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文化研究

第一讲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略述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中国武术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形式，也必然会受到所在时代、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所受影响的不同，而形成了现在千姿百态的武术文化，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1 中国武术文化的渊源

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艺术、道德等，使他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1.1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

我们必须追溯到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发挥出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敢的性格和格斗的技艺．这种原始社会形成的勇猛善习性和技艺，构成了与武术的萌芽极其紧密的文化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

1.2 准武术文化形态

从时间上看，是指先秦到汉唐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杂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安定，两晋南北朝的战乱、动荡、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得到交流．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情形．汉代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二十八篇”．“手博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术，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形成．

1.3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式

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宋代，民间武术界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卷七载：“臣闻军器二十有六??武艺一十有八”．另外，这一时期的武术发展还出现了武术套路，武术流派，并且武术除了技击外，表演性也日趋成熟．明清时期武术作为军事技术、健身手段及表演技艺的多种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武术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渗透了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因而，中国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在中国文化板块上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独特的分支．但是由于中国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一个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注定了她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独立于其他文化形态而存在．

2 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传统武术精神

中国武术精神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形态是各门派必守的武德．武德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内容．《左传·宣公十二年》提出武德有七：禁暴、践兵、保大、走坊、安民、和众和来财．《春秋榖粱传》中认为习武者必须“德、技”兼备．《武技书》、《太极拳谱跋》中都对武德做了规定．武术界与民俗中将不讲武德的视为可恶者，并极力赞扬德高望重的武林高手．如宋代爱国将领岳飞、文天祥，清代韩慕侠、程延华、张占魁、孙福全等人均被世人视为武德的楷模．在武术门派中均有“未习武者先修德”，“短武者不可与之学”，“丧理者不可与之教”的格言．《少林戒约说》提出：“习武者以强体魄为要旨”，“只要备以自卫，切戒呈血之和，好勇斗狠”．倡导济危扶贫，匡扶正义，不可逞强凌弱．

武德修养以礼为先．“未曾学艺先识礼，未曾习武先明德”．这是中国武师授徒的常用语．“礼”，在中国含义颇丰，其中之一是泛指古代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话．这里把德与礼连在一起，是指社会道德规范．当今讲武德修养要以礼为先，旨在倡导习武者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以文明礼貌待人处事．

自古中国武林推崇“武以观德”，“尚德不尚力”的格言，几乎各个流派开宗明义都要讲明武德．这同中国是个重伦理的国家，以至有的学者称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或许有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武术重德还有它自身的特殊需要．纵观武术的起源与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年代，武术是以人与自然搏斗，同敌对双方作战的行为密不可分，动起手来就要打败对手，制服对手，甚至杀死对手．如一些武侠小说中所描绘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虽然系文学创作笔法，不无虚构夸张之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武术是具有杀伤力的．所以，习武者重视武德修养．进入现代体育领域的武术运动，仍然需要发扬传统武德中所具有的爱国、正义、守信、重义、有礼等思想，遵循奥林匹克精神和现代科学文明，使武术充分地体现现代体育文明和体育道德．

3 中国武术文化与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是一座博大的宝库，是中华思想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鲜艳夺目之花，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包含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道家学说、儒家学说等许许多多的分支．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无论是政治、军事、农业、天文、地理，还是宗教、伦理、艺术、中医学等等，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它们各自的理论根据．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指导起决定作用．

3.1 中国武术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

阴阳原是指日光的背向．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又被引申为一对辨证对立的范畴，被视为自然界最根本的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万物都可用阴阳来进行划分，世上万物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于阴阳，阴阳学说是推动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动力。

《内经》对阴阳联系方式用“阴阳离合”来概括．“离”就是分离、排斥的意思；“合”就是结合吸引的意思，“阴阳离合”就是说阴阳之间是能分能合，既相互排斥而又相互吸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阴阳学说中的这种分和合，分之为

二。合则为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理，构成中华武术极为丰富神奇的技击理论和方法．王宗岳《太极拳论》说：“阳不离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太极拳者无极而生，阴阳之舟也．”这些阴阳离合的原理在中华武术中表现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虚实并举、刚柔相济等阴阳对立面的统

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五行，是将宇宙间的事物属性归纳为五类和五类间关系状态的概括．五行学说概括了世界上一切事物行为的属性，把事物间的各种联系方式概括为“互利”（相生）和“互害”（相克）两种关系．相生是表示事物间相互资助、相互滋养、相互促进；相克是表示事物间相互斗争和相互控制的关系．五行学说对中华武术的影响较大，它为中华武术提供了理论依据，构成了武术理论．形意拳的代表套路“五行拳”，包括劈、崩、钻、炮、横拳，外应水、火、木、金、土五行，内应肾、心、肝、肺、脾五脏．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向武术的渗透，使武术多数拳种都强调刚柔相济，内外合一，动迅静定、虚实分明等．刚柔、动静、虚实相辅相成，寓于矛盾的统一体中，它们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不仅丰富了武术的技法，而且也促使武术理论体系不断完善，这正是中华武术阴阳五行思想精华之所在．

3.2 中国武术与道家学说

道家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老子、庄子的学说为主．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武术起到指导作用．

老子学说的主体思想是：“反者道之动”，老子从这个主体思想出发有一系列的发挥，如：“致虚极”、“守静笃”、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等等．对虚实、动静、刚柔、曲直、强弱作了精辟地论述．老子的这些论述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向其对立的方向转化，而克制它的东西恰是其对立面，事物向哪个方向转化这是自然规律：太极拳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慢制快”无疑是老子哲学思想在中国武术文化中的最好体现．

庄子是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认为只有进入不受任何现实关系规定限制的境界，才能“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泾而不能寒，疾需破山而不能仞，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达到生死不惊，万物不介于怀的境界．

所谓“道”是一种只能用直接的体验去把握的存在，是一种无规则又恰有规律的自然运行．正是庄子的这种思想将中国武学推向了最高顶峰．所谓武学最高境界实质上就是要摆脱武术招式技能等的束缚，追求武术的本质和“悟性”，除武技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修养和感受能力．因此，在庄子的哲学思想引导下追求武术的最高境界，归根结底就是养成一种旁若无人，无所畏惧，至刚至大的精神境界．

3.3 中国武术与儒家学说

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因而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国武术自然不能例外．

儒家“武备”之说推动了动态型技击武术的发展，儒家以在家为孝，入国为速“作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孔子一再强调“礼”则是维持这一标准的秩序规范．但这套道德标准，远非言礼即定，仍需拳脚、刀枪做后盾，武术的本源正寓于争权夺利之中．所以孔子说：“有文事者，必须武备．”以后各朝代便把它列入“讲武之礼”、“军礼”的范畴，对中国技击技术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讲求“仁、义、礼”的儒家哲学，大大影响了中国武术的伦理思想，并成为其基础与核心．第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品德的修养，把德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中国武术具有重礼节、尽忠、尽孝的特点．孔子所说的“德”，包括“义”和“信”两个内容．“义”主要包括君臣之义和父子之义，君臣之义就是君主使用臣于要按礼节，臣子事奉君主应忠心，实一不二，父子之义就是要

讲求“孝”．因此“孝”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忠”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第二，儒家主张要构已正身、重义轻利、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其理想人格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胸怀坦荡的“谦谦君子”．第三，儒家哲学具有十分深厚的功利色彩，讲求积极入世的社会作用．另外，孔子认为人要立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后来孟子又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的这种思想对中国武术伦理有极大的影响．翻开中国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武林豪杰，如岳飞、文天祥等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体现出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宁死不屈的精神．

3.4 中国武术与中医学

武术与中医学同属于人体文化的范畴，有着共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并在同一文化区域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又共同丰富、发展．传统医学是在唯物主义元气论的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根本特点与优点就是它的整体综合观与阴阳辨证观，并进而提出“精、气、神”为人体“三宝”的观点，认为三者一体，相互依存；武术则将中医学的这些理论完整地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的养生思想和健身之道．不少武术家同时又是中医学家、气功学家．如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傅山，不光是博学多才，还是一位杰出的武术家，并擅长中医．在他的诗文和医学著作中关于打禅练功，以气功治病的记载屡见不鲜．又如武术家王子平先生，其武艺威震武林，他的伤科医术也很精湛．武术家郑怀贤教授，他以伤科明医声蜚海内外．并著有《正骨学》、《伤科诊疗》、《伤科按摩术》等著作．可以说，中国民间的武术家几乎都懂得一些伤科医道，诸如推拿、按摩等．武术与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相互渗透、相辅为用，武术不少拳种就是在中医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练拳健身的，一些拳种还具有防病治病的功能．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集健身、防身、修身、养生于一体．我们充分认识大力开展武术运动，对了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建具有神州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发扬武术传统文化的精神，以练武来改善精神面貌，塑造勇敢刚强的品格．

第二讲 古代体育起源

1 导语

同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相比，关于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古代体育的研究成果，但鉴于语言问题，西方学者对其内容了解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对古代体育的比较学研究显然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成果。为此，西方的体育史家也正在搜寻更多的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资料。在本文中，作者将主要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是何时出现的，并进而提出两个关键问题：①中国古代体育是在西周之前、之后或正是在西周时出现的？②在中国传统神话中关于体育的内容的可信程度如何？

2 有关中国古代体育的神话传说

19xx年，就是在安阳殷墟被发掘的前三年，清华大学的郝更生教授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的身体教育》的著作。在序言当中，郝谈到了中国古代体育的起源问题。因为没有任何考古学的证据，他试图从民间传说及神话学资料中去寻找依据。他认为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他宣称黄帝是中国第一个“可证实的统治者”，中国的历史开

始于公元前2697年。根据代代流传的神话事故，黄帝不仅发明了文字、医药和农业，也发明了身体教育的各种形式如狩猎、摔跤、射箭、击剑和足球。而舞蹈出现得还要早，大约在黄帝以前若干个世纪。郝还提到，蚩尤和他的兄弟们是最早的摔跤手。

19xx年，蒋（音译）出版了一部更为详尽的研究中国古代体育的著作。他接受了郝关于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的论断。在他的书中，他用文学化语言将郝更生著作的第一章翻译成了德文。自然，他同样认为狩猎、摔跤、射箭等都可追溯到黄帝时代以及商代。

这两位先生关于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学说完全是建立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之上的。黄帝和蚩尤实际上是被古代文人给人格化了的神。他们被描绘成远古时代的君主。这些君主和传说中的其他英雄们都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被认为是中国的创始人。

20世纪以前，用神话资料来构筑历史的方法不仅被中国的，同时也被西方的学者所接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在“将神话历史化”。实际上，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才认识到了这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弊端。这种迟来的进步要归功于顾颉刚等眼界开阔、有想像力的年轻历史学家们。

中国主要的神话传说都记载在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上。在《诗经》、《礼记》当中记录了一些关于周代早期的民间野史，很自然提到了一些身体活动如舞蹈、射箭等。尽管在过去的50多年中这些材料已被认识到是不可靠的，但大部分关于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出版物仍然在不加分析地利用这些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对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还停留在50年以前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水平上。

著名学者伯纳德·卡尔格林于19xx年开始对这种不严谨的史学方法提出批评。在评论关于汉朝以前的中国历史的著作时，他指出：大部分论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把握资料上缺乏理性分析。”卡尔格林特别批评了不加挑选地将来自不同年代的资料拼凑加以利用的作法，“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丰富、详尽的描述，但唯独得不到用科学方法能得到的那一种。”他建议应当将中国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文献按年代分为两部分，即汉代以前就存在的和经两汉的学者编辑甚至虚构的。这种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汉朝文人对先秦的东西都做了修正以适应大一统的需要。

大多数体育史家显然并没有去进行这样的划分。这种不严谨的方法论导致史家试图依靠后人的文学性描述去构筑前代的体育的历史，其结果是将体育史的研究引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这种不可信的历史结论到现在仍未被考古证据证实或证伪。中国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指出：“在公元前1000年当中的那些文献所记录的‘历史’只能作为传说来看待。”

3 有关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考古学研究

既然传统神话不能用来证明历史，我们就只能将目光转移到考古学的研究上。神话常常将“历史”推向远古的时代，而考古学也同样被用于确定历史的年代。每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试图追索自己文明最早的源头，其中包括体育的起源。

中国体育史家刘秉果先生、杨山先生和石友权先生最近曾发表这样的观点：“大多数人类原始的体育活动方式”可以追溯到10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石球作为狩猎的工具。而舞蹈、赛跑和杂技则是出现在4000到10000年之前。

19xx年，张彩珍（音译）发表了名为《古代中国体育的起源》的文章。她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可以在旧石器时代找到渊源。在前言当中，也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史前体育作了分析：

“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随着复杂劳动的增多以及人类语言、思维能力的提高，身体锻炼活动逐渐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不再是本能的而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在新时器时代（5万到10万年以前），人类模糊的意识更加自觉并出现了舞蹈和竞技性体育活动。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阶级社会，战争引起的社会变动、文字的发明、学校教育的兴起以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建立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谷世权先生的理论更为极端。他认为跑步是“中国身体文化最早的代表性活动”，“跑步活动可以追溯到50万年以前。”这个令人惊异的日期甚至比45万年前现代人类在中国的出现还要早。而应该记住的是智慧型人类的出现距今仅仅3万5千年。另外的四十多万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体育活动形式仅是跑步这个观点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在经过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之后，在公元前3万8千年到公元前2万6千年之间，中国出现了新的体育运动形式甚至是运动会。谷先生认为这时候人们开始使用球状物和弓箭。又过了3万5千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最早的关于人类体育活动的证据，比如绘有祭舞内容的壁画。

谷先生和其它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体育最早的考古学证据是在岩画当中发现的，但我们却不能回避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这些岩画创作的年代难以确定；其二，因为岩画往往很模糊，所以其内容也难以确定。

事实上许多岩画描绘的形象像是狩猎和舞蹈。但这种神秘的身体活动是否能归类于古代体育仍很难说，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种活动是竞技性的还是人处于痛苦状态中的一种自然表现。况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岩画描绘的根本就是神话中神的而不是人的动作形态。如果认为这些壁画反映了远古时人类的体育活动，那就意味着体育的起源同人类的起源具有同步性。针对这种理论，威勒反对说：“所有将早期狩猎活动当作体育的假设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存在一种生物遗传学上的‘体育人’。”这也是体育考古学家布兰德查和切斯卡斯认为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史前时代有体育存在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史前时代的中国有体育存在。”

3.1 商代（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100年）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比如顾颉刚、杨苦纳（音译）第一次指出关于夏、商、周三代的传说并非历史的记录，仅是中国神话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后周及汉代的一些文献，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信的编年史最早能追溯到公元前850年，而这之前的“历史”，即使不完全是传说也有很大的可疑性。

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安阳也有令人激动的发现，他们发掘出了未被人知的一处青铜器时代的文明遗址。这个发现证明商代确定是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考古学家从中受到鼓舞，在这之后还试图找到夏代也同样存在过的考古学证据。 但是很遗憾，仅就商代文明而言考古发现也仍显得不够充分，仅有很少几个遗址，而其中安阳提供了“大约90%的关于商代编年的器物及文献资料，而99%的关于商代的学术研究又都是依据安阳发掘的这些资料。”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对商文化的全部了解几乎只来源于安阳一处考古发现。

50多年来，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很一般。很多历史编年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三代”的问题，其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夏、商、周并不像一般所相信的那样是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

而只是同一时期共存的三个“国家”。中国最权威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强调过这样一个事实：“夏、商、周的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三个子文化，而三个朝代只是三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实体。”这种共存性可能会帮助我们解开一个疑团，就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至今不能从同一处遗址中发现这三种文化延续性的证据。可是，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及体育历史的阶段性研究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对于体育史家而言，主要的问题是能否在考古发现中找到体育或格斗竞技的证据。中国的体育史家相信，古代体育如果不是起源于石器时代至少也能追溯到夏和商。甚至历史学家乌伯赫斯特也认为早期体育的一些形式如狩猎、马车赛跑、射箭、足球和舞蹈可以追溯到商代。而射箭“在商代不是一种竞技形式而被用来狩猎。”

甲骨文从真正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历史文献，它不能为体育史学提供证据。比如关于“马”，甲骨文只提到与农业、皇家马车有关，而商代的马车从未用于比赛。舞蹈也只是一种祭祀时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活动不具备竞技的特点，不能归入体育或竞技格斗的范畴。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体育只能追溯到后周时代。

3.2 西周（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70年）

商代文明是何时衰落并出现新的周代文明的仍没有定论。周代（西周和东周）被认为是封建制的时代，处于中国成为统一帝国的前期。从考古学的角度确定铜器时代结束的时间是困难的，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铁器时代开始于西周和东周交接的时候，即大约公元前8到7世纪。

