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制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

摘要：日本天皇制已经走过近千年历程，天皇的政治权力一再起伏，但是其作为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却从未改变过。明治维新在日本开始后，天皇制这一日本传统的核心与明治维新所提倡的宪政避免的发生了冲突。但是明治领导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并且利用天皇制为其改革架桥铺路。天皇制和天皇本人在明治维新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的天皇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天皇制很容易使我们想到中国的君主制，但是又和我国古代的君主制有着巨大的差别。日本的天皇制讲求“万世一系”，即不论日本政局如何变化，天皇的世系和地位都不能发生变化，事实上日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从公元七世纪日本确立天皇制以来，不管是日本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革，即便是在将军掌握国家政权的几个世纪里，天皇的朝廷都没有发生更替，尽管天皇在古代历史上的实际权力时起时落，但是精神权威却一以贯之。这是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便是在当今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现代文明突飞猛进，但是日本国民对于天皇制的存在极少抱有异议。在英国等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及皇室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君主作为国家象征的意义日趋减弱，日益受到社会的质疑和责难，已难以为继。但是在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天皇和天皇制象征着日本的传统和文化，这种趋势并没有因为日本的战败而发生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所以，研究天皇制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发展，对于研究日本政治走向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定义日本的天皇制？“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立足于地主这一寄生的封建阶级，另一方面还立足于正在急遽致富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并一直和这些阶级的首脑结成极为紧密的持久性集团，并以相当的灵活性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于此同时，日本的天皇制保持着相对的独特的巨大作用和以似是而非的立宪形态略加粉饰的专制性质。”“作为国内的政治性反动和一切封建制残渣的主要支柱的天皇制国家机构，成为剥削阶级的现存独裁的坚固脊梁骨。”（19xx年《关于日本的形势和共 产 党的任务的纲领》）这一定义明确提出了天皇制的矛盾本质：既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又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这本身也深刻表现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中夹杂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而天皇，作为这两种势力的总代表，深刻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发展。

日本古代的天皇制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天皇制两个时期，共1200多年。天皇制也经历了天皇专制阶段、贵族官僚专权阶段和幕府将军专权阶段。天皇的政治权力一直在减弱，天皇对于国家的控制也逐渐转移到贵族官僚和幕府将军手中。直到佩里叩开日本国门，日本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将军的权威和对国家的控制力日益衰弱，萨长等强藩不失时机地依靠天皇的神圣地位重新树立日本的精神象征，天皇重新握有了一定的国家权力。但是，不管政权如何易手，整个政治体制一直是在天皇制的框架之内进行微调，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天皇制在其古代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天皇的逐渐“神化”，这一点从历代天皇的谥号中就可以看出来。“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高天原广野姬天皇”、“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等等。天皇神化的宣传，对于确立古代天皇制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原大宫，升即天位。道轶轩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总六合，得天统而包八荒。”（日本古籍《古事记序》）这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制的变革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天皇制并没有因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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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了资本主义和近代化的道路而逐渐式微，它还是在天皇制的整体框架内进行调整。这其中既有天皇制适应日本社会，也有日本社会来适应天皇制，两方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妥协。

日本的明治维新给日本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但是，正如改革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这一历史现象，日本明治维新与日本的民族传统存在各种冲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为什么明治维新没有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那样被扼杀在摇篮里呢？

