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

一、现代性的多维诠释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它在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20世纪的许多著名批判性思想家,如胡塞尔、韦伯、齐美尔、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吉登斯、鲍曼等,都在以不同方式关注现代性问题,他们关于欧洲科学危机、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在实践层面上,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以及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价值争论和文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现代性的本质和命运问题密切相关。正如吉登斯断言的那样,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1[1][①]。随着全球化时代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开辟,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焦点性话题。

然而,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兴趣有增无减,但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一问题时,依旧有些茫然。现代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露出其清晰的地平线,依旧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冲突的、相互关联又纠缠不清的“星丛”。在各种争论中,无论对于现代性毫不动摇的捍卫还是坚定不移的否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理由,但是,总是给人某种过于泛化和过于宏大的感觉。这或许源自这样的情境:现代性的捍卫者和批评者差不多都是在非常一般的和普泛的意义上探讨现代性问题,没有揭示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的图式和机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怎样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深入显然有赖于在现代社会的深层机制和根基上对现代性做更为耐心和细致的反思。

一、透视现代性问题的“多维整合”的新视角

虽然国内外的学者目前都已经把现代性问题非常清晰地“课题化”了,但是,当我们具体展开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时,我们面对的依旧是观点的离散和缺少整合的现象。不同学科或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研究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切入的角度、层面等都差异非常大。例如,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性既可以是理性和启蒙,也可以是每一时代都会面临的先锋性;哲学研究更加关注启蒙与理性文化,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思考现代性问题;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则偏重于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模式)的意义上探讨现代性问题。

其实,浏览一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关于现代性的阐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理解的多视角性和歧义性。例如,哈贝马斯虽然强调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他更倾向于从作为“时代意识”的文化精神方面理解现代性,把现代性“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2[2][②]。吉登斯则明确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现代性’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此后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3[3][③]利奥塔也在精神层面上界定现代性,但他的兴奋中心是作为“宏大叙事”

的现代性。他认为,关于理性、自由、解放的允诺等“元叙事”(meta narratives)或“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是现代性的标志”4[4][④]。

首先,从内在规定性来看,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换言之,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包括精神飞跃和制度更新)发生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折,即现代化。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它代表着渗透到现代社会所有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谈论所谓“多元的现代性”,而必须强调现代性的特定历史内涵。不可否认,不同民族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引入或生成作为文化精神和制度安排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各民族的特点,但是,这同所谓“多元现代性”根本不是一回事。如上所述,现代性的特殊历史定位已经决定了它有特定的和确定的本质规定性,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已经把这种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作为预设的合法的价值确定下来,而现代性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因此,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及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现代性”与另一种“现代性”的冲突,而是现代性与前现代的文化精神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

其次,从生成机制来看,现代性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次最深刻的、全方位的断裂。根据韦伯、特尼斯、帕森斯等社会学家的判断,现代性的生成表现为从习俗和经验到理性的转变,这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图式、运行机理、立根基础、文化精神的根本性转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进程最深刻的一次断裂性飞跃,其历史意蕴是其他任何历史事变都不可比拟的。哈贝马斯曾这样描述过:“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末,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由此看来,‘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5[5][⑤]吉登斯对于这一断裂做了更为明确的断言,他认为,“由现代性而产生的生存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传统形式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由现代性引发的变革比前此时代的绝大多数变革特性都更加深刻。在外延方面,它们导致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的建立;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存中某些最熟悉和最具个人色彩的特征。”6[6][⑥]。

关于现代性的生成机制的最深刻的阐释应当首推吉登斯的脱域理论

(disembodying)。吉登斯在著名的《现代性的后果》断言,现代性的生成实际上是社会行动从原始地域性情境中脱离出来,然后用“人为的”理性化的抽象体系“再嵌入”(remedying)的过程。在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时间是与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人“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同时,“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经验式的和自然的生存方式。而随着标准化时间或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出现,时间与地点相分离,同时,也出现了虚化的空间,空间也与地点相分离。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

变化,社会行动开始从经验化的地域情境中脱离出来,人们开始脱离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从“在场”走向“不在场”。时-空分离为理性化组织运行提供了动力机制,为社会脱域创造了条件,形成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提供了多种变迁的可能性。吉登斯指出,“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并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对这些关联进行重组。”7[7][⑦] 当经历了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的过程,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必须用一种新的“人为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或模式去取代原有的自然的和经验的社会机制,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当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分崩离析的时候,“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吉登斯指出,脱域的社会要成功地存在下去,必须用理性化的抽象体系来进行再嵌入,由此形成了理性化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运行机制。他认为,再嵌入的抽象体系的核心是基于信任机制的理性化体系。吉登斯列举了最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理性的抽象体系,如以货币符号为典型代表的象征系统(symbolic tokens)和现代社会中在法律、建筑、交通等各种社会领域中无所不在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不难看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契约化的制度和文化精神都是建立在这些信任机制和抽象体系基础之上的。

