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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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一凡 发布时间：2004-5-4 22:42:11 点击数: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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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概说

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说它不好，是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

大背景解说

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性质复杂的跨学科课题，它离不开两个大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须将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相联系，把握其中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其次我们应结合现代／后现代文艺研究，从中寻觅现代性内部的分裂线索。 先说它与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如前述，现代性原为一种抽象的哲理构想，它出自一批心地善良的启蒙思想家之手，迭经修补，形成一幅理想蓝图。由此看来，现代性不啻是新生资本主义的梦想：它满腔激情，气势如虹，一扫中世纪蒙昧和封建传统的僵滞。从诞生起，现代性就不断向世界发布变革信息，许诺理性解决方案，发誓要把人类带入一个自由境界。可在300年的扩张中，资本主义无时不在背离其许诺。与现代性的美好理想严重相悖，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铜臭和血腥。它张狂进取，索求无度，每到一处都带来旷世未有的冲击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污染、异化和沉沦。

在《共 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用他经典的张力性语言刻画了现代性善恶并举的本质：

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已经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 1

的生产力。??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如此赞美它的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

它迫使一切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马恩全集》4卷，第469-70页）

一如马克思所言，现代性也强迫古老的中国接受它多变的生活方式。它的东渐，一度被中国人喻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双喜临门。但为摆脱依赖局面，中国人不得不借现代性之力，反复发动社会革命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现代性的本土化。这便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四个现代化。准确地说，西方现代性既非两项合成，亦非四项并列，而是三位一体：即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艺术自由。作为理性，它包含3个子项，分别是认知理性、道德理性、艺术理性。从哲学上讲，这3项理性协调运转，便能构建一个完美社会。但是自尼采以降，现代性不断遭受批驳，渐至整体裂解。而冲突裂解的迹象，最生动鲜明地体现在现代派文艺作品中。 再看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纠葛。我们所说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一般从1857年算起，即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波德莱尔《恶之花》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那一年。而俄裔作家纳博柯夫19xx年在美国出版畅销书《洛丽塔》，则象征着后现代文学出场。请注意，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现代性，这是因为现代性是一复合型命题，它虽包含文艺项，却不限于文艺。所以我们须以多重方法，分头探查不同领域，考虑其间互动关系。据此，我把现代性问题拆成3项，依序讲解，分别为文艺现代性、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

文艺现代性

有关现代性的争论，是由现代主义(Modernism)引发的。第一波争论起于30年代，主要在欧洲左翼批评界展开。其中卢卡契与布莱希特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最为有名。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也分头提出文学生产与文化工业理论，这对后人探究文艺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可以说，左派论争给我们留下了两条解释线索，其一是语言学，其二是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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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作为一场叙事危机或表征危机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论及历史叙事，大意是：社会安定有助于叙事传统形成，而强权统治会压制民众的语言欲望，引发叙事危机。德国左派理论家卢卡契受此启发，大力推崇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歌德、巴尔扎克一类现实主义作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因而能代表健康文化，并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到了资本主义成熟期，社会冲突加剧，异化倾向严重，迫使作家日益丧失整体认知的能力，此时便出现了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小说。此后的现代主义诸流派愈发变得悲观消极，狭隘颓废。在认知与反映层面，现代派作家只能摇摆于抽象客观和虚假主观之间。 卢卡契的批判，遭到法兰克福学派大师阿多诺的反驳。与卢卡契一样，阿多诺也认为现代主义确与作家对语言的质疑与实验有关，就是说，他们陷入了一场因资本主义急遽发展而造成的叙事危机。可他不像卢卡契那样责难现代主义，反而视其为进步作家的英勇反抗。在阿多诺心中，文艺是左派抵制资本整合的最后阵地。他在《启蒙辩证法》中称：理性蜕变成工具理性，技术上升为统治原则，文化工业加剧了精神生活的萎缩；它窒息天才，压抑反叛，迫使语言庸俗化，文艺向商品衰变。晚年的阿多诺更加悲观，他把所有希望都寄于激烈的文艺创新，甚至要求文艺放弃交流功能，以示左派对资本主义的绝裂。

