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十二、第四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后汉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系统记叙黄巾大起义。也许在范晔看来，这场前后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运动，由于缺乏精英领导，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东西，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仅仅散见于本纪和一些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解放后，黄巾大起义开始为史家所赞扬，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对后汉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剑鸣的《秦汉史》将“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合为一章，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笔者在这里无意分辨几种看

法对错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异，在表面相同的阶级背景下，其性质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动辄数十万的农民起义被迅速的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为后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在《后汉书》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们却仍必须通过范晔字里行间中显出的蛛丝马迹来整理其逻辑。也只有如此，《后汉书》的这个最大缺陷，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