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现代性不是现代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可有可无的、枝节性的特征,而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和本质性的规定性,它以内在机理、深层结构和图式、自觉的文化精神等方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现代社会的血脉。现代性问题的上述特征决定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可以称之为“多维整合”的研究视角。对现代性问题,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既不能局限或满足于现代性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也不能简单地罗列和堆积现代性的各种特征,而必须整合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等多维视角,揭示现代性的多重维度。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维度”不是所谓的“多种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本质关联的各个方面,它们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作为文化精神与内在机理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现代社会和现代个体生存的所有方面。

如果不从现代社会的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现代性做多维度的、深层的、全方位的透视和统摄性理解,那么,我们就现代性的某一维度、某一方面的分析无论有多深刻,都注定是片面的。更为严重的是,依据关于现代性的单向度的和片面的把握而做出的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无论是捍卫、重建还是批判和否定,都是“无根基的”,都很容易屈从于某种情绪化或情感化的判断,不会对社会的现实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关联,不可能对社会的进程产生积极的和实质性的助推,只能引起更多的文化价值混乱与冲突。因此,我们将通过现代性维度的揭示对现代性做出更为扎实的事实判断;通过中国语境中现代性命运的分析对现代性做出更为合理的价值判断。

二、现代性的多重维度

通过关于现代性的生成机制的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现代性的产生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所引起的深刻断裂。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例如,与个体生存相关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理性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理性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契约化的

政治运行机制,等等。在这里,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尽可能多地罗列现代性的丰富内涵,而是从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现代主体的生存模式中揭示出现代性的主要维度及其有机的和本质的联系。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方式,因为,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体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而现代性所标志的理性文化模式,正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

现代性的维度是一个我们无法简单穷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首先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划分出现代性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即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进而,我们在每一个基本维度中,还将揭示出有机联系的若干重要的维度。我们将会发现,现代性渗透到个体的意识和文化模式、社会的公共文化精神、社会公共生活、社会制度安排等一切层面和方面。

(一)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

很多思想家在思考现代性的问题时,主要着眼点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应当说,现代性首先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因为,从传统社会的经验结构中脱域出来的现代社会的理性存在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理性或精神获得了一种自觉性或反思性。从文化精神的内涵上看,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包含人们通常所熟悉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从文化精神的载体来看,现代性的精神维度体现为作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公共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系统化的历史观,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多维地透视现代性的精神维度。

1、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

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或走向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是全部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换言之,个体化是理性化的必然内涵。在前现代的经验文化模式下,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地生存。只有当个体超越纯粹的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阈限,同科学、技术、理性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或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断裂才实质性地发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才真正产生。在这种意义上,福柯关于人和主体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即“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是一个理性构造。

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支撑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特别重要的是,这种个体的自觉状态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殊状态,而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普遍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很多学者强调,与文艺复兴在现代性的生成方面的重要的启蒙作用相比,宗教改革在平民层面上的启蒙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就是在个体主体性的意义上定义启蒙。他强调,“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8[8][⑧]

2、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

当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性特征和规定性时,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验式、人情式的宗法血缘的前现代的文化基因让位于自觉的、理性化的人本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公共文化精神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必须兼顾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现代个体的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如何保证那些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实现最大化的自由个体形成一个合理和合法的共同体。由此就衍生出以平等、契约、信用等为核心的人本化的、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精神。这种社会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要提供以个体后天成就为基础的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氛围,提供非直接化和非面对面的普遍交往和交流的信任基础,提供以每一个体有限出让权利和普遍同意为前提的社会契约精神。

由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转折直接地以近现代的实验科学为重要背景,因此,上述人本化的、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精神从兴起之时就被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所渗透。无论是自我设计的目标的实现,还是平等的、契约的文化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理性的和科学的精神。至于普遍的信任和信用精神和机制,更是离不开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的支撑。如吉登斯分析的那样,在“脱域”之后的现代社会,“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个人化原则的信任,以及对匿名他人的信任,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9[9][⑨]而这些现代人的生存不可或缺的抽象体系,无论是以货币符号为典型代表的象征系统,还是无所不在的专家系统都直接依赖于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可以用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来表征现代社会普遍的理性精神。众所周知,韦伯曾把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的价值精神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现代文化精神的特征直接相关。

3、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

理性化的现代性文化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其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具体说来,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维度不只是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精神,它还会进一步整合为一种关于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前景和人类的终极目标的总体性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文化精神或社会价值,或者说,整合为一种系统化的、自觉的意识形态,一种自觉的、理性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一种具体设计和规范人类历史目标的“宏大叙事”。用曼海姆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10[10][⑩]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自觉的社会历史叙事在近现代以来表现为多种形态,如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关于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等等。其共同之处在于相信理性万能,相信理性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同时相信理性至善,把理性及技术当作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确证;进而,它支持一种乐观的人本主义或历史主义,它相信,人性

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现存社会中的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这样一种万能、至善、完满的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成为生成一切的“绝对理念”。

应当说,理性化的文化精神从个体的和社会的一般的文化模式和价值取向上升为普遍的、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精神,是理性化进程的内在必然性。在前现代的经验社会中,虽然也会偶尔由某些先知和圣人提出“理想国”和“大同社会”之类的社会历史叙事,但往往只是想象和理想的乌托邦,整个社会的自在自发生存状态和“无语的”历史演化并不要求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自觉的和理性的设计,这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而在“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中,理性内在的分析和反思本性必然驱使理性不仅规范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而且直接指向社会总体和历史目标。然而,当理性无限扩展到可能达到的极限,就会导致某种张力和“二律背反”,这正是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兴起的重要原因。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 narratives),也正是看到这种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问题上的紧要性。他指出,“在《后现代状况》中我关心的‘元叙事’(met narratives),是现代性的标志: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异化的价值的来源),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富有,甚至还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包括在现代性(相对于古代的古典主义)之中的话——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得救。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11[11][?]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的文化精神维度的丰富性和无所不在的特征。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启蒙思想家时代的理性启蒙时对理性化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12[12][?]