到了60年代末，这一决裂倾向演变成解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告示天下：现代主义是一场表征危机，它证明现代人不再是知识中心，因为语言自身混沌不明，词语意义更是滑动的游戏。由此推论，生活虽是艺术源泉，但它不可再现，或难以表征。所以传统的摹仿论、表现论、反映论一时都成了空话。

以上几位意见不一，但都把语言当作了现代主义的解密门径。他们突出资本主义的精神压迫，关注作家的怀疑心态，以及他们苦于表征的困境，以此说明他们无休止的反叛创新。这样一来，语言形式就变成我们判断现代派文艺的主要标准，它至少有如下一些文本特征：

一，颠覆传统叙事。叙事方法上，现代派作家鼓吹杂语对话、含混多义，反对万能叙事者作统一明确的述说。这一倾向走到极端，不仅破坏传统叙事，还导致阿多诺所说的“非交流”，即全然看不懂。二，题材上追求新奇、怪异、反常和私人化。批评家注意到，现代派作家专挑那些让读者不安，并威胁他们珍贵感情的题材。他们先是向传统习俗挑战，出奇制胜，继而攻击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3

三，结构上支离破碎。现代派文学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有机整体观，走向拼贴模仿。它大量应用蒙太奇、戏仿、反讽和隐喻，造成时空颠倒，距离消失，结构错乱。 上述语言方法着眼于文本，方便教学，所以在欧美学界流行至今。它的缺点是悲观偏激，直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座语言囚笼、一副精神枷锁。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远不止于此，它在更大程度上倒是一部令人叫绝的生产机器。 现代主义作为一场艺术机构变革 在30年代的讨论中，布莱希特也有可贵的贡献。他宜称，艺术表现真理的方法千差万别，所以应鼓励文艺不断创新。现代派技巧也不尽颓废，它可以用来为革命服务。这位戏剧大师偏爱现代派手法，他的艺术实践也相当成功，这表明语言学方法大有遗漏：现代主义不只是一种语言困境，它还涉及社会变革的深层影响，例如艺术机构和文化生产。

在这方面，值得纪念法兰克福学派的天才思想家本雅明。在《技术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提出了文学生产论，还发明一个“光晕消失”概念。光晕(Aura)原指环绕艺术作品的神圣气氛，或一种令人起敬、并向艺术品膜拜的心理距离。光晕起源于人类祭祀。世俗艺术兴起后，光晕依然是艺术的标记。它证明，艺术品天生有其标准：独一无二和真实权威。没有光晕，就谈不上艺术，只是赝品(Kitsch)。本雅明指出，机器时代引发一大变化，即文艺作品光晕消失。何以如此呢？首先，艺术品实现了大规模机器生产，万千仿制品不再具备独一权威性。其次，传统接受模式瓦解，原本由少数高贵者享用的艺术如今要服从大众需求。最后，艺术不再与祭祀相关，它受制于政治经济。

本雅明引入一种全新视角。他从艺术生产和接受的变革趋势来看待现代主义崛起。对社会学家而言，这恰是一个机构研究方案。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左派学者在两个层面上解读现代主义文艺现象，其一是语言文本研究，其二是艺术机构研究。后者的优势是，它把现代派文艺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串联起来，这就为当下研究圈定出一个战略交叉点。这一交叉，就是文艺表征(Representation)与文化再生产(Reproduction)两大课题的贯通。

何谓文艺现代性？不妨说，它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它反对资本主义精神整合，却一再遭遇叙事或表征的困难；它珍爱自身的独立超越，却被迫一步步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精密控制。换言之，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痛苦演变过程中，文艺现代性发生了严重裂变，而这一裂变的趋势，即是 4

现代派作品逐渐放弃它原有的文艺再现功能，转而顺应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 哲学现代性

60年代，美国文艺界掀起第二波论战。论战的主题从现代主义的衰竭，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从中引出了“哲学现代性”的命题。

