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治学态度

关于孔子的治学态度，我们不妨抄录《论语》中的几句话，也算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2·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3·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

4· 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

5· 吾恐闻义不能徙，闻善不能改。(《论语·述而》)

6·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同上)

7·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8·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死之将至。(《论语·述而》)

9·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10·十室之邑，比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我们从以上的十句话中总结出几个字，用以概括儒家的治学态度，那就是求实、勤奋、严谨、直率和从容。所谓求实，在第一句和第四句中可以看出；而勤奋则可有第二句、第八句和第十句中得知；至于严谨则可以从第三句、第五句和第七句中看出；而直率和从容则可由第六句和第九句中获知。对比一下我们的现代教育。的确，我们的现代教学环境是越来越优越了，教学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了，像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网络教学等等不胜枚举；而现代教学方法也是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然而我们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真的提高上去了吗？未见得。我们的教育显得太功利性了，初中、高中片面地追求高升学率，而大学的门槛虽然似乎放低了，但那一年甚一年的高额学费却犹如一道无形的山横亘在学生和家长面前。我们的教育显得太浮躁了，老师的心里似乎已不仅仅是教学，还要经商、炒股；学生的心里也不再只是学习，及时行乐的思想似乎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心。在假期期间我曾做过一番调查，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在我所在乡镇的一所初中里，80%以上的学生竟然视学业若无物，特别是初三、初四的学生，两极分化尤为严重。一个班里的学生，真正认真听课做笔记的只有前面十来个同学（有望升学的），而后面这一大片则各行其是，睡觉者有之，听录音机者有之，看闲书者有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教育？真是不可思议。 而这绝非仅仅是一个特例。我想，也许我们的现代教育所缺乏的，正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那种求实、勤奋、严谨、直率和从容的精神，这是每一个做学问者所应具有的精神，也是每一个成就事业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基础。

在讨论了孔子的治学态度后，我想重要的还不止是这些，还有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教学经验和方法。这些教学经验和方法，有很多至今仍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四 孔子的教学经验与方法

孔子的教学经验与方法可谓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特别是《论语》中许多论述这方面的名言警句更是数不胜数。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强调了时时注意复习所学知识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则强调学习与思考的结合，要将学习到的东西进行消化吸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强调要博闻强记，增长各方面的知识，并且注重去践履那些具有真理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将知和行充分统一起来。另外，孔子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发挥他们不同的个人才能和特长。除此之外，经过总结、归纳和概括，大致还有如下几条：

[一]除了教育学生理解《诗》的字面意义，增加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外，孔子开创了死书活读的说诗途径，这一方法得到孟子和荀子的继承。孔子说，学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阳货》）。他认为学习《诗经》，可以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团结大家，发抒抑郁；其中有些原理可以用来

事父、事君，并可以从中学到关于动植物方面的知识。

[二]在对待教师与学生的要求上，孔子曾作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 在对教师的要求上，孔子是这样说的，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也就是要求教师必须肯于勤奋学习，孜孜不倦，而对教育学生则要求不知疲惫，循循善诱；这反映了对教师治学态度的严格要求。

另外，孔子还曾经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这是一种能够就已有知识加以发挥和推理的本领。他认为“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可见孔子相比之下更重视教师的理论思维和理性思辩。

2·在对于学生学习方面的要求上，孔子也有独特的见解。孔子特别重视通悟，《论语》记载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而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他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可见，孔子特别重视启发和感悟学生，力求使他们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理想性质，但对于我们的现代教育有着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比如说现在的启发式教学法，就是如此。

3·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孔子注重启发，注重思考，尤其是在教的问题上，这是一个原则，不能使学生没有思考的余地。《礼记·学记》中说：

“君子之教渝也，开而弗达，开而弗达则思。” “开而弗达”是要求教师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这也就是教师所举的一隅，也就是《孟子·尽心下》篇所谓：

“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这是一种活泼的教育方法，而不是呆板的死记硬背式的机械传授。但正如嵇文甫先生所说，“这种教育容易导致到天才教育的歧途。”《礼记·学记》中就说“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孔子曾这样说过：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又说：“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可见孔子把学习者分为四类：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生而知之者，即所谓的“上智”；困而不学者，即所谓的“下愚”，也就是民。通过以上两句话，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孔子的二元论的认识论立场：他提出有生而知之者，即所谓的先天认识论；又说“性相近，习相远”，即是所谓的后天认识论。赵先生认为，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把人、民阶级差别绝对化的结果。“生而知之”当然属于“人”的阶级，就是“学而知之”和“困 而学之”，也是“人”的阶级内部的事，这种人的天性是相近的，但因所“习”不同，而可以相远；教育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3]