根据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描述，周公在周代初期建立了新的法律、新的军队训练方法和教育体系。据说教育的内容是“六艺”，其中有体育的内容，比如摔跤、射箭还有马术。总之人们相信在周代身体教育变得更加普遍了，“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并被用来作为军事训练和贵族娱乐的手段。”

这些观点根据的是中国早期的文献如《尚书》、《礼记》、《易经》、《诗经》。比如《诗经》当中就记载了舞蹈、武术和器械格斗等活动。

但问题在于，这些文献被创作或编辑的年代是在其中叙述的内容发生之后的若干个世纪。《礼记》写于公元前3世纪，《尚书》则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逐渐成书，《诗经》一般认为成书于大约公元前600年。也就是说，最早的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字记载出现于公元前6到5世纪。很有可能这些文字反映的是当时东周而不是几百年前西周的情况。有趣的是，在古希腊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第三讲 中华武术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武术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体育中至今仍广泛流行、不断发展的东方体育代表性项目之一。对中华武术的历史研究，始于本世纪初，迄今已有80余年。武术的历史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武术发生、发展历史进程的探讨，对武术演进的特点与规律的总结，对于更好地继承与发展中华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华武术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对于如何制定出更加适合实际的武术发展战略，更好地宏扬武术文化，武术史的研究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笔者拟就本世纪初以来武术史研究的情况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武术史研究的任务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对体育史

及武术史研究有所助益。

1 近代武术历史研究的发端

中华武术史研究始于民国初年，至本世纪中叶，武术史研究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为体育通史中的武术史研究，一为武术专史的编撰，一为武术史研究之深化与武术史目录学、文献学的建立。兹就此三方面分别论述。

1.1 郭希汾《中国体育史》开武术史研究之先河

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开创性的体育史专著为19xx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希汾编著之《中国体育史》。郭氏即后日成为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之郭绍虞(1893-1984)。19xx年，郭氏在上海从事文化学术研究，应一些学校之聘任体育史课程，乃编成此书。郭氏在编篡过程中，就体育史的内容体例等问题，还同后日成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的叶圣陶（绍钧）多次商讨，书成出版，叶氏亦作序，可知中国近代第一部体育史即出自两位名学者青年时期之手。

郭氏《中国体育史》共列十编，其中八编分项论述古代体育，“角力”、“拳术”、“击剑”、“弓术”四编属武术史，占古代体育50%，可知郭氏视武术为中华古代体育之主要组成部分。郭氏从事文史研究，颇具学术根柢，其体育史编撰虽属初创，然旁搜博引，论述得当，基本上勾划出中华古代武术之概况，其尤其有价值者有如下几点：

1)郭氏以三育并重、全面发展之教育观来评述中华武术之作用与地位。《中国体育史?序例》写道：“自欧风东渐，智德体三育并重之说，喧腾一时，有识之士，鉴于吾国体育之不振，因相与提倡体育”。在概述了先秦上古教育内容之后，指出中华古代“虽未标三者之名，而有三者之实，体育一道，固未尝不重也。”他认为古代武术之主要宗旨即在健体强身。郭氏以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来研究武术史，突破了历来讲武术只局限于军事技击实用之价值观，创造性地提出武术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2)郭氏之研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学术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此时在体育思想史上出现了两个片面的极端，一是“全盘西化”，一是“国粹体育”，前者对中华传统体育一概抹煞否定，论体育言必称希腊。“国粹主义”者则视传统武术为无上瑰宝，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现代体育运动。郭氏的见解则较全面，他认为“欧美各国体操运动诸术渐次输入，不可谓非吾国之幸也。”对汲取西方体育加以肯定；但亦指出“吾国体育发达之早，远过欧美，季世右文，遂致衰弱，今日而求野求夷，只可吸收新质，以添营养之资，不可袭人成法，转忘遗传之本”①把发扬传统与吸取外来文化精华相结合，表明在当时条件下郭氏见地之可贵。

3)郭氏著述虽属体育通史，但以武术史作为主要组成部分，于角力、拳术、器械诸编中，再分种属、流派加以论述，此种体例，在当时亦属首创，并对日后武术史体例有深远影响。

1.2 武术专门史及武术著作中之历史论述

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武术史专著。19xx年杭州集益合作书局出版之《国术史》为近代第一部武术专门史。作者李影尘同期还出版有《虎爪点穴手挂图》之类武术技法，可能是一位武术家。《国术史》有概论、记述、支派、传考、摔角、剑考、剑术、器械、图考等9章，分别记述内家拳、外家拳、潭腿、查拳、短打、太极、形意等拳术渊源，章节虽多，但全书不过2万余字，记述极其粗略。其叙少林历史，全采自19xx年中华书局出版之《少林拳术秘诀》，谓达摩创十八手，后觉远上人与李叟、白氏等研习传播，遂为少林拳之渊源。又云太极拳起自

张三丰，其书漫无系统，引证不辨真伪，更说不上有独立的研究。当时一些省市武术馆开设国术史课，此书亦可能为这类课程讲义。19xx年正中书局出版褚民谊著《国术源流考》，其1～3章按朝代罗列一些武术史料，对武术发展亦无什么有价值的论述，4章按拳种分所谓南、北二派，其说亦多牵强。总之，此一时期武术专史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非常肤浅幼稚。

此一时期的一些武术理论与技术综合性之书籍中，亦涉及武术史。19xx年武术教育家吴图南(1885-1988)著《国术概论》问世，此书为吴氏于中央国立体专教授国术理论课讲义写成，其第4章《国术史略》系统证述太极、形意、八卦、少林、通臂等主要拳种之历史渊源与传递脉络。吴氏先后师从太极名家吴鉴泉、杨少侯等人习艺，多在大专院校任教，治学校严谨，论及清末以来诸拳种流派之史实，较为翔实可信，影响较大。

1.3 武术源流的深入考证及武术文献学的建立

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两位功底深厚、治学严谨的武术史家：唐豪与徐哲东，他们对武术史的深入研究与考证，对武术文献学的建立，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 徐震(1898-1967)字哲东，生前为西北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青年时即酷爱武术，三十年代前后曾师从扬少候、郝月如等名家习太极，从杜心武习自然门。徐氏文武兼长，以科学态度考证武术源流史实，出版《国技论略》、《太极拳源流考信录》、《太极拳谱辨伪》、《少林宗法图说考证》等多种著作。唐豪(1897-1959)，字范生，青年时代习练六合拳等，19xx年赴日留学，习法律，亦兼练柔道，后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长，出版《少林武当考》、《少林拳术秘诀考》、《行健斋随笔》、《中国武艺图籍考》等多种武术史研究著述。五十年代到国家体委从事中国体育史研究，主编《体育史资料》多辑。唐徐二人对武术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概括起来，有下述三方面：

1)以大量史料及严谨考证，澄清了达摩著《易筋经》传十八罗汉手为少林派创始者之传说，对少林拳、太极拳之源流提出了较为可信之科学结论。

早在明末流传之《易筋经》即开始附会为达摩传授，至清末《少林宗法》一书更编造了达摩传十八罗汉手于少林，为少林之祖。道教张三丰创内家拳传说亦发端于明末，至清代，杨氏太极拳始尊张三丰为太极之祖。此说一出，亦迅速为武术界所信奉传播。盖少林武当，均系名山，一佛一道，既为宗教两大法门，为武术所谓内外二家两大流派之始祖，其神话传说更增加了武术之神秘色彩。故达摩、张三丰之传说流传甚广，以至郭希汾《中国体育史》等学术专著亦未能辨明真伪；其后，郝更生《中国体育概论》（英文版.1926）、章辑五《世界体育史略》(1931)、程登科《世界体育史纲要》(1945)无不宣传达摩、张三丰之说，致此类附会竟成中国古代武术史之定论。徐、唐二氏自30年代始，先后发表大量考据文章及专著，层层辨析，力排众议，全面论证，深入揭示自明末至民初种种附会之由来及违反历史之事实。直至50年代之后，武术史上的这些传说才逐渐被澄清，此为唐、徐二氏之卓越功劳。

2)在武术史研究上树立了严谨的科学方法与态度，对后来者作出了榜样。武史之研究，较其它历史领域更有其特殊困难之处。徐氏指出：“考订之学，尤重取证，取证不确，其所考者，自难徵信。惟武术之史实，载籍罕记，十口相传，或不能及远，或故为依托，自炫神奇，是以虽有取证之资，尤必参验稽决而后能定其是非，此所以为尤难也。”②武术历来多流传于民间，受历史条件之限制，文字记载文献甚少，多为口口相传，代代亲授，传说甚多，因而更增加了研究与考证的难度。为取得可信资料，唐豪曾多次到登封少林、温县陈家沟等地实际考

察，徐氏亦多深入民间挖掘武术谱籍。19xx年，徐氏从太极名家郝月如习武，得见太极拳陈氏、杨氏、武氏、李氏等诸家拳谱，加以参比，剔除了太极拳始于六朝韩拱月、唐代许宣平、宋之张三丰等等附会，得出乾隆时王宗岳为目前所知太极拳最早之传人的结论。

3)武术文献学、目录学的建立，是唐徐二人对武术史科学的又一重要贡献。鉴于武术史研究的特殊困难，唐徐二君尤重武术资料之翔实可靠，这是武术史研究能得出正确结论之先决条件，故他们以极大的功夫致力于武术文献、目录的研究。唐豪积数10年之功，著成《中国武艺图籍考》（上海市国术协进会出版.19xx年），此为近代武术文献目录学最重要之著作。19xx年唐豪之老友作家肖红曾校订此书，作校后记表明唐豪逝世，意欲争取此书再版，以资纪念。惜未果。该书分武艺20类，有诸艺、角力、手搏、擒拿、射、弹、弩、枪、棍、戈、、刀、剑、斧、干盾、狼筅、镗钯、器制、仪节、选举等，分类详列有关典籍著述史料，介绍作者年代，考证其性质，阐述其意义，解难释伪，评介价值。其自序谓编此书之目的即为研究中华武术史服务。唐氏同类著述还有《中国民族体育图籍考》、《行健斋随笔》等。

徐哲东主要有《太极拳考信录》、《太极拳谱辨伪》等，对浩繁的太极拳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徐氏还有《易筋经疏证》、《弹腿新注》等武术文献手稿多种，惜10年浩劫，徐氏含冤而逝，其丰富之著述稿亦遭毁损，令人痛惜。 2 当代武术史研究的发展与成就

当代武术史的研究虽于五、六十年代已有开始，但真正有重大发展及取得较大成就则在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开始组织体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于体育通史研究中涉及一些武术史。六十年代初成都体院建立体育史研究室，开始了武术史资料的系统搜集与研究。19xx年出版《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之“体育史”、“武术”部分条目，初步总结了武术史的研究成果。19xx年出版了以成都体院为主力编写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在按朝代分章的体例中，大致勾划出了古代武术的发展概况。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家体委文史委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修史、编志之热潮，高等体育院校亦开始了体育史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先后出版了多种体育史专著与教材③。此一时期，在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等机构的推动下，还组织了多次武术学术研讨会，数百篇武术学术论文中，不少论文反映了武术史研究的成果④。八十年代中期，由日本和国内的研究者先后出版了两本中国武术的专史，这样，武术史的研究无论从规模、质量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取得较丰硕的成果。

日本松田隆智七十年代末写成并出版了《图说中国武术史》，19xx年由吕彦、阎海译成中文《中国武术史略》（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作者搜集中国武术史料较为丰富，汲取了唐豪、徐哲东等人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采用可信的史料，剔除武术史上无据之传说附会。但此书只是分项介绍一些拳种历史，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武术史系统，更缺乏对武术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实际上是所得资料进行分类的归纳。但其治学态度是较严肃的，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亦属难能可贵。19xx年底习云太编著《中国武术史》的出版，是当代武术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该书第一部分按朝代描述了从远古直到现代武术发展的简要历程；第二部分则以拳种、器械为体系叙述其简要历史与特色。运用两个体系的交织与互补的体例，可以较全面地反映中华武术久远历史的曲折轨迹及拳械流派繁多的庞大体系。中国武术研究院组织编写的《中国武术史》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完整的武术通史，该书将于年内出版。

当代武术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从总体看，有下述几个方面。

1)中华武术从萌生到成熟之规律的探寻。多种体育通史和武术史论著的研究，目前对中华武术的整体发展规律得出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在多位一体的原始文化中，武术亦有了萌芽。春秋战国的大发展使武术的雏型开始形成。此后，经过漫长时间的发育至唐宋，以武术套路和流派的出现为主要标志以及武术多功能社会效用的完备，表明武术形态完全形成。至明清时期武术的大发展，使中华武术体系走向成熟⑤。对上述发展的概括可能还有某些差异，但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当代武术史研究的收获之一。

2)对武术多价值功能形成多形态子系统的研究。武术是一种具有战斗实用性、竞技性、表演性、健身性、娱乐性等多价值功能之文化，其多价值功能形成了在统一的武术文化系统中，分化出许多既具有武术共同根本性质而又形成各自不同特色的武术子系统文化形态。武术史研究的深化使人们对武术各系统的发生、演变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开始了进一步的探寻。19xx年达发表文章提出在古代武术体系中存在军旅武术与民间武术两个体系，并深入论证了这两个体系存在根据及其特征与差异。该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少体育史对武术发展采用了军事武艺与民间武术两条线索加以论述⑥。武术史学研究发现早在汉代便出现由于武术社会效用的差异而使武术结构形态朝着两个体系分化，那就是以战斗实用性为核心的直接对抗性武术与以娱乐、健身为主要特征的表演性武术的双向发展。武术这两大体系在不离开其根本技击性特征的前提下，在指导思想、技术组成、表现方式、竞技方法等一系列组成上，各自发展成有相对独立性的体系。此种发展一直延续至现在。武术史及武术理论的研究对这两大体系的发展规律亦作了不少探寻⑦，这些研究对当前的武术发展战略的制定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当然对武术是否形成若干子系统还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学术上的不同见解的争鸣将有助于研究的不断发展。

3)对各拳种流派历史发展研究的深化。对从明清以来武术体系发展出众多拳种、流派的形成与演变的研究，是武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存在史料不足、岐异纷繁等困难，因此，至目前为止，还有不少拳种之历史渊源尚无明确的结论。近年来对少林、太极、形意、八卦等主要拳种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如笔者对少林武术体系形成的研究，孟乃昌对形意拳等历史的研究，康戈武对八卦掌源流之研究，江百龙等对武当拳源流研究，郝心莲对“黄河武术”的研究等⑧。

4)武术文化研究的兴起——武术史研究领域的扩大。近年来武术热的出现为武术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人们希望从武术文化的角度，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武术，如武术的哲学渊源、伦理思想、美学特征及武术与兵家、宗教、医家、民俗、文艺娱乐等文化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这实质上是对武术文化史的研究，是武术史研究的扩大与深化，19xx年由甘肃省体科所与体育文史等共同主办《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数十篇论文涉及了武术思想史、地域武术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19xx年《现代体育科学丛书》之一《中国武术文化概论》的出版，对武术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实际上可说是一部武术文化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成果表明武术文化史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3 武术史研究的展望

历史的研究归根结蒂是为了现实，对武术发展历程的规律性认识可以为更好地发展武术提供重要的借鉴与理论依据。回顾数十年武术史研究的成绩，联系当前武术发展的现状，不难看出武术史研究的某些领域亟待填补与加强。武术发展

战略的正确制定更需要提供历史的经验，因此，笔者认为今后武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有如下几项：

1)加强近代、现代武术史研究。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的近百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与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中国传统武术在新思潮的冲击中亦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武术从思想、组织、技术、训练、竞赛、场馆器材以及武术在军队、学校、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均发生了十分深刻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核心，便是中华古代武术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历程。民国时期的武术史研究，未能接触到这一领域，直到八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近代体育史著述中，才论述到武术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如国家体委文史委和体育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体育史》（19xx年，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专章论述了武术在民国时期的主要演变。中华武术的现代化演进史，是武术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但目前仍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对武术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还应与武术发展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结合起来，如武术竞赛的科学化、规范化，套路竞技与散手竞技如何发扬中华武术特色，中华武术如何适应当今世界多样性价值观的需求，民间武术与专业武术之间的关系与互补等等，凡此有关武术战略发展的问题还很多，认真总结武术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对解决这些问题得到有益的启迪。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生易剑东硕士学位论文《论民国时期武术价值观》在这方面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2)尽快填补武术交流史的空白。早在唐代开始，中华武术与国外便有了传播与交流。近百年来，随着对外开放与侨居海外的华人增多，武术的对外交流有了迅速发展。本世纪初由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体育会，经陈公哲等人不懈努力，其组织已遍及东南亚各国。19xx年精武已有80年历史，为宏扬中华武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世纪以来，中华武术在欧美澳非五大洲均有很大的推广。全面地研究整理中华武术在世界的交流传播史，对于武术更好地走向世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3)在武术史研究深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武术史研究的科学体系。除了武术通史外，武术思想史、武术技术发展史、武术文化史、武术交流史、民族武术史等各有侧重与特色的武术专门史，应该逐步开展研究，以建立完整的武术历史科学体系，才能更全面系统地反映武术发展的丰富历程，使中华武术这颗东方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更加璀璨。