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降临，伴随着空前的文化骚乱。一代反叛青年从嬉皮士、新左派，一直闹到民权运动和“反文化”。在文艺领域，它也造成激进与保守的对垒。保守阵营的代表是屈瑞林、贝尔等学术权威。对立面则是他们的学生，一伙批评界的后起之秀。在老一辈学者眼中，战后美国文化堪称礼崩乐坏，江河日下。从“垮掉的一代”的创作到梅勒、贝娄等的小说，都体现出一种厌世倾向。这些后现代作品的通病，是“全然摈弃我们的思想习惯与文学准则”。如果说现代派还多少表现一些人性，后现代作家则只会虚构反英雄及其荒诞经历。

针对封杀，青年人揭竿而起，反击保守统治，倡导文艺新风。著名者有巴思《衰竭的文学》，菲德勒《小说的终结》，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等等。这些反叛主张，在美国文艺界激起一片后现代喧闹。70年代末，喧闹升级为一场国际辩论，参与者有英国的洛奇，荷兰的佛克玛等人，他们争论哈桑的超批评，关注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美学。这场鏖战，虽给后现代增添了魅力，可文艺家解决不了自己的麻烦。于是论战由文艺转向哲学，由美国转向欧陆。

19xx年，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哈佛教授丹尼尔·贝尔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冲突理论。站在保守立场，贝尔谴责后现代主义造成的混乱，要求规范文艺，重建信仰，恢复秩序。19xx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一项未竟工程》，指名批驳贝尔，并挑战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反现代立场。次年，哈贝马斯亲往美国，发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讲演，此举标志现代性讨论的国际化与多学科化。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立场 一，从哲学上讲，人们争议的现代主义只涉及现代性的一个侧面，即文艺／美学现代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扩展视野，从头研究现代性。二，在伏尔泰、卢梭那里，现代性是一项社会设计，它精致和谐，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的光辉。依康德之说，这一社会由科学、道德、艺术三领域组成，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达理性所支配。三理性默契运转，即可导向完美的未来。但历史的发展日益暴露出启蒙缺陷。尼采因而攻 5

击现代性是权力意志，海德格尔批评它是“现代迷误”，福柯指它为话语权力机构，利奥塔干脆笑它是一套崩溃的宏伟叙事。三，现代化进程加强了科技思维与商品经济，人们日常交流也因此受到侵害。艺术，为抗衡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而走向反叛，并在精神领域不断引发抗议。哈贝马斯坚信，启蒙工程并未失败，我们不可放弃理想，也不能把文化紊乱的责任全推给艺术现代性。

19xx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哲学话语》，此书引起了德法哲学界的多年论战。围绕现代性，尤其是交往理性与权力话语的矛盾，欧洲思想界大举返回启蒙设计，反复梳理自黑格尔、尼采，直到福柯的哲学话语。下面，我拟以浓缩形式介绍哈贝马斯的主要见解：

黑格尔创立现代性话语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调查始于黑格尔。他认为，是黑格尔最先提出明晰的现代性概念，并将它升格为西方哲学的一大基本问题。黑格尔的现代性立足于一个时代概念，即欧洲人喋喋不休的“现代”：德语Modene Zeit，法语Temps Modernes，英语Modern Times。

现代一词诞生于1800年前后，它的出现，无疑受到资本主义兴起、人类进入新纪元的鼓舞。据此，现代性的时代意义便可囊括西方文明自16世纪以来发生的所有伟大历史事件，譬如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再加上启蒙运动、工业文明、法国大革命。在黑格尔头脑中，现代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它告别中世纪愚昧，面向理性之光；现代又是一个充满运动变化的概念，它串联起一组新话语，如革命、解放、进步与发展。