(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无疑感受到现代性的力量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但是,这还远远不是现代性的全部维度,如果关于现代性的分析不同时引入其制度性维度,这种分析注定是残缺不全的。毫无疑问,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的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不仅从世界“祛魅”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伦理和文化精神内涵,还详细地从经济合理化、管理科层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需要加以限定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不同于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和军事力量等现代性的外在的表现维度,而是指现代性体现为社会各主要层面和主要领域的内在机理和活动图式的内在性维度。

实际上,我们只是在理性分析的意义上,可以相对地区分出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而在现实社会运行中它们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文化精神的自觉构成社会运行的灵魂。正如韦伯在分析为什么理性化没有在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出现时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13[13][?]另一方面,自觉的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如果不通过制度安排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图式和机理,也会成为某种无根基的浮萍,这种情况在许多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在内在统一的意义上,进一步展示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当然,这一维度也同样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只能择其要者做简要分析。

1、经济运行的理性化

与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自在自发的日常的自然经济相比,经济活动的理性化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很多思想家都注意到现代经济受内在的科学理性和计算原则支配的特征。例如,齐美尔的货币经济是对经济现代性的一种重要解读,这种货币经济的发展是理性化的思想和行动增长的结果。14[14][?]而韦伯对理性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的理性化,做了最深刻的阐述。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种合理的组织,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这种方式只在西方出现,它形成于经营活动与家庭的分离。经济理性化的突出特征是可计算性,即合理薄记、资本核算。“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15[15][?]

特别要强调的是,韦伯在论述理性的经济活动时,还特别分析了经济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合理性依赖于现代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16[16][?]二是经济合理性依赖于内在的文化精神,一种从宗教改革产生的世俗化的和理性化的经济伦理,即新教伦理。“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愿望。”17[17][?]不难看出,韦伯的分析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的合理性,而且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多维内涵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理性化的文化精神或价值伦理与理性化的经济运行之间的本质关联。

2、行政管理的科层化

与经济运行的合理化同样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行政管理的合理化。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的行政管理不会成为突出的问题,因为,在自给自足、自在自发的日常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与日常生活未分化的原初的经验结构及其自发的经

验原则和自然原则调节着效率低下的社会运行。而随着与家庭活动分离的独立的、理性化的经营活动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哈贝马斯所讨论的体系与生活世界的分离也随之出现,越来越复杂的管理机制的形成必然采取科学的理性原则和技术手段来加以调节和管理。行政管理中现代性确立的标志是科层化的理性管理取代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而对科层化首先做出经典阐述的依然是著名社会学家韦伯。

科层制(bureaucracy)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被长期误读的概念。原本是一个西方现代社会的行政和生产管理的组织形式的理性化模式,由于在十月革命期间被译做“官僚制”而被完全变成一个贬义的范畴。像关于经济的合理化的分析一样,韦伯同样慎重地关注到由于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合理化和管理科层化的负面作用,例如垄断信息、抗拒质变、行为专断等。但是,尽管如此,韦伯关于科层制与现代性关系的分析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他从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规章制度、等级制的分工与监督机制、档案管理等方面揭示了高度理性化的、高效的行政管理机理。他指出,“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18[18][?]许多学者强调科层制对于现代社会运行的不可或缺及其对现代性的意义。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断言,“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除非我们理解这种制度形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生活。”19[19][?]

3、公共领域的自律化

现代性作为社会内在的机制和活动图式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经济运行和行政管理中,而且体现在社会公共管理之中。社会的公共管理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这两个领域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前者表现为个体化的私人领域的自觉和自律,后者是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应当说,在前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特殊分化与相互制约,只有沉默的、自在自发的私人家庭生活与集权的非理性的专制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自觉自律的公共生活领域和民主化、契约化的公共权力领域的同步生成。

相对独立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出现是以理性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为前提的,它是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的寓所。具有自觉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生成,需要一种以平等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理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来表达主体性的内涵和价值需求,或者抵御公共权力的自律化所造成的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是普遍理性化的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之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持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在于他敏锐地发现了作为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市民社会。在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一领域体现为一种文化上的

领导权,它赋予国家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使现代国家走向理性化,具有社会的“托管人”的特征,不再是单纯的暴力专政机器。

关于公共领域的最经典的论述来自哈贝马斯。他通过对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学、政治、消费者、批评者等活动领域的考察,确立了与公共权力相分离的、自律的、理性的、平等的、对话的公共领域。他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评(das ?ffentliche R?sonnement)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20[20][?]哈贝马斯非常重视公共领域对于完善现代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对在国家干预和大众传媒等因素影响下公共领域的转型,例如利益专门化、传媒的操纵和选择压力等问题表示担忧,因为,由此出现的后果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系统对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的侵入,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