第四讲 传统体育伦理——武德

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一项项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人们一次次的成功挑战生命的极限；各国的民族体育相互融合，和谐发展；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与日俱增??但在这些繁华背后，我们又极不情愿地看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兴奋剂的滥用、体育暴力的出现、“黑哨”“官哨”的嚣张、政治不平等带来的比赛不平等??这些消极现象的背后是体育伦理的缺失，是体育道德的沦丧。所以为了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捍卫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圣洁，为了建立起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风尚，加强对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势在必行。对于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是为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现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源源，更好的把握体育伦理思想未来的走向。

现代体育伦理缺失和道德沦丧，诸如兴奋剂的滥用、体育暴力的出现、“黑哨”“官哨”的嚣张、政治不平等，呼唤新时期重提武德思想。

古代的先徳后艺、重义轻利、诚信守诺，与今天完全经济化的体育观念不同。追求技艺，奥运理念中人文关怀和精神素养的缺失，“更高、更快、更强”，追求运动成绩，忽略人格培养，今年屡屡出现体育明星酗酒闹事的新闻。这是一种西方体育文化冲击下的民族文化群体遗忘。

1 泛道德化的社会背景与中国传统的体育伦理思想

严格的说，中国的古代体育处于“准体育”的形态，它始终与宗教、军事、医学、伦理等结合在一起，没能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其中与伦理的结合尤为紧密。这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泛道德化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以建立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一种人伦关系。同时由于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也要求必须建立一种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巩固。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所谓“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亲亲即立弟，尊尊即立嫡，由于嫡长子只有一个，这样就能实现政治的平稳过渡。并且还通过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来加以巩固。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这种家族——宗族——民族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使得伦理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宗法政治制度，从而决定了伦理道德在古代中国的各种文化形态中的中心地位。

武德思想是应统治阶级需求而产生的，但客观上达成了统治阶级意识和民众意识的一致。百姓的和平稳定期望与统治阶级的“奴化”教育结合的产物。

武术发展史上，武术与各家思想的融合，体现了武术的工具性，各家思想存在共同的本质——为统治阶级服务，否则难以得到宣扬和利用。

在这种泛道德化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古代体育与其说是被伦理思想深刻的影响，不如说体育已成为一种道德教育、修养情操、培养礼仪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其主旨是为了进行礼仪教育；木射的游戏规则鲜明的表现了宣传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的目的；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凝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楚国大夫屈原；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以投壶来阐发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国武术“尚德不尚力”，众多的拳谱家法开章明义皆是阐明武德，强调“武以观德”；中国传统养生倡导通过形而下的肢体行为来达到形而上的人格道德修养；匡扶正义、见义勇为也历来是武林人士的座右铭??由此可见，伦理思想已经深深的渗入中国传统的体育之中，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中国伦理思想借助体育的形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体育以其深刻的伦理内涵，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不断的演变，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个性”迥异的“哲学体育”，同时还形成了许多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

泛道德化倾向，武德也不例外。

统治阶级的武德要求与民众的渴求稳定产生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游侠的出现，体现了民众“匡扶正义、见义勇为”的除恶惩奸愿望，与统治者一致的“奴化”原则出现矛盾，历史上，秦元等民间禁武说明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武德的发展过程，正是统治阶级的“奴化”原则与社会民众的渴求稳定心理二者互相协调、寻求平衡的过程。

2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特点

2.1 先德后艺，以艺显德

鲁国大夫孙叔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由此以道德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得以确立。儒家思想宣扬道德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呈现出“以艺彰德”的现象。

武术是中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传统的武术思想中就有大量“练武先修德”、“文以评心，武以观德”的观点。苌家拳的《初学条目》中就明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平心静和，善气迎人。”著名武术家孙禄堂的字手，是取其译为“德”字，即“万德吉祥”之意。在《罗汉行功短打、序言》中阐明点穴功夫的创立是因为：“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矣??”这种在非打不可时，采用截脉的方法使对方昏迷，但又不会伤人的慈悲之举，表示出武林重德的思想。

礼射是西周时为适应礼仪教育而产生的一项体育活动。《礼记?射义》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射，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多饮酒之礼，故燕射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多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说明礼射是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工具。同时，礼射中还要求“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即射箭者应严于己，宽于人，射不中要反省自己，不应怨天尤人，这正是儒家“仁”思想的要求。故孔子非常提倡礼射，同时也身体力行。但他主张“射不主皮”，射者不仅以中皮为善，也应兼取礼乐容节。同时他还对观礼的人也提出诸多要求，这在著名的矍相圃之射中可见一斑。所以礼射的射只是一种手段，进行礼、仁的道德教育才是目的。

盛行于唐代的“十五柱球戏”，以击中标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红字柱为胜，击中标有“傲、慢、佞、贪、滥”字的墨字柱为负，其中“以艺显德”，贯穿道德规范教育的目的不言而喻。

在西周出现的《大武》是歌颂武王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的一种武舞，但孔子认为其“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舞中有许多体现搏斗和拼杀的场面，这与儒家宣扬的“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的道德思想相抵触，所以武舞只尽美，而不尽善“尚德不尚力”，一方面造就了追求人格完善和道德修养的古代体育文化精神，同时也导致了在中国古代体育中缺乏激烈和震撼人心的对抗，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2.2 天人合一，尚中贵和

中国古代的种种道德理论，尽管形成于不同的时代，源出于不同学派，但都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养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认为“道法自然”，天道是自然现象的规律，因此，要想寻求健康长寿，就要顺其自然。庄子用“庖丁解牛”的故事，从解剖、生理的角度提出了“顺乎天理”、“因其自然”的养生原则。《吕氏春秋》中也说：“凡生之长也，顾之也，使生不顾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意思是指顺生节欲是长寿的重要途径。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出土汉墓的《导引图》中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养生方法，其中预示了人们希望象动物一样，无拘无束溶于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的气功理论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宇宙节律的同构合拍的理念之上的。气功动态中的“周天”有大周天、小周天。打通小周天，就可以“长寿还童”，打通大周天，则可以与自然融为一体，延年益寿。

“尚中贵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体育中也有突出表现。古人在体育比赛时，倡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友谊第一”的品质；蹴鞠追求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名为天下圆”，宋时的蹴鞠社团就名为“圆社”；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也以体育阐述中庸之道：“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

由“天人合一”的思想所派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注重和谐的整体化伦理思想对中国体育形成协同合作、友谊第一的以群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积极影响。然而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标榜和谐的古代体育伦理却是以牺牲人格独立为代价的。在古代，温良恭俭让成为人们终身恪守的生活信条，不敢冒尖、不敢竞争、不敢冒险。在这样的民族个性下，中国古代体育始终缺乏竞争，得不到良性发展，从而与倡导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不同体育文化。

2.3 遵从礼制，严格等级

森严的等级观念深深植入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之中。源于西周的礼射，礼仪程序极其繁琐复杂。礼射按参与人的不同等级分为大射、燕射、宾射和多射。并且天子所射为虎侯，诸侯所射为熊侯，卿大夫以下所射为豹侯。同时在礼射中所用的乐曲以及程序也因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后来投壶代替射箭成为一种礼仪，但仍保留了射礼中的许多礼节。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些繁琐的礼仪程序以达到“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的目的，巩固宗法统治制度。中国武林强调“事师如父，执役如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体现出了宗法制中父权的本质。同时在等级制度的影响下，许多传统的体育项目在古代也只能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开展，有的甚至仅仅局限在深宫庭院之内。即便是市井垄头，艺人的体育技能也是世代相传，封闭式地发展，无法形成古代体育的主流。

封建的等级制度严重地奴化了中华民族的个性，而这种人格特征又从人的主体意识上制约了中国体育的发展。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竞争，缺乏平等竞争的体育也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因此，在古代，中国古代体育始终处于“准体育”的地位，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4 积极入世，建功立业

孔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意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仁人。但要成圣成仁，最重要的在于行。所谓“力行近乎仁”。《大学》里说：“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修身之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节操历来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大节”，虽然与忠君联系在一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忠君”背后，仍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

与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相呼应，中国古代体育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人们采用传统养生方法是想通过身心兼修以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力图成为“圣人”“君子”；少林僧兵为抵抗外族，抛开佛门戒律，开上战场，大开杀戒；岳飞抗击金兵，遭奸臣所害，但留得“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每年端午举行的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忠君爱国的楚国大夫屈原；许多人苦练武艺是为了加官进爵，为国效命；就连为主流社会不容的侠士们，明人李贽也曾称颂其：“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士，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杂述?昆仑奴》，《焚书》卷四）的“侠忠”精神。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古代体育价值，在抛开阶级局限性后，古代体育伦理道

德与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民族气节相融汇，成为了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由此，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中国现代的竞技运动浓厚的“金牌情结”，也可以反思中国的体育为什么“快乐”的成分那么少，而负载得更多的则是对民族、国家的责任。

2.5 重义轻利，诚信守诺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与利是对立的。孔子强调“见德思义”。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任天下”的崇高道德品质。侠义精神是中华传统武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侠主要指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义”是这些游侠们一生所执守的道德准则。所谓义之所在，身之所在。“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李德裕《豪侠论》）。冯友兰指出，游侠所追求的“义”要“比其它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义”在侠士们眼里，“不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应遵循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们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是指自己行为中的根本性准则”。[22]少林戒律也规定习武僧人只可用武于自卫或“主持正义”、“济危扶倾”。于是匡扶正义、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成为每一位武林人士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诚信守诺也是武林人士所奉行的道德规范。《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做》）。同时还要求“言必信，形必果”，即言行相符，中国传统道德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同时也是古代体育伦理的重要内容。司马迁论侠时谈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史记?游侠列传》）。著名武术家佟忠义在其著的《武士须知》中谈到：“信义为立身之本，进德之源。”为实现诺言，不畏艰险，乃至牺牲生命的事迹，古往今来，历代都有。即使在今天，诚信守诺仍是应大力提倡的体育精神。

以上从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特点，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的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我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再显辉煌。

第五讲 武术套路形成的文化渊源

中国武术在理论上，运动形式和内容、技术、结构等都有别于西方的格斗技术，其显著标志是融技击、艺术表演、健身娱乐为一体，并以套路演练为传袭相承，因而，武术套路中的动静结合、神形兼备、刚柔相济以及强调意、气、形协调一致的运动形式，集中体现了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假如把中国武术置于各国格斗技能的万花丛中，中国人能很快找到和辩认出这朵“奇葩”。究其原因，套路作为武术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

对武术的研究，单纯从技击的内涵实质去寻究武术发展轨迹很难把握武术的实质。从武术套路形成的文化渊源，探讨中国武术有别于西方格斗技能的机制所在，追究中西方文化意义的差异，我们才能对中国武术有一个较清晰、较全面的认识。

1 “礼乐文化”是原始格斗向武术“嬗变”的契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几乎所有文化形态的发育初期都是依附或借助已经相对

成熟和现成的文化形态。这种被借助的文化形态必定要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它具有全民族性、广泛性（有助于形成社会化）。二是它具有一套系统的规则、仪式和措施（有助于制度化、秩序化）。三是它能够提供衡量和判断标准以及为延续这类活动提供可靠的保证和活动的场所，帮助走向客观化（即所谓内在化的过程）。四是这种文化形态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性、意义性、神圣性，它有助于其摆脱原始的实用功能，进入意义世界。五是文化的发展处于多元化向一元化，内在冲突向一体化过渡的时期，多元化为其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一元化为其提供共同的标准。古希腊竞技发展，正是借助于当时相对成熟和多元的宗教文化完善了“奥林匹克竞技”，借机形成全民族性和社会化完成了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意义和自身具有价值的文化形态。

而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时期，尽管宗教发育也相对成熟，但与古希腊的宗教比较而言，一神和多神的矛盾并不明显。万能神（一神）开始形成，统治者把天体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居住在天上的最高神——帝，统治者被当作上帝的代表，如最后两代商王称为：“帝王”、“帝辛”。殷商甲骨文中有不少类似下列内容的卜辞，如“帝其令风”、“于帝史凤”、“帝其令雷”等。因而，此时期宗教已处于内在的安息，没能提供竞技体育借助的机会。

西周时期，统治者除了继续用宗教迷信的严刑峻法统治之外，还通过制定一套讲究等级名分的“礼制”来实行“德政”和“礼治”。并贯穿于当时政府、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尔后，在孔子思想影响下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的始祖，一般思想史家称之为“礼乐文化”。其内核中的象征性、规则性和仪式性以及“早熟”的文化内涵，具备了上述“被借助的文化形态”的特征，提供了原始格斗技能从军事技艺中的分离，从而走向具有社会意义的武术的契机。

“礼乐文化”是孔子以“仁”为桥梁，一方面把外在的、社会的、对人起着规范作用的政治和道德“礼”化成了人们内在的、现实的心理需求。如“人而不仁，如礼何”；另一方面又给倾诉个体情感欲求为满足感官愉快的“乐”注入了政治、道德的内容，如“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心理欲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交融统一，是“礼”对“乐”的渗透的制约和“乐”对“礼”的情感性的融化。典型的例证如“射”变成了“以射观德”的“礼射”；“礼、乐”成为教育的首要内容；甚至连休闲娱乐的“投壶”也成为士大夫“礼仪”的活动之一等。从哲学的意义讲，这是中华民族在智慧上表现出的“主客同构”、“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就是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把握、领悟和体验。中国武术表现出的虚与实、动与静、阴与阳、形与神等的统一，并在套路演练和传习的过程中获得个人主体心理上的平衡的体验和情与理的和谐的感悟，正是基于这一文化特征。

与之相反，西方《圣经》中上帝造人背叛被逐出乐国而与命运相斗争，一般思想史家称这种文化为“罪感文化”，即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获得神誉，再回到上帝怀抱的精神联系，是以灵与肉的分裂，精神的紧张痛苦从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理洗涤，与上帝同在迷狂的喜悦。“主客体的分离”就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环节和核心，这种思维模式引导希腊人对竞技的狂热，坚定竞技是与神同乐的信念，使希腊人不断追求强壮的身体，发达的肌肉，技艺、技巧的完美，速度和力量的结合。

因此，人类“共性”的原始竞技在两种不同的背景下，即对主客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借助”，必然走向不同的归宿。

2 民族文化特质的介入，奠定了武术技击理论的思想基础

在奴隶制时期的中国和古希腊的竞技体育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体育，尤其是格斗技击技能，只是军事和战争的一个部分或环节，它自身尚无任何价值而言，它的价值在于战争，战争是其直接动力。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东西，其发展或获得独立，一方面必须完成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的任务；另一方面必须以文化为内核，武功作为外形，才能走向自身运行的轨迹。

西周时期的“角力”是“讲武之礼”的一项主要内容，在以车战为主的战争形式下，对力量的要求超过对技击技术的要求。无论是广义（制服对方）或者是狭义（角力摔跤）都讲究堂堂正正的“执技论力”的比试。《左传》中记有鲁公子季友与昌驽角力，鲁公子以“奇巧”胜，被时人指责为“弃师之道”。由此可见，与堂堂正正之较力相违背的其它形式还不具备社会基础。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式由步战（步骑）代表了车战。短兵相接时格斗技巧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始有“巧斗力者”，始于阳，常率于阴之“手搏之道”技击术的产生。在求“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的社会条件下，“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魏书·刑法志》）尚武之风的盛行。尤其是从“士”分化出来的以挟武技为生的“武士”阶层。“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庄子·说剑篇》）。更使剑术的发展到了职业化程度，并极惨烈和残酷。

