而常常是软弱、渺小、无能为力的,他既没有顺应革命的洪流成为前沿斗士,更没有与邪恶的势力展开正面的交锋,他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不能救助自己爱的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在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中--维护自己的心灵不为时代的风潮所左右的战争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胆量。

小说发表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这一部作品是惟一能够在精神上作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但在俄国国内却被指责为是"仇视社会主义"的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

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再去纠缠这部小说是不是否定了十月革命。毋庸置疑,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是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但倘若以此就断言他对十月革命有着天生的反感,那就错了。他并不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去批判历史与现实的,他丝毫没有存心要与十月革命过不去。他批判的锋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种天然的艺术家的本性,即对现实的批判眼光。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这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我们很难驳倒英国人海伍德的说法,即"帕斯捷尔纳克19xx年开始写的《日瓦戈医生》,是存心构思出来针对斯大林及其政体所维护的一切的一种挑战",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挑战"理解为对既定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否定。"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出了判决"。出自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们引用,想以此作为主人公日瓦戈对降临到俄国大地上的革命风暴的向往。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表现了日瓦戈对革命风暴的赞赏,倒不如说是对他所生活过的俄国社会的批判。这句名言同主人公后来对十月革命的种种使我们心中颇存不安的反思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体现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所理应具有的精神独立的气质和批判意识。帕斯捷尔纳克赋予小说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这种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毕竟,真正的艺术怎么能没有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呢?

当年高尔基就俄国革命所阐发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位"革命文豪"对俄国革命的深刻反思,充分显示了一个坚持文化操守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岁月中冷静与深远的头脑。对俄国革命中滋生的俄罗斯人蛮性与奴性,无论是"革命文豪"高尔基,还是"旧俄式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都做出了深刻的反省。虽然

帕斯捷尔纳克头上永远也不会有"革命"二字的光环,但这种站在人类文化精神立场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是两位艺术家的共通之处。

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对文化操守的坚持是最可贵的,它对人类一切功利的思维与行动都具有一种透彻的批判意识。这种坚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识往往会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表现可谓是充满了"感伤的保守主义情绪",高尔基这只呼唤暴风雨的海燕也在暴风雨真正到来之际又突然变得顾虑重重,还有我们的鲁迅,亦曾被年轻一代斥为"封建余孽"。然而,当我们后辈人经历了历史的荒诞性的"洗礼"之后,难道没有理由钦佩这些文化先哲们深远的目光吗?对鲁迅,甚至对高尔基的那些指责如今似乎都成为我们的笑谈了,难道40多年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非难就不是荒唐的吗?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层面的思考,这种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功利主义情绪,以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共同的情感为旨归的批判与超越意识,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美国人威尔逊把《日瓦戈医生》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颇为精当。

《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的史诗,但我们显然能于其间感受到"影响的焦虑"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位渴望描绘当代历史的诗人却无时不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力量。也许,企图在日瓦戈医生身上找寻罗亭、李特维诺夫、伊凡诺夫、特里戈林亦或特里勃列夫的影子;在拉拉身上寻觅塔吉娅娜亦或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痕迹;在冬尼娅身上寻找娜达莎·罗斯托娃亦或吉提的身影;在安季波夫身上嗅出拉赫梅托夫、巴扎洛夫甚至历史真人涅恰耶夫的气味,均是徒劳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从《日瓦戈医生》里我们清晰地体会到了那种只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的对世界、对生命的体悟方式。

苏联文学中有多少"光辉思想"正因为没有了诗性的融注而黯然失色,而《日瓦戈医生》,这部因为涉及到十月革命而使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待之的小说,却因为它首先是一首诗,一首爱情诗,从而使它所包含的一切关于社会、宗教、历史的思考真正地具有了震撼力。西班牙作家略萨称这部小说是"抒情诗般的创作";利哈乔夫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抒情态度",都是精辟之见。的确,《日瓦戈医生》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以诗的韵味审视了俄国革命的历史。这首"拉拉之歌"所表达的"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的主题,是那些充斥着激昂的政治说教的伪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作家对人生的探索,对历史的沉思,他的一切追求与苦闷,均是从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曲的闪光中折射出来的。作家幻想出了一个只属于日瓦戈与拉拉这两个充满真正人性之光芒的人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懂得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与"象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毫不相干;在这个世界里,心灵、艺术、美、大自然可以浑然一体,人与大地和宇宙紧紧相连,"艺术为美而服务",人,充满理性与情感的人,沉浸在艺术创造的神秘的幸福中,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沉浸在宁静的生活的温馨中,沉浸在夜的庄严的寂静中,永远真诚地生活、思考,"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

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然而,这个美丽的童话般的世界,日瓦戈与拉拉的世界,在诗人笔下被无情地摧毁了,这个迷人的世界无法与现实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对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剧性的毁灭。人的正直与善良在特定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注定要被毁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悖论仿佛是文学经典向我们提出的永恒的疑惑。也许,感受这份无奈与遗憾才是最"经典的"美。

人们或许会因此而珍重苏联文学,珍重这创造了格利戈里·麦列霍夫的悲剧、日瓦戈的悲剧等等这些"经典之美"的苏联文学。立足于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超越现实的桎梏牢笼又回归传统的精神家园,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位只会以抒情诗人的眼光走进生活的艺术家身上时,我们可以说,经典的产生为期不远了。《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文学经典,它的经典性,远不是每一部被写进苏联文学史教科书的作品所能具备的。有些作品将永远被文学史所记忆,因为它们标志着文学发展历程的特定阶段(如《解冻》、《一个人的遭遇》等),或者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能够跨入经典的行列的唯有那些超越了当下的狭隘政治层面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永恒的情感的作品。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日瓦戈医生》是能够与《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屈指可数的作品一道跨入经典之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