4、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在经济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和公共领域的自律化的基础上,现代性在社会整体的运行和管理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化的政治文明的确立。正如葛兰西所分析的那样,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由于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权力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表现为“伦理国家”、“文化国家”,“牵制力量”和“领导权”的结合。具体说来,现代性背景下的理性化的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是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确立。

虽然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发达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存在着很多的限制性条款,并常常出现摆脱自律的公共领域的监督走向集权的倾向,但是,民主、契约、法治的确是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很多学者充分意识到民主和法治的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赫勒曾认真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的内涵和价值。她认为,形式民主的含义并不是说不具备实质内涵,而是指它是一种法律化、程序化的政治体制,其主要内容有人权、多元化、契约制、代表原则,等等。它使国家从单纯的阶级统治工具转变为社会总体自我调节的工具,成为社会总体的“受托管理人”(trustee)。形式民主承认自由的公民权,由此而形成了个体全面和自由发展的观念,并促进政治平等。赫勒概括道:“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与自律本身是具有双重内在逻辑(双重机制)的存在形式。它保证私人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相应地,它的逻辑之一是市场、私有财产的专有特征、不平等和统治的普遍化。同时,它建立了消极的但却是平等的个人自由,这样,它的第二重逻辑是这一自由(人权)在权力的民主化、平等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的发展与加强”21[21][21]。当然,必须看到,当公共权力彻底理性化,现代性在制度性维度上也容易趋于整合,一体化为总体性力量。这一总体化和同一化的公共权力如果与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相结合,就可能导致现代性最可怕的风险性后果,即启蒙理性的“自我毁灭”。

三、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

当我们从关于现代性的维度的揭示转向现代性的中国语境和当代命运的分析时,实际上是从关于现代性的事实判断转向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在20世纪后半叶,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后发展或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的普遍确立,围绕着现代性的当代命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于现代性命运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的论题。争论的主题之一是关于现代性自身是否依旧保持着不可替代的、肯定的价值问题。在胡塞尔关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析、韦伯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以及关于“宰制社会”的论断、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合理化与劳动合理化以及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批判、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的批判、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等人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福柯关于现代权力结构的“全景敞视主义”

(panopticism)或“全景监狱”特征的微观政治学分析、波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批判、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探讨等理论争论中,关于现代性的价值的肯定与关于现代性的激进批判,一直没有间歇过。争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现代性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关联问题。从韦伯关于现代性为什么没有在西方之外的社会中生成的问题的文化分析,到20世纪后半期的后殖民批判、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等等,关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应当继续捍卫现代性的观点与拒斥现代性的主张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论战。

上述关于现代性的内在维度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在当代的复杂命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依据关于现代性的这种深刻的“事实性”分析,我们关于现代性的当代命运问题所做的“价值判断”才能避免情绪化和简单化的误区,才能更为冷静和扎实,更具有实践价值。我们在这里拟在中国的语境中,依据上述关于现代性维度的事实判断,展开关于现代性命运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把争论归结为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现代性在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中是已经生成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开始走向“启蒙的自我毁灭”,还是尚未生成或者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理念?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当然,当我们做出这样的断言时,并不是从一种简单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出发,否定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进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关于科学、民主的现代性启蒙一直以各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普遍进步与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等等;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目标的确立,一方面开始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另一方面开始促使权力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契约化、程序化和理性化。

我们还特别欣喜地看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一方面,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聚焦点不再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它给哲学理论研究和大众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经济利益,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式、多元的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被鼓励。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立根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社会活动主体开始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活动方式,通过接受现代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而由自在自发走向自由自觉,在

这一转变过程中,以现代实业家为主体,逐步形成相对自律和自觉的市民阶层(或公民阶层)。这一相对独立的和自觉的市民阶层不再满足于作为某种外在的精英文化的被动的听众和受众,而是开始形成自己本身的自觉的文化精神,即市民文化或公民文化。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断言,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理。从根本上说,后发展社会和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复制和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全方位的生成问题。就中国的状况而言,现代性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的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因此,同上述分析的现代性的多重维度及其现代性的全方位性和深刻性相比,我们可以断言,在中国境遇中,现代性在“本质上”处于“不在场”和“无根基”的状态。

对此,我们先不做更多的理论分析,而首先从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加以说明。这就是中国社会依旧存在的十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说来,当我们判定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时,不能仅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出发,也不能仅仅从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状况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必须把视野投放到在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中从比重上占主体的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状况。这种传统农本社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不仅会大大降低我们对城市化群体的现代性程度的估计,而且,它本身是中国社会运行和活动方式的深层的、隐性的根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看到了传统的顽强的生命力。

总体说来,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样态依旧是以经验对抗理性、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稍加具体分析,可以区分这样几个层次:首先,在制度性维度上,我们离现代性最远;其次,在精神性维度上,我们同主体精神、个性意识、科学精神、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等并不陌生,但是,这些理性化的文化精神远没有在我们的个体生存、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中作为本质性的机理和规定性而扎根,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根的”浮萍状态。特别要提及的是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两种异化状态:一是我们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很可怕的文化样态,即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与行动上的经验主义的奇特结合;二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种脱离现实生存根基的文化批判情结,即“启蒙的自我循环”。这一“启蒙的自我循环”的可怕与可悲之处就在于:当社会的内在机理或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精神还依旧处在远离现代性的“前现代”情境中,我们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已经完成了从现代性启蒙到现代性批判、从强调主体性的文化激进主义立场到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完整的心路历程。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历史情形不同,当我们在“启蒙的自我循环”中自以为已经很“后现代性”时,猛然会发觉我们可能是原地踏步,又可悲地回到了“前现代的”经验式文化模式中了。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现代性在中国尚未生成,而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危机的征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理论讨论或实践决策而对现代性进行选择和取舍吗?