但是，此时期以剑术为代表的技击术，从技术结构上看，还找不到与西方同时期角斗技击术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其形式与后来武术套路的演练尚有较大的差距。其“惨烈残酷”与斯巴达的“角斗士”没有两样。从希腊对竞技英雄的雕像的题词上。如：“尼米亚、德尔菲、奥林匹亚五次给我戴上桂冠。我在四方获得成功，不是靠蛮力，而是靠机灵”。（颜绍泸《体育运动全史》）这里的“机灵”与《汉书·艺文志》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几乎是同一语义。因此，可以说此时期中国和希腊的技击在结构上是一致的，是以取胜为目的，仅仅表现了技击注重个人技能的成熟，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特征。这种特征与西方同时期格斗技击技能仍然属于“共性”，反映的是它与军事技艺的分离，完成了浅层次的“升华”。

但从另一个方面，即技击理论上看，中国的技击却明显地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注入了民族文化的特质，逐渐成为其思想基础，仅从先秦时期史籍可见一斑。如《汉书·艺文志剑道三十八篇》中记载的“越女论剑”：“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俱虎，布形候气，与神具往??”。又如《庄子·说剑》“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种强调先静后动，静中求动，动静结合的道理，是用虚实，阴阳，开合，形神统一等说明击剑的进退攻守的原则和技击策略与方法，这里的“动静”，“虚实”，“阴阳”，“形神”是中国文化的哲学范畴，用中国哲学将技击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化来源于中国古人对“农业文明”中“天、人、地”的变化关系的认识。中国哲学以乾坤，阴阳，动静，五行等作对应解释，以此来把握宇宙万物生存变化的规律。因而作为人必须与“天、地”（即自然）保持协调，维系生存，“天人合一”便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格斗技能技击的发展，必然纳入民族文化的轨迹，并以此作为理论的基本活动框架和语言工具。武术的技击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具体化和人格化生命化的修炼活动，涵盖了中华民族对宇宙万物的认识。

西方体育总的来说是一种物理体育，来源“海洋文明”以及科技，商品经济

的发达，在奥林匹克文化及宗教思想的影响下，表现出自我张扬和与自然的抗争，在形式上表现出以力度，速度为标志的特殊质态，基本理论术语更多地显现物理学特征（生物力学）。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和值得思考的实验。用计算机将武术的剑术和西方的剑术（或其它）“处理”成“棍图”都可以显示整个技术动作的运动环节和人体重心的全部变化轨迹，但是中国武术却无法说明另一方面，即动静、形神、意气、刚柔、节奏等精神内涵实质。

虽然奴隶时期的中国和古希腊的格斗技能都完成了从军事战争中独立出来的任务，在技击结构和运动形式上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在技击理论上中国民族文化特质的介入，却是中西方格斗技能形成文化学差异的渊源，决定了两者在运动形式上、内容上等分道扬镳。

3 中国武术依附、融摄的发展是武术套路形成的特殊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格斗技能的发展，已表明开始具备了文化学意义的武术，即已初具独立形态，已有武术的主体（侠士和民间习武者）以及武术技击浅层次理论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武术中早期体现个性，追求竞争与冒险的精神内涵本应和西方一样沿着自身逻辑道路发展，但是中国历史的变革和特定的社会背景，武术没有继续完成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所需的社会化，客观化，内在化进程。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就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一统，以及森严的封建等级观，使初具独立形态的武术被迫走上了一条迂回发展的道路。

与先秦时期借助其它文化形态发展自身不同的是，这一迂回发展是一依附的过程。当时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在“废力尚德”“去武行文”的社会思潮下，衰落下去，如先秦的武士秦汉以后走入绿林贩夫为伍的道路，二是依附统治者认可的文化形态，保留其特质外在形式上却走向审美和伦理的道路。这一依附又是融摄的过程，同时又是一涵化过程，恰好反映了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整合性（笔者已撰文论及此，不再赘述）。

秦汉时期，“角抵百戏”的兴盛，为武术的生存提供了一个寄居处，在互为涵化的过程中，武术的发展在形式上、内容上、结构上寻求到新的契机，最终奠定了以套路演练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获得了质的“升华”。

“角抵”源于西周时期单纯的较劲“角力”，战国以后与“戏乐”结合，演变为角抵戏，唐人苏鹗认为：“人通以角胜之戏为角焉，或独以两人竞力为角抵，非也”（苏鹗《苏氏演义》卷下），又《说文》“戏，三军之偏也，一日兵也”，从当时流行的“蚩尤戏”可证实，它是融技击、音乐、舞蹈、娱乐等初步艺术化的综合形式。汉朝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进入了繁荣鼎盛，各种技艺的互相融合，“角抵”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角技为义，兼诸技而有之”，是运用“杂技”（包括武技，舞蹈，音乐等）形式进行比较，即反映社会现实和生活中的一切冲突，与今之戏剧必然反映社会矛盾及斗争是契合的，在内容上增添了“四夷之乐”“其云雨雷电”的场景，“倏忽变化”的幻术等，而作为原始意义的“角抵”，演变为场景中的武术表演并成为主体，从出土文物和史料的相互佐证大致有3种情况。

其一，按规定的情节结构对打，最早的例证为汉代角抵戏《东海黄公》，汉画石中有大表现“对打”“空手夺棍”等场面，这里的技击，已丧失了实用性，而是带有指征性或象征性。

其二，单纯的武术表演。最典型的是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一幅“击刺图”。画幅中一人侧身弓步，挺长挺向前猛刺，左一人侧身扬臂亮掌，作退弓步，欲夺对方长挺，画右端刻一人手持匕首，作刺杀状，画幅空间有云气状的场景布置，证

实是在台上表演，从三人攻防击刺动作的身法，手法无一不同于今天武术中的多人对练形式，这种表演，具有强烈的观赏性，是武术走向审美和人格性的雏型。 其三，“象人斗兽”，《汉书·成帝本纪》载成帝时，用此节目招待胡客，“象人斗兽”类似西班牙斗牛，表演者必须具备娴熟的擒拿格斗技击术。在汉画像中就有大量的这种场面的生动形象。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一种思维和文化形态具有全民族性、广泛性，能为统治者和人民群众认同，才能有助于形成社会化的局面。武术技击依附在“角抵百戏”上，融摄百戏的表演形式和审美特点，迅速被官方和人民群众认同及社会化，从另一意义讲，当武术这种融技击、表演、娱乐为一体的文化现象大量反复地出现，人们就会对此活动及现象进行反思，形成有关这类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这就是内在化的过程。由于百戏表演需要预习编排，演员的动作需要编排；由于观赏性的要求，这就是内在化的过程。由于百红表演需要预习编排，演员的动作需要编排，由于观赏性的要求，指征化了的技击动作有惊无险，需要“美”化；由于需要反复演练和传承，技击动作需用固定的格式加以巩固等。因此，这种“有意识，有组织编排的‘运动形式’用于与人斗，与兽斗的活动，开始具备了可称之武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即武术套路的定型。标志着中国武术沿着自身的文化轨迹发展演变，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击体系，在运动形式上，内容上，审美情趣上等有别于西方的格斗技能。

可以这样说，“礼乐文化”是中国武术独立发展的母体，而传统哲学和角抵百戏则是其独立出来的助产婆，也是中国武术套路走向独立历程提供社会化、客观化、内在化支持的文化渊源。

第六讲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体育文化也必然循着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随着历史的长期演变，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之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两种文化在多方面接触后的冲突与互补尤为明显和加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必须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进行必要的深入探讨，以对其发展进行理论引导。

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 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

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和谐美，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重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1.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 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以身心合

一、动静结合的导引养生、武技的发展，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超味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健与寿”。

1.3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 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的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显的重人格倾向；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则重人体胜于重人格，注重人体本身的价值，更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来考虑体育的价值，通过让人在肌肉的运动中，在各种力的交汇中去实现完美人体的塑造，进而实现理想的人生。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补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勃兴。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势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2 相互移植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 如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秋千等，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

2.3 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生命观、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如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等许多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3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矛盾存在的意义

3.1 体育事业进步的动力 文化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交流的产物，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难以游离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之外。体育文化是一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休闲文化，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形态或地域的体育文化都在寻求与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对方的文化精粹，可以推动世界体育改革的步伐，促进世界体育的发展。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深入中国内地，很多项目获得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3.2 维系体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是

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其中频繁的内部与外部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交流还不到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其文化的相互矛盾存在，不断碰撞磨合，它们不仅各自获得新的文化血液，而且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由于文化新血液的注入和文化生存空间的扩大，其文化的发展时间也必然相对延长。

3.3 调节各地区体育的平衡发展 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形成不平衡状况。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对于调节这种状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交流的各方吸引对方精华，吸取对方的经验教训，互相补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有着对立统一，才有其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一东方与西方的体育文化对话可以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在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交流之后，由于其文化巨大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对立，显示出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的相对滞后，为力争与西方体育文化平衡发展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如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也开始试图完成产业发展，并与其他产业诸如旅游产业联姻发展，这在云南、西藏等民族旅游地区已取得了一定成就。

4 两种体育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

不同类型和模式的体育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发生冲突，因此，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是畅通无阻的，不同性质的体育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体育文化的变迁。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认识两者是政治经济地理等生存环境差异下的矛盾存在。这种矛盾存在体现了人类体育文化的丰富和世界体育文化的非成熟发展状态。对于两者的这种对立统一，我们应认识其是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由于各层次发展水平不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会冲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生激烈而全面的冲突。此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作出全方位的调整才能适应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矛盾冲突。有效利用这两种体育文化的内在统一因素，寻找两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消除或减少两者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使其健康发展。

第七讲 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冲突的形式及意蕴

1 中西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中心与边缘”

在前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抵制他者的互动” 。所以这时的西方体育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品质，加之其被政治利用，逐渐成为一种工具的时候，它就被人为的圈养在少数人的利益当中。而此时的中国，各个领域尚不具备向世界看齐的资本和品质，在这个时代，体育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还淡漠得很，大众在勒紧腰带过日子的煎熬中，哪有精力和资本去奢侈地关注体育，享受体育。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西方体育只有很少数的项目被中国为数不多的人接纳、参与。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文化”，“现在，所有的人第一次开始分享着同一个历史。” 不同文化

体系之间的联系空前地加强了，跨越单个或几个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在全球化时代的初级阶段，随着许多国家封闭的文化体系闸门的洞开，西方体育文化就具备了走向世界每个角落的契机和品质。它凭借多年所蓄积的落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体系，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上正式向其“宣战”。这时二者的“中心—边缘”模式还不是典型的、纯粹的，即单一中心及其所辐射的边缘模式。因为在这一时期，西方体育文化毕竟“初来咋到”，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占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它们之间的文化价值在等级上的差异还没有被“抹平”。但是，随着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的强势冲击，以及四年一度奥运会逐渐成为人类欢庆的大舞台，西方体育文化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土终于“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张、影响到国家的各个领域，这时的西方体育文化逐渐形成了自我为“中心”，并向周围不断辐射的模式。传统体育文化就此被排挤到边缘位置上。具体而言：

1.1 中西体育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

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制度化与普遍化了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碰撞，它是价值冲突的一种集中体现，一旦形成，又会固化人们以往的价值冲突。沃勒斯坦曾特意指出：“不过，有一点倒是清楚的，那就是，人们和群体的确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判断其行动是否正当。” 从广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观念体系，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中西体育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演化。 意识形态是中西体育精神文化的核心要素，它集中概括和反映出二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不同年代、不同母文化、不同阶层对它们所形成的认识、观念等的集合。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根基是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始终是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母文化作为主要的发展基线，并在“以夏变夷”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通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具备了一种“内敛”的价值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以儒家和道家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一元说、阴阳五行说等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传统体育之中。在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的引导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始终强调整体，始终突出精神或以其旋转为轴心，始终注重解决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中国的体育文化始终贯穿着“仁、义、礼”，强调的是通过意识活动和肢体动作的演练来“悟道”，逐步达到“澄悟天机”的意境，进而“天乃通，道乃久，段身不殆”，这些都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内涵，一种境界，一种以实现道德和精神的升华作为最高的境界。另一方面，几千年稳定是封建农业社会，造就了传统体育文化的超稳定形态，“中庸为本”，“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人格是体育精神的主旋律，体育行为恪守“中正平和，敦厚温雅”的理念。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顺应自然、共性至上的价值意识形态，以及和谐统一、中庸守常、内向含蓄的文化特质。而西方体育文化产生的根基是几百年的宗教工业社会，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三种文化传统”作为发展的基线，始终贯穿着自然科学的严谨和规则，并在“融合递进”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它逐渐具备了一种“超越”的价值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突出和实现人的主体性，即通过体育的规则、公平、公正等合理形式和内涵把隐藏在人们内心中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以实现“自由”的境界。另一方面，受近代工业文明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使得“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和各方的互相往来和各方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这种扩张的过程中，文化发展的动力空前强大，西方体育也在这场

文化变异中被他们内心炽热的竞技追求而变得更具有竞争性和超越性。而正是这种强烈的竞争性和超越性造就了西方体育文化始终注重个性的发展，以个人生命力的张扬为主体的自由的价值意识形态。

二者价值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中国是尖锐的，也是最根本的。西方体育文化是以身体的物质形态为本体，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得，属于智性文化范畴，它更多的是讲竞争、超越——完成身体或生理极限的超越，“骨骼强壮”、“肌肉发达”是人们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一个标志；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则以感性或以“生命之树”为本体，注重自身生命的享受，属于情性文化范畴，从本质上说它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它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它是以感性为本体，是把理性融入感性，把灵魂归为肉体。虽然它也讲超越，但这种超越是要完成道德、精神、意境的超越，对身体的练习只是为了摆脱它们对人的精神升华的桎梏作用。从这两种文化的母体文化来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智与情，理性与感性，知识的获得与生命的安乐都被看作两个相互对立的“极”，获得其中一极总是要以牺牲另一极为代价。在这对立的两极中，西方选择了智，选择了理性，选择了“知识之树”，将知识的获得作为西方人生命的动力和目的，作为衡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所在，这也逐渐养成了西方人严密的逻辑思维、机械论的科学模式、纯客观的写实艺术倾向和超越性的真理观念等等。与之不同，中国选择了情，选择了感性，选择了“生命之树”，这也逐渐形成了中国人与感性体验分不开的直觉思维，功利主义的科学动力机制，充分展示生命律动的艺术倾向，离不开身体感官和具体形象的认知模式，具有强烈现世精神的享乐意识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一部浩瀚的养生文化的发展史，而西方体育文化可以说就是一部西方理性或智性文化的发展史。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形态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两种不同母体文化的价值形态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最本质的，也是最深刻的。它将反映出中国面对这种冲突将怎样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怎样发展中国体育文化。

综上，中西体育文化中的这两种价值张力在作用中并非互相抵消而化作另一新的文化形态，而是仍然保持着双方的张力方向，并以此做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协调与配合，以达成一种和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是配合，而不是融合，是平衡，而不是静止。和谐本身就包含着差异和对立，它不是单纯的同一。中国未来的体育文化所展示出来的和谐本身不会是静止状态，而是仍然包含着运动和变化，并且始终处于趋于平衡和远离平衡态的轮回运动和张力变化之中，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就其总体而言，未来中国的体育文化不是一个脱颖而出、具有全新特质的文化，而只是吸取了中西体育文化各自优良的特质，并在未来的文化运作中进行有效合作，形成互补，建立平衡、和谐而又富于创造性张力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

1.2 对体育文化发展价值选择的茫然

面对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猛烈冲击，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在积极的为自身的发展寻求着出路。他们以能够进入奥运会作为自身发展的契机，最大限度的去使自身符合奥运会项目竞赛的标准，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二者之间似乎找到了在现代性价值方面的一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才渐渐发现自己所奉为的现代奥运会越来越“膨胀”，不得不要进行必要的“瘦身计划”了。那种以进入奥运会为最佳发展出路的统一性模式被打碎了，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价值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各国都又茫然于未来的选择。

“奥运会发展模式”曾对一些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该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渐陷入了困境： 一是价值目标的偏离。研究者总是从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出发，把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作为普遍的标准去衡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根据这种理论，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以一种有计划、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要力求重复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或者至少确立一种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相似的发展模式。因此，西方体育文化所有的外延、内涵，以及固定的模式都应该统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目标。然而实践表明，这种“一元”的发展模式理论严重影响了体育文化的科学性、民族性和普适性。它不仅打乱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有的文化结构和正常发展进程，而且出现了还没有解决西方体育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又出现困扰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许多新问题，严重背离了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民族化的初衷。

二是理论解释模型的失效。历史证明，人类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一种固定不变的理论解释模型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不可否认，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受众量最大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所具备的古老的内涵，以及所具备了“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内涵，都给人以奋进、进取的动力来源。但毕竟西方体育文化和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沿着两种不同的母文化发展模式而形成的。它们各自受母文化的福泽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奥林匹克运动越发膨胀的今天，单纯从西方体育文化的理论解释模型来评价或解释传统体育文化是不正确的，甚至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错误。

