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民主

伦敦暴乱：社交媒体之罪？

20xx年8月4日，伦敦警方枪杀了一名黑人青年马克·杜干，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而抗议随后演变为暴乱。短短几天，暴乱蔓延到伦敦的十多个地区，以及利物浦、伯明翰、诺丁汉和曼彻斯特等城市。参与者不仅有黑人青年，还包括白人和其他种族人群。他们纵火、抢劫路人，更普遍的行为是攻击购物街区的商店，抢走电子设备、电视机、衣服、首饰、食物，甚至玩具——唯一幸免于难的似乎是书店，这些年轻人只对书不感兴趣。

暴乱持续了四天，但带给英国的震惊和伤痛却是巨大的：据《金融时报》8月12日的报道，暴乱造成的损失约为2亿英镑；伯明翰有三位亚裔男子被暴徒驾驶的车辆撞击身亡；据《卫报》统计，截至8月21日先后已有2987名参与暴乱者被捕，1032人被提出指控。更重要的是，英国人陷入了严重的不安全感，更有人质疑20xx年伦敦奥运会的安全问题。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英国上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乱已经是19xx年的事情了。

社交媒体发出暴乱动员令？

19xx年暴乱与20xx年暴乱的背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面临着经济衰退的恐慌；大规模失业带来的不满；甚至同样刚刚举行了一场王室婚礼。但两者也有不同。《卫报》在比较三十年前后两场暴乱的差异时，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暴乱中，社交媒体和手机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8月4日的对警方示威发展到后来的暴乱，这一事件有两点重大转折：首先，事件原本的种族议题被瓦解了，从参与者到受害者都涉及了各个种族；其次，事件原本针对的对象是警方，而后来则波及为商店及路人。那么，事件是如何转化的？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又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在反思这些问题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如脸谱网站和推特网站）和手机（尤其是具有加密通讯功能的黑莓手机）成为了众矢之的。

《每日邮报》在8月7日报道说，人们担忧这些暴力可能由推特网站上的一些内容煽动——8月4日晚，示威者焚烧警车的照片在推特上被转发了上百次，这可能成为暴乱的导火索。《每日电讯报》8月9日报道说，警方认为伯明翰的暴乱是有人在脸谱网站上组织的。《卫报》在8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如果警方要去脸谱和推特上找罪行的组织者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应该关注的是黑莓手机的“黑莓信使”（BBM）服务，这是一种加密的通讯服务。 英国首相卡梅伦8月11日说：“当有人把社交媒体用于暴力的时候，我们需要阻止他们。因此，我们正在和警方、情报部门和产业界合作，以探讨是否应该阻止某些正在策划犯罪的人使用社交网站和服务进行通信。”虽然仍有争议，但首相基本上代表了政府的态度：对社交媒体应加以监控和管制。据称，内政部长特蕾莎·梅专门会晤了脸谱、推特和黑莓手机制造商RIM公司的代表，以商议他们在社会动荡时应该承担的义务。

8月16日，两名在脸谱网站上建立网页号召打砸抢的男青年被判处4年徒刑，虽然他们的号召似乎没起到任何实际效果。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讲座教授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在他的博客文章中检视了英国媒体对此的态度，认为将暴乱归罪于社交媒体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实为舍本逐末。他认为：“把暴力归罪于科技或流行文化??是一种老式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它避免去考察那些导致暴乱和动荡的社会性因素，而是提供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加强治安，控制科技，进行监控。”他引用了恩格斯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指出其与当今英国状况极为相似。他问道：“想想英国社会经济状况的高度不平等，想想英国青年人的高失业率，再想想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现状——在英国发生这样一场暴乱，真的有那么令人震惊吗？”

回归社会结构性问题

的确，在事后想来，英国这场暴乱的根源早已种下，而迹象早已显现。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的经济也处于衰退的边缘。20xx年7月26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其经济增长率为可怜巴巴的0.2%，较一季度的0.5%更是惨不忍睹。英国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达到7.7%，而英国工业联合会估计全年通胀率将达到5%。看来今年1.7%的经济增长目标无法达成，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邦多少有点无奈地宣布对这一数据表示乐观——起码，经济还是在增长之中的。