我们发现,在目前的争论中,的确存在着可以对现代性加以取舍的观点,很多情形中,无论是捍卫现代性或重写现代性的一方,还是拒斥现代性的一方,其理论的依据和思考的方式都有滑入情绪化和简单化的嫌疑,突出表现是,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性当作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讨论而加以取舍,决定“要”或“不要”的问题。而造成这一误区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现代性往往做了“单向度的”分析,只关注它的某一方面的文化精神维度,而没有真正揭示出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深层根基状态。

应当承认,我们关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的揭示,还是粗线条的描述,但即使如此,通过上述关于现代性的维度的初步揭示,已经可以清楚地确定探讨现代性命运问题的合法性限度:现代性决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理论探讨和决策就能“取舍”的问题,而是必须通过更为深入的、冷静的分析才能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的问题。进而,只要一个民族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现代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抽象地探讨和简单地取舍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演进机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十分深刻地强调,虽然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但是,现代性“仍然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含”,因而,他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22[22][22]从这样的基点出发,我们的分析必须从关于现代性的所谓“一分为二的”分析,即简单地梳理和罗列现代性的积极价值和负面影响的情绪化和简单化的解析模式中摆脱出来,而从内在性分析的角度揭示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及其原因、内在超越性与自我完善的趋向,并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现代性的命运做出更为理性和冷静的价值判断。

第三个问题:如果现代性是所有汇入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无法随意取舍、无法回避的命运,那么,现代性在当代的命运真的像它在西方发达社会的某种文化危机中展示的那么不可救药吗?人类真的会进入斯宾格勒所说的文明的普遍“没落”状态吗?

我们认为,问题并非如此悲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无论对于发达的国家还是对于走向现代化的落后国家,现代性的价值都远远没有完全展示出来。现代性由于其内在的矛盾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危机,但是,同样,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也使它有能力不断超越这些冲突和危机。这种冲突和危机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超越既是现代性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内在驱动力所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张力和冲突,在某种条件下会走向极端甚至导致破坏性后果。这并不是某种外力强加于现代性的后果,而是现代性自身的逻辑和不可回避的命运。从一开始,现代性就不是作为一种至善至纯、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全能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相反,正如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分析的那样,当人类历史达到一定的自觉程度,当社会从原初的自然关联中“脱域”出来时,原来“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人类必须用一种新的“人为的”运行机制、规则或模式去取代原有的自然的和经验的社会机制,必须用理性化的抽象体系来进行再嵌入,形成理性化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运行机制。这种理性的机理从一开始就具有复杂的内涵,在不同层面上面临着张力和冲突。一种情形是,现代性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张力,甚

至冲突。例如,各种社会领域中的理性运行机制的规范化力量与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之间、科层化的高度理性化效率与个性创新之间、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不可调和的个体利益的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情形是现代性某一维度的过分发达和自律导致的社会发展的失衡。例如,韦伯分析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人对自然的过分征服、哈贝马斯分析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的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及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等等。还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种情形是,现代性的理性机理具有一种阿多诺所激烈批判的“同一性”的整合力,内在地倾向于同一化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与高度一致的公共权力,以及标准化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总体性力量,由此完全可能出现启蒙理性“弗兰肯斯坦”式的“自我毁灭”的极端性后果,如“奥斯维辛”、“格尔尼卡”、“古拉格群岛”等历史悲剧。

其次,虽然现代性由于其内在的张力和冲突而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但是,它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依旧没有丧失。我们承认,20世纪众多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或文化批判思潮都具有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以及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一种冷静的和合理的现代性分析或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决不是把现代性当作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简单地固守或抛弃,而是对现代性维度及其面临问题的具体分析、分类、限定、修补和完善。实际上,现代性不同维度的张力和冲突等具体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现代性内在的平衡机制的调节和社会公共文化精神的有意调整而动态地缓解。进而,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的完全终结的迹象,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制度安排和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可以断言,无论如何限定、修正与批判,人们通常所熟悉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用、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的内在要素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我们依旧无法设想,离开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现代性的本质性维度,人类将会怎么样,将会如何生存。