三是现实指导方法的贫乏。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其固有的理论日益显示出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所能提供的指导手段的贫乏，越来越难以应对这一理论自身所实际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从西方体育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从奥运会成为人类欢庆的大舞台到成为可以包容科技、安全、经济等等在内的世界“压缩器”，从竞技体育业余化到职业化等等，都人为地赋予了它许多“非体育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但不可否认这种发展带有很多不良的东西，潜在的造成了很多问题，“人文危机”也许仅仅是这些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2 体育全球化的诱惑与民族化的坚守

新的世纪，中国体育是接受全球化的诱惑还是依然对民族化一往情深，这不仅是感情与心理上的调整，更是一次重大的价值选择。从文化上来说，全球化也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张，以获得一种成就感；而本土化则倾向于保守，以获得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

2.1 中西体育文化“对立与和合”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两种不同维度上的冲突与融合

在空间维度上，“对立与和合”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内与外”的矛盾，即西方体育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矛盾。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与冲突，但不幸的是，他过分夸大了排斥与冲突的因素，尤其是他诱发人们产生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战争是一场西方与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战争的想法，这就使得西方为应对这种可能性而做的一切准备都合理化了。但事实上，体育文化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虽然不同的体育文化有强势弱势之分，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个体交往的增多，当今不同体育

文化间的交流也在明显增加，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在时间维度上，“对立与和合”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前与后”的矛盾，即前后相继的文明间的矛盾关系。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们都具备了各自时代的深刻印痕。因此，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二者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也是两种价值的冲突，它“反映了人们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截然不同的需要” 。

无论是空间维度上的“内与外”的冲突，还是时间维度上的“前与后”的冲突，都表征着全球化时代中西体育文化“对立与和合”矛盾的多重性。坚守民族化将面临两个维度上的“撕裂”，既要面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又要维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固有结构。因此，民族化将很难再依靠一种边界的封闭性，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以及经济孤立的办法避开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并不能消灭民族化的要求，相反，体育文化与人们生活联系的越紧密，人们对它的需要则可能越强烈。所以，体育全球化与民族化仍会共存下去，虽然这个时代看起来可能恰好处于一个“和合”的周期。

2.2 中西体育文化“和合”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1世纪的体育文化发展态势，既非“东风压倒西风”，与“西风压倒东风”的两极对峙形态，亦非“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东方体育文化的世纪，而是东西方体育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世纪；是冲突融合而和合的世纪，即和合而化生新的人类体育文化。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倡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要走向世界的呼喊，但如何走向世界？却没有“自家贴出来的”东西，因而这种呼喊只是一种“呼喊”而已。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化解、协调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所面临的人文危机中，发挥出自己独特的巨大魅力和价值，才能获得世人的认同，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实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转生，即以为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作为起点和归宿。

中西体育“合”的“生生”文化精神和“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可以说是生命力，后者可以说是生成物，所谓生命力，是指传统体育文化能吸收、利用、改铸外在与内在的因素、成分、形成、发展、完善自己和繁衍发展，以适应于时代环境变化的生命力及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新诠释的能力。所谓生成物，是指主体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建构的各种以实体为形式或外观的众多体育文化成果、产品，如武术等。这些已成的体育文化实体，体现着某一时代、某一传统文化的凝聚而成之物。这里所讲的传统体育文化，主要是指一种文化精神，而不指生成物本身。生成物本身作为固化有形的呈现，其本身已没有变形的活力或创造力。但蕴涵在体育文化实体中的传统文化精神，不仅是某一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被普遍认同的精神原理和境界，渗透到体育实体的各个方面；而且生生不息，和合成新的精神而延续下来，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传统体育文化所蕴涵的精神——民族精神。当代一些研究传统体育文化的学者，都忽视了把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传统，只把它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成物作为一种既定的传统。这样，就把传统作为既定的东西，而不是作为隐藏在体育实体深处的或民族心灵之中的、不断吸收外在的营养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文化精神。若把传统作为既定的东西，就难以确定传统具有活的生命力，亦难以解释传统何以会延续，其延续的动力何在？

综上所述，厘清中西体育文化分与和矛盾的集中表现，以及它们之间合的本质，对于认识两种不同体育文化冲突的根源以及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甚有陴益。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其文化精神转生的问题，而不是某种具体的体育文化形态或静态的传统体育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有存在价值的问题。不论它们之间如何冲突，如何“和合”，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

3 结语

中西体育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冲突在于其价值意识形态的冲突，它不仅造成了人们体育价值观的混乱和迷茫，而且使两种文化形态直接面对面地以“对立与和合”的形式走到一起。在这一趋势逐渐尖锐和复杂的今天，酝酿二者的“和合”就具有了厚重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将以何种姿态和形象走向未来，而且也在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中注入了东方奇葩深厚的精神内涵，即以中国古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作为底蕴，而形成的为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而服务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不是对西方体育文化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封不动的单传，而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蕴涵，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固有的意蕴。

第八讲 武术价值系统

1 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关于武术价值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构建武术价值体系已做了一些尝试，然而武术价值术语的表述和分类至今还不够完善。就论题本身来看，我们要达到的直接目标是构建一个较合理的武术价值系统。构建武术价值系统的提出基于两个方面主要动因：一方面，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为了弘扬中华武术，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研究武术价值，以确保武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理智上的本能；另一方面，武术价值研究不成体系、不成系统，表述不统一，分类不够规范，有必要进行梳理，从混沌逐渐走向有序，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反映出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在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武术价值体系已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从不同的学术著作中可以看到对武术价值的不同提法，如技击价值、自卫价值、竞技价值、健身价值、强身健身价值、养生价值、保健价值、延年益寿价值、医学价值、医疗价值、娱乐价值、审美价值、美学价值、健美价值、艺术价值、文化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文化教育价值、社会交往价值、表演价值、观赏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等。这就使得武术自身的价值面临诸多问题，如，武术究竟有哪些价值？不同的提法之间是平行关系还是包含关系？他们谁是上位概念，谁是下位概念？在提法上应该如何规范？等问题。因此，笔者提出，武术价值能否构建一个价值系统？如果可以构建，构建一个怎样的价值系统？如何构建？本文试图在讨论武术价值的基础上，通过论证构建武术价值系统的可行性，来探讨以上问题。

2武术价值分析

价值是从人与行为或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中产生的。效应价值论(即用效应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或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意义)。客体对主体有效应，就有价值；无效应，就无价值。有正效应，有积极效应，就有正价值；有负效应，消极效应，就有负价值。武术价值是表示武术属性与主体(人)的需要的关系，是表示武术属性对主体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即表

示武术能否满足、在什么意义上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术价值就是人的需要与武术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武术之间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本文主要分析武术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后文的武术价值均指武术的正价值。

2.1 对于个体的价值

从发展看，武术缘起于我国远古祖先对劈、砍、刺等狩猎及生产活动技能的逐渐积累，人类早在原始时代的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本领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技能。氏族公社时代，经常发生部落战争，在战场上搏斗的经验也不断得到总结，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的模仿、传授、习练，作为军事训练手段，武术的目的在于杀伤、制服对方，它常常以最有效的技击方法，迫使对方失去反抗能力，此时武术对于个体的价值就是保存生命的技能。发展为体育活动的武术讲究调息行气和意念活动，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调养气血，改善人体机能，健体强身十分有益。同时，练武要不断克服疼痛关，还要常年有恒，坚持不懈，这有利于培养个体意志品质。套路练习，要克服枯燥关，能培养吃苦耐劳，砥砺精进，永不自满的品质。遇到强手克服消极逃避关，锻炼勇敢无畏、坚韧不屈的战斗意志。经过长期锻炼，可以培养人们勤奋、刻苦、果敢、顽强、虚心好学、勇于进取的良好习性和意志品德。武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无论是显现武术功力与技巧的竞赛表演套路，还是斗智较勇的对抗性散手比赛，都会引人入胜，给人以美的享受。

2.2对于群体的价值

奴隶社会时期，经过连绵不断的战火，武术为了适应实战需要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夏朝时期的武术活动主要在军队的武术活动和以武术为主的学校教育两个方面发展；商周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周代设“序”，学校中把射御、习舞列为教育内容之一。在周时期出现的重要著作《周易》，亦称《易经》，涵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其“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产生了太极学说，从此奠基中国武术体系。宋元时期，以民间结社的武艺组织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兴起，有习枪弄棒的“英略社”，习射练习的“弓箭社”等，出现了浪迹江湖、习武卖艺为生的“路歧人”。明清时期是武术大发展时期，流派林立，拳种纷显，体现了武术多元文化的价值。到了近代，武术适应时代的变化，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武术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技击、健身、观赏、商业经济等价值。对于丰富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群体的生存、壮大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

2.3对于民族的价值

武术运动蕴涵丰富,技理相通，入门之后会有“艺无止境”之感。随着武术在世界广泛传播，许多国家的武术爱好者通过练武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体验东方的文明。武术通过体育竞赛、文化交流等途径，在交流技艺中对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群众性的武术活动成为人们切磋技艺，交流思想，增进友谊的良好手段。在这种多元化的发展中，对培养民族品质有重要的价值。 3 构建武术价值系统的理论分析

3.1 武术价值的多样性

武术缘起于狩猎及生产活动，发展为军事训练，体现了武术的技击防身价值；“宴乐兴舞”体现了武术的娱乐价值；“路歧人”体现了武术的表演价值、娱乐观赏价值和商业经济价值；不同拳种、派系体现了武术的多元文化价值。当主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去改造客体时，既会产生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物化或对象

化的过程，即创造了肯定性价值，又可能出现对主体人的否定现象，即创造了否定性价值，叫负价值、伪价值。关于武术价值的多样性有三个要点：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人类社会生活丰富性促进了武术价值存在形式、武术价值类型的丰富性、多样性。从武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看，武术(价值)种类齐全、形式繁多，武术价值呈现出多样性。

3.2武术价值的关联性

武术价值的关联性是指构成武术整体价值内部诸要素的相关性。从武术价值的内容看，技击价值、军事价值、娱乐价值、健身价值，等等，构成武术价值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说，正因为武术具有技击性才为军事所用，其军事价值利用的就是武术的技击功能，而技击练习能改善身体机能，同时具有健身的效果。因此，构成武术整体价值的各个部分的内在因素无论是对武术的性质、内容、功能都有密切的关系，武术价值是由各种价值要素组成有一定关系的“集合”，尽管武术价值形式多样，但是它们之间靠信息实现了联系，集合内的各个要素按一定的方式和顺序，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保持着有机整体性和关联性。

3.3 武术价值的等级结构性

从等级结构上说，一类价值满足了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的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另一类价值满足了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奴隶社会时期，由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为了适应实战需要，武术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目的在于杀伤、制服对方。武术强身、技击价值的发展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安全有保障，期望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等。武术的这种价值是相对于满足人的最低层次需要的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尽管人们仍然存在对武术技击功能的需要，但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人们的安全需要基本能得到保障时，就产生了健身和娱乐的需要，促进了健身武术和艺术武术的产生和发展。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与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比重减轻而已，随着人们的需要向高层次的需要发展，武术在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出了等级结构性。

3.4武术价值的动态平衡性

从武术过去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看，武术的发展总是与发展着的人的需要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武术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的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相对稳定的，保持着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平衡性。这是因为，各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如思想、道德、风俗、习惯、风格、心理特征以至制度、社会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行为规范等实体和观念形态的发展并非突变性的，所以人们的需要保持着相对的平衡性。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随着社会存在、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武术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相应的动态变化。随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价值物的增多，必然会引起人们的需要的变化和发展；反过来，这又推动着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事物，去建立或拓展新的价值关系领域，由此也必然会产生新的武术价值内容和形式。

综上所述，构建武术价值系统是可行的。构建武术价值系统的理论依据在于：第一，武术价值具有构建价值系统的必要性；第二，武术价值具有构建价值系统

的可行性；第三，武术价值具有构建价值系统的要素；第四，武术价值要素之间具有构建价值系统的关系。就武术价值的内容和形式来说，武术价值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结构的、多等级的价值体系，所以武术价值具有构建武术价值系统的要素；武术发展到今天，形成了技击武术、艺术武术、健身武术三大主流的武术系统，这种系统体现了武术价值的多元性，与前文在武术对个体的价值、对群体的价值、对民族的价值3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了武术价值要素之间具有构建价值系统的关系，因此，构建武术价值系统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4如何构建武术价值系统

4.1 正确认识武术价值的本质

武术价值是指武术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那种属性，包括武术对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具有积极意义的一切属性，即武术对人和社会的有用性。武术价值是表示武术属性与主体(人)的需要的关系，即表示武术能否满足、在什么意义上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术价值既不限于经济价值，也不限于伦理价值或审美价值。它包括武术的一切对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价值。因此，武术价值的本质就是人的需要与武术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武术之间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因而，“武术价值”就是武术的属性与人的需要的有机统一体，武术价值的产生或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武术的属性的人化和人的需要的物化的统一的过程。武术属性与人的需要的统一就是武术价值的本质，是我们理解武术价值问题的出发点。

4.2 合理归类武术价值的要素

武术价值存在于主体人与客体武术的关系之中，武术的自身属性与主体的需要，是构成价值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在构成武术价值的两个基本要素中，武术的自身属性是武术价值形成的物质承担者，它以其特质规定了能否具有主体需要的功能，是价值形成的客观基础。但是，武术的自身属性并不能单独地形成价值。不与人的需要发生联系，武术自身不存在价值有无问题，也无法确定自己有什么价值。武术的各种属性是形成价值的客观基础或前提，但就武术的自身属性来说，它只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可能性，只是形成价值的可能因素，它不进入人的实践活动范围，不与人的需要发生联系，就不成其为价值。

武术的属性和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武术价值要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究竟应如何认识和把握、如何划分复杂多样的武术价值类别才比较科学合理呢？笔者认为，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领域和形式来看，从武术属性满足人的需要的性质、内容和特征来看，可以把武术价值划分为4种最基本的类型，即物质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人的价值。从梯级的人的需要层次来看，可以把武术价值划分为5种类型，即生理价值、安全价值、社交价值、威望价值、自我实现价值。

4.3科学界定武术价值的内涵

武术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属性、政治属性、伦理属性、美学属性等。武术属性的多样性这种客观事实，决定了它具有形成多种价值的功能和潜能。主体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就需要的主体来说，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一定的群体。就需要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结构的、多等级的需要体系，既有自然性的需要、生理需要，也有社会性的需要、心理的需要；既有个人的需要，也有集体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还有直接的需要、间接的需要，近期的需要、远期的需要等等。由此可见，武术价值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一切以武术自身属性满足人和社会的需要(包括物质的、精神文

化的和政治的方面)的武术内容和形式，都是武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对武术价值的内涵和外延要有相对明确的界定，以便正确理解各种武术价值。综合来看，界定武术的价值应遵守以下原则：①武术价值界定不能存在逻辑矛盾，不能说既有价值，又无价值；②不能用一般价值界定武术价值；③武术价值是实体价值，不能超越哲学价值；④武术价值界定要能确证武术价值的客观性。

4.4客观分析武术价值的影响因素

在中国古代社会，凡是符合“仁”、“义”、“礼”、“智”、“忠”、“孝”的事物或行为，就是善，就是有价值，就应肯定，并践履力行；反之，则为恶，没有价值，应当否定，抑己勿为。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常常把“和谐”、“正义”、“幸福”、“至善”、“美德”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当作最高的价值标准。在社会实践的历史长河中，根据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反复性的认识感受，人们对一定的客体价值属性、一定的价值关系、一定形式的价值创造活动，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看法、观点或态度，即形成相对固定的价值观念、价值要求、情感意志、心理定势等等，并从而成为一定的群体、阶层、阶级或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普遍的价值意识。在武术的发展中，人们还把正义、良心、自由、平等、博爱、幸福、荣誉等道德范畴或道德规范当作道德价值来评判武术的价值。同时，人们也把诸如优美、崇高、优雅、对称等评判美的价值形态的标准用于评价武术价值。从武术价值研究现状看，对武术价值的提法和界定很多，且不一致。究其原因，武术价值受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都受着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人们对武术价值的评价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而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是随着社会存在、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武术的发展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价值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在广泛地存在着政治集团、政治机关、政治组织的社会条件下，在人们的社会活动、经济行为、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广泛受到各种政治观点、政治意识的影响或支配，统治阶级的重视决定了武术的发展程度。

