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汉书》

后汉的皇帝，除了前三个皇帝还足称道以外，后面的皇帝委实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王朝很多，有过“中兴”的极少，所以并不足为奇，但就汉光武帝刘秀而言，这个“中兴之主”却绝非庸碌之辈，他不仅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的“中兴之主”要有能力得多，甚至不下于很多开国帝王，就连和他的老祖宗汉高祖刘邦比起来，也半点不逊色，在个人能力的很多方面甚至还要远远超出。

这一点就是和刘秀同时代的人也都看出来了。比如马援初见刘秀时就说：“今见陛下，恢宏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马援后来对隗嚣说刘秀“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问刘秀和刘邦比怎样？马援还故意转了个弯，答：“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意思说，刘秀不如刘邦，刘邦做事情无所谓可不可以，而刘秀则喜欢管理政务，行动有节度，还不喜欢喝酒。难怪隗嚣要吃惊：“如卿言，反复胜邪？”意谓照你这么说，反是刘秀胜过刘邦了？

其实历史上最大力称赞刘秀的还属明代的王夫之，他在《读通鉴论.光武》中称赞刘秀是“允冠百王”，认为“三代以下，取天下者惟光武独焉”，他还大胆假设历史，说：“光武之得天下，较高祖为尤难。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其视高祖出关以后，仅一项羽，难易之差，不亦远哉！使以高祖荥阳之相持，而遭光武丛生之敌，乘间捣虚，以击其后，将不待约从，而有人为之犄角，高帝弗能支矣！光武即位未久，一以从容镇静，结未服之人心，桀骜顽强之徒，皆自困而瓦解。设使高帝当之，亦未必能安定若斯也。”他还盛赞光武“神武不可测”、“规模宏远”，几乎就把刘秀捧到天上去了。当然，也有认为刘秀不如刘邦的，比如石勒就曾经夸耀自己“若遇汉高，则当北面事之；若遇光武，则当并驾齐驱，未知鹿死谁手”，自认为自己和刘秀还有得一比，但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评石勒这句话是“胡人之见，殆未然”，事实上石勒比刘秀也确实还差得远。

要将刘秀和刘邦作对比是比较困难的，毕竟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何况单从性格来看，也确实谈不上好坏。不过从个人能力上来说，刘秀则比刘邦强得太多，他可以算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文武全才。比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刘邦手下有萧何、张良、韩信，但很少有人知道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中都有谁，因为刘秀的才能超过了他的手下，所以这些功臣的名字很难突显出来。翻开刘秀的历史，我们不难证实这一点。

刘秀虽然属于汉室宗亲，但经过这么多代下来，到他这里地位已远不那么显赫了，虽然他还不至于到刘备那样靠贩卖草鞋为生，其家庭影响力大约也不会超过自己所生活的那个郡县范围。刘秀父母早死，兄弟都是靠叔叔的抚养才得以长大，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曾经去长安的太学读过书，他信谶语、好经文，相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早年的刘秀并没有刘邦“大丈夫当如此”一心想做皇帝的大志，他只要“仕宦当作执金吾（执金吾是掌管京师治安的官），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南阳新野县有名的美女）”就满足了，他也不象他哥哥刘縯谦俭好义、“结交天下雄俊”，而是“性勤于稼穑”，成天耕地，所以他哥哥常将他比作“高祖兄仲”。此外，他还有谨厚、谨信的名声。从这里我们很难揣测出他未来的成就。

王莽末，天下大乱，他也随着自己的哥哥起兵，因为实力尚弱，兄弟俩不得不从属于更始帝刘玄的名下。此时刘秀的名声显然远在他的哥哥之下，所以当他哥哥无端被更始帝杀掉时，他主动去请罪，既不言自己的功劳，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如常，反而弄得更始帝自感惭愧，于是“拜秀为破虏大将军”，从刀口上擦边而过，足见其韬光养晦的本事。在此之前的昆阳之战中，他已经显示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这一战也被毛泽东列为历史上七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之一。面对强敌，刘秀身先士卒，被诸将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随着王莽的灭亡，更始帝开始了与全国十数个割据势力的争夺战，刘秀也终于可以找到一个机会被派往河北，以更始的名义发展势力。刘玄当时只给了他官衔，既不给军马也没有粮饷，这促成了他在河北独立发展自己力量的机会。虽然刘秀初到河北后并不顺利，那里的王朗自称皇室继承人、成帝已死的儿子“刘子舆”，一时间“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靡”，刘秀和他的少数随从在王朗的重赏追捕下不得不四处逃窜。在冒充邯郸使者入传舍骗吃的时候，又因为饿急抢食被传吏怀疑，差点没能逃掉。他们直赶到信都，那里的郡守还奉更始年号，这才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随后，他开始慢慢培植和壮大自己的势力。为了联合拥有十几万大军的宗亲刘杨，他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而郭家在当地也是世代著姓大族，这样，刘秀终于能够借助外戚势力诛灭王朗，开始在河北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在诛灭王朗后，大家意外发现了许多吏属私通王朗的信件，刘秀不是一一查而究之，反而看也不看就令一把火烧光，使“反侧子自安”。这一漂亮的举措被曹操于破袁绍后照葫画瓢，因《三国演义》的流传而为今天的多数人所熟知。

