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中的自然神论

启蒙运动中的自然神论

一、启蒙运动的背景

1、文艺复兴的遗产为启蒙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科学:文艺复兴提倡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研究科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例如,伽利略做了“两个球同时落地”的试验和摆的运动规律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结论的错误。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结构》)

2、新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削弱了教会的权威,为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

(新教各教派兴起与天主教的对立;天职的观念;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皇和教会的权威)

3、17世纪科学的发展为启蒙运动的诞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中世纪认为自然的完美不可能在自然本身发现,必须超越自然领域去寻求这种完美;牛顿1687《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牛顿的学说确立了自然现象服从规则和秩序的认识,如万有引力的发现说明,天上星体运动和地面上物体运动都受到同样的规律——力学规律的支配。因此,自然的完美可从其自身的本质上理解——原则;从考察和分析现象本身的过程寻找自然界的规律。)

4、资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启蒙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须直接触犯封建制度。为此,首先要剥去披在封建制度身上的这一层神圣的外衣,否定教权主义,从而否定“神授”下的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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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蒙运动的含义及其时代精神

(一)含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

(在康德看来,人类的蒙蔽不是自身缺乏理性,而是外在因素对思想的控制,这种控制就是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就是理性的自由运用。)

(二)时代精神

1、理性精神(理性即是人类拥有的能引导我们发现、建立和确定自然秩序和规律的独创性力量。现实的各种概念都建立在自然法则上)

2、崇尚自然(为理性提供了评价其他观念、行为的标准,开明的欧洲人试图使其社会观、政治体系、艺术等与自然相吻合)

3、进步的信念(建立在人性可完善性的假说上,人类一旦利用自身可臻完善的本性,人类状况就会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改善。十七世纪末的古今之争“典籍之战”)

4、宽容精神(卢梭的书《爱弥儿》遭法国宗教当局封禁以后,伏尔泰为其辩护:“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三、欧洲的自然神论思潮

(一)自然神论思潮的发展过程

第一:17世纪初,赫尔伯特提出了理性宗教的五条基本观念,奠定了自然神论思潮的基础 第二:17世纪下半叶年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为自然神论思潮蓬勃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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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8世纪以后是自然神论从英国传播到欧美新旧大陆的扩展时期

(二)代表人物

英国:赫尔伯特 洛克 托兰德 廷得尔 柯林斯

法国:伏尔泰 卢梭 孟德斯鸠

德国:莱辛 赖马鲁斯 门德尔松

(三)从伏尔泰与卢梭看自然神论

1、人物对比简介

皆是启蒙运动的突出代表,但是生活经历差别很大并且是思想上的对手,互相攻击: 伏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少年得志、备受尊敬;卢出身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漂泊不定、历经挫败,直到接近40岁才逐渐成名;伏尔泰在高级社交圈中如鱼得水,卢梭则则常常适得其反;伏尔泰是女人的征服者,而卢梭常常情场失意。至于思想方面,伏尔泰是一个怀疑论者,才思敏捷,玩世不恭,卢梭则是一个内心紧张严肃、感情热烈的信徒;伏尔泰赞成贵族统治,卢梭主张大众民主;伏尔泰是古典主义者,卢梭则是浪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两人都是鼓动宣传的罕见天才,能够用生动的文学作来体现当代的重大思想问题和争论。

2、共同的观点

(1)对于传统的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否定宗教信仰。

(伏尔泰把教皇、教士斥之为“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认为基督教是“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卢梭批判“圣母感孕”、“三位一体”和“死而复活”等等教义混合着种种荒谬,违背人类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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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上帝的功能:上帝按理性创造了世界后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任其按自然法则运行;普遍存在的道德法则来源于上帝,上帝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我们深信有一个神存在,我们是他的作品??当我看见其指针表明了时刻的钟表的时候,我的结论是,有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安排了这个机械的发条,于是它的指针可以表明时刻。——伏尔泰《形而上学论》卢梭:“我要是不设想有一种智慧在安排万物的系统, 就不可能想像它怎么会这样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爱弥儿》)

(3)对于如何认识自然和宗教:主张以理性代替启示

(天启变成无需存在的东西,人们只要依靠理性就可以认识上帝依照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和依照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从而获得全部宗教知识。)

(4)对于宗教的职能:从道德的角度肯定宗教的社会功能

(伏尔泰:即使没有上帝也要捏造出一个来;卢梭他在<日内瓦手稿>中指出:“人们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就要靠宗教来维持。没有宗教,一个民族就不会、也不可能长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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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倡宗教宽容,强烈反对宗教狂热。