5构建一个怎样的武术价值系统

系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来划分系统的类型。按人类干预的情况可划分自然系统、人工系统；按学科领域就可分成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按范围划分则有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按与环境的关系划分就有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孤立系统；按状态划分就有平衡系统、非平衡系统、近平衡系统、远平衡系统等等。此外还有大系统、小系统的相对区别。综合分析武术价值的特点，笔者认为，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应该有一般系统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应该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武术价值系统中的所有要素必须是武术所具有的价值，另一方面，武术所具有的价值必须全部包含在武术价值系统之中。 第一，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应具备一般价值系统的特点。系统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是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意思。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武术价值系统是一个整体，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应是武术价值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二，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系统，

是因为它有稳定性。所谓稳定性，是指某个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涨落作用下的恒定性，也就是说系统状态或状态序列或输入——输出关系在涨落作用的恒定性。通俗地说，系统有稳定性是指系统以自身度量规定，维持本身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的统一，使涨落作用引起的量变不会超出质变的界限。当然，系统的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它还具有相对性。因为，任何系统都不可能永恒地保持稳定，总要发生变化，任何具体系统的稳定性在时间上是有限度的。而且，任何系统的稳定是与一定的变量及其一定变化范围有关，只是在某些输入、干扰或环境影响下保持稳定，并不是在任何输入、干扰或影响下都会保持稳定。因此，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应该是对环境有较高的适应度、相对稳定的系统。

第三，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应具有较强逻辑性、易于理解。武术价值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武术价值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构建、管理和使用武术价值系统，要关注系统的有序性，特别是结构上的有序性。同时，武术价值系统具有层次性(或等级性)，这就是系统从低级到高级、底层到高层、简单到复杂的等级序列。所构建武术价值系统，应从上到下划分为许多层次或等级，它们排列有序，关系密切，有较强的逻辑性。

第四，所构建的系统要有较强的适应性。构建武术价值系统既要分析将要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层次对现在和未来环境的适应程度，同时要把握系统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弄清楚系统及其要素的寿命，以便处理武术价值系统要素的淘汰与更新问题。进而把握预见武术价值系统变化发展的趋向及各种可能性的程度，以求系统的优化。还要分析每一系统层次的条件和改善系统环境条件的有效措施，从而提高系统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度。也就是说，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应是开放的、动态的。“所谓开放系统，就是指与外界环境有物质和能量交换，并通过这种交换保持和发展系统自身的系统。”武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武术价值系统应同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同步。

第五，所构建的系统要能够为武术的发展服务，为社会服务。当前我国改革与价值观念变革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价值观念变革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关系范围、主体需要的变化等所造成。价值是表示物与人的一种关系，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是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所构建的武术价值系统要有益于扩展我们的价值关系范围，开拓新的实践领域和实践活动的新形式，从而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武术价值形式，使武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武术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6 结束语

武术价值系统的构建可以促进武术发展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学术规范，也有利于战略规划、宏观预测、科学管理，有利于中华武术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出来。武术价值问题是宏观的，构建武术价值系统的提出是崭新的，这些都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要想构建武术价值系统，涉及的交叉学科很多，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初步的，也是十分浅薄的。然而，我们相信这项研究是有价值的。从一种新的角度去认识中华武术的性质特点和发展，它不仅对于武术实践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于武术理论研究也具有探索价值，我们非常希望这种辩证的价值认识能够对中华武术的发展有点滴贡献。构建武术价值系统还是一个理论探讨，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企盼更多的学者投入研究，

为构建一个科学的武术价值系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第九讲 奥林匹克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

当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不同文化背景之间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以体育为对象去观察和分析文化交流现象，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19世纪晚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背景下产生的现代奥林匹克体育，伴随着西方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传入了中国，与中国传统体育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后，逐渐在中国的大城市和学校体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当代体育的许多内容也由奥林匹克体育所组成。目前，国际体育主渠道中较少能见到中国传统体育内容，以西方体育为主的奥林匹克体育正以极大的优势在全世界开展。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体育中有西方体育所不可替代的精华。因此，认真研究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的差异，对全面了解二者的内涵及探讨双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交流和融合有重要的意义。

1 体育产生和依存的社会环境不同

中国传统体育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有求稳怕乱，不提倡竞争、冒险和开拓的一面。

由农业社会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条件，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大一统封建帝国。随着封建宗法制帝国的建立，又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它以宗法、伦理为核心，以保证统治的稳定为目的。这种文化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纽带，它集宗教、哲学、人事、道德、科技五位于一体，对人民的教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中国以儒教为正统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潮流中是一个独立发展的、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鲜明的独特性，其文化传统由于具有久远的发展渊源和宽厚的社会存在基础，而呈现出巨大的惯性和社会裹挟力。其显型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体育内容的选择。而其隐形文化（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等）则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强大的内在制约作用，几乎影响到人们所有的选择和行为准则，因而全面地制约着中国传统体育的目的、地位、作用、内容以及方式方法。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传统体育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烙印。由于人们习惯于和谐、宁静及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不热衷于带有冒险、冲突和对抗性质的竞争活动，因此在传统体育中竞技运动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而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这便使得保健术以及一种萌发于史前时代、采用控制呼吸手段以获得超自然体验的特殊活动形式，在整个体育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典型项目是导引、吐纳、武术、太极拳等，这些项目在强化与优化人体的生命功能方面有独特的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则产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与中国有极大差异的社会环境中。17世纪后，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欧洲很快进入到了工业社会。发展到19世纪，达到昌盛时期，不仅引起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也促使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大工业生产引起的文明公害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相继出现，人们需要寻求能够对快节

奏高紧张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调节作用的新的体育形式。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努力寻求理想的体育活动方式，于是，既能够体现竞争精神，又富娱乐和调节生活功能的竞技运动迅速发展，使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成为必然。 19世纪中期以后，建立在不断向外扩张的资本主义政治背景下的多向交汇传播型的西方文化已稳固地建立起来，这种全新的工业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文化相比，处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人对自身有了科学认识后的产物，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体现了进入工业文明以后的西方民族勇于开拓、敢于进取、注重人的自立和身体能力的特征。其多元多层的体育文化结构和以竞争性的运动项目为主导的体育形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竞争性、科学性和商品性等特色，与中国农业型体育文化相比，在价值观念、理论认识、运动方法、管理方式和物质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 体育的思想基础不同

2.1 中国传统体育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奥林匹克体育以自然科学为依据 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作指导是中国传统体育的根本特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一元说、阴阳五行说等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了整个传统体育之中。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柱。

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的始基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因此，生命体的盛衰，取决于气的盈虚。而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人体自身组织中“阴”、“阳”结构的运动状态。阴阳和（相对平衡）则寿，阴阳离（相对不平衡）则夭。因此，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定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按照这一原则，人既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又必须防止过度剧烈的运动，即要通过‘小劳’保持相对稳定的阴阳运动，而减少‘元气’的亏损，从而达到长寿的目的。

奥林匹克体育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以分解、分析手段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开始出现，使体育的发展有了良好的科学基础。19世纪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又使西方对体育的认识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西方古代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被形而上学的机械分解观所取代。它以深入到事物局部和细节，并具有精确性为特点。新的思维方式一经产生，便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促使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领域相继出现了重大突破，也使体育的科学研究空前活跃并出现了众多成果，人们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对人体机能的变化和运动能力的强弱有了更精确、更深刻的认识，近代体育的发展有了牢固的科学依据。从而使中西方体育在思维框架上有了根本的不同，在理论基础上也开始出现了质的差异。

2.2 中国传统体育强调整体，奥林匹克体育注重分解 中国传统体育表现出典型的整体观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性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对自然和自我的认识均来自于内省、内观、内悟过程，因而导致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均建立于混沌型整体认识的思维模式之上。它反映在两个方面：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即神（精神）与形（躯体）视作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保健性、康复性体育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传统

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随处可见整体生命观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从而建立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生命的养生体育体系。

与中国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随着客体化、离析化和逻辑化思维模式的建立，西方对体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了进一步探讨体育对人体各部分的作用情况，在西方发达的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解剖学、人体组织结构学的基础上，人们企图以“分析”、“实验”的认知方式去揭示体育的奥秘，沿着“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途径不断深入观察和分析，并以此衡量体育的功能和规范其手段、内容和方法，使体育活动向着严格的“针对性”、“专门性”的方向发展，这种体育重视人体的外部运动，而不注重人体内部运动与外部运动的协调统一和生命功能的整体优化，“其健身采取分而治之的原则。将健身练习或按其与人体解剖结构的关系，分为上下肢、躯干、腹背；或按身体素质分为耐力、速度、力量、灵敏、协调；或按能量供应特点分为有氧、无氧。对完整的人体各局部分别采用针对性的练习，将这些局部的练习效果综合起来达到整体健身的目的。”采用的是先分后合的策略，突出的是个体向整体的合成关系。

2.3 中国传统体育以心为本，奥林匹克体育以身为本 “以心为本，以身为标，在心的统摄下，通过身体的整体锻炼，达到身心并完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点。”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培养更注重的是内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把人的身体则视作是寓精神之舍。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有形的身体活动，促进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体育活动的方式手段上也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状态的训练，一切肢体活动与心紧密结合，并服务于调心炼意。在诸多的以养生为主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强调的是“澄心如镜”、“守志如一”、“形随神游”，而极少有单纯锻炼人体外形的活动。

奥林匹克体育则强调人的物质形态本身。主张通过运动系统的一系列积极活动，使肌肉发达、骨骼强壮，进而促进内脏器官的健康。因此，西方体育强调的是身体的外部运动，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充满了对健美人体的崇拜和对力的赞美，透射出雄劲的阳刚之气。但奥林匹克体育却存在着注重竞技能力培养、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型和谐的倾向，这与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身心和谐发展”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3 体育的价值取向不同

3.1 中国传统体育重视伦理，奥林匹克体育突出公平竞争 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体育也深受其影响，重人伦、重道德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色。不仅在体育指导思想中，渗透着儒家仁——礼学说以及从属于这一道德范畴的“忠”、“恕”“恭”、“宽”、“信”、“敏”、“惠”、“义”、“智”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等内容，而且还进一步将体育纳入道德教育之中，将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修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仁”、“礼”的方式。因此，中国传统体育中竞赛的首要任务不是争取胜利，而是要在竞赛中遵从礼的规范，实现道德的升华。中国最古老的竞技运动如射箭、角力等项目就被纳入了“礼”的范畴。成书于13世纪的《蹴鞠图谱》还以专章论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何在蹴鞠中体现，该书指出：“要和气、信实、志诚、行止、温良、朋友、尊重、谦让、礼法、精神；禁戒多言、赌博、争斗、是非、傲慢、诡诈、猖狂、词讼、轻薄、酒色。”儒家仁爱思想中所包含的宽厚、容忍、人道、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

道德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养生术则直接与修身养性紧密结合。中国传统体育的规则也不是针对该项活动本身而定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更多地从道德修养角度，对参加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其重点不是鼓励取胜，而是比较谁更符合伦理规范，主张竞技中的胜负无足轻重，提倡“君子之争”。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华夏民族体育的竞争意识日趋淡化，中国古代球类等竞技型项目发展至宋以后，竞技性日渐减弱乃至消失，而逐渐转化成一种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竞争成了近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求完善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竞争机制也必然进入体育领域，成了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成了体育活动的主要形式。在体育竞技中，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只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人、自然和社会）所带来的良好的心理感受。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法律性文件，它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构成的。因此，西方近代体育的竞赛规则与中国传统体育的规则有质的不同，它的核心是对等，它不承认除身体、心理、技术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在这种规则制约下的体育竞争中，人们之间由社会赋予的差异消除了，心理距离缩短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进行和平、友善，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类社会理想的交流，是体育的较高级形态。

3.2 中国传统体育追求和谐，奥林匹克体育重视抗争 泛和谐价值取向是华夏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中国传统体育追求的也是一种个体和谐、人际合谐、天人和谐的境界。在追求个体和谐的思维模式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如气功、导引、武术、乐舞等，无不以形神统一、身心和谐为共同的技术要领和力求达到的完善境界。在追求人际和谐的同时，中国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竞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在天人和谐观点指导下的传统体育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与对抗，而强调二者的融洽与顺遂。从而产生了相对封闭于其它体育体系的独特的中国传统体育，是东方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表现在体育运动中则是强调勇敢、顽强、拼搏和向上的精神。奥林匹克体育项目，如田径、游泳、球类游戏等无不体现出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展示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进取、超越现实和创造未来的搏击精神，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在奋斗中求发展、求进步、求幸福，从而实现生命价值的战斗哲学。 4 体育的体系不同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分属两个不同的体育体系。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制农业社会，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达到了农业文化诸民族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使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庞大体系，而且给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和时间，形成了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体育活动形式，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它主要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的特定需要构建的，用古代哲学和医学理论所支撑的传统体育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农业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道德规范，使中国传统体育不可能形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体育组织、制度、规则和体育物质文化建设。从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来看，中国传统体育深深地烙有农业社会的印记。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奥林匹克体育进入了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它从生产、

军事和宗教等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有成熟的体育思想理论、方法、组织、制度和规则，并有完备的物质设施作保证，在工业文明的背景和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撑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

综上所述，奥林匹克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属于本质上有巨大差异的两个体育体系。二者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运动方式和活动内容上，而且深入到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层次。奥林匹克体育以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渗透到中国传统体育中，为其增添了活力并促使其融入到国际体育的潮流之中。而中国传统体育独具魅力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则应为完善奥林匹克体育作出贡献。伴随着北京20xx年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体育的融合，不仅是中国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奥林匹克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第十讲 武术奥运发展战略

武术是一种很特别的中华文化，具有深邃的文化哲理和思想精髓；武术能给世界的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及心理，给社会带来安和，是东方向世界体坛的奉献；武术是一种良好的教育手段，既能健身、防身，又能修身；国际武联已有80多个会员国，符合奥运基本条件；武术是友谊的桥梁，它流传广泛，深受群众喜爱，符合奥运会精神。

现在，武术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海内外的武术界对武术进入奥运会都十分关心，而且北京申办20xx年奥运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然而，从这次调研的30个国家和地区反馈的信息了解到，武术进入奥运会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武术要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怎样抓住这次机遇使武术比赛在奥林匹克竞技台上向世人展示呢？

1 项目的设置和规则的制定应是当务之急

武术的设项要考虑可比性、可评性和观赏性，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奥运要求。鉴于现有的武术项目经过10多年的推广已经具备了较广泛的基础，因此挑选进入奥运的武术项目应从现有项目中选择，不宜再进行新的内容尝试。武术作为东方体育在异文化的西方看来无异独具魅力，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要兼顾不同的地理文化。我们在设项时可以考虑一些能充分体现东方文化、武术特色的项目，使之在保留自身运动规律和特点的同时又切入奥运。因此建议：武术套路、散打各设3枚金牌。武术散打设大、中、小3个级别。武术套路则设男、女全能项目各1枚金牌（长拳或太极拳、短器械、长器械3项各任选1项），采取现行规定套路为宜，因为现行套路经过几年的推广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但难度要增加；再设男女混合项目金牌1枚（以南拳、南刀、南棍为宜）。南拳作为中国武术中的一大类，近几十年来发展极快，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广泛受到欢迎，习练人数众多，从竞赛来看，南拳保留有浓厚的传统武术特点，极富观赏性，且有较强的可比性。

武术的规则宜沿袭现行基本规则，不要做大的变动，原则是要简单、易掌握、易操作。鉴于武术评分的主观性较强，可借鉴其他一些国际竞赛项目的规则，将评分精细分类，限制单个裁判员的权限，防止因个别人为的因素导致整体成绩偏离实际水平。

2 全面系统地安排和实施武术走向奥运的工作

为使武术进军奥运的工作能够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

组织机构（暂称之为“武术与奥运工作室”）来进行系统的策划和实施。这个机构专门从事武术进入奥运的有关工作，具体包括：制定规划、培养人才、组织科研、广泛宣传。

3 建立武术培训基地，推动中华武术向深远发展

无论是促使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还是促进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仅依靠现有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既不能完全依赖通过国家增加拨款来加强武术的自身研究和外在推广，也不可能寄希望于民间武术馆校来自觉承担起这一重任。于今之计，还需另辟蹊径，寻找一条发展武术的新路。