这时更始帝发现刘秀羽翼已丰，便封他“萧王”，要他“悉令罢兵”，另派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河北。刘秀当然不可能再去用脖子试更始的刀，于是他以“河北未平”为借口，拒不奉诏，趁着更始与赤眉争夺长安和洛阳，无暇顾及河北，他便开始做统一整个河北地区的努力。当时河北地区尚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合众数百万人”，刘秀经过多次苦战将其中势力最大的铜马军“悉破降之”。为了尽快使数十万降兵诚心为己所用，刘秀让这些降将“各归营勒兵”，而自己只带少数亲随一营一营去嘘寒问暖，以示对降者的信任，这一冒险行动感动了所有降者，他们相互说道：“萧王推赤心置入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于是刘秀“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一时间“众遂数十万”。随后，刘秀又一一诛灭各割据力量，平定河北，在符谶的示意下，刘秀称帝，此时的他，俨然已是全国主要的几大割据势力之一了。

更始与赤眉对长安和洛阳的争夺，给了刘秀以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在击败了战胜更始帝的赤眉军以后，刘秀控制了整个中原地带。他选择洛阳定都，显然是因为洛阳更靠近河北，他在这里有相对长安更好的民意基础，随后，他得以用“天子”的身份四处征讨不服者，逐一平定各地。在远在四川的公孙述灭亡以后，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复兴大业。

令人意外的是，这时的刘秀却在政策上突然来了一个大转折，开始偃武修文。西域十六国遣子入侍，请他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他竟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为由还其侍子。太子问攻战之事，他答以“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用孔子不答卫灵公问打仗阵法的典故委婉的避开。对于追随他打仗多年的功臣们，他用极高的秩禄和隆重的礼仪来回报，却不让他们当官，反而在全国征召饱学鸿儒之士充任公卿，于是儒学大兴。

相对于其他的帝王而言，刘秀能做到文武全能，这一点不简单，而他的勤奋则更是难得。《光武纪》记载，他每天天亮就早朝，要到日落才罢，还常常和公卿、郎官们讲论儒学经义道理，夜里很晚才睡觉。太子怕他太累，让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他答以“我自乐此，不为疲”——就这份工作、学习的态度，我们今天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可见刘秀的成功绝非侥幸。事实上，他的勤奋为后汉设定了基本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儒学立国。

前汉武帝虽然崇儒，但也好法，宣帝更是明言“霸王之道杂之”，但刘秀虽然也在用“霸王之道”，却从不言之，反而对儒学进行了大力推广，使后汉成了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当然，后汉儒学的兴盛还是有其背景因素的。前汉的元帝就好儒，到前汉末，儒家学说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凌驾于百家之上。刘秀早年去京师求学，自然受其熏陶。再则，跟随刘秀打天下的将领们绝大多数也是饱读经书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可见，当时的兴儒，有前汉政策惯性的因素，而刘秀的努力，则使儒学再次获得了发展动力。

 

第二篇：后汉书 读后感(7)

读《后汉书》

对于一个对儒学有研究，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来说，对儒家思想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刘秀未必不清楚，但是他除了尽可能控制局面以外，根本没有扭转大势的机会。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所以能获得称帝的机会，靠的就是儒家崇尚正统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实有赖于亲族、外戚和昔日同学的支持。这些人多是地方实力派，是他得以在事业上成功的根基，刘秀最多只能做到不让他们影响宏观局势，但在微观上，刘秀仍无力对抗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比如刘秀曾经试过用“度田”来抑制地方势力，但矛盾的激化使他不得不选择不了了之，它说明，刘秀无法用单纯的法令来摧毁地方大家族的力量，而如果他坚持打击豪族右姓，恐怕没多久也会面临王莽同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儒学的“仁德”教育来顺势利导，再辅以各类诏书，以使社会不至于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矛盾冲突不可收拾。

黄仁宇说刘秀“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这种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刘秀身处的环境使他无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扭转整个社会崇儒的客观状况。他既然无力去堵，就只有想办法去疏。实际上，在表面的宽柔后面，刘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执法的重视。祭遵斩杀刘秀犯纪的亲兵、董宣将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刘秀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说明，刘秀明里大兴儒学，用儒学来引导大族贵戚谦抑，暗地里也还在用法家思想来尽可能去堵住他们乱纪的可能性。史称汉明帝刘庄“善刑理，法令分明”，这很有可能是刘秀所教。刘秀对自己的这位太子显然是十分满意的，12岁的刘庄居然知道下面官吏欺下瞒上的伎俩，这自然会令刘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一丝成功的希望。

但明帝仍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虽不失为一代明君，可惜仍是单枪匹马在作战。他可以利用前汉的影响，把王朝的触角重新伸回到汉廷曾经到过的领域，但在思想上，他仍无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其它适合的哲学思想作为王朝支持的力量。明帝的法令分明，已经使儒臣们颇有微辞，而他对中下层官吏的格外“关照”，也给了地方官员不少压力。有鉴于此，章帝又逐渐走向放任政策，前面两代皇帝坚持的儒法并用，最终还是以儒家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告终。

刘秀的崇儒，原本是希望顺势而导，通过“引”来使豪族自抑，通过“堵”来防范豪族的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他不愿派兵向外，当然也是出于安定内部局势的考虑。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意，他的柔道治国，在几世后使“堵”的一面完全失去了效果，而“引”则日渐走向极端。社会贫富不均已是越演越烈，法律慢慢作为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来随意听从自己的喜好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行为极端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流血冲突，使国家滑入了灾难的深渊。

有一种看法认为，后汉在儒家兴盛的背后，同样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就将后汉的儒家划分为“儒家中的法家”、“儒家的守旧派”、“儒家中的道家”三大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官员”、“文人学士”、“地方精英”，然而这种划分很难找到客观的辨别标准。因为某人很有可能既是“儒家中的法家”，又是“儒家的守旧派”，或者既是“儒家的守旧派”，又是“儒家中的道家”。实际上，他们的共同意识更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顽固的理想主义和实现儒家理想的努力，造成了与外戚、宦官长期的冲突，党人主要就是由他们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