天皇的精神领袖地位在这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889年2月11日，日本特地选择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登基的日子，通过明治天皇向国民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宪法仿效于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十分符合日本社会的需要。天皇在告文向神明和皇族皇宗起誓：“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将率臣民之先履行此宪法。”不难想象，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精神权威，他的起誓必然得到全体日本国民的拥护。天皇对改革的认可是日本国民认识到日本的传统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了传统和现实的冲突，即便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事实上，《大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确立了天皇的无上权威，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不可动摇。但是在实质上，《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本身就标志着日本已经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它与日本的天皇制在本质上是相悖的，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却要依靠天皇的权威。这种奇特的现象值得我们深究。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其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日本走上宪政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而天皇制在日本人看来和宪政并不矛盾。十九世纪是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欧洲列强纷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迎来了欧洲社会的黄金时期。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向中国学习了几个世纪，从天文地理到文字学术，从政治模式到宗教理念，日本都从中国汲取了有益营养。日本的天皇制，立足于传统的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原始神道，充分吸收了中国的儒学和道教思想，深深植入了日本的文化血液之中。中国的一次次战败深深刺激了日本人，善于模仿的他们在寻求一条崭新的民族复兴之路——脱亚入欧。他们深刻了解到，如果单单从欧洲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前车之鉴。那么，日本的学习就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体文明大迁移。启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治维新中“王政复古”口号，但是从整个维新过程来看，启蒙思想的传播，使他们找到了西方的立宪政治模式。但是这些领导者发现，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天皇制在此陷入困境。人治和法治、“天赋人权”和“天赋国权”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宪政模式，天皇制必须废除，或者将天皇至于法制的模式之下。这对于日本绝对是无法接受了。很快，他们就西欧列强中找到了一条很适合日本的普鲁士模式，两国相似的国情使得明治维新领导人看到了在宪政模式下天皇制的出路。在宪政的基础上，仍旧可以保证天皇的无限权威。“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第三条）。不保留天皇的政治权力，而由天皇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维系日本的传统，在明治领导人看来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其二，日本的宪政道路必须而且只能由天皇来领导。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是会遇到守旧势力和妥协派的反对的，在日本，这种状况尤为明显。日本的近代天皇制拥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三种特性（《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第284页），最基本的是神政和家长式。作为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其稳定性可想而知。而作为天皇制的核心——天皇，更是成为这一稳定性的无上象征。上文说到，日本实行宪政完全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日本推行宪政的道路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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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崎岖的。神政、家长式和宪政在本质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传统特质所代表的守旧势力排斥宪政。而作为守旧势力的代表——天皇，他的意见必将决定一切，尽管他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由下层武士高举天皇的精神权威建立的明治新政权这一事实使得天皇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为立宪寻找到稳定的精神依托。所以，明治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普鲁士式的君主立宪制模式，与天皇达成了妥协。这有点与和文艺复兴时期借复兴古代罗马文化而变革社会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意图相类似。于是，一场在天皇名义下的社会变革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而日本人包括一些反对宪政改革的人也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了。“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连最好战的关东军，只要天皇下令，他们也会马上放下武器。”（《菊与刀》）由此可见，对于战争责任，日本人认为不应归咎于天皇。那么在这半世纪以前的明治宪政中，日本人自然也会无条件服从天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十分有效，从政治领域开始，很快波及到经济、文化、军事领域。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如改革初期的农民缴税问题、传统相扑禁止问题、大久保被暗杀等等，但是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当然，明治领导人在巩固天皇地位方面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宪法中明确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天皇当成了封建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两个集团的总代表。在这样一种亲密合作之下，日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过，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即便明治维新过程中天皇制并没有和宪政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其不可调和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天皇制必定到退出历史舞台，天皇制在宪政制度下必定无以为继，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后话。

其三，明治维新在传统和现代的衔接点上找不到更好的粘合剂。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善于模仿的。公元八、九世纪时，中国正值隋唐盛世，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日本派遣一批批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全面学习中国的先进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和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日本文化。田横五百士的故事虽然不足为信，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和日本的联系之密切可见一斑。近代以来，亚洲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使日本深受震撼。加之在甲午中日海战中清政府的战败，加深了日本“脱亚入欧”的脚步。可是，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日本怎样才能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寻到一座合适的桥梁？日本站在了历史的叉路口上。于是，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出现了一座叫“鹿鸣馆”的欧式俱乐部，里面有欧洲人有日本人，里面的人都统一穿西服和礼服，吃西餐。当时有日本人甚至宣言，应当提倡和欧洲人通婚，以改良日本人种。相扑作为日本的特有文化，受到日本人民的喜爱。但是明治政府因为这一活动太过暴露，显得丑陋不堪，不符合欧洲的文明，一度下令禁止这种活动。这些激进的言论和活动，使得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治政府的实际当权者——大久保利通被暗杀，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明治政府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天皇再一次成为解决此等矛盾的唯一办法。上文说到，通过天皇颁布诏书来推行明治新政，借此维护日本社会的稳定，获得民众的支持，历史证明这一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于是，在推行禁止相扑运动的几个星期后，由天皇组织并亲自观看的相扑活动拉开了帷幕，这一举动深得民心。天皇带头穿起了西服，剪了短发，使得日本人民认识到，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冲突了，因为他们的最高信仰——天皇，也默认了这一变化，这一切就变得理所当然的了。天皇的积极参与，让日本在大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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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改革的同时没有迷失自己的民族特性，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人民游行反对，其改革的阻力较之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大变革要小得多。

纵观日本历史，可以看出天皇在日本政治制度史中基本不能等同于掌握实权的专制君主。也许正是这样，天皇才有条件保留至今。天皇制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功不可没。可以说，日本的天皇制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如今遭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其发展趋势已显而易见。就连当今君主权力仍旧十分集中的沙特，其民众信仰也已大不如前。可以说，日本天皇制接近于宗教，并深深扎根于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成为了统合大和民族的象征。

参考文献：

《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 王金林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 魏晓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菊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上海三联出版社

关键词：日本 天皇制 明治维新 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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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

摘要: 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岛国，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从17世纪初开始，这个贫弱的落后的封建小国紧锁门户，度过了200多年闭关自守的时光。但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个东方岛国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

关键词： 明治维新 军国主义

后来日本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中唯一的一个东方国家。日本的铁蹄践踏了亚洲的许多国家，日本的野蛮和凶残让世界为之震惊。“大日本帝国”最终在战争的疯狂中败亡。

但日本又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从19xx年起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位。

大约在150年前，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

出人意料的是，它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个摆脱西方大国的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引起无数争议。

明治维新铺就现代化之路

与中国一样，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强迫日本于1854年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强行打开了日本门户。

对日本来说，这是其历史的巨大分界线。从此，面对强大的西方世界，日本开始进行一场为赶超强国而进行的、最彻底的学习。

19世纪中叶，内忧外患引发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日本从此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了带有临时约法性质的《五条誓文》，成为明治政府改革的基本纲领。