在国内，可以由国家武术管理中心牵头，以政策作引导，同高等体育院校协作，利用其现有的场馆条件和师资力量并投入一定资金加以完善、补充，办起几个全国性的武术培训基地。同时在世界各大洲也可通过联合的形式建立武术培训基地，为他们无偿地提供教练员和一定的训练器材，用基地直接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在世界各地培养武术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推广武术段位制，以此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武术锻炼中来，形成尚武崇德、习武健身的风气与习惯。 比起韩国的跆拳道与日本的空手道以及诸如此类的运动项目，中国武术可以说是渊源久长。如果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奔着一个奋斗目标，武术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将指日可待。因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已使竞技武术基本具备了进入奥运会的条件。调查结果也显示，国内专家84.6%、国际武联会员代表81.8%认为，武术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了作为奥运会竞赛项目的条件。 4 稳定完善的竞赛体系

（1）关于武术竞赛的技术体系

回顾以往，武术自50年代被确立为竞技运动项目以来到现在，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竞赛体系和趋于成熟的技术体系。在武术套路竞赛得到不断发展的80年代，武术又相继按照竞技体育体制的模式，制定并实行了包括分级团体与个人锦标赛和冠军赛的竞赛制度。19xx年代表着武术对抗形式的散手竞赛被列入全国武术锦标赛，19xx年散手成为全运会和第二届世界武术锦标赛的正式比赛项目，19xx年又被列入第十三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散手竞赛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完善了武术竞技技术体系。我们问卷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大家对此已达成了共识。国内专家分别有84.6%和73.5%认为武术套路技术体系与散手技术体系完善或已基本完善；国际武联会员代表有87.8%和81.7%认为套路技术体系与散手技术体系完善和基本完善。

（2）关于武术竞赛的规则体系

随着竞技武术技术体系的不断完善，武术竞赛的其它方面也在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从19xx年到19xx年间先后出版了7次，19xx年又出台了国际武术套路竞赛规则。 经过几十年来国内、国际比赛的实施，已经较为成熟。《武术散手竞赛规则》于19xx年制定初稿，19xx年正式出版发行，为了紧跟时代的步伐，19xx年散手规则重新修改，19xx年再次进行修订已近完善。调查结果显示，国内专家有88.5%和84.5%认为现有套路、散手竞赛规则可行和基本可行；国际武联会员代表87.9%和81.8%认为现有套路、散手竞赛规则可行和基本可行。

（3）关于武术竞赛的裁判体系

关于武术竞赛的裁判体系，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际武联会员代表，大都普遍认为裁判的业务水平和技术水平一般。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规则比较繁琐、难于快速理解、不易准确实施；二是对裁判员本

身各方面素质的培养还做得不够。因此，修改规则以适应新的竞赛形式的需要，评分上采用模拟比较与量化评分相结合的方式，使武术的发展朝着既不失其风格特色，又符合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一讲 中国武术的发展走向

“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个19xx年全国武术专题论文研究会上所作出的对武术的文字定义，既阐明了武术的体育性质，又表述了武术的民族特点。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体现为中华民族对攻防技击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民族文化特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武术始终是围绕“武”的价值和规律发展的，它是一门特殊的技能和技艺，这也是它能在历史长河中屡经厄运而不断发展的生命活力所在。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近来武术运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武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武”的传统价值和规律，从而走入一条越发狭窄的小胡同，这不能不给这个吸吮了数千年文化乳汁的民族体育项目健康发展带来妨碍。同时，也引起了海内外武术界的高度关注。

1 中国武术的本质特征思考

所谓本质特征，是指事物概念所反映出的该事物内在规定性的外在表现。尽管从近代起，武术已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集中反映为武术是一种以格斗技击为本质特征的技击方式或仅是一种“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身体活动。关于这个问题，不妨从武术的形成、发展来加以考察，也许更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在古代，人们进行攻防格斗，主要使用短兵相接的技击技术，无论是军旅武艺活动中的大规模阵战拼杀，还是少数人之间进行的“两两相当”技击格斗，主要通过训练来掌握这一类技术技能，并用之于实战。这既是当时习武的价值体现，也是习武的主要目的。因此，无论是进行身体直接对抗的格斗训练，还是练习既具有民族色彩，又能满足传授、记忆、训练的需要而产生的武术套路，以及围绕这两种形式而存在的各种训练手段和各种练功方法，大体上都是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而展开，而发展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些学者往往会引用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斥套路武术为花法，“无预于大战”的批评，认为武术的套路本来就并非实用的，从而提出武术与技击的分异。事实上，只要把戚继光的评语前后综合起来分析，不难看出，戚继光批评套路武术为花法，“此艺不甚预于兵”，是基于军事阵战角度，实际在戚继光的武术观中，他从来没有否认套路武术在“两两相当”单打独斗中的技击价值，反而明确提出，套路武术“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随着火器的出现，武术的技击功能在军事舞台上的价值也随之减弱，技击格杀成了近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小小补充，而武术本身也纳入了近代体育的洪流之中，其技术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至现代，更是形成了以专业队为主体的竞技武术体系。但从历史看，决不能因此就否认技击性是中华武术的本质特征这个逻辑前提，也不能由于专业队为主体的竞技武术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忽视整个社会对武术的文化认定和价值取向。

2 武术本质特征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武术现状

50年代中期，在《新体育》、《体育文丛》等刊物上，曾围绕武术的性质、

发展方向等展开了一场理论大讨论，不少学者一致指出，技击是武术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发展武术“必须保存武术固有的风格特点”。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学者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建国以来，武术运动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武术本质特征所要求的技击性却大大削弱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武术运动的良性持续发展，出现了一些令人值得深思的倾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武术运动是以套路形式展现在竞技舞台上的。以动作规格为主要评分标准的竞技比赛杠杆，使武术以功架练习为手段，以技击实用为主旨的目标追求发生了倾斜，竞技武术体现的仅仅是一种对周围环境的精神征服，也就是说是对观赏者而言的一种审美效应。而这种竞赛套路往往是由创编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演练者的具体条件来进行编排的。在编排过程中一般不会考虑技击应用的必备条件，它脱离了实用价值的客观性和随机性。在演练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所谓“技击意识”，也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表演性，这种演练意识与真正的技击意识只能是貌合神离。在套路的训练方法上，竞技武术由于以争分夺牌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所以与传统的讲究格杀实用，并注重多种练功方法的传统训练方法发生变异而显得单一。在这种发展背景下，中国武术历来所追求的主体目标和本质特征正在渐渐淡化，正在远离我们而去。

谈到这里，也许有的人会以近十多年来开展的散手运动为例而认为，目前不正是在大力开展武术的散手运动吗？散手运动的开展，确是对以往单一以套路为主的武术运动的一种突破，给中国的武术运动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可以看作是以前武术运动在发展到某一阶段对武术本质特征的一种回归。

散手武术包含着踢、打、摔、拿等动作的运用，有着丰富多彩的技法和招数；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在的散手缺少能够体现这些具有武术特征的技术，不少散手选手甚至连武术基本功也没练过，他们的武术技术基础一般都比较差，难于在散手中运用武术招数，这样就容易将中华武术混同于一般的搏击术，失去武术固有的本质特征。

目前，竞技武术中套路和散手运动两种形式并存，但它们都没有很好地保持武术的本质特征。套路越来越趋象于“技巧加体操”，散手也快要成为“自由搏击”；但套路却没有体操高难、优美，散手也没有跆拳道凶猛、厉害，这样下去，难保武术不失去其精华和魅力，更谈不上弘扬武术，走向世界。

3 武术的发展走向

武术要发展，首先必须继承其本质特征，不断吸取传统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身，保留武术固有的风格和特色。因此有必要组织专家研究如何在现行的套路比赛和散手比赛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对于这项工作，一是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办，不能再迟缓；二是在步骤上项目改造要采用渐进法，要稳妥地、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项工作，使之能充分体现武术的特色。

攻防技击乃武术的本质或灵魂，套路的编排应以攻防动作为基本特征，以各种搏击技巧、手法或招数为内容去串编，套路是散手技术的基础，如果撇开套路基本功不练，一味只习蛮力，练散打，犹如空中楼阁。在散手运动中，也并非只有拳打脚踢，象少林拳中的童子拜佛、八卦掌中的白蛇吐信、太极拳中的手挥琵琶等等这些技法一旦在格斗中使用得当，其攻击威力和效果远在拳脚之上，所以练套路者，应该加强格斗技术的实战练习；练散手者，多进行套路演练，套路和散手二者要互相渗透交融在一起；只有这样，武术的本质特征才能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才能使现代武术不负“功夫”之称。

另外，武术要发展，离不开武术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已是当代武术界的共识，

我们需要武术科学化，需要在理论上对武术的发展作出应有的科学阐述和指向，为此，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尽快制订出有关武术的科研规划，加大武术的科研力度，使我国这项优秀的文化遗产更加科学、完善，以它丰美的姿态走向世界。

第十二讲 武术发展模式

现代中国武术是按两种运动形式分离的模式发展的，20世纪逐渐将这两种分离模式发展到国际化的水平，在武术世锦赛上它们并驾齐驱同场竞技，但面对20xx年奥运会，分离模式中只能有一种被接纳，并且批评颇多，这说明分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中国武术向高层次的发展。本文将回答这种当时看来“适应”而今渐显露“不适应”迹象的分离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变形成的，有其思维方式和规律性，因此导致了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我们需要进行论证并提出后奥运中国武术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

1 关于发展与模式

1.1 “发展”的观点

我们探讨的发展是基于辩证法的变化发展观。首先要有自古到今武术都在变化发展的共识。这种变化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由旧事物变化为新事物的过程。 这种变化不是武术永远只能产生同一种武术，而不会转化为性质不同的另一种武术。如果某一门派的武术只能产生同一门派的武术，某一风格的拳种只能产生同一风格的拳种，那么查、华、炮、红、少林拳等就不可能综合发展为长拳，陈式太极拳也只能产生陈式太极拳，而不会变化为杨式太极拳，更不会发展为简化太极拳等。

以低级形式为基础，变化形成自己特有的高级形式，是武术的上升性运动。竞技武术是高水平的民族体育运动形式，但它是由中国的传统武术发展而来的，是由低级运动形式发展成高级运动形式的范式。

武术内部的矛盾是武术变化发展，由一种武术转化为另一种武术的动力。当初太极拳的跳跃等难度动作不适应人们的健身需求，被删改了，由技击太极拳变化为健身太极拳，现在部分太极拳为适应体育竞技的需要加入一些高难动作，变化为竞技太极拳，这是由于“适应”与“不适应”这对矛盾在起作用。

发展的上升性武术必然通过武术变化的多样性和总体方向的前进性统一表现出来。实施竞技套路比赛，开始时的项目设置只有长拳、太极拳，不久有了南拳，后来增加了各种传统拳术、器械和对练套路，这就是这一事物变化的多样性，由简单走向复杂，这种多样性与竞技套路代表武术套路运动技术水平“提高”的总体发展方向相一致。

武术变化的多样性表现为：单一的水平运动，下降运动和上升运动。单一的水平运动是指同一等级运动形式之间的变化，如竞技套路比赛中的自选套路编制得再多、再新颖也只是单一的水平运动，它们属于同一等级的运动形式。下降运动是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较复杂向较简单、有序向无序的变化，比如全国武术锦标赛高、难、美、新的套路比赛改为传统味较浓一点的初级长拳比赛，并取消男女分赛，不按年龄，不限制人数，其结果必然由盛而衰，这一事物也就缺乏生命力了。上升运动是低级走向高级、无序走向有序、简单走向复杂的运动，武术比赛从全国比赛走向国际比赛，成为世界锦标赛，争取实现进入奥运会比赛，是上升性的运动。

研究中国武术的发展模式不能再沿用机械的、静止的、割断联系的观点，而是必须从研究部分、方面进入到研究整体和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之中，创造出新的适应继续发展的模式。明确地讲，单纯研究套路或散打都不能完整表达整体的中国武术，套路不能打，散打仅是武术的一部分，不能更有深度和广度地反映独特的武术文化，国外也有类似的打，因此研究中国武术的发展模式有必要改变思维方式和思路。

1.2 “模式”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给“模式”下的定义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这里的关键词是“标准”。武术的两种运动形式都有规则规定，均具备了相应的“标准”。

2 理论假设

其一，武术的套路运动和对抗运动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武术运动整体而言是分离的模式，是受静止、割断联系的思维方式影响所至。

其二，武术近、现代的变化是在否定以前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获得进步的，武术21世纪的前进必然要否定过去的否定，改变分离的思维方式，接受分离模式不能适应高层次发展的现实。

其三，中国武术后奥运的发展模式有引进改良模式、分离模式、多元模式和整合模式。

其四，整合模式是武术发展的上限模式，是现代科学的整体思维指导下进行探索实验的新模式，代表武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3 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模式

3.1 3种模式

(1)中国武术的对搏模式：徒手、器械的技击动作＋技术方法＋功力＋制敌战术＋1人对1人或1人对多人的对搏。如手搏和剑道等，乃至现代散打的近打、远踢、靠身摔均属此类。

(2)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传统的先练后搏模式：基本功＋单练套路〔拳术、器械〕＋对练套路〔拳术、器械〕＋对抗。如“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3)套路与对抗分离后，独立发展的套路模式：基本功与基本技术＋单练套路〔拳术、器械〕＋对练套路〔拳术、器械〕＋集体演练〔拳术、器械〕。如竞技套路。

3.2 分离的两轨制模式

中国武术的现代体育发展模式是对抗模式与套路模式分离的两轨制模式，武术在吸收西方体育科学合理成份的同时，也受到西方体育科学机械、割裂地对待事物的部分、环节、方面的世界观影响。这种机械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巩固了割断两者之间联系的思维方式，以致成为惯性，现代武术的体育发展模式仍受其制约，未能越雷池一步。这种两轨制模式即使无限延伸也不会有交叉点，两者没有联系，谁都代表中国武术，但谁又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武术。

3.3 不适应高层次发展的原因

其一，20世纪50～70年代末，有近30年的时间武术是以套路为单一发展对象，它的教学、训练、竞赛等一系列理论和方法都是围绕套路制定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确定套路和搏斗两种运动形式后，两者迄今20年的实践之间没有建立起联系，在“将武术推向世界”成为国策、武术进入国际化发展的阶段，这两种模式分别按各自的一套推向了国际赛场。这

种现状是分离思维的结果，人们不愿在套路的基础上思考对抗，因此当武术进入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两种模式之间没有一种机制能加以撮合，不可能迅速融合于一体以适应新的变化。北京申奥成功，当机会来临时，武术力争进入20xx年奥运会却只能以套路模式面世，这充分反映分离的、割裂的模式不能代表中国武术完整地实现高层次的发展。

其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观念和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武术价值观不再局限于体育健身，而是防身实用、观赏刺激、竞争奖牌、了解文化等等都成为人们的现实需要。现在可供选择的元素颇多，包括各种国外武技。于是武术面对的挑战不仅关乎上高层次的问题，而且还和自身的兴与衰有关。 其三，虽然竞技套路适合青少年运动，但是中小学很少有开展竞技套路教学的。连武术一般套路的教学也有问题，新兴的散打、推手等在中小学更无立足之地，这两种分离模式中的主要内容根本没有进入我国最普及的教育领域。说明分离模式只适应培养少数青少年运动员，而缺乏考虑适应广大青少年的需求，所以要利用武术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在对外推广时向更多的国外青少年传播中国武术文化是有相当难度的，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建立适应广大青少年的武术教育、推广模式。

4 后奥运武术发展模式

4.1 多元模式

武术的资源非常丰富，源流有序，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的拳种都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武术的运动形式不是只有套路、对抗两种，功法也是武术的一种运动形式，而且套路中有功法，对抗中也有功法。因此武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

4.1.1 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论的所有理论和历史演化事实都表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世界。武术作为物质世界的一种形态，其多样性体现在它的资源丰富，并具有同源性（源于武术）。武术的多样性和同源性的统一是我们提出多元模式的理论基石。

市场经济需要多元模式。创新需要以多元模式为素材进行新的排列、组合、筛选和新的构思。

竞技套路是在武术部分套路的基础上提炼完成的综合的质变过程，但它仅完成了一个新的套路模式的综合，而没有完成整个武术多样化的综合过程，是属于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整个武术的量变过程还在继续。对质变形式多样性的突变理论认为，质变有爆发式飞跃和非爆发式飞跃两类。发展多元模式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非对抗的质变过程，即非爆发式飞跃。

4.1.2 模式结构

武术有许多传统拳种，如八卦掌的摆扣步剪子股、走转行圆独特的运动模式，形意拳三体式、三尖相照、直来直往的运动模式，太极拳前移后坐，虚实分明，连绵不断的运动模式等等，每一种拳种就是一个一元模式。成熟的一元模式中应有本模式的礼仪要素、功法要素、动作要素、单练要素、对练要素和对抗要素的实践。由若干个一元模式构成多元模式。由若干个多元模式构成多元模式群（类）。例如：由陈式太极拳模式、杨式太极拳模式、吴式太极拳模式、武式太极拳模式、孙式太极拳模式组成的多元模式，由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太极器械模式组成的多元模式，由这些拳、械模式组成的太极拳多元模式群。同时应该区分这些多元模式的层次，即上升层次、水平运动层次和下降层次。