而“民”却没有学的资格，因为孔门的教育内容也是属于“人”的，这里面没有民的份儿。《论语》曾记载一个故事，说樊迟请学稼与圃，孔子背后却骂他是小人。

虽然孔子顽固地坚持“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他在招收门徒时，还是说：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在这里，没有受教育可能的人就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了，只要交纳最低限度的学费。而“有教无类”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民主思想，它突破了严格的阶级和阶层的种种限制与束缚，开创了全民教育的活泼局面。

[三]孔子在教学上是一个主张实践的人。他曾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在这里，孝、弟、谨言、爱众、亲仁全是行，即是实践，这些全做过之后再来学文，也不为晚，归根到底还是以实践为主。

孔子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践行，包括事亲、事君、交友等，能做到上述要求者，也就是所谓“学”了，充分证明了儒家教育重视实践的特征。

[四]另外，孔子关于教育的思想和方法，还具有重视现实，注重客观实在的特点，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他曾说过：

“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还曾说过：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凡有一定特长的人，孔子都认为是老师。就是有一定错误的人，他认为也可以作为反面教员。这一思想非常了不起，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新颖独特的，开了以不善者为师的先河。

[五]孔子非常重视阙疑。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强不知以为知，这样才是真正的知。

[六]孔子还特别重视推理，但又认为从经验得来的东西，只引申类推，还不能达到知识的最高标准。知识的最高标准，不是仅有许多经验，还要于经验中发现贯穿其中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以一贯之”（《论语·卫灵公》）。发现了“一”，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不相联系的事物贯穿起来，成为完整的知识。这里的“一”就是从经验中发现的事物的客观规律。

《论语》说孔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意就是猜度，也就是主观的成见。“毋意”也就是不要有主观的成见；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是小人。后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一般地说，“言而有信”是应该的，人们常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但也要分具体情况，比如说医生对重症病人隐瞒病情，这就不能说是“言而无信”，而是出于对病人的保护考虑。也就是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就是“毋必”；孔子说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他认为行为的标准是可变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所谓的“毋固”；孔子善于向别人学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毋我”。通过绝四，才能避免主观成见的困扰和束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真正做到“一以贯之”。

[七]孔子注重分科,注重因材施教.孔子的弟子分为四科。《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可以说，孔子开创了分科教学的先例，现代教育中的分科教学可以从中找到其影子。像德行科类似于现在的思政教育专业；言语科类似于现在的逻辑学专业；政事科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管理专业；而文学则类似于现在的中文专业。另外，孔子依据不同学生各自不同的禀赋和特长，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专业中去，就像现在我们的培养特长生，使学生将其不同的特长和本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为他们日后的成就事业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汲取的。

[八]孔子认为一个人学成致用，需要经过四个阶段。《论语·子罕》说“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自述为学进程说：“吾十五而立，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所谈与上述阶段基本上相同，“可与共学”与“有志于学”同属第一阶段，即开始学习的阶段。“可与适道”为第二阶段，是选定正确方向的阶段。“可与立”与“而立”为第三阶段，是志向坚定不可动摇的阶段。“可与权”与“不惑”为第四阶段。立，如果说是处常，要求有原则性；权则是处变，要求有灵活性。权的本意是秤锤。秤锤必须随时移动，然后才能与所称量的物重相平衡。光懂得原则性，不懂得灵活性，是处理不好

事情的。

在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教学经验及方法作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后，通过以上几方面的论述和解析，我们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想必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和框架。然后我们就不禁要问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否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它的历史功过又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它？这就是下面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五 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及历史评价

可以说，儒家的教育思想无疑对后世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在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上。在教育目的上，它所规定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始终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坚定信奉的金科玉律；而在教学内容上，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则成为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从西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的科举制，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其考核内容无有例外。虽然在某些朝代和历史时期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如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及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根据门户和等级选拔任用官吏），但这些都不足以抵消其作用和影响。

对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评价上，现在不同的学者教授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特殊的评价。

任继愈教授对于孔子及弟子整理和传承六经等古代典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先秦诸子各有自己的典籍著作，但他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都不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这样重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方面的贡献之大，在古代哲学中是无可比拟的。”他进一步指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整理、解释过的六经，又经过历代学者按照时代的需要不断注释发挥，成了封建王朝规定的教材。所有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六经的。孔子的影响之大，后人对他的印象之深，他所以被奉为?圣人?，和他整理六经的工作也有密切联系。”

金景芳先生在他的文章《孔子思想述略》中则认为：

“孔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于超越中国历史的界限，受到长期的尊重，首先在于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不是在于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事实上在法家出现后，已被证明是不适用了……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则不应低估。”

