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跃进”形成的原因及后果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所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和失误。19xx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是以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称为三面红旗）为标志的运动，后来人们简称为大跃进。

首先我认为，大跃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跃进”的形成的重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国际环境压力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心理原因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选择是“大跃进”产生的经济原因 ，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毛泽东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是“大跃进”产生的体制原因。

解放后我国完成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不久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制订了正确的发展路线。人们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有些飘飘然了，全国上下都有一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急迫愿望。中国人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相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主席更是热血沸腾，五七年刚刚纠正了五六年国民经济冒进失调之后，他就批评这次纠正是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并把五七年称之为右倾顽症造成的马鞍形。毛泽东主席于19xx年发出了反对右倾保守，大干快上的号召，中央决定首先要把钢产量翻一翻，即把19xx年的535万吨增长一倍，为完成1070万吨钢铁的任务，就把炼钢炼铁的任务指标分派下去。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部门，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就用了一些土办法，在全国形成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不少地方炼出的东西是废品，造成了很大损失，全国跃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在此气氛之下人人跃跃欲试，不久就冒出来很多小工厂。原有的一些小厂也要扩大，去干高级产品。国营厂矿更是雄心勃勃，都要扩大规模，纷纷到农村招工。在这不顾现实条件的大发展中，市场供应就出现了问题。甚至连民用的小五金在市场上都买不到，整个国民经济都失调了。

就是在这种全国上下都想快速发展的急切心情的气势之下，河南省出现了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把农业合作社提到更高级的水平，也就是把以村为单位的合作社组成大队，再把几个大队组成人民公社。报上一公布，全国迅速学习，人民公社在全国推广开来。报刊、电台更是一马当先。在“共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通栏大字标题下报导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和各式各样的平均主义作法，好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有的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刮越凶，浮夸风逐步露头，亩产几千斤甚至万斤的消息在报上出现。农村中大搞不计劳动多少和劳动报酬的水利工程，人们一律到集体食堂吃饭，对这种一刀切的作法，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生产方式，农民很不满意。急于过渡的平主义大锅饭比钢铁高指标更为严重，因为它伤害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久毛泽东就发现了问题，并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但是要刹住这种向前跑的极大惯性是需要时间的。等到全国清醒时，后果已经出现，造成了农业的全面崩盘，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19xx年底出现了大饥荒的严重

后果。

毛泽东党中央已经发现上面的钢铁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风，准备纠正。19xx年党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这本来是想纠正左倾冒进，由于会议中间杀出一个彭德怀，导致把纠左变成了“反右”。彭德怀到农村调查，了解到农民的不满，写了一个万言书（实际只有三千字）彭德怀所写内容完全属实，反左的意见非常正确，但彭的性格过于直爽，以前同毛也有过争吵，这次二人吵得更凶，又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彭站在一起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如果彭向大会递交万言书和发言之前，先和毛沟通一下，事情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经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全面否定斯大林，后来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尤其是在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曾传说彭德怀出国访问时，赫鲁晓夫接见过他，并对彭说：“你们中国也要反一下个人崇拜，应换换领导了。”这些都是引发毛泽东对彭、黄、张、周四人做出反击的因素。后来还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的传说。庐山会议最后把四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庐山会议后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各个地方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不满言论的党员干部定为右倾分子。使这次庐山会议错过了纠正左倾冒进的时机。

这种急躁冒进、共产风和浮夸风等违反经济规律的作法不久就受到了惩罚。经过1958、1959两年的飞快发展，到19xx年末就出现了问题，造成了全国大饥荒的严重灾难。过去称那次大灾荒为三年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造成的困难。实际上局部天灾几乎年年都有，而那一次却是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全面崩盘。作为主要掌舵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后来他作了自我批评。

19xx年大跃进确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了农业崩溃，发生了三年饥荒的严重后果，而且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全国的共识，对这一点没有人持有异议。但是有一些人并不满意这一结论，而是认为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一场反科学胡闹，而且注入了愚蠢和野蛮的含义。这些人从群众的土法炼铁这一事实出发，给大跃进的全过程加上“反科学”、胡闹”、“愚蠢”和“野蛮”这四顶帽子。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因此不能不重复几句。

1、产生失误的原因

（1）五八年大跃进失误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急于发展钢铁的高指标，二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共 产 党和中国人民从历史经验中深切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全国上下都有一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急迫愿望，必须抢时间争速度才能在全面封锁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主席的心情更为急迫。

五八年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以后，又大批右倾保守思想，提倡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这种群众运动的氛围之下，刮起了一股头脑发热之风。河南省发表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消息以后，人们头脑中的平均主义意识急速膨胀，导致全面的人民公社化，随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越刮越凶，这是导致农业崩溃的主要因素。

（2）认识问题：如前所说，社会主义怎么搞法，怎样发展生产，怎样走向共产主义只有一些轮廓认识，谁也说不清楚。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没有认识，不知道只有市场机制价值规律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以达到物质极大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的第一条件。毛泽东没有识到这一点，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未必认识到这一问题。

（3）中国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胜利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良好。人们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面前有些飘飘然了，一贯反对主观主义的毛泽东这时也不自觉地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他又拿出大搞群众运动的老经验，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大搞群众动动就能创造人间奇迹。毛泽东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4）、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是我国历史积淀下来的小生产意识的通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分析了产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历史与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的急性病。这种思想意识对毛泽东以及后来的党中央领导人都是有影响的，19xx年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再建十来个大庆也是急躁冒进情绪的反映。这种急进情绪对后继者就没有影响吗？不论前人有多大错误，也应客观地给予评说。王明等人给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党和毛泽东还是耐心地分析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没有人说他们是反科学胡闹。