新时代呼唤新哲学。经过一番艰苦梳理，黑格尔确立了现代性的显赫地位。他断言新时代精神乃理性之精神，而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主体性，它是理性得以产生，壮大，并且战无不胜的源泉。我们知道，西洋哲学从笛卡尔的“我思”以降，一贯强调主体。康德封它为批判基础，从而建立起理性最高法庭。黑格尔将它进一步拔高，成为主宰一切的绝对精神。从此，西方人不可一世的主体，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负起了领导全人类未来的责任。然而现代性的骚动本质却给黑格尔出了一道难题，这就是“启蒙辩证法”。我们知道，主体以理性的名义鼓吹解放与批判，可它不能像宗教那样提供足够的文化凝聚力。启蒙反而加剧分裂，解放反而导致纷争。仅靠主体反思，西方人能否克服纷纭危机？黑格尔无奈，只好用“理性狡黠”说搁置麻烦，同时也埋下了后人拆解现代性的理由。 6

尼采发明后现代性作为一种对抗 黑格尔的设计错误，诱发了尼采的偏激批判。不妨说，是尼采打开了潘朵拉之盒，他因而也成为后现代哲学话语的鼻祖。尼采一入场，便看出黑格尔的设计自相矛盾。矛盾在哪里？身为自我意识，理性不受任何约束，反而能自知自明；它既是自由解放的象征，又担负反思纠错的责任；它浑身洋溢变革冲动，偏偏被赋予宗教的保守功能。面对以上难题，尼采要么重头修改主体化理性，要么干脆舍弃这一方案。狂放不羁的他选择了第二方案，即告别启蒙，背弃理性，转向与之对立的神话。

尼采为何乞灵于神话？据说他青睐神话是因为神话与理性相对。人类历史上，神话与理性本是兄弟。理性后来居上，窃取了统治地位，神话却遭受迫害，变成被理性残酷清洗的“他者”。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名叫狄俄尼索斯的酒神。他是宙斯的私生子，因受天后嫉恨，自幼出走，浪迹天涯。尼采崇拜狄俄尼索斯，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迷醉终日的酒神，能歌善舞的艺术神，无家可归的流浪神，更关键的是，相对于枯燥刻板的理性，他还是一个能为百姓带来无尽欢乐的未来神。人们不知他何时回家。可他的回归，将给人带来救赎。

为对抗现代性，尼采发明一套策略，即通过酒神崇拜，把神话、艺术、宗教熔为一炉。首先，他刻意贬低现代性，指其为人类理性的最后阶段。理性扩张造成传统与神话的瓦解，于是尼采便有理由祭起神话大旗，挑战现代性权威。其次，现代性一无神秘，又堵死了复辟之路。尼采只能向前看，期待神话再现。在此方向上，艺术便成为救赎之星。理由是：宗教与艺术暗通，宗教将亡，给艺术留下遗嘱，由它去拯救宗教的核心，即神话。一旦艺术掌握了神话象征及其包涵的深厚真理，它便可替代宗教，成为与现代性抗衡的另类理性。

至此，尼采的策略已凸显如画。一方面，他在现代性内部预设了冲突机制，即借神话打造一门反叛美学，以突破现代性的理性外壳。可以说，尼采美学开辟了一条精神逃亡之路：它抛弃与理性相关的意识、真理与道德，专一颂扬狂喜、欲望、享乐等人类本能。作为“艺术的真理”，这种后现代美学不断从古代经验中汲取魅力，巩固自己的反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尼采执意破除哲学与文艺的界限，创造一种独具风格的美学化哲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混杂文体。对此他表示：自己在《悲剧的诞生》中表现幼稚，居然用艺术表现科学，用文学阐释哲学。说穿了，这一尼采式文风，早巳预示了后现代主义文艺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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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总结说，尼采以其怀疑目光，悲剧式地看待世界。他批判形而上学，却不放弃哲学。在他身后，出现两条现代性批判之路：其一是拉康、福柯的怀疑论。他们利用人类学、心理学和史学方法，谴责权力意志，驳斥主体化理性。其二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的形而上学批判。他们重返西方哲学源头，从苏格拉底开始，一一翻检形而上学的基本谬误。