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评价，过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说来，约可分为两派：一派把孔子压的很低，把孔子看成是中国的复古主义，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教育落后的总根源；另一派把孔子抬得很高，把春秋时期的孔子与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歪曲的孔子截然分开，称孔子是“革命家”、“现代民主主义的奠基人”、“万世师表”等。前者以孟录（Paul Monroe）为代表，后者可以顾立雅（H·G creel）为代表 。 孟录把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教育作为“东方教育—复古式教育”（Recapitulation）的典型代表。他说“全部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发展独创性，而是压制它，不是发展创造能力，而是发展模仿的能力。所以中国教师的任务就是强迫学生，一记忆，二记忆，三记忆以及继续不断地记忆。记忆的内容不外是从孔子那里传下来的教材—《四书》、《五经》。在这种教材里，没有什么感人的教训，没有理想的气息，就是那稀少的道德原理，也是根据专横的威权和不合理的传统。”所以他说中国人民就形成了一种死气沉沉毫无进步的“一本书的民族”（A people of a book），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民思维能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斯密士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特征》中说，“中国学生学习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两方面：按顺序背诵书中的字句和用最快的速度背诵这些字句。”丁韪良在他的著作《中国教育》中说，“在背诵的过程中，学生一点都不了解书中的意义，学习的目的只在于获得口头上的语言和舌尖上的字句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学生的学习无异于鹦鹉学舌，不求甚解，将脑子作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已。路易斯则在其著作《远东教育的胜利》中说，“大家都承认，

孔子的道德说教，不是为了个人，而只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和稳定，使个人服从于社会的风俗习惯，使国家安宁，而不是发展个性，以求社会进步。”

威廉士则对此作了总结，他的结论是“孔子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能救中国，?只有依靠基督教的福音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帮助，来提高整个国家的道德感，中国才有得救的希望。”[4]

孟录在总结概括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说“东方教育（中国为代表）是在原始民族和后期的西方文化当中的一个转变时期……它是复古式的教育，在每个人身上总结了过去的生活，使他们不会与过去的生活相异，或超出这种生活之上……中国教育一开始就是训练小孩“义务的道路”（Path of duty）[5]

陈景磐先生对于以孟录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这种极力贬低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认为，这种结论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过去的教育，更不能代表当时三十年代的教育。他认为孟录所描绘的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取材于清朝末期—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最腐朽的时期。它既不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思想，更不能代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

前英国伦敦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约翰逊（R·F·Johnson）在《儒家与现代中国》（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一书中，曾说过一段比较公允的话，他说：

“前一世纪，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将得很低，但是我们只考虑那几十年落后的时期，却忘记了那汉、唐、宋的光荣时期，是否公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以现在受屈辱的中国为标准，去评价儒家，而不用那太平光荣的时期的中国，她曾引起了许多文化落后的十七世纪欧洲观察家们热烈的钦佩？”据统计：“在1750年以前，用各种语言文字所出版的书全部加起来，还不如用中国语言文字所出版的书那样多。”[6]

顾立雅是现在美国有名的研究孔子和中国文化教育的专家。他对现在欧美人士在研究孔子问题方面有着很大影响。顾氏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关于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孔子的民主思想不可能与现在的民主主义思想完全相同，但至少可以说孔子是“民主主义的先驱者”（Forerunner of Democracy），为民主主义开辟了道路。孔子这种民主思想，不仅影响中国两千年来多次政治上的革新或革命运动，如宋朝王安石变法，近代的辛亥革命等；同时，它也影响到西欧以及美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因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常被人们所忽视，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当适当地加以研究。 针对中国一直到解放前政治上的民主还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顾氏认为教育是第一位的原因。他认为民主政治需要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知道如何选举自己的领袖来领导国家的机器，并且还要建立一种方法来维护民主政治的实现。他说：“孔子的理想与现在的民主主义思想很多相同，但因为教育不普及和他还没有想出一种有效的方法去实行民主，所以他的愿望不能得到实现。”他特别赞赏欧洲那些启蒙学者，能够去掉中国历史上蒙在孔子身上的灰尘，把孔子本来的面目公之于世。

对于孔子及其教育思想的历史评价，中外各著名的仁人学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这些评价有的颇为相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有的则相去甚远，譬如孟录与顾立雅的观点。那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认识及评价，进而对儒家的教育思想做出恰如其分的公允的历史评价呢？我想我们应该从历史的、阶级的角度去分析和评判，还历史以真实，还历史人物以公正。孔子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大教育家，其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包括积极的与消极的）是其他人所无可企及的。他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改变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为教育的下移与普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他及其弟子们整理古代典籍，如六经等，则为继承和传播历史文化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另外，他的有关治学态度和教学经验及方法，对于丰富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及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作为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内容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正如陈景磐先生所说，“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它乃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宗法制度，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总的说来，孔子的教育思想无疑应该是民主的、进步的、积极的。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社会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东亚文化圈”，其核心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儒家思想在推动东亚诸国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功不可没。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的今天，使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重新焕发出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志于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甘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文化人，应该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