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经形成。废藩置县后的日本政府为了建立现代化国家，日本政府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

军国主义体制形成毒瘤

“殖产兴业”，就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874年，大久保利通提出了《殖产兴业建议书》，它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了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根本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日本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大办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率先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然后以低价、长期分期偿付的方式出售这些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十余年发展，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工业革命已几乎席卷日本一切工业部门。

“文明开化”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科学和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为了实现国民的文明开化，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法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富国强兵”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常备军。1873年，兵部省发布征兵令，实行征兵制。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募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19xx年，日本形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部门。这三个部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接隶属于天皇。

这种体制形成以后，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军部直接秉承天皇旨意，不断干涉政治，独断专行的恶劣后果，并且把日本推上了不断发动战争、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维新三杰”发起的明治维新是日本避免沦为欧洲殖民地的转折点，它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由于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军事特征，使日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崛起后走上侵略路脱亚入欧要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自古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第1页，共5页

怪了。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胆小者将一无所获。

1885年3月16日，日本思想泰斗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首次表明日本要脱亚入欧的立场。从此日本从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走上了侵略亚洲邻国的道路。直到今天，脱亚的思想还在影响着日本，成为他们轻视亚洲国家的根源之一。

侵我华夏近百年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王国居民被台湾土著杀害，开始侵略台湾，而其最终目的在于吞并琉球。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从此，日本开始对中国延续70年的侵略历史。

1879年，琉球正式被日本吞并，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指向了朝鲜，这导致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全体日本国民陷入了民族主义的狂热，日本从此走上了不断进行军事侵略的不归之路。

连年的对外侵略，日本侵占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大量的资源和赔款流入日本国内。仅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掠去的赔款数额，就相当于它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4倍多，赔款中的一半以上都用于扩充海陆军军备。

核爆惊醒“大国梦”

几番得手之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终于发展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独霸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扩张势力的战争一个接着一个。

19xx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19xx年又挑起七·七事变；19xx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xx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空的那一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依靠武力称雄世界的迷梦破灭了。

正如此前和此后所有迷信武力争霸的国家一样，侵略战争在给别的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了日本毁灭性的打击。从明治维新开始近80年来积累的物质成果，在战火中几乎化为灰烬。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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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是一个既重传统、有善于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19世纪中期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跻身于列强行列。“二战”后，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2、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大力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使日本一直走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前列，增强了综合竞争能力。3、外部的扶持也是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战后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在日本实施民主化改革，基本清除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封建性残余，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大量军事订货也对日本经济起到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1868年的明治维新涉及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教育军事和司法宗教等各个方面。 同时期的中国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在1898年还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戊戌变法”。但是中日变法的不同结果确实令人深思。在笔者看来，日本之所以在推翻幕府统治后能迅速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以下的三点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日本天皇制的历史性的原因。从12世纪末镰仓幕府的建立开始，日本皇权至上的古代天皇制已名存实亡。长期以来天皇无法掌握实权。正是由于没有天皇长期揽权的传统，作为新政权领袖登场的明治天皇在掌权后也比较容易放弃一部分权力，从而自上而下地实施资本主义改革。

而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皇室唯我独尊、独揽大权的思想十分浓厚，很难实行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即便是光绪皇帝个人觉悟立志改革，也终究因为掌握实权的皇室集团忌讳放弃自己所得利益而失败。

二是由于日本对外来科技和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日本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非常积极、开放地吸收外来文化和科技的精华。正是由于日本文化中本来就包含有许多外来因素，所以其在日后必要时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并没有很大的抵触感。而当时的清王朝忌讳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只是不彻底地进行了部分经济和军事改革，始终未触动最深层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问题，从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不彻底和失败。

三是日本民族强烈危机的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清王朝。日本人非常具有危机意识，当一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现实问题的时候，经常就已经有人在思考可能的对策了。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各项应急机制也是非常完善。在幕府统治末期，西方列强横行世界让日本深受震动。所以日本下定决心变法强国，让自己变得强大和安全。

即便是在明治政府完全掌握国内政权以后，它仍然觉得深受西方强国的威胁。于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赶上西方国家，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著名的“富国强兵”口号便是证明。只不过，这种对安全过度的敏感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军事大国化的进程，进而陷入了以军事追求安全的怪圈之中。而在当时的中国，清王朝的危机意识更多的是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意识，而不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和奴役的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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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本：经济强国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失败后，却出人意料地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异军突起。

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遍地废墟。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无法取得，国民的粮食也告断炊。因此，工人没工做，国民没饭吃，简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战败地狱图。

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失败后，却出人意料地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当时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经济强国。

从19xx年以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一直位居第二位。日本的再度崛起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就已完成。

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日本一直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19xx年1月24日，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了著名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他认为：“今后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稳固的，美、欧、日三足鼎立。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和投资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化程度也在逐步加深。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开始出现右倾化倾向，思想意识逐渐变得保守。尤其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虽然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经济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但在小泉纯一郎当政之时，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的困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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