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中外交人物刍议

基辛格先生的《大外交》一书已在我家中放置多年，如今当我作为一名外交专业的学生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为其纵横几个世纪的丰富的历史内容，以及从中引述出的简练而经典的外交哲学与外交艺术所吸引，特别是其对那些叱诧国际舞台的风云人物的分析及评价，更是让我倾佩。读这本书丝毫没有像读一般理论类知识的枯燥与乏味之感，仿佛是由基辛格的带领之下，穿越历史，漫步于时光隧道之中，去一睹那些不朽人物的风采，品味他们各不相同的领导才能和个人魅力，还有他们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所做出的不同的决定以及其对国际格局和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这也让我深深地体味到外交是一门哲学，一门艺术，更是一门智慧。

一、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铁血宰相俾斯麦

黎塞留和俾斯麦是我在《大外交》中最为佩服的两位外交家。

黎塞留当时面对的外部形势是教会的权威因为宗教改革的进行而受到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威也受到挑战，而法国作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黎塞留作为枢机主教，理应是要致力于恢复天主教为正统的行动，但黎塞留却出乎常情地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置于神圣的宗教和崇高的道德之上，即国家至上，只要是出于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这个目的，采取何种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我想这正是黎塞留的伟大之处，他超越了个人信仰的束缚，超越了所谓的神圣宗教道德的束缚，勇敢而务实地去追求国家利益，只因为他是法国首相，他代表的是法国这个国家，他所想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国的强大。就像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听到黎塞留的死讯时所说：“如果有上帝，黎塞留枢机主教就有得辩白了。如果没有上帝，那他的一生也够辉煌的。”1也就像他自己所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2基辛格对其的评价则更为经典：“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有如鹤立鸡群办地突出。黎塞留的目标在终止他所认为的法国身陷重围的险境，耗尽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防止法国边境出现强大的势力，尤其是邻接德国的边界。他结盟与否的唯一的标准便是符不符合法国的利益。”3这也正是他的成功所1

2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40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42页

3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43页

在，“他是唯一抛弃中世纪道德及宗教束缚的政治家”4，追求国家至上的理念，为法国后来的强大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然而也恰恰是这一点导致了法国后来无境的扩张，招致众多国家的联合反对，以至耗尽国力，渐渐失去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原因在于“黎塞留倡议的国家至上观念，没有预设的限度。要做到何种程度国家的利益才算获得保障？为求得国家安全需要打多少仗？”5对于这些黎塞留都没有给出答案，而他的后继者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法国的强大和邻国的式微，更重要的是如今不需受制于道德原则的规范，于是便激发了其继任者无节制的欲望，任何行动只要冠之以国家利益的美名都有可能付诸实践。除非国家至上的原则在真正高手的运用之下，否则就有走火入魔，玩火自焚的危险。然而明显的是法国要再次诞生一位如同黎塞留那样有相当的经验，独到的见解，清晰的目标，能够正确评估权力关系并不断随其变化加以调整的政治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黎塞留的成功就在于他非凡的见解与能力，然而他成功的本身却导致了反效果，也正是在于他过于伟大，以至于后世很难有人能够继承其伟业。

同为现实政治大师的俾斯麦与黎塞留有很多相似之处。同黎塞留一样，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当时国际环境的束缚，但此次不是神圣的宗教原则，而是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正统原则，阻碍了普鲁士前进的步伐；同黎塞留一样，俾斯麦唯一追求的就是国家利益和增强国家实力，至于同盟者是谁是，他们都不大关心，但俾斯麦的使命是要确立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并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同黎塞留一样，俾斯麦明确地区分了个人信念与现实政治的差别，他超越了个人道德原则的束缚，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去审视问题，去采取行动，就像他自己所说“余唯一之职责即为吾王及吾国效命（黑体字为俾斯麦自标之重点）”6；同黎塞留一样，俾斯麦能力非凡，目标透彻，思路清晰，甚至有时显得冷酷无情，他能够近乎科学地评估各方的实力，然后相应地采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极擅长于掌握权力之间细微的差异及其种种变化，使他能在有生之年排除梅特涅体系的束缚，代之以一种自制政策（policy of self restraint）”7，而且他充分主张外交政策的弹性，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为自4

5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47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47页

6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105页

7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107页

己留有多种选择的机会与可能性，保有行动的自由；同黎塞留一样，俾斯麦成功地达成了目标;同黎塞留一样，俾斯麦的成功也在后世导致了出乎意料的反效果，原因也是相似的，俾斯麦没有也几乎不可能把他如此复杂的政策制度化，供其后继者遵循，俾斯麦的后继者看到了其伟大辉煌的成就，那是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他们永远无法想象其背后所需的缜密而灵敏的思维和无数艰辛的汗水，没有人拥有他那般的能力，手腕以及胆识去延续这一切，“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8就像基辛格所写：“俾斯麦对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信心十足。他对基本的现实及普鲁士的机会何在，分析得十分透彻。但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把德国社会建立成务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继续他所留下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俾斯麦不仅种下成功的种子，也埋下德国二十世纪的悲剧的伏笔。”9

黎塞留和俾斯麦都是外交历史上的不朽人物，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的能力，而后来悲剧的发生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超越了那个时代可以接受的程度。

二、大外交中的外交家

当然《大外交》中所写的政治领袖不仅包括上述两位，还有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斯大林，丘吉尔，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肯尼迪，尼克松，戈尔巴乔夫等。这些领袖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大展风采，能够在外交历史上留下不朽的印迹，除了客观条件与机遇以外，更是由于他们主观上所具有的能力与素质。他们大都有丰富的经验，有独到的思维方法与见解，有明确的目标和灵活的战略，有良好的谈判与沟通技巧等，他们也正是凭借这些能力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来看，不只是国家，国际组织、政党、社团等对国际政治有所影响，单一的个人也可看作是一个国际行为体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影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会改变历史进程。这些领导人具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与能力，他们所处的位置让他们能够运用个人的能力与魅力去影响一个国家与组织等的力量和对外决策，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德国统一中，俾斯麦是明显起了历史性作用的。在第二次大战的爆发中，希特勒肯定是有影响的重要个人。在苏联的解体中，戈尔巴乔夫必然是个主要推动者。这些8

9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114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第116页

人物的决策与行为也许对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宏观进程没有根本性或本质上的改变，但毫无疑问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与国际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分析论述方法的确是提供了观察研究国际关系的另一种角度，即个人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微观视野。所以，研究国际关系除了从国家和整个国际体系的层次去研究，还可以着眼于个人层次。探寻一些领导者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征对国家以及国际的影响，发现单一的个体在国际关系上所发挥的价值，从中提炼出一些经验和外交哲学与艺术，也是很有乐趣和意义的。

但是，基辛格在书中所分析的许多人物，大都是处于传统外交或是古典外交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淡薄，外交活动基本上是由少数人所进行，外交家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决定权，所以这些外交家才会在国际关系史上如此耀眼。然而如今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还有公开性，透明性的扩大和公民民主的参与，都决定了仅仅从个人层次去研究国际关系是万万不可的，如今反而更要求的是全球化的视野与眼光。

从以上论述来看，这又涉及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活动当然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有所影响，只是分其大小与性质的好坏，然而社会是个人生活的大环境，为其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所谓“时势造英雄”，所以还是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与层次去研究历史。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基辛格的《大外交》为我们重现了外交历史上那些外交家的风采，让我们领略到了外交独特的魅力，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更为微观的视角。外交家们在一国的外交甚至国际关系的发展上是有影响的，分析他们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但绝不能以其作为唯一的方法与层次。

参考文献：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xx年

李少军《国际政治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