当南欧四国因为债务危机陷入恐慌，希腊更因此导致社会动荡之时，英国人多少有点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加入欧元区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意味着自己暂时没有义务和法国、德国一起为了拯救欧元区经济而焦头烂额。但是，英国本身的经济也不容乐观。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因为长期实行高度社会福利政策，国家债务也长期行走在高空钢丝绳上。20xx年，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达到1920亿英镑，同一财年度的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454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20xx年1月19日，英国国家债务首次突破10000亿英镑。

为此，20xx年5月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即宣布将逐步缩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拟每年削减福利支出180亿英镑，在20xx年之前削减公共开支共1130亿英镑。这激起了工党和社会较低阶层的强烈不满。20xx年，英国已经发生了多次反对削减福利开支的罢工和示威游行。3月26日，英国工会在伦敦组织了自19xx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25万人参加，大多数为公共机构雇员、工人和学生，本来是一次和平游行，但最后仍有部分人冲上了牛津街，对一些商店和银行进行了打砸，共有201人被捕。

一方面是经济衰退带来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福利削减使低收入阶层承担了最大代价，这使得社会阶层间的缝隙拉大，而社会冲突的爆发，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著名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教授在博客文章中认为，“凶猛的”资本主义应该对暴乱负全责。英国《经济学人》8月20日发表文章称：“贫穷和文化，都对英国暴乱负有责任；任何反应方案都必须同时考虑两者。”

不能归咎于社交媒体

20xx年初，埃及、突尼斯等国的年轻人利用脸谱网站等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独裁统治并取得了效果，当时英国的媒体曾经为社交媒体的正面社会作用而欢呼；然而20xx年8月，社交媒体为英国的年轻暴乱者提供了信息平台时，英国媒体又开始对它进行猛烈抨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社交媒体哪里堪此重任，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

美国社会学家内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认为，社会运动是由六个因素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概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而这六个因素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认为社会运动的三个因素是变迁、结构和话语。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体系中，社交媒体可以定位在“社会动员”和“话语”的因素中，它是整个触发机制的一个环节，而非唯一的决定性环节。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的社会运动，其原因都不应该由社交媒体一方承担；至于为了防止不良社会运动的产生而对社交媒体进行严格管制，更是舍本逐末的行为。

正如《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案应该引起对新闻自由的思考而非对它的限制一样，社交媒体在英国暴乱中的作用，同样应该引发对责任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对其进行监控就可了结。

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骚乱已经进入了第三天：由8月4日一名非洲籍男子被击毙为起点，8月6日开始有示威者上街要求“正义”，随后示威演变成为“骚乱”，并扩散到伦敦周边的三个地区。而根据最新的欧美媒体披露，示威者使用了黑莓手机和推特(Twitter)等新媒体工具作为主要的组织工具。执法部门官员说，他们在密切监控社交网站，看这些网站是否被用于煽动或组织暴力活动。黑莓生产商Research in Motion的一位管理人员说，这家加拿大公司向英国当局保证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协助。

如果真是这样，这说明利用社交媒体煽动骚乱的行动已经从“阿拉伯之春”那些国家转移到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街道上。稍微有点长期记忆的人，都会觉得这一幕多少有点面熟。没错，就在20xx年底20xx年初，类似的一幕发生在了突尼斯，并迅速席卷了中东北非地区。当时触发问题的是所谓“小贩不堪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随即有媒体将其称为“推特革命”、“脸谱(Facebook)革命”或者“维基革命”，因为社交新媒体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与目前伦敦情况最大的区别在于，中东北非的事态发展被媒体称之为“革命”，而伦敦的事态，则被贴上了“骚乱”或者“暴乱”的标签。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冷战时期的那句名言“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就是另一方眼中的自由战士”，已经解释了造成标签差异的原因：立场和利益的差异，对自己有利的，符合自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就是“革命”；挑战自己利益的，自然就是“骚乱”了。这在利己主义盛行的现存国际关系体系中，并不罕见。人们只需要有点基本的独立自主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应该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微博客Twitter成占领华尔街行动传播利器

导语：国外媒体周五刊文称，“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参与者正使用Twitter来传播信息，与这一行动相关的Twitter消息数量正快速增长。