(伏尔泰:“用宗教思想践踏了人间一切神圣习俗惯例,这就是宗教狂热及其战功的历史”。卢梭在《新爱洛伊丝》:“没有任何真正的信仰是会不宽容的,或者会是变成迫害者的。”他反对把神学的不宽容和政治的不宽容加以区别,认为这两种不宽容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可能采用一个而不要另一个。)

3、不同之处

(1)伏尔泰的信仰主要基于理性,卢梭的信仰主要基于情感。

(这种转变表明了卢梭把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感性文化融为一体,为理性和信仰的协调奠定了基础。伏尔泰:“我们的理性只向我们证明有一个存在者??我们所做的只是相信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是自存的。”卢梭:“我在他创造的万物中,到处看到上帝,我觉得它在我的心中,我发现它在我的周围。”卢梭认为可以通过认识自然的秩序和“良知的直觉”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合乎道德。”)

(2)伏尔泰反对原罪说但没有对恶的起源作出合理的解答;卢梭认为人性本善,社会才是罪恶的根源。

(原罪概念成为启蒙运动中不同哲学派别共同攻击的敌人,否定原罪说与现实中人性恶的存在构成矛盾,如何解答恶的起源? “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最好的政府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卢梭首次使这个问题超出了人的个别存在的范围,并明确的使之向社 5

会问题转化。卢梭:“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就都变坏了。”《爱弥儿》上帝被宽恕了,罪属此生并且是人为地因此只能此生自己解救)

四、自然神论的影响

1、激进的思想家在自然神论基础上成为无神论者

(自然神论详细地说明了他们所认为的更适合的上帝的概念,在哲学上,它是信和不信的不稳定混合物。它否认宇宙运作中的超自然干预,但是它肯定上帝的超自然存在——这两个立场的论证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18世纪中期更激进的思想家在此基础上成为无神论者;)

2、为理性和信仰的和谐结合提供了契合点

(门德尔松用来呼吁宗教宽容,最后康德用自然神论观点阐述这样一种宗教,即首先关注道德行为和个人良知得塑造。)

3、成为呼吁宗教宽容的武器,进而影响了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宽容

(伏尔泰:它“既温柔又仁慈,它教导我们克服和消除分歧,它培育美德,使人服从舒心的而不是强制的法律。”犹太人的境遇得到改善特别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王曾才;启蒙学者要求宽容对待臣民的不同意见;主张宗教宽容和党派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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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文:中西方启蒙运动

浅谈中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结局

——从堂吉诃德和阿Q说起

摘要:小人物的命运悲歌可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起伏跌宕。在中西方两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中,都是本着思想解放和开启民智为目标,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以堂吉诃德和阿Q着眼,通过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平行研究,从而窥看中西方两次启蒙运动的不同结局。从而引发对于启蒙运动的思考,以及在当下的意义。

关键词 启蒙运动 堂吉诃德 阿Q

谈到中西方的启蒙运动,不得不提到13到16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9xx年到19xx年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敲响了欧洲中世纪的丧钟,将教会统治赶下神坛,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极大的彰显,资产阶级由此获得成长的不竭动力。文学、绘画、雕塑等领域的大师层出不穷,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不断产生巨人的时代!”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遭遇到极大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经历了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到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都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进步文人,高扬“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战,并且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这是两个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时代,各种因素、事件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很难辨别出中间的味道。我想,选取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鲁迅《阿Q正传》的阿Q,试图通过这两个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来窥看两次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以至结局给那个时代的人们造成的影响,由此引发对于启蒙运动本身的思考。

堂吉诃德和阿Q人物形象的平行研究

很早有人就提出一个疑问“鲁迅的阿Q是否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某种内在联系?”换句话说,鲁迅是否借鉴了塞万提斯的写作手法?如果这个猜想成

立的话,我们可以从“影响研究”这个角度切入。然而,通过对于史料的分析,这个设想站不住脚。大家知道,鲁迅的《阿Q正传》是在19xx年12月发表的,后收录在小说集《呐喊》中。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林纾在19xx年译出引入中国,到30年代才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又以建国后杨绛翻译的版本为最佳。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塞万提斯对鲁迅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从《二心集.中华民族的新堂吉诃德们》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是非常感兴趣的,并且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因此, 在这里,我们选取平行研究的角度来挖掘。

有人说这两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对让人爱不起又恨不起的难兄难弟”,阿Q是堂吉诃德的缩影。无疑,“精神胜利法”是两人性格中的典型特点。

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随从桑丘“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骤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就要好转。”他认为在游历途中遭遇痛打“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比微不足道,然后给自己戴上“骑士中第一的桂冠”,又欣欣然起来。可爱的堂吉诃德借“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己,是自己不会因为暂时的挫败而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打击泯灭了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从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中,我们看到了这位疯疯癫癫的骑士灵魂深处的真诚、执着和勇气,看到了他对于理想追求的坚定信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发挥着自我鼓舞的积极作用。