因此,我以为,现代性批判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论证如何彻底抛弃或超越作为理性的生存方式、文化精神和社会内在机理和图式的现代性,而是一方面防止现代性的某一维度过分膨胀,对于现代性其他维度以及人与人、人与类、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损伤和破坏,另一方面阻止现代性的内在理性机制及其权力结构过分集中化、同一化和总体化,以免现代性整合成一种集权的而又无所不在的精神的和实体性的力量,导致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基础的颠覆,以及对于现代性所内在追求的关于个体的和类的积极的价值目标的破坏。在这种意义上,20世纪的许多文化批判理论做了深刻的和富有启迪性的探讨。例如,在避免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极端结论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承认,在各种后现代批判理论中共同追求的多元差异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对于修正现代性的消极后果,保证理性化的健康与合理的限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理论描绘了那些被许多古典社会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常常被过去的宏大理论所压制的差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23[23][23]再如,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于防止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膨胀,对于阻止生活世界的“殖

民化”,即防止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理性化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对作为文化再生产的生活世界的侵蚀,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特别强调通过 “批判的公共性”、自主的公共交往中的开放的“对话机制”重建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24[24][24]。吉登斯在制度和社会运动的层面上,主张重视劳工运动、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等社会运动的作用,同时,“需要权力的协调使用”,“以寻求最大限度地把握机会并把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降至最小”25[25][25]。

再次,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现代性的内在机制的角度思考现代性批判主题,就会进一步印证上述结论。实际上,无论是造成现代性的内在冲突或风险的原因,还是批判或修正现代性的推动力量,都来自现代性的内在本性和机制。甚至宣称与现代性势不两立的所谓的“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性之外的某种力量使然,而是现代性内在的超越本性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自我否定,而是它的自我完善。

如前所述,合理化作为主导性的生存方式、文化精神和社会内在的机理与图式走向全面自觉,是现代性的本质标志。这种理性化的模式和文化精神与前现代的经验式的、人情式的文化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体现了人的生存中的开放的超越性维度。人作为一种从大自然链条中挣脱出来的、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为本质的存在,本身就内在地具有不断超越给定性的特征。而在现代性的理性的文化模式中,理性使人的超越本性以更加自觉和更加彻底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它要求个体发展自主性,摆脱依靠外力的“不成熟状态”,它要求人类用一整套合理的规范来表述文化的价值和安排各个层面的制度,这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但是,与此同时,按照吉登斯的“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必然会出现个体活动和社会运行的“未预期的后果”,出现由于理性的规范化功能和总体化趋势而带来的可能的风险,出现启蒙理性走向“自我毁灭”的情形或出现人们所说的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而这种状况肯定不是短暂的历史时期,而是理性的生存方式的必然状态,同时也是人类不断创新的可能性空间。吉登斯认为,反思性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但是,由于前现代社会具有“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因此,“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而“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再生产的根基,由此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改变着自己的特征。? ?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确证,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自身的反思。”26[26][26]

关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性或内在超越性的分析,的确给我们以很深刻的启示。它不仅说明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风险的可能性,而且也使我们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觉,即以为我们批判已经发现了完全不同于现代性的“新大陆”的幻觉。实际上,关于现代性内在冲突和风险后果的各种自觉的、深刻的批判之所以可能,正在于现代性的理性图式内在的深刻的反思性和超越本性。正因

为如此,很多思想家和理论家都断然否认所谓“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彻底断裂的结论。后现代的文化批判如果存在着重要的价值,决不是表现在发现了与理性化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和社会机理,而在于其对现代性的风险后果的深刻揭示和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本性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所以,我们看到,不仅哈贝马斯所代表的现代性的捍卫者强调“理性的潜能”,把现代性视作“一个未完成的方案”(an unfinished project),即使与哈贝马斯的捍卫立场针锋相对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也承认,“重写现代性”的提法要优于“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提法。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解释:所谓“后现代性”不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的东西,“相反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不但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举例来说就像乌托邦计划,也像解放的大叙事包含的明确的政治计划致力达到的最终稳定性那样。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27[27][27]

总之,上述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关联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实际上,无论现代性在20世纪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无论20世纪各种各样的文化批判(包括后现代主义)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如何激进和彻底,无论我们对现代性做了多少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修正,我们依旧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在现代性的范畴和范式之外思考与生存。这种结论并不透露我们是否在情感上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捍卫者,而是代表了一种冷静的“事实性”的分析与判断。从这样的基点出发,转向现代性问题的中国语境,我们会为我们通常在现代性问题分析上的表面化、情绪化和简单比附的做法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出一身冷汗。其实,当我们自以为已经读懂了现代性问题,当我们以为可以凭借所谓的“后发展优势”对现代性加以自主地“取舍”时,当我们强调必须承受发展的代价或必须经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而捍卫现代性时,当我们把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等同于对自然的过度征服而加以拒斥时,当我们把现代性简单当成西方的“后殖民霸权”加以拒斥时,当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谈论中国的技术理性是否已经过分发达时,当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切割现代性并且只选取对我们有利的成分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现代性的真实问题和现实的中国语境。因此,关于现代性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命运问题是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的问题。

行文至此,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推论了。如果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和社会内在机理的,具有内在反思性和超越性的现代性依旧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如果像吉登斯断言的那样,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文化批判理论如何走出关于现代性的“to be or not to be”的简单化误区,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就真的成为生死攸关的焦点性问题了。

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性问题之一。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0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0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

度,具体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

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

和契约化,等等。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包含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但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