4.2 整合模式

整合模式是统一在“体育”名义之下的整合。中国武术目前的分离模式是统一于“体育”之下的运动形式，争论再多，套路也不是艺术舞蹈，对抗也不是军事技击，只是因为它们之间被割断了联系，成为孤立的事物，影响了武术的更大发展，所以我们需要考虑代表整体武术的整合问题。

4.2.1 理论依据

武术多样性的分化趋势是对以前武术综合结构的偏离，分化的继续和发展将要求进行新的综合，即武术科学结构的质变。以前传统武术中发展得比较好的一元模式结构都包含有礼仪要素、功法要素、动作要素、单练要素、对练要素和对抗要素。近代开始的套路和对抗的分离是与前者的对立，是武术进入体育发展的第一次否定。但是，事物的辩证否定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恩格斯认为：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是“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3个阶段（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和两次否定。那么，这个过程的第2次否定就是指由分离模式向整合模式转化，完成新的综合。这个新的整合模式不是对过去模式的简单复归，它是在具有新质的高级阶段对低级阶段若干特征的回复，保留积极因素，克服片面性，从而解决前两个阶段的矛盾，使武术发展的上升性和回归性得到统一，使武术的套路和对抗形式建立起新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4.2.2 模式结构

建立整合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联系的、发展的，而有别于割裂的、孤立的、片面发展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构是5关6段套路（徒手与器械）人段制十分级分类对抗（徒手与器械）淘汰制。5关6段套路（徒手与器械）人段制是以中国武术协会2级会员单位组织的初段比赛，达到3段者为通过第1关，进入同段位的对抗（徒手与器械）赛，决出冠军；以中国武术协会一级会员单位组织的4段比赛，达到4段者为通过第2关，进入同段位的对抗（徒手与器械）赛，决出冠军；以中国武术协会组织的5段比赛，达到5段者为通过第3关，进入同段位的对抗（徒手与器械）赛，决出冠军；以国际武术联盟组织的6段比赛，达到6段者为通过第4关，进入同段位的对抗（徒手与器械）赛，决出冠军；通过以奥运会组织的武术套路6段资格审查为预赛的第5关，才能进入奥运会同段位的武术对抗（徒手与器械）赛，决出冠军。获得奥运会各级别对抗赛冠军者可根据本人申请晋升为武术7段。

说明：整合模式中的套路人段过关评判规则可与我国目前武术段位制实行的标准相一致，并加以改进完善；同段位的对抗规则可用散打和短兵的竞赛规则，或酌情加以修订；本模式的套路水平不是单一的分离模式的套路水平，但它将推动中国武术的整体水平的发展。其基本作用有：与推广段位制联系起来；将套路与对抗联系起来；将武术的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联系起来。

5 模式的策略选择

5.1 下限模式——引进改良模式

引进改良模式是指由一些比较成熟的我国拳种对国外某些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武技加以引进，并对其操作模式进行改造，使该拳种在运用其模式的合理框架内发展本拳种的特色内容。如引进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和泰国拳等，套用它们的模式，融入本拳种的内容进行操作，在局部地区试验，看其能否适应在中国推广。虽然这些国外武技有其在国际上推广的优点，但毕竟是舶来品，与我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不十分融洽，如改良得好，有可能被接受，如经过改造，本民族的主题已不鲜明了，就不能算试验成功。此为下策。

5.2 最适模式——分离模式与多元模式并存

分离模式是经过几十年实践形成的已各成系统的两种模式，它们是武术前辈和当代人试图在两种模式中进行新的综合的证明，这两种模式各自适应在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并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它们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这种发展，这是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取而代之的。要将分离模式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抹去，形成一个可供填充的真空，是不现实、不客观的。从总的发展规律分析，这两种模式各自不能代表中国武术的总体发展，因此它们只能代表一个历史阶段武术发展的主流模式，而随着这个历史阶段的远去终将被新的主流发展模式所取代。 多元模式随着各种拳种社团、协会的兴起正在形成，只要引导正确，多元模式将成为适应当前社会及体育文化生活需要，具有广泛基础的新模式。多元模式是中国武术进行新的转型的实践课堂。它会与分离模式并存和互补，成为一个历史阶段内比较合适的发展模式。多元模式适应全民健身，适应传统武术的发展，也是建立中国武术整合模式的基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应予关注和重视。

5.3 上限模式——整合模式

发展过程有自在形式和自为形式，自为形式包括人们认识自然发展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觉创造的过程。建构整合模式就是我们的自为努力。当这种努力顺应和融入“历史合力”的前进方向时，整合模式才会成为新的主流发展模式。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因此整合模式的形成必然会受到各种制约，其结果未必就是我们所预想的。但是将整合模式作为上限模式是我们已经认识和希望达到的目标，提出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可以将引进改良模式作为一般试验模式；分离模式已经存在，可以再加工；多元模式正在形成，趋于适应全民健身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分离模式与多元模式的并存比较适合目前一个阶段的国情；整合模式要有国家宏观调控，集中力量研发、推行，将其作为中国武术后奥运发展模式来对待。

第十三讲 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科学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及其特征

1.1 植根深厚的精神物质文化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

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事象。它涵盖生产、狩猎、渔业、商业、交通、服饰、饮食等方面，贯穿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民族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内在的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成员强烈地感到自己属于“这个民族而不属于那个民族”的归属感。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1.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固有的特性

1.2.1 娱乐性 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是一种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文化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创造。从简单易行、随意性较强的项目，到技艺精巧，有严格规则的竞技；从因时因地，自由灵便的嬉耍，到配合岁时节令的大型文体生活广场，把体育融汇于宗教礼仪、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载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同民族舞蹈、音乐相联系，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体现得更加充分。

1.2.2 竞技性 竞技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竞争意识的体现。这项最能显示人

们的强壮、机敏和征服的活动，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体育竞技的萌芽。竞赛活动是自黄帝以来为报答神灵赐福的宗教庆典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以技击为基本特征的武术已有一定的发展。以民族、以地域构成封建割据时代的国体政体，为生存，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为争夺地盘，兵事纷争；为扩充势力，就得练兵黩武；全民尚武成为弱小民族理所当然的习俗。这种在战争中孕育与创作，在生活中扩大与丰富，在体育活动中继承与发扬，在交往中维系与承传的习俗有着独特的技击、练武和宗教信仰特点，是古代体育竞技精神的突出表现。它产生于该民族，又流传于该民族，使参加者在相互较量的竞赛中，获得心理的愉悦，起到磨练意志、开启心智的作用。

1.2.3 广适性 民族传统体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与人的生理、心理、生存环境、文化传统相适应，又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需要的属性。男性可以赛马、摔跤、举石锁，崇尚惊险，夸张力气，体现勇武精神；女性可以从事秋千、跳板、抓骨头，淡雅、平静、细腻，推崇心灵手巧；青壮年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生力军；老年人由于自己的经验和声望，可以充当竞赛的评判者，并以曾经是竞赛的参加者身份对青年进行指导；儿童则可充当学习者。这一特点既与各自的生理特征相适应，也与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担负的角色、任务相联系。舞狮、赛龙舟，拔河、叼羊等是群体对抗的竞赛，摔跤、角力、赛马是个体对抗的竞赛，体育活动已不仅仅是生命活动，而是作为一定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在现实中显示的自己的本质。

1.2.4 地域性 某一地区的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所处的区域环境以及由区域环境而带来的自然条件不同，使各个民族都在自己文化背景之上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方式，这就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性特征。北方天高地阔，人们的生产简陋、生活朴野，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培养了勇武精神，赛马、摔跤、角力、驰逐，拖冰床、赛力竞技较发达；南方山环水绕，气候温和，农业精耕细作，物质条件优于北方边地，游泳、潜水、赛龙舟活动历久不衰。除南北两大差异外，还有风俗习惯、社会进程、文化繁荣、心理素质的差异，即使是同一民族也会因地域关系，其传统体育开展水平又有多样化的特色，并受民族心理意识的影响。

2 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科学认识

2.1 民族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内核

民族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的最高层次的抽象，它具有沟通特定民族中全体成员心灵的普遍性。

人类从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出来，自然地形成人种和族别，类聚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民族就创造出一定民族文化，并寓含着民族文化特征上的不同精神形态。但民族性或民族的精神形态乃是为特定民族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因而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几千年的承袭、发展、演变之后，已经成为生理、心理、形态、神志的特殊标志，内化在民族体育活动中。同时，民族传统体育又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演化的，时代的风雨不断地谱写着民族文化的续页，一些已有的文化因素在演化中消失了，有些前所未有的文化因素在发展中出现了。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应有与世界其他文化相同的规律和内容，而且还应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的民族形式。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出鲜明独特的民族特性，它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内核。这种内涵在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

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再现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2 传承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传承性是指民族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接性，即历史的纵向延续性，同时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传递方式。它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而实现。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规定了人们对于文化遗产选择的自由度，也规定了先哲们对于先进思想进行诠释的性质。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民族物质与精神的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每个民族自觉加以继承的。原始的民族体育活动在生产方式演变和各民族互相交流、冲突及宗教祭祀活动过程中，既保留了本民族原始的活动方式，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活动内容，不断地传承、变迁、回馈、融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民族体育传统文化得以保留。这种传承既保存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又加入了不少现代成分，民族体育文化既是被传承的，也是被不断发展和创造的，它要从根本上适应民族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内在规律。一种民族体育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发展中变异充实，但其核心和主旨因袭的内涵和形式，代代延续，这种传承性对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趋同意识具有很大的效应。

2.3 共适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所在

共适性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科学性的体现。它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形态的活化石，又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的源泉。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类别繁多，结构多元，兼具表演和竞赛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同，动作结构不同，技术要求不同，运动风格各具差异，并不受时间、场地、器材、季节的限制，人们可以选取简单易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项目进行健身养生活动。从而表明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所在，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共适性，使其为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为人的身心完善展开和全面实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化场所，并为一定的文化内涵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所定势。

随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随着文明向高级阶段进展，民族体育的共适性越来越大，交通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世界的距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把世界各地从信息上连接为一体，色彩斑斓的现代科学技术已不带有人种和地域的特征，宏观把握和综合思考的思想观念随着劳动频繁的交换而产生，扩大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使民族传统体育这类精神产品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一趋向必然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的共适性不断增大，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尺度在文化共适的前提下走向统一。

2.4 凝聚力是传统体育发展的思想动力

凝聚力是指一个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已逐渐形成一种极具个性，颇有特色的文化形态，成为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推动本民族发展的一种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辅以其他众多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中国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内而形成的认同感，也就是由于长期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与共同的生活、斗争而形成的对于共同利益密不可分的深刻认识，以及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发展、建设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共同愿望。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地包含着这种凝聚力的品格。

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它重视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诸条件要求对应公众，而是以普适的、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特征迎合民众。不必具有高水准的文化素质条件就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较直接的令人愉悦的主体情感的抒发和宣泄。民族传统体育这一发展特性，使它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吸附了大量的观众，一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举行，使它成为民族文化的盛会，各民族群体成员相互配合和协作状态往往是民族文化盛会成败的关键，即使是旁观者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涌入到民族群体成员当中，为竞赛欢呼鼓劲或沮丧。这种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融为一体的竞赛，体现了民族体育活动在态度和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集聚于一定的文化运动轨迹，整合为一种带有普遍趋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运动的势态，从而激励广大民众释放深层能力。

2.5 经济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调节杠杆

经济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更多地是以生产、生活为根本，与各自的生活、生产方式密切联系，依懒于经济活动方式的支撑。民族传统体育的繁荣与发展，为民族主体强化其利益动机提供了条件。市场经济机制强调公平、有序和守法的原则，而民族体育作为一种体育文化也弘扬公开、公正和平等的精神，它们之间的运行法则、表现形态和内在本质规定的相似性和相同性，加之人们自身的主动介入和不断深化，在步入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轨道中，形成了“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地方民族体育特色。特别是我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极大发展，各少数民族也在不定期地发展各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农牧民的家庭收入增多，文体活动多以“家庭为龙头”而举办这一体育形式，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屡见不鲜，它必将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一个模式。同时，民族体育文化可以借助强大的经济杠杆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民族团体传到另一个民族团体，向上向下，朝前朝后。其间，既有文化大潮的碰撞，也有润物无声的浸淫，既有压力下的灌输，也有合意中的对抗，使之在经济的建立和成熟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渗透和精神重塑作用，在改造和创造人类自身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充当了两者结合的天然使者。 3 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趋向

3.1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增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政治统一的象征

我国形成多民族国家已有两千多年，共有55个少数民族，91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8%，民族自治地方面积612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64%。其中，大部分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物产资源非常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睦还是纷争，都与边疆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传统体育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的时代内涵，起着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显著作用。人类跨入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中国正在走向空前的大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在我们朝着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就不可能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增加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政治统一，实现富民、兴边、康体、强国、睦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所在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走产业化的道路，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积极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族体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生产力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首要因素，这个因素能否发挥作用，由人们的最基础的素质决定，即国民综合素质。在多种素质构成的综合成分中，人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是国民素质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除了抓好“科教兴国、科教兴省、科教兴州”战略、抓好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外，重要的一点是抓好人口质量，要求劳动者身体健康、体力强盛、精力充沛，具备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能力，使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达到增值的作用。第二，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可以加速体育产业的发展。如推动民族地区民族服饰、活动器材、运动训练等生产的发展；建设一批大、中、小等不同类型、不同标准的民族体育活动的场地和设施，促进交通、邮电、商业和饮食等行业的兴起；组织精彩的民族项目比赛活动，设立竞赛场地的广告和电视转播，既可以增加民族地区体育职能部门的经济收入，缓解经费不足的现象。又可以起到传播商品信息、扩大商业需求和推广生产发展的作用；协调体育与有关部门的利益问题，使民族体育与民族旅游业有机结合在一起，谋求赞助，发售民族体育邮票，开设民族体育网站，发布咨询结果，这是民族地区通过民族体育产业来提高经济效益的集中表现。

3.3 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19xx年、19xx年、19xx年、19xx年、19xx年和19xx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就56个民族而言，在开拓中华民族悠久的宝贵文化遗产时，与现代体育互相辉映，在人民的体育生活中，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观。民族传统体育对弘扬民族精神的直接作用，就在于它树立了民族形象。鸦片战争以后，屈辱的民族心理，羸弱的民族体质，以致被扭曲的民族外观，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如同阴云笼罩着整个国家，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所表现出抗击外夷，报国图强，誓死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内涵始终与民族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解放事业有着天然、血肉般联系。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动力来自民族的忧患意识，而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加之中国现代体育所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极大的震撼了民族的心灵，成为亿万人民社会冲动的结晶，无论在奥运会夺取奖牌，还是在挖掘和继承民族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再现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诸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中国有近千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我们先后对武术、围棋、

象棋、划龙舟和摔跤项目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改造，已成功举行了国际龙舟赛，围棋、武术比赛。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目前，中华武术体系渐成规模，龙舟竞赛走向世界，少数民族运动会定期举办，中国民族体育在实践中走向空前发展的新时期。只有体育文化上繁荣和所蕴涵的内在实力，才会使一个民族在世界体育交流中有真正的尊严和自信；一个民族体育文化实力和体育文化发展水平，不仅是该民族强盛的基础，也是该民族强盛的最终表征。

4 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十四讲 楚人武术文化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继承并运用源于远古时代的荆楚武术，在实战考验中突飞猛进。楚国拥有先进的铸造 技艺，生产的兵器锋利，创造出众多的新式武器。楚国在吸收了吴、越的冶金技术和击剑技艺铸造出了长剑。楚国不但拥有射术精湛的高手，而且在善射的同时，形成了较完整的射术理论。长兵的缩短，短兵的延长，显示了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也使武艺的内容、方法更加丰富和充实。战国初期，在楚国上层贵族中流传着导引养生术，《却谷食气》和《导引图》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汉代及汉以前的导引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深受道家养生思想的影响，练养结合是荆楚武术的特点，注重身体内部功能的提高，重视人体各机能器官之间、人的精气神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协调。荆楚地区独特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战争、动乱的特定历史条件是楚人尚武的根本原因。楚人尚武、气质刚勇、勇武爱国、乐战轻死的民族性格，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荆楚地区民族体育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