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今天经济学领域的人可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１７７６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有人说他的书不只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一种收藏，书中的内容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经济环境，其分析视角结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以及经济理论，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下面是我对书中比较感兴趣的方面的一点心得体会：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第7—8页），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第495—582页）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第588页）

9．赋税四原则：1公平 2稳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要高于城市。这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没有形成规模经济的效应、资本借贷成本较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用于农业的资本虽然对社会贡献很大，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源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利润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这样，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日趋扩大，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追逐高利润而不愿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亚当斯密认为，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自由浮动的适度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利润水平。这一点对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利率究竟保持在怎样的水平就可以称之为适度呢?我想，这应该是一大难题。因为，如果利率定得过高，有可能发生逆向选择的问题：高利率的存在驱逐了一部分信用较好的借贷者，留下了风险爱好者，借贷风险势必上升，金融机构的坏账损失也有可能增加，这样，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金融机构行业的稳定，适得其反。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另外，政府在财政支持力度上仍然要给与一定的重视，鼓励金融机构进驻农村，这不仅仅是指一些农村金融信用合作社之类的组织，也包括一些商业银行，鼓励它们多设一些物理网点，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对劳动者的需求也必然随着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因此，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亚当斯密那个年代，农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资本的增加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在整体上大幅增加。然而，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种国家财富的增长所引起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的效果比不是很明显。现在，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下岗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劳动力要素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多方面原因。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在银行取款，传统的方式是取款者要到银行的营业厅向银行工作人员出示存折当面取款。而现在，自动取款机到处都是，甚至一个地方又不止一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而且，银联的出现，使得跨行取款也成为可能。

前些天，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即短信营销。这项服务项目说的是消费者随时随地对可已将他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商品价格与提供此项服务的公司的同种商品的价格进行比对，如果觉得此公司的性价比更高，可以通过短信立刻定购。仅仅是这项服务就已经是宣传推广的一大亮点了，而它节省的又岂止是广告营销费用?诸如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店面的需求等等都大量的减少。由此，不得不感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多么巨大的作用!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

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另外一个较为深刻的感受，是读经典书目的感觉确实是一种享受。去感受大师的思维和历史的气息，往往会对现实有一种顿悟之感：原来古人是这样认识这些事物的，而且是那样的周密和深刻。看来，要想深刻而周密的认识当今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看多少经典的书籍都不为过！

 

第二篇：《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由亚当·斯密于17xx年开始著作，历时6年，终于完成《国富论》第一稿。之后3年，又进行重新修订，于17xx年正式出版该著作。十年磨一剑，《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在经济危机波及全球的当下，反思经济危机爆发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开始从传统经济学著作中找寻蛛丝马迹。可见《国富论》等经典著作对现代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非同一般，对引导人们走出经济危机大有裨益，这也正是经典的永恒魅力。

《国富论》一书分别由：论劳动分工及分配，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论各国财富增长的方式，论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论国家的财政这五大部分组成。

在“第一章：论劳动分工及分配”中，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着手，经过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劳动分工能使生产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劳动分工”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劳动分工也促使劳动生产专业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劳动产品的交换迫在眉睫，而交换所需的媒介——货币也是呼之欲出。产品的最终归宿为：劳动资本、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三项。 在“第二章：论财富的性质、积累和使用”中，亚当·斯密开创性地把资产细分为用于消费的资产（维持日常生活的产品）、固定资

本（机器和设备）和流动资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货币），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史无前例。另外，亚当·斯密还划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剖析了人们的借贷行为，分析了资本运用方法的不同对生产性劳动产生推动作用的差异。

在“第三章：论各国财富增长方式”中，亚当·斯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给欧洲各国带来的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革出发，研究其财富增长方式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村的兴起推动城市的进步，最终加速国家财富的增长；第二，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于改良，更不利于生产方式的改革，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地主不愿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权利、地位和财富）；第三，都工商业的增加与富裕，对农村的改良与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为农村的土地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土地的开发与进一步改进。其次，城市资本转入农村，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后，还有一点往往不为世人所注意，却是最重要的：农村居民一向与邻人争斗，对雇主依附。工商业的发达，逐渐使他们获得秩序、组织、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亚当·斯密总结了不同时代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一，为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政治体制。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

进口额——所获得的财富，相应的重商主义政策下两大主富国裕民的途径就是限制进口（关税壁垒）和鼓励出口（出口退税）。而亚当·斯密却在本书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更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其二，为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由十八世纪50～xx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主义学派）提出。重农主义者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同样，重农主义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也不为亚当·斯密所倡导。

财政问题可谓是国之重中之重，也是一个很繁琐的难题。为此，亚当·斯密在“第五章：论国家的财政”中对于财政难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首先，他确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原则，把政府的职能界定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国民；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征税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

《国富论》共五篇内容，其中第一、二篇为基本经济理论（增加国民财富的两条途径），第三篇为经济史（佐证两条途径），第四篇为经济思想史（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第五篇为财政专题（一个保障——经济自由主义），总的概括为：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国富论》主旨是富国裕民，而增加财富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换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靠资本积累和资本合理运用来提高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的比例；在

实现这两条途径的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