社会现代性

从80年代起，现代性哲学论战持续至今，仍无了结迹象。哲学家的讨论，渐渐染上鲜明的社会学色彩。我们知道，社会学三大经典导师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都对现代社会做过矛盾预测。马克思料定，资本主义将激化阶级斗争与东西方冲突。迪尔凯姆担心，工业化分工会加剧竞争心理和自杀倾向。韦伯相信，理性化过程不可阻挡，但官僚机构及其管理模式势必造成一个自行运转的铁囚笼，它压抑精神生活，牺牲个人自由。

社会现代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关于现代性，韦伯试图从社会学意义上将其描述成一个理性苏醒、逐步给世界祛昧的过程。就是说，理性引导社会脱离传统束缚，转而依赖它的合理与理智去认识并征服世界，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大大伸张了工具理性。韦伯看出，在自然科学、法律行政以及经济生活中，这种貌似合理实为功利的理性正在不断扩大其机构统治。为查找工具理性猖獗的原因，他仔细区分人类各种行为，如工具行为、价值行为、传统行为、情感行为。其中，工具和价值同属于理性行为，可它们偏又截然对立。韦伯锐利指出：工具行为讲究效益，追求利润；而价值行为不计成败，只认道德义务。由于这两大理性行为水火不容，此长彼消，就造成社会价值领域的持续分裂。畸形发展到了20世纪，也就难怪阿多诺要大声疾呼意义消亡、精神奴役了。

正是在上述行为研究中，韦伯为哈贝马斯指点了破题方向：其一是放弃意识哲学及其主体论。哈贝马斯发现，传统哲学唯我独尊，无力解决现代性的多元问题。为此他与阿多诺决裂，并批评老师偏激。其二是大幅转向“哲学社会学”，即充分利用语言学和社会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交往的实践层面展开现代性的修补工程。有关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我们将另辟专文讲解。

提醒大家：哈贝马斯的转向并非唯一。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就是从知识社会学角度介入现代性论战的。身为后现代重要发言人，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 8

提出现代性不过是一种知识游戏，它一度造就了科学与启蒙的宏伟叙事，而当下的后现代状态，则反映出游戏规则的紊乱失效。它突出表明启蒙神话与宏伟叙事俱已瓦解，科学与理性不再指向真理。这一趋势，将迫使人们承认知识的断裂与反悖，继而转向局部知识，采用谬误推理。

利奥塔的理论得失这里姑且不究。受他和哈贝马斯的激励，一批欧洲社会学家络绎出场，成为现代性研究的当下主力。他们从表征危机、社会机构、文化生产等不同层面大举考查社会现代性，为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诸多参照。其中不可不读的名著有法国后现代明星鲍德里亚的《类象与仿真》，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英国教授吉登斯的《现代性后果》，法兰西学院院士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下面侧重介绍吉登斯。

社会现代性：吉登斯的新解释 吉登斯开启了现代性研究的第三维，即以社会学方法反思这一哲学难题。针对利奥塔的意见，吉登斯首先开导大家：当代知识不稳定，从根本上来自社会变革造成的混乱失序。因此，在弄清社会现代性之前，我们不可能超越它，进入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他尤其提醒人们，要重视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断裂性与两重性。

何谓断裂性？吉登斯说，现代性将人一举拔离传统，带来前所未闻的变革。300年剧变，竟使传统知识纷纷失效，无法提供新的系统解释。受进化论影响，我们长期忽视现代性的断裂本质，这更加剧了理论困惑与知识混乱。事到如今，唯有搁置进化论，改以全新目光去看待现代性的动力与矛盾。

何谓两重性？就是说，现代社会变革呈现一种悲喜交加的后果。对此，我们只能当它是一柄双刃剑，并学会在变革中兼顾好坏，平衡得失。吉登斯解释说，现代变革无疑为人类开辟并增加了发展空间，让我们过上了前人不敢奢望的富裕生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沦丧，还有金融风暴和恐怖主义。现代性辉煌无比的成就及其日趋可怕的影响越来越令人有始料不及之感。现代性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马克思形容资本主义天性：一为贪婪，二为扩张。吉登斯重新抽取其中的动力机制如下：