再来看看我们的阿Q。在和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他会说“我先前比你阔多了”,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之后,会自我安慰地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画押的时候留出了一条尾巴,他还底气十足地说“孙子才画的圆呢”。这些自欺欺人的安慰是他把实际上真真切切的失败变成精神上幻想的胜利,感觉这些话里面更多的是“自轻自贱”。他只是借此来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他只是说服自己不断地去适应凄惨的生活,而丝毫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

阿Q作为一个“丢失了民族的”国民,被丢进了破碎飘零的社会。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中,逐渐向现实低头,以至最终失去了抗争的气力。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消极地啮噬着他的灵魂,只会让他更加堕落。

第二点就是悲喜掺杂的人物性格。无论是阅读这两部作品,还是观看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每个人都会被他们荒诞的行为、搞怪的言语逗得捧腹大笑。但是,等到静下心来,一股心酸涌上心头。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在“封建骑士小说”的毒害中疯癫而死,一个是被“丑恶的社会”集体谋杀。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亦是可怜的。强烈的悲凉之气充斥在胸间,为他们叹息,为他们扼腕。

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容易感觉到这其间的“悲喜二重性”又有不同的侧重。我个人觉得,堂吉诃德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悲剧的英雄”。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那种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勇往直前的悲剧审美愉悦。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尽管他身体羸弱,总是遭遇痛打和失败,但是他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精神令人佩服。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不好的遭遇,“都是游游侠分内的事情!”

我们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独立的精神人格、自由的思想意志、坚定不移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在想起堂吉诃德的时候,内心也会充满了强大的力量。他的悲剧中凸显的是他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是他撕破封建桎梏的挣扎。

说起阿Q,我想大家更多的可能是悲哀。鲁迅在喜剧的定义是“喜剧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个人看”,因为阿Q是一个“喜剧的无赖”,所以他的死去让我们有种莫名的轻松,觉得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不如早死免得浪费社会资源。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的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阿Q身上就杂合了国民众多的劣根“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进取”。他的身上完全没有英雄的色彩,我们也感受不到他性格里面的光辉与崇高。

我们对于阿Q有种天然的排斥和厌恶,一提到这个人物形象便会与“国民劣根性”联系起来,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鲁迅先生本来是想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来警醒大众,可是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越来越聪明的国民只是一味地对号入座,而全然没有反思的行动。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堂吉诃德,还是阿Q,他们都是心怀事业的人物。动乱

的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所处的阶层也让他们向着自己的心中的抱负进发。

堂吉诃德无疑是具有明确的、坚定的追求,那就是不畏强暴、复兴骑士道、励志扫除人间不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人生目标”,我觉得有两个因素:首先,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没落的封建主,他的身上无意识地残留着封建骑士的精神秉性。其次,当时骑士小说的风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激发了他内心的力量,从而投身到匡扶天下,扶危济世的游侠之路。或许他的这些想法有些不合时宜,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有些疯疯癫癫,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他,因为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叹弗如。

在他的这颗事业心之上,还有一种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就是信仰!对于心中骑士道精神,他如同上帝一般的笃信。在他的信仰里面,包含着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他意识到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反复宣扬要“扫除暴行、改革弊端”;他反对各种等级观念,关心民间疾苦;他崇尚自由,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为此他冒险拯救犯人,恢复他们的自由。

之所以读者会把堂吉诃德看做是一个“悲剧英雄”,大概就是因为它成了我们心目中的“殉道者”。怀着“扫除人间不平”的坚定信仰,面对之家人的各种阻挠和旁人无尽的嘲讽,即使处处遭遇碰壁也绝不回头。没有强大的信念作为支撑,没有一颗赤子之心,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这就让我们想起了新航路开辟的航海家们: 无论是发现新航路的哥伦布,还是完成环球航行的的麦哲伦。在他们漂泊海上的日日夜夜,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持着他们平凡的心。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到,资本主义家一直坚信,他们是在为上帝扩大再生产。

阿Q因为有过一段“革命”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事业”的人。作为一个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农民,他有自发的革命意识。无论是被赵太爷痛斥,剥夺了他“姓赵的权利”,还是被“假洋鬼子”暴打,都对他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没有忘记,一一记在心里。加之,他骨子里喜欢随波逐流,而且正好赶上了“辛亥革命”的契机,于是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

读者的心里都明白,阿Q只是趋炎附势,缺乏主观判断,更谈不上坚定的

信仰。他本来是痛恨革命的,只是看到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怕”,便有些神往。特别是成为“革命党人”后,他一下子神气得不得了,在未庄颐指气使,认为自己真的就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他所谓的“事业”,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让自己积累更多的“精神胜利”的资本。