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从中国语境反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必须摆脱对现代性进行/取0与/舍0的表面化价值判断的误区,正视全球化的/现代性0本质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二、现代性与网络社会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由现代性催生出的新的文化形态日益被大众接受,同时作为网络文化传播与继承的载体之一,语言这一特殊符号与社会权力紧密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体系。立足现代性视角,对网络文化的现代性特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网络文化背后折射出的话语体系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网络文化

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则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众所周知,文化的多样性特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又有范围上的多样性。网络,作为一种随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由此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网络文化。作为一种依托于网络这种虚拟空间而存在的文化形态,其不可避免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某种角度上讲,网络文化是一种由社会现代性所催生出来的新的文化形态。

二、网络文化的现代性视角分析

网络文化的急速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首先,传统交往方式的终结,那种面对面的直接的语言交流逐渐被互联网上名目繁多的聊天工具所取代。足不出户,人们便可以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朋好友进行沟通,从而打破了地理及空间上的障碍。其次,“专家系统”的无孔不入。在互联网存在的时代,人们似乎缺失了理性思维的惯性,更多的社会决策被网络知识、专家意见所决定。人们不再关心自己或是他人的想法,专家的光环使得决策者产生

一种服从的心理。正是由于网络的革新使得“权威”形象不断的被重塑、复制与传播。换句话说,网络文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和泛滥, 弱化了主体进行理性选择的能力,“选择是主体对自己进行正常的思维以及对自己的意向和行为进行控制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泛滥超量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信息非但不能使主体作出合理的选择,反而让人们更加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再次,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益被网络生活所控制,表现出一种退化。正如西美尔在分析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矛盾时指出的那样:这种和谐(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均衡发展)的局面在现代社会却变得难以维继。现代社会中,客观文化不仅总量在绝对增长,且成分也出现了新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客观文化的各种要素变得越来越交织一起并且日益脱离行动者的控制。令人忧伤的是,面对客观文化的日益扩张,主观文化却出现了相对的萎缩和枯竭,它绝对没有以同等程度前进,事实上,它还经常出现倒退。于是,出现了这样令人尴尬而忧心的局面:创造性生命不断的产生出一些不是生命的东西,一些会摧毁生命、用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对抗生命的东西。这一悖论便是真正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悲剧。最后,网络将人类全面带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由自然界所导致的灾难,在吉登斯等学者看来它更多的是由人类自身所造成的。具体到网络世界它表现为:色情与暴力文化的不断扩张、个人信息的频繁盗取、网络病毒、漏洞及黑客的疯狂涌现等等,同时,这一切的风险又从客观上推动了科技的创新。

三、网络世界的话语体系

(一)网络文化与话语体系

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和媒介,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交往工具,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网络上人们沟通的不断深入,一套新的语言体系即网络话语体系便会形成。所谓话语,在法国思想家福柯看来,指的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它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更为确切的说,话语是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或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话语的结构化过程之后便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在一套话语体系金字塔中,处于上层的机构或是个人占有绝对的权力。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话语权力的大小与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源量成正相关,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仅包括经济资本,同时还包含文化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等。

(二)网络话语

网络话语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产生的集体行为,因此,按照感染理论的观点来看,任何集体行为的产生都符合模仿—回馈机制: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分散的个体由于对同一事件的关注聚集到一起,聚集的人群当中信息的传播方式是直接的、循环往复的,人们不断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不断接受来自别人的反馈,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个体会不自觉的模仿、采纳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而一个新的行为模式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在新的模式里,个体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而是成了群体的一部分,个体的行动化为整体的行动,

个体的声音也化为整体的声音。因此,网络话语就是网民围绕某个关注点在网络空间发表的、有影响的集体意见。

(三)网络“话语体系”的功能分析

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网络场域中的话语体系经过了重新的建构而形成了其独特之处。

1. 促进了平等沟通。话语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不单是以社会财富量为基础,每一公民在网络这一公共空间中拥有几乎均等的机会去表达。正因为如此,这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造访聊天室与全国网民就某一社会事件进行“平等的”沟通。其次话语表达形式的自由性,人们不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表达方式,相反更多类型的语言符号在网络中流传。如指涉符号、结构符号、情感符号等。不仅如此,在我国,网络话语这种更为迅捷和开放的表达途径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社会设置的种种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协调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网络平台上为弱势群体做利益诉求的人也越来越多,知识精英与社会底层之间的联动,更使得以往不被关注的问题现在通过网络话语权的释放就有可能得到相应的重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趋向公正公平,社会关系因此逐渐形成一个互相制衡的良性互动。

2.促进了网络民主。近年来,类似于“躲猫猫”、“打酱油”、“俯卧撑”等词的涌现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这一公共领域中,网民这一特殊群体在对社会生活中各类社会不公现象的监督力度之强。但悲哀的是,这一现象也折射出,网络以外的公众在申诉途径上的闭塞。不仅如此,它对“话语霸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话语权解构了社会传统媒体对“新闻”和“重大事件”解释的权威地位,权力正在向大众倾斜。在传统话语媒介造就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结构中,公众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边缘化位置,而网络话语权促成了这种话语的垄断与独裁被彻底打破。