时空分割重组 农业社会中，历书、沙漏、观象学为人提供了粗略时序，特点是时空相联。就是说，传统时间总与地理标志相关。例如农妇看见羊群下山，便知到了该为丈夫做晚饭的时候了。教堂钟声回荡，标志着礼拜或婚礼。钟表则 9

意味着现代时空的出现，它分割时空，把时间从空间中剥离出来，变成有序的格栅。譬如闹钟将一天分为几个工作段和休息段；又如20世纪的全球计时产生了火车时刻表、股市营业表，等等。只有遵守严密时间表，人们方能工作生活。重组的后果是：距离感淡化，空间几成幻象，人倍感时间驱迫。譬如在机场，我们目睹航班进出频繁，如同魔幻世界。可它显示了一种现代世界的复杂联系，及其跨越时空的伟大能力。如今人们在电脑上设计明天，在网络中谈情说爱，在电视上知晓天下新闻。任你躲在何处，现代性无孔不入。吉登斯强调，时空重组开放了变革的可能，为社会提供了运转基础。它促成社会理性化的同时，也将人类纳入统一变革的框架。

金钱与专家：合成变革新机制 传统社会学用变异来描述制度沿革，但此法不能表达断裂性突变。为说明新机制不同，吉登斯选用了一个怪词Disembedding，意为连根拔除、重新设置。这一拔除式机制，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所谓象征符号，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定义的社会媒介：金钱、权力和语言。作为现代媒介，金钱消除差异，建立流通，提供信用。譬如美元具有国际通货信用，它从而攻无不克，几乎能完成任何交易。在此含义上，资金凸显为现代变革的主要动力。

专家系统代表另一种崭新机制。马克思所说的分工，至此已演变为按专业组建的庞大社会系统。现代人在每一领域仰仗专家引导，无论上学、买房、开车，还是做生意、打官司、生孩子，都须依赖专家。即便是呆在家里，人们依然生活在专家系统中。现代人风险多多，却又满怀希望。他可以什么都不精通，但只要有钱，只须相信专家制度，他便能通过雇用和消费来获得一切，并享受保障。总之，专家和金钱一起，以时空重组为前提，建立了一种天网恢恢的变革机制，它向人提供无止尽的期望神话，以及永恒的变革前景。

知识反思与社会再造 人类知识产生于生产劳动，并在社会变革中获得改进。如此往返更替，它就获得了一种现代使命：重建自身，再造社会。现代知识的特点，吉登斯认定是反思。前现代文明中，知识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虽然也有反思，但那只是缓慢而局部的。现代性令反思加快，形成频繁的知识创新与再生产，进而推动社会系统的不断再造。人们常说，现代性的标志是创新。此说不完全对。因为现代性并非仅仅以变为荣，它的本性，是要张扬一种彻底而无情的 10

反思与批判精神。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意识到知识反思的强悍动力。曾几何时，启蒙理性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似乎比传统可靠的知识稳定性。但反思迅速颠覆，并且取代理性，开始了一场接一场大规模的知识改造。如今我们无法确定科学合法，而同样的不确定性更多地反映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原因是人文与社会科学与现代性密切交织，对于知识而言，它的反思更深入，也更为基本。 结语

很抱歉，我从文艺现代性开始，一步步超出了文学范畴。这样做的理由是：现代性原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课题。以哲学眼光看，它反映一种强悍无比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它既是一系列独特的叙述模式，也是一场表现方法的剧烈革命；而在社会学层面，它包含了一整套艺术机构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创新；对于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它则是一种时髦的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抛开这些，我们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现代派文学。

依据马克思的辩证眼光，资本主义变革仍在进行。现代性正四处蔓延，走向全球。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已然生活在现代性后果之中。对此我们无须烦躁不安，也不必悲怆怀旧。这是因为从一开始现代性本质就是变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利弊交杂，福祸相依，风险与希望同在。

【参考文献】

1.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

2.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译（商务印书馆，1993）。

3.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

4.赛德曼编：《后现代转向》，吴世雄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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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ed.,The Problems 11 of Modernity:Adorn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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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ans Bertens,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A History(London: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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