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本周，有用户在Twitter上发布消息称：“属于这种理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你无法驱逐这样的理念。”这条Twitter消息附带了一个#OWS标签，这是“占领华尔街”的英文缩写。随后又有Twitter消息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正重回祖科蒂公园。”

#OWS只是与“占领华尔街”行动相关的标签之一。通过这样的标签，用户能够快速找到Twitter上的热门话题，而这也帮助美国全国“占领行动”的参与者相互沟通。

两个多月前，一些人在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首次发起抗议，对美国的贫富差距表示不满。在此之后，与这一行动相关的Twitter消息大量出现，而消息的发布速度堪比新款iPhone面市时。

另一个标签#Occupy则显示了美国全国范围内“占领行动”的进展。一条Twitter消息称：“占领行动的抗议者遭到逮捕，警方对查尔斯顿公园清场。”而另一条Twitter消息称：“我的孩子在占领行动中走失了。”

今年夏季，社交媒体推动了埃及开罗和英国伦敦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而在美国的“占领行动”中，社交媒体也成为人们沟通和参与的重要工具，因为美国的“占领行动”并没有确定的日程，公共的领袖，甚至没有一个公共信箱。而Occupy.com域名目前也没有启用，这一域名正被公开销售。

“占领行动”的参与者还使用Livestream.com网站来报道活动进展。11月15日，纽约警方对抗议者进行了清场，并逮捕了超过200人。这一事件在Livestream上被直播。

Pund-IT首席分析师查尔斯·金（Charles King）表示：“我认为一些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与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看到的类似，?占领华尔街?的参与者正利用移动技术进行组织，对抗有关部门和警方。”

在今年8月伦敦的抗议活动中，RIM的黑莓（微博）手机成为抗议者沟通的重要工具。而RIM随后表示将与英国警方合作。不过查尔斯·金表示，相对于短信和Twitter消息，视频报道更具革命性。

他表示：“实时流媒体直播使得YouTube和其他在线多媒体网站成为?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新闻渠道。传统政治组织，例如主流政党以及?茶党?等新兴团体，主要通过传统新闻渠道来传递信息。”

公民视频播客（视频分享）则改变了这样的情况。查尔斯·金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线发布新闻和信息，?占领华尔街?和其他团体能够有效地利用网络来沟通，避免遭到对手的破坏和错误的宣传。”

阿拉伯之春的群体心理 1896年，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警告他的同僚大规模群体的风险。他写道：“必须就来自（群体）心理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不然就只能听天由命地被这些问题吞噬。”随着阿拉伯世界自发的示威取代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刚刚诞生的民主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领导人应该紧记勒庞的警告。

自群众走向突尼斯、开罗、班加西和其他阿拉伯城市街头、推翻几十年的旧政权以来，旁观者和分析家一直不能确定阿拉伯世界将何去何从。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些事件的政治维度上：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要求又是什么？

事实上，示威持续不止、激烈和频繁的程度——比如9月份班加西地方武装分子刺杀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显示了群体的文化和心理在阿拉伯世界事态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历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后，厌倦了不可信的制度和毫无作为的政党的人民，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组织民间抵抗运动。

结果，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现在面临由群体互动，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左右的政治局势。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现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群体心理研究来理解。

群体与组织相反；他们不是由严格的等级制度控制，通常是由没有正式职衔的个人领导。与政治运动不同，群体总是很快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就像乌云堆积形成暴风雨那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要立即达成的：包围这个警察局、活捉哪位部长等等。在“群体政治”中，情绪通常会压过目标。

黎巴嫩可能是第一个经历群体政治的阿拉伯国家。黎巴嫩总理哈里里（Rafic Hariri）于20xx年2月被刺杀后，众多由政党领导的群众将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堵得水泄不通。

无组织群众成为主导力量

但无组织的群众最后还是压倒有组织的团体，成为主导黎巴嫩政局的一股力量。事实上，黎巴嫩两大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3·8联盟（March 8 alliance）和3·14联盟（March 14 alliance）便是以20xx年群众集会日期命名的。