3.促成了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多数人施加于个人的影响力对个人行为的潜在影响,具体的说,就是当群体成员的思想或行为与群体意见或规范发生冲突时,成员为了保持与群体的关系而需要遵守群体意见或规范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它使成员倾向于作出为群体所接受的或认可的反应。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使得人们摆脱了群体压力,这种责任分散造成了更为多元化的表达形式和内容。网络话语权为人们提供了谁都可以通过网络“放大”自己声音的可能性。网络话语的多元化,造成了对传统一元化价值观的挑战,造成思想的“去中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必然造成文化的交融与共存。

四、反思与结语

尽管目前公众话语权在网络中行进到了一定的高度,但网民对话语权的合理利用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话语体系低俗化的倾向,在公共话语表达的两大阵地——传媒语言、文学语言都呈现出低俗化的倾向。传统媒介的低俗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市场化、娱乐化蓬勃兴起后出现的现象, 在收视率、点击率的驱动下, 网络传媒遵循着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 话语方式越来越娱乐化、粗鄙化, 以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网络文学的低俗倾向始于“痞子文学”。“我是流氓我怕谁”等话语频繁出现在各贴吧之中。在一个“知耻近乎勇”的国度,耻辱反而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在网络上盛行,不禁使人们对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表示担忧。

其次,缺乏话语理性,将网络话语转变为暴力行为。话语权的滥用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公众在网络中获得话语权后随意滥用的情况并不鲜见,有时还会恶意利用使之演变成为“网络暴力”,如“人肉搜索”等带有侵犯他人隐私性质的查询方式,它本是揭露社会的“假、丑、恶”等现象的有力工具,可是网友们常常使之超越一定界限,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支撑整个网络运转的软件开发商,滥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近期,轰动整个互联网的“3Q”之争。一边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山寨大王腾讯公司,一边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的新生势力360。在这场打着维护公共空间网络安全旗帜的竞争背后是利益的纷争。毫无疑问,两家公司在网络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权力的顶端。他们为网络沟通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他们的恶性竞争也对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民主法制化的国家而言,网络文化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同时对于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所带来的“风险”也应当给予足够的警惕。

三、现代性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界定、划分依据和标准等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问题的内容。当前,围绕着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总体上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1.应弘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去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化倾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主体间的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党性与人性的统一。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根基,人的主体性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人的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14](P1)尽管一部人类意识发展史,可以看做是人类呼唤自身主体性的历史,[15]但是,主体性无疑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现象呼喊的最强音。因此,主体性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教育判定现代性问题的最主要标杆,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的,就把其归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否则,就不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内涵涉及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功能、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模式、教育评估和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包括主体性和发展性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主体性的教育目标,以“人是有主观能动性”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研究,强调自我教育的方法和确立主体性的评价标准等等。[16](P18)

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相反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化倾向。这种客体化倾向与主体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化过程有所区别。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去客体化倾向主要是指去神道主义影响下人的客体化倾向,去封建传统经学和礼教影响下人的客体化倾向。同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还应该反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主体性黄昏”倾向。因此,弘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也即是摆脱马克思所言的两个依赖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影响,最终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实现“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P104)。

2.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气质是启蒙,而不是单纯的“统一认识”,蒙蔽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解放,而不是思想禁锢,它具有启蒙的价值和功能。长期以来,人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政治学命题,简单地把思想

政治教育理解为一种实现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是这个原因,使人们往往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蒙功能和精神气质,甚至将其列为启蒙的对立面,这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读。把握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启蒙的精神气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教育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学命题。作为教育学命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启蒙的功能自不待言。但是,即使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政治学命题来说,其所具有的启蒙功能和气质也是不言自明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了多少青年的民主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激励了多少热心青年纷纷奔赴民族、民主革命的前线。“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向,主张科学式社会主义启蒙,以启发阶级觉悟、民族觉悟和新道德为取向。中国的民族主义(救亡)与社会主义的亲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式的启蒙,自由主义的启蒙反倒被视为蒙蔽;社会主义式启蒙在现代中国从未被压倒。”

[18](P388)

其二,启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特质,而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前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启蒙的功能呢?当然有,只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的职能要多于启蒙功能。但是,为什么启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特质,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不具备这种特质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9](P201)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启蒙大众”的两个方面的功能中,从何时起,启蒙大众的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特质?笔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诞生。从阶级属性和精神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指向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宗旨。[20](P528)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启蒙特质也不言自明。

其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蒙属性不仅体现在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也体现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精神气质和功能等方面。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责任并非由思想政治教育独自承担,其他领域、学科如文学、艺术、哲学等也具有承担启蒙责任的使命。但是相比较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他们的作用要间接得多,小得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启蒙责任的大部分职责,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精神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各个基本范畴。仅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为例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阶级性、教育性等特征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属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彻底的批判性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实践和党的思想政治历程中的经验总结所证明了的。[21]

3.现代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趋向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并逐渐摒弃传统的、非现代性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现代性现象的一个分支领域,趋向于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自不待言。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采用传统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回到本文前面所谈的思想

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标准问题。因此,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只是趋向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但是并不能以现代化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来作为判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标准。或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念、精神气质、本质特征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方式、方法和载体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判定的标准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