从人物命运窥探中西方启蒙运动

堂吉诃德和阿Q,两个在启蒙运动中荡涤的小人物,虽然都未能摆脱惨死的命运,但是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堂吉诃德死后获得了“英雄般的礼遇”:传播人文主义精神的骑士、永不妥协的的斗士、封建礼教的反叛者,把他和哈姆雷特、浮士德并称为西方三个最杰出的艺术典型。他身上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努力进取,就连中国的很多作家都对堂吉诃德的这种精神推崇备至。

阿Q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死后,成为了国人痛斥的对象,被评价为“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并且被后世的人们不断唾弃,直到现在,我们谈到阿Q,似乎还对他充满了“嫌弃”。阿Q是可怜的,知道临死的那一刻,他还是没能喊出一声“救命”,他已经不知道谁可以作为他精神的依靠了。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牺牲者”,并且永远没有救赎的机会。

从两个人物的命运里,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结局:一个是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一个只是“铁屋子”里的呐喊,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两次启蒙运动的相同点是,都是借助传统的力量实现对于民众的启蒙。但是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是借助传统来反对传统,在传统之上生发了资本主义的人文精神。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对全部传统文化的集体否定,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实现国民启蒙。

对比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启良老师在他的著作《新儒家批判》中有过精辟的论述。

首先从时间地域上,文艺复兴持续了三个多世纪,波及到西欧几乎所有的国家,各个领域类的大师层出不穷。而新文化运动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主要的影响力也只是在一些诸如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而且手中主要是有知识,有独立思维的青年知识分子。

其次在启蒙内容和方式上也不尽相同。文艺复兴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为旗帜,其实是对传统的创新,就是将资本主义的人文精神注入其中。从而使得这种新生事物充满了强大的力量,并且直指封建世俗神权,最终将教会特权赶下神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发出挑战,而且是借用从外国引进的思想。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不是一场文化运动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本来在近代就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国民对于西方的很多东西怀着一种天生的反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都是不惮于前驱的勇士,但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孤独者,他们很少可以找到附和之声,反而是遇到了非常强大的阻力。

再次,外部的大环境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3到到16世纪的欧洲,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里。东罗马帝国衰微,古老的东方民族也处在一个下坡路,他们无意在西方进行侵入或者扩张。因此,欧洲人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调整或改革,从而使得文艺复兴的思想,不仅在思想上得到传播,同时在原则上得到贯彻和执行。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国内和国外形势都不容乐观。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但是由此中国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军阀头子,妄图恢复帝制,以“尊孔复古”为名,大肆宣传,倒行逆施。在国际上,一战的爆发,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科学技术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音。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游历欧洲之后,写下了很多对于工业文明持否定态度的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新文化运动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对于启蒙运动,我个人觉得是认识上不断地否定的过程。但是,这也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信仰。我们在不断否定的同时,很容易陷入一种历史和人生的虚无之中,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由一种寄托来为自己这种“怀疑”找到根据,那么这种人是会不断地坚持下去。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实干主义的精神,能够将这样的一种认识或者是精神在行为中贯彻执行。像塞万提斯一样,一生经历了各种苦难和磨砺,仍然怀着对于人类的悲悯。可以说,堂吉诃德就是塞万提斯的化身,是一种寓言式的手法,是塞万提斯内心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实践。

其实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们,都具有堂吉诃德式的精神。首先,他们满

怀着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国民,从而开启民智,实现国家的富强。其次,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是不屈不挠的。特别是陈独秀,当初创办“新青年”的时候,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各方的势力对他进行奚落。在北大任教的时候,新旧派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一些保守派人士,如辜鸿铭等,对西方的理念非常抵触,陈独秀不卑不亢,沉着应对。鲁迅常常在文字中表达自己内心的彷徨和苦闷,感觉自己在进行一场“绝望的反抗”。不得不说,这就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信念。

当下的中国,一直都处在启蒙之中,而且这种启蒙也越来越迫切,因为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丢失,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都需要我们找回民族的根本,为我们的精神找寻一个归宿。但是,中国人缺乏信仰,很难对于一个“彼岸”之物进行不懈的追求。如何构建中国人的信仰,大概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1、河北学刊1993.6 倪邦文《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堂吉诃德、浮士德、阿Q及其他形象的诠释》

2、山东文学 姜智芹《阿Q和堂吉诃德平行研究新探》

3、研究生论坛 林春田《阿Q:堂吉诃德的陷阱——中国文学视野中的吉诃德及反思》

4、语文学刊(20xx年第6期) 苏婧《<堂吉诃德>人物形象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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