黎巴嫩的经验，显示了群众心理和支持群众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间的分歧。在埃及的解放广场、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Side Bouzid）和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群众在过去几个月中数度冲进议会大楼。这一分歧让这些国家刚萌芽的民主进程面临脱轨的危险，因为勒庞所说的“群体权威”和政治领导人权威之间的斗争会越演越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意识形态上而是制度上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政府必须找出防止一小撮人利用群体效应为政治资本的办法，从而防止群体规模膨胀到比选票数量更具决定性。但传统民主制度，比如政党、议会和咨询委员会并无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

社交媒体既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不同，在阿拉伯之春中，群体先在互联网上形成，然后才走上街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群体运动。继20xx年伊朗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之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开启了“iCrowd”时代——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动员和组织的群众。

但社交媒体也可以通过减少政治领袖和大众之间的心理和权力差距，有效地不让群众动员起来。新出现的政治阶级必须强化他们对“iCrowd”政治的认识，学会利用面簿（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博客、应用程式和手机短信等工具的力量。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就认识到了这一机会，利用社交媒体全面地传播政治消息及激发和动员支持者。当选后，奥巴马推出了白宫应用程序（White House app），为公民提供了与华盛顿领导人沟通的新方式，程序包括最新事件、对政府措施的详尽解释、及高清照片和现场直播在白宫的活动。

私人企业也可以从了解iCrowd政治获益。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的胡伊（Quy Huy）和施皮洛夫（Shipilov）的研究显示，使用社交媒体的商业领袖能够在员工中间建立所谓的“情感资本”。这有助于领袖建立和维持与一大群人的人际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权力有别。与此同时，这也可以让员工更容易对所属机构产生认同感。

对阿拉伯世界的新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其中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群体互动不可忽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就像是预兆暴风雨的乌云。如果发现得早，是可以在暴乱的群体摧毁脆弱新制度前，找到驱散他们的方法的。

美国“社交大选”：奥巴马玩转Facebook

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总统大选总是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其实共和党与民主党阵营的较量，实质就是其幕后智囊团的斗智斗勇。20xx年美国总统大选被一些人称为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社交竞选”，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候选人与粉丝互动的平台，还有潜力改变舆论走向，而充分利用了这种趋势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也将占据一定的优势。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总统竞选就是一次社会化营销，决定总统竞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政治，而是谁更善于利用网络，懂得最大化地使用社会化媒体使它们的效力发挥最大的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奥巴马无疑是这场选战的获胜者。

社交网络影响力巨大

社交网络无处不在，并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很难找到这种影响的证据。 在20xx年美国中期选举日，社会学家詹姆斯·福勒和他的研究团队向6100万Facebook用户随机分配了一些信息，并通过可获取的公共记录追踪这些用户线上和线下的行为。结果表明，这些信息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政治交流、信息检索和选举行为。

奥巴马借力Facebook上位

事实上，早在20xx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时，他还是伊利诺伊州一个籍籍无名的新晋参议员，正在为20xx年总统选举四处奔波，他敲开了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的大门，希望在Facebook上推广自己。借助年轻人聚集的社交网站进行自我推广看起来算是个不错的点子，但当时很少有人会料到，此举竟极大影响了总统选举结果，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20xx年9月，Facebook全面开放，用户数量爆炸式增长，在年底达到1200万。这一过程恰好有利地推升了奥巴马的知名度。20xx年春天，克里斯从Facebook退出，正式加入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担任网络推广项目负责人。此后，在克里斯的辅佐下，奥巴马掀起了一系列的网络活动，在Facebook、MySpace等社交网站上发表公开演讲、推广施政理念，赢得大量网民支持，募集到5亿多美元的竞选经费。

最终，“黑人平民”战胜了实力雄厚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此次选举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巨大进步，而互联网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施手段，其中以Facebook代表的社交网站最为突出，以至于有人戏称之为“Facebook之选”。

而在今年的大选中，社交网站对选民的影响力更加突出。7月18日，美国华盛顿州政府宣布，将在其Facebook主页放置一个应用，选民可以通过它投票。这在美国各级政府中尚属首创。美国自20xx年就提倡在线登记选举，目前全美大约有10多个州提供在线登记选举通道，华盛顿州是其中之一。迄今，已有47.5万人通过在线登记投票或者修改他们的地址信息。据美国《国家杂志》称，今年有32%的选民在线登记，其中34岁以下的年轻选民占62%。

