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新民歌的传统印记

当我们谈到“大跃进”新民歌时，从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浓重的时代气息，而且作为与生活最为贴近的民歌，它反映的时代精神是比其他的文学形式更为直接奔放的。但是，即使是这种与时代结合极为紧密的文学形式，也不可能摆脱中国千百年来诗歌积淀的影响。中国民歌传统甚至是古典诗歌的特点，都或多或少地在“大跃进”新民歌中得到了体现。

就以《红旗歌谣》来说，我们翻开它，最直观的印象应该就是有许多诗歌各行之间字数相对固定，结构整齐，不像其他现代诗歌长句短句毫无规律。尤其是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完全就是七言绝句的字数设定，这一点可以说是沿袭了中国古典诗歌最基本的结构特色。当然，这并不算是一个最普遍的特点，毕竟还有相当多诗歌的字数也是相对自由的。在形式上，新民歌更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简单的押韵，这所谓的押韵，其实就是有些诗句句末字韵母相同。这个特点，与其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倒不如说是创作者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这些民歌绝大多数是在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最后经过广泛传诵被留存下来，这就决定了这些诗歌的欣赏主要通过听觉来实现，那么朗朗上口、节奏感强就成为其存活的基本要求，一些简单的押韵，包括上面所说的字数的相对整齐，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自然而然就融入了这些民歌的创作之中。

说到中国古典诗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博大精深。确实，中国古诗中蕴含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暂且不说诗中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思想感情，就是在诗歌写作中用到的各种手法技巧就值得深入研究一番。面对众多纷繁复杂的诗歌创作手法，有的人大概会觉得无从下手，其实，这些淳朴的民歌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起点。那些看似深奥的平仄对偶，其实可能正是发源于民歌这样最原始淳朴的诗歌形式，其作用只不过是为了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做诗时与其循规蹈矩，严格遵守前人留下的“做诗原则”，倒不如顺其自然，像民间歌谣一样，凭感觉去作。最自然的美，才是诗歌真正的美。

从《红旗歌谣》的写作手法来看，比喻、起兴、排比等可以说是被广泛应用。例如第一部分“党的颂歌”中《歌唱毛泽东》一诗将毛泽东被比作了“插秧的雨”、“三伏的风”、“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帆风”，而将毛泽东比作太阳的更是数不胜数。还有《想起了公社忘不了你》这首诗中每一节都有一句起兴之笔，先咏农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与景象，再引出要表达的对公社的赞美。这些写法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经典，那种丰富绚烂的起兴写法，虽然隔了千年之遥，但是何其相似啊！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这些民歌中充斥着夸张的政治口号和空虚的个人崇拜，即便如此，它的灵魂中那一缕流传千年的古典韵味也没有断绝。

以上这些可以说都是形式上的一些特点，毕竟它的表现形式仍然是诗歌，所以与中国古典诗歌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旦进入它的内涵领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殊时期的民歌与中国民歌传统还是有很大分歧的。在大跃进的年代，全国上下都生活在狂热的幻想之中，仿佛赶超英美就在眼前，迈进共产主义就在明天。经历了长久的被压迫和艰难的抗争，中国人民急切地需要释放自己积压已久的热情，这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病”，“大跃进”新民歌就是这种爆发的热情的生动载体，同时也是“时代病”的症状表现。在中国传统民歌中，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各类神圣，人们始终对它们心存敬畏，以一种基于现实的神话书写表达对自然的抗争，而新民歌则完全颠覆了这一写法。其中有非常新颖的以唯物视角书写神话人物的诗歌，例如《月宫装上电话机》，语言充满调侃戏谑的意味，把传统神话人物拉下了神坛，让神话呈现出崭新的色彩，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起来，可谓是民歌的新时代创新；但也有不少诗歌则是把毛主席捧上了全能神的地位，将扭曲的个人崇拜通过极度夸张的书写表现出来。也有些则完全是“大跃进”式的荒诞夸张，例如《大山被搬走》这首诗，“两铲几锄头”就完成了愚公家族世代奋斗的目标；《肩挑两山步生风》中的女英雄更是神人般的存在。这种极度浪漫化的写法，完全摒弃了传统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让文艺作品反映

现实的基本功能丧失殆尽。

新民歌与传统民歌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对于政治的着力颂扬。这部诗集的第一部分便是“党的颂歌”，在这些诗歌中，一切围绕政治展开，其对政治领袖和执政党的歌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那只是政治口号的诗歌化而已。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其中包含有人民大众对政治领袖的真实感情，但更多的只是当时政治大背景的无奈产物，作者的真实意志被这种政治工具性完全抹杀。

“大跃进”新民歌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时代性必然会大于其血液中流淌的中国诗歌传统，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注定将造就前所未有的文学形式。但是文艺不像科学，可以直接站在巨人肩膀上引进先进技术，它是需要一个基础、一个体系来逐渐成长的，所以新民歌虽然新，但绝不是空中楼阁，它骨子里的传统印记是不可能被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