２、19xx年大跃进的实际情况

一提到大跃进，人们就会想到全民大炼钢铁、亩产万斤浮夸风等负面的东西。却不知道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鼓舞下，意气风发，豪情壮志，干劲冲天，他们干出来的不完全是废铁乱渣，也有不少我们过去没有的产品，他们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如开始造汽车时，我们设有外护板的压型设备，心灵手巧的工人把一些零件用手工敲打的办法愣是一点一点地干出来，被人称之为敲打工艺。搞一个大设计项目，那时我们连手摇计算器都很缺乏，用最原始的珠算和计算尺计算出几亿个数据。这些工人和技术人员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干出了我们急需的产品。还有各工厂出现了无数的小改小革，如某厂的二百多斤的产品或零件在车间内要用空中吊车搬运，吊车经常是忙不过来。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搞出在车间运输二百多斤重物的小撅车。这东西很简单,弯成∩形的铁管,两端装上带有轴承的小轱辘,作为着地的支点,∩形铁背处焊上一个长铁管作为杠杆,这杠杆一端成一弯曲钩,用以插入重物顶部的吊攀孔,以杠杆力撅起来,一个人很轻松地就能把它运走。办法虽土，但解决实际问题。类似的小改小革何止成千上万。举小改小革的事例是为了说明工人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他们并不全是蛮干，更不是胡闹。

在急于发展的思想作用下，为了完成下达的高指标，确是有不少地方用土法强干，蛮干，出了不少废品，土法炼铁就是人们全面否定大跃进的事例。但大跃进时期

也不是一无是处。那时各厂矿除了大干技术革新以外，也干了不少对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大项目。如万吨巨轮、万吨水压机、第一台轿车、大庆油田、电气化的宝成铁路、两弹一星、核动力潜艇┅┅┅等等都是在19xx年前后起步，或组建班子，或迅速上马。除了大炼钢铁中有一些错误做法外，过去的人们还真是创造了奇迹, 这些都是让西方人侧目的事项。如果不是那时人们的敢想敢干和艰苦奋斗精神，中国人的腰可能一直还是弯的。

3、大跃进的后果

五八年大跃进在工业方面有得有失，在农业方面后果严重。三年灾荒中损失极大，虽然是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但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气势之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大跃进催生的事物。人民公社化可以说是得之极少，失之极多，后果严重，国民经济几乎全面崩溃。那几年不但老百姓经受了粮食奇缺，物质匮乏之苦，饿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而且使我国经济停滞了几年，别国（如日本）却大步地前进了，这就等于我们又落后了多少年。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又拉大了。在当时尽管问题很多，但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就解决了，

大跃进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局面，却能很快地好转，其原因除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外，还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全国人民和各级干部经过多年的教育，有着极高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党和毛泽东主席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信。全国人民听党的话，各级干部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存在“下有对策”的问题。全国上上下下扭成一股绳，共渡难关。

大跃进期间，一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工厂纷纷转去生产高、精、尖产品，结果是粗制滥造；各地都出现了一大批小的工矿企业，中央对各地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各地认真执行了这一决定。关闭、封存、合并了一大批小工厂，一些转产的工厂退回去干原来产品。中央要求在大跃进期间从农村新召来的青年工人，一律返回农村，以减少城市商品粮供应的压力。这一工作可真难坏了基层干部，面对愤怒、哭泣等各种表情的青工群众，他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人民群众高度的觉悟，各级干部的敬业精神，特别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极大威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由于急于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种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了农业的全面崩溃，19xx年发生了饥荒，人们吃不饱，油水更少，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时饿死人的事肯定会有，尤其是老、弱、病、残。但饿死3000万（还有说是4000万的）之说，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是什么权威部门统计的，哪个人首次发布的？不能由某个人一拍脑袋，以后大家就跟着讲。3000万可不是小数，不但有老弱病残，青壮年可能也在这3000万之内。人饿急了是要造反的，年青人会等着饿死吗？可是没听说那个年代有闹事的事件发生，如果有，当时可能不报，改革开放后，即便媒体不说，在网上也会有人说，尤其是反毛的人。在下孤陋寡闻，以后有了较权威的信息发布我才相信。最好不要人云亦云随大流。

19xx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产生了不少废品，造成很大损失。那是缺乏有效领导和没有经验造成的。其正面意义是办工业也要走群众路线的首次尝试。

新中国建立后搞经济建设，特别是干工业，我国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工矿企业的产、供、销完全由中央各主管部少数专家安排。这种“少数人干，多数人看”的体制安排，与人们要求快速发展的急迫心情相矛盾。也不符合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这一传统精神。19xx年毛泽东提出把部分国企下放给地方，要求地方领导人也要抓工业，抓经济。19xx年大跃进中发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来干工业，全国各地冒出来很多小工厂，有的是县级企业，还有不少是公社和生产大队办的。那时虽然有粗制滥造现象，但在思想解放转变观念方面对后来影响很大，干工业并不神秘，不是大专家的普通群众也可以干，外行也可以领导内行，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工作方式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人民群众办企业的思想深入人心。这就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准备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大跃进再次证明，走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为了发动群众，有时也要以运动形式大造声势，但有组织有领导并遵守法制的群众运动，才能说是走群众路线，对运动大撒手，听任个别人乱来的运动不能叫走群众路线。大炼钢铁是大撒手的运动，大庆会战的声势也很大，但那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运动，是走群众路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