此外，Facebook近期还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联合推出名为I'm Voting的应用。据称，该应用可以显示特定候选人的获票情况以及选民们支持的议题，选民可以通过终端设备、新闻订阅等渠道查看这些信息。

要赢得2012美国总统大选，光是与选民握几次手、亲亲一两个孩子、发几条电视广告，已经远远不够，候选人还要在Tumblr这样的网站上发布一些有趣而简短的动画片。

如果说20xx年的总统大选只是简单地借助了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那么20xx年的大选则会更加深入。与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相比，如今的网络战早已不再是晦涩的政治斗争——他们会在Spotify上分享歌曲列表，在Pinterest上添加南瓜面包的诱人食谱，在Instagram上发布与妻儿的温馨合影。

两党竞选团队都认为，关键在于赢得选票，尤其是年轻选民的选票，但这些人通常不看电视、不读报，而是将大把时间用在社交网络上。于是，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希望通过Tumblr等网站与选民对话，在那里，政治对话通常会以图片或搞怪视频的形式展开。

为了提醒Tumblr用户关注上周三的首场总统大选辩论，奥巴马团队使用了林赛·罗韩(Lindsay Lohan)在喜剧片《贱女孩》(Mean Girls)中的一个片段说：“别忘了，10月3日。”而在Twitter上，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保镖则发布了一张他与家人在辩论前玩层层叠的照片。

罗姆尼竞选团队数字总监扎克利·莫法特(Zachary Moffatt)表示，这些技术或许比较新颖，但却仍然遵循了传统的政治原则。“沟通的对象越多，胜出的几率就越大。”莫法特说，“与罗姆尼互动的人越多，他胜出的机会就越大。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原则。”

但在网上，蓄意发布在社交网络中的帖子和照片也会迅速演变成一场灾难。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举动也可能酿成大祸。“就连一个印刷错误都可能事关重大。”莫法特说。

今年7月，当奥巴马与一众支持者探讨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时说出了“那不是你建的”后，罗姆尼竞选团队立刻做出反应，上传了很多热狗店店主和其他人手举“这是我建的”标语的照片。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共和党大会上对“看不见的奥巴马”进行了抨击，并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几分钟内，Tumblr和Twitter上便充斥着有关伊斯特伍德在台上表现的照片。奥巴马团队也迅速响应，在Twitter上分享了一张奥巴马坐在“总统”椅子上的照片，标题是：“此座已占。”此次反击符合奥巴马团队在社交媒体上的一贯表现：比共和党更犀利，也更言之有物。

竞选双方都很喜欢在Tumblr上转发支持者制作的照片和标语等内容。奥巴马团队尤其喜欢GIF图片，或是循环播放的视频片段。而罗姆尼更喜欢发布一些带有标语的照片，但回复却很少超过400条。

这两大团队都希望在各种网站上协调他们的战略和信息。虽然拒绝透露具体工作，但他们都很依赖Facebook和Twitter来开展募捐活动，发布活动提醒，分享文章和视频。 Flickr和Instagram用来发布候选人的日常生活照片，Tumblr和Pinterest则用于强调支持者提供的照片和其他材料。

虽然候选人不会亲自发布内容，但有些内容却来自他们的妻子。罗姆尼夫人会在

Pinterest上展示自己最喜欢的手工品和图书；奥巴马夫人则利用Twitter发布信息，用Pinterest分享照片。

得益于庞大的用户群，Twitter和Facebook仍是在线拉票活动的主战场。虽然无法量化这些活动对竞选起到的帮助，但没有一方敢于忽视这一渠道。

“你早晨起来穿上裤子能得到什么回报？不知道。”社交媒体分析公司Socialbakers CEO简·赖扎卜(Jan Rezab)说，“但如果你不穿，情况肯定很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副教授寇耶·柴夏尔(Coye Cheshire)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对民众而言，了解这些政治人物是否与自己兴趣相同非常重要。而在Spotify上创建播放列表，也会让他们看起来更加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