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曾论及“史才三长”曰：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史家更应该三者兼而有之。章学诚则认为仅此三点仍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氏认为著史实为写史者自身之体现，“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人之品行既不端正，其为文亦难以正心论史。

章学诚在《史德》篇亦论及文学（亦即文采）对良史的作用。文中写到：“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笔者亦认为文学之于历史确乎是很必要的。历史作为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记述，很重的作用就是为今世提供鉴戒，因此历史应当为人们所熟知。而历史的记述又凭借史书的流传，若是史书之内容索然寡味，则读者很难产生兴趣，那史书也就失去了意义。读今日之史书，不由有这样的感觉。当今的历史编纂对于文采似乎没有要求，对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乏善可陈，读之味同爵蜡。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当今的历史专业书籍出版后再也无法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的历史论文，论文格式的严格规定似乎不亚于明清之八股文，而浅薄的学术功底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更难有上乘佳作的问世。而且，论文写作似乎对语句的生动性没有任何要求，字里行间看不到任何文采，所以那些历史学术论文出来历史专业者外鲜有读者涉猎。

在此笔者想起一部历史类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关于该书的学术性本文不再赘论，但其极佳的文笔却是深入我心，超过千万册的销量足以说明其文采之好。书中对于历史的描述读之让人酣畅淋漓，欲罢不能。《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主张“历史可以写得更好看”，他讨厌以往枯燥乏味的学究书，因而主张历史应该书写得多姿多彩。

《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被鲁迅成为“无韵之离骚”，因为《史记》的文字文采激昂。《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文字写得着实精彩，读之令人心潮澎湃。“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这段激扬的文字，朗朗上口，读之欲罢不能。排比、比喻、对偶等修辞手法皆有运用，语言文字的运用可以说极为精熟。

章学诚认为写史更需要气与情，文中这样论及：“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为文为史都是要倾注作者的感情的，没有感情的文字自然没有生气。观今日之历史著作、历史教科书、历史论文等，很难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气与情。失去了气与情的著作，读者就无法在书中找到与作者的共鸣。我们的教科书一般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专人编著的，很难说出自著书者本意，更何谈著书者的气与情？历史书籍的编著亦很难说是著者“发愤之所为作”，不过是谋生立命之路。反观古人司马光十九年而成《通鉴》，李焘四十余年撰成《长编》，郑樵、马端临等人无不是做了一辈子学问方有传世之作，别说气与情，身家性命都倾注到书中去了。《明朝那些事儿》可以说是倾注了作者的心血的。由于当年明月本人为公务员，事务繁忙，亦不须著史谋生，他著明史完全是出于自己对历史独到的看法以及明史的热爱。他每晚笔耕不辍，耗时三年写成7卷《明朝那些事儿》，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以全新的形式完成对明史的撰写。笔者曾将7卷全部读完，读之爱不释手，书中透露着作者真挚的情感，很多时候为之感动，感动于作者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对历史人物的敬重，亦有对倭寇侵略劣迹的愤慨。正是阅读这部书，让我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明史，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大大激发了笔者对于明史的喜好。

当然，《史记》更是倾注了太史公全部的心血，还是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例，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每每读到此处，我都为之一颤。确实，当一个人穷困落迫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正是他的父母；当一个人身处异乡的时候，他想到依旧是他的父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拯救大兵瑞恩》里当那些美国大兵临死时，他们嘴里一直在呼喊一个词，这个词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妈妈。没有对父母的热爱，又怎能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真挚的感情，若不是太史公的亲身体会又怎能写出？正是有太史公的气与情在里面，我们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才能与太史公产生共鸣。

章氏关于气与情还这样写到：“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是啊，为文著史重要好的就是要秉持一股浩然之气、正直之情。这就要求著史者要有史德，万不可将史作为满足私欲之工具。若有“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则史必失之偏颇而为“秽史”。笔者认为切不可因政治指令而著史，若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则史家在写史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服从政令，那么史家之气、情必然非其本意，所写之史就要失之偏颇。

总之，史家著史须要“工文”，同时还要倾注自己的气与情，字字乃肺腑之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家更需要史德。

 

第二篇：浅谈史德对古代历史科学功能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浅谈史德对古代历史科学功能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史德，是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明确提出的，在《史德》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章氏提出这一点，是对唐朝人刘知畿史才三长论的补充。所谓史才三长，就是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概念虽然到清代才被提出来，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却是一直被特别强调的。

历史涉及到三个方面，即客观的历史自身、历史资料和历史研究者。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统一于历史研究活动之中。历史自身和历史资料是客观因素居多，而历史研究者在其中则其主观作用，尤其是史德对史家记史、论史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到历史学之两大主要功能：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

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提出“素心”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史家之责在于客观记录史事，而史德在其中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主观能动作用。章氏主张史家著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3这里的“天”，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和道理，“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感情，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著述者要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历史面貌，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成分。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秉笔直书的学术品德，正是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4这种忠于史官职守，不畏权贵，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壮举，是崇高史德的表现，在任何时代都为人们所敬仰。试想，史家若无史德，历史记载便会被上位者操控，历史便会失真，进而，历史学之科学功能又如何体现呢？

历史学之另一主要功能是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历史的引导作用。司马迁曾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刘知畿曾指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其中上者即为彰善贬恶，不辟强御，若晋之董狐，齐 之南史，此其上也。”6 《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

7‘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以古代价值观为标准，弑君

为大不敬之事，根据当时之具体情况，可见董狐是一个具有史德之人，他以史家直笔彰显出了善恶，客观上起到了历史的引导作用。然而要说明的是，在古代 价值体系下，其社会引导作用亦有其局限性，维护名教是大多数编史者的目的之 一，并且与提倡史德并不矛盾。中国传统史学与封建政治联系紧密，带有鲜明的二重性特点，它一方面追求实录直书；又一方面为了宣传皇权神授，维护封建统治，在某种情况下又故意曲解历史。封建史学二重性反映在对史家的道德要求上，就出现了这种自相矛盾，从而表现出局限性。

此外，要说明的是，个人品德不等于史德，但二者有紧密的联系，一个为人正直、公正、胸怀宽广的人在历史著述上一般也能表现出优良的品质，但也有例外；史德高尚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心胸褊狭、满怀私利、为人不争的人很难说在历史研究上有多么公正，有多少负责精神。孔子在编《春秋》

8时有个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孔子可以说是个品德高尚

的人，但因时代限制，有些事他也不能客观、公正地记述。我认为从这点看，他

没有具备应有的史德。

知古当晓今，历史学要实现它的借鉴功能，也必须以科学性为基础。错误的历史研究结论不可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资鉴。也就是说，要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首先要实现它的科学功能。而史德则是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功能的前提。作为学习历史的人，应当借鉴古人的史德风范，高山仰止，摒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培养自己的史德，以求在历史学习上能有突破。

1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

5

6

7 [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0。 [唐]刘知畿：《史通·辩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春秋]左丘明：《左传·宣公二年》，中华书局，2007。

8 [春秋]公羊高：《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