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

论文题目： 研 究 生：

学 号：

学 院：

专 业：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应急管理机制的问题研究 郭小青 200840012414 经管学院 行政管理

区域公共事业管理

朱坚真

研究方向： 导 师：

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处制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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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表归入个人档案，请规范填写，手写签名。

2、研究生类别指：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请选择填写。

3、立论依据和研究方案两部分内容需在4000字以上，这两部分表格容量不够，可根据内容适当增加页数，但不得随意删减项目

4、经费来源请写明项目类别、名称、总经费（可支配经费）、主持人。例：20xx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现代农业技术研发及产业化（20080915），10（5）万元，张三丰。

5、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专业3～5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专家组成，导师不得担任考核小组组长。

6、评审意见分为“通过”和“不通过”，未通过者须重新开题。中途改变题目的研究生亦需重新开题。

7、本报告书一式2份，培养学院、研究生处各一份。

8、开题报告须在第四学期的第三周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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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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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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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基础及进度安排

四、预期研究结果与创新之处

五、经费预算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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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文选题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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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参考范文-硕士生开题报告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导师： ## 姓名：##

论文题目：我国政府转型期非正式制度困境分析

经过与导师的反复斟酌，结合自身的学科专业背景以及在学习中所积累和掌握的资料，拟定学位论文的主题为“我国政府转型期非正式制度困境分析”。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制度一词由来已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制度都是一种很古老的社会现象，当然，也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要话题。纵览国内外关于制度研究的文献，可谓成就非凡，硕果累累。

1、国外：在西方，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对制度的研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首先从经济领域来看，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努力几乎贯穿了经济思想史的始终。如亚当·斯密在探讨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时，就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中国学者们认真思考的观点：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其实，早在亚当·斯密以前，一些古典的社会科学家们就都曾指出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如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等。其中，大卫·休谟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赖以立足的制度和这些制度被置入到一个国家的智识、文化和政治生活领域的途径。

虽然许多古典社会科学家早已认识到了制度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但他们的贡献也仅仅只限于认识而已，而且对于制度的分析也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真正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分析并延续至今的则要归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制度主义学派，也即后来所说的旧制度经济学。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制度日益成为了经济分析的主题。也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非正式制度，这一曾被正统经济学所完全摈弃的制度因素也开始日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古典制度经济学家们在正统派经济学对于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效用解释之外，还指出了就广义的经济生活而言，社会、思想习惯和其他一些安排，也全都可以是使某种经济制度得以定型化的原因。最早对非正式制度给予关注的当属凡勃伦和康芒斯。如凡勃伦认为，市场制度就是由大多数普遍接受的固定思维习惯组成的。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他把制度的实质归结为个人或社会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他认为，任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社会风俗习惯演化而成的，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就决定了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构架。（凡勃伦，1964）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中也指出，市场交易乃是社会关系的交换，而风俗习惯是构成一切人类关系的基础原则，因此，任何一个行为者在进行交易中都必须遵循沿袭下来的习惯与风俗行事。他指出，大众的习惯、惰性、传统等都有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的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康芒斯，1983）等等。

尽管这些老制度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分析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思路，但是却因没有被正统的经济学所认可和接受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一定时期的冷遇。20世纪60、70年代，道格拉斯·诺斯与戴维斯、罗伯特·托马斯分别发表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等两篇文章，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即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自此，制度研究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19xx年诺斯又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在该书中，他构建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在内的整个制度分析框架。稍晚时期，他还对自己的理论做了全面、规范地总结，总结了制度的基本内涵、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等等，从而形成了制度——个人选择——经济绩效的分析模型，以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罗纳德·科斯和德姆塞茨等学者的产权理论、奥立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也相继出炉，由此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呼之欲出，而且一经诞生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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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制度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对诸如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制度真正成为了经济分析的中心。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开始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不少的学者对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和论述。可以说，相对于过去来说，学者们对非正式制度的态度已然变得越来越明确。最有名的代表直指美国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认为，大多数商业经济活动，以及我们所处理的家庭社会关系，差不多主要是由一些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控制的，其中包括正规规则的约束和非正规规则的约束。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还指出，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道格拉斯·诺斯，1994）除此之外，诺斯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一语中的地提出了俄罗斯制度变迁的低效率之根本原因就在于非正式约束，由此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

制度经济学家还在对非正式约束概念的严格界定中，揭示了其对人们行为的作用机制。如埃尔斯特认为，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对其他人的行为产生某种预期的精神状态。这种预期不是基于人们的正式规则，但却会导致对个人的某一行为的有效限制。在论述非正式约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方式这一方面，诺斯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个人行为的非正式约束决定着正式约束的演变，即使一个经济体的正式制度结构有了整体性的改变，其实际结果如何也要取决于新建立的正式制度同那些只能逐渐改变的非正式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等等。

其次，从政治领域来看，制度研究更是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当时的希腊各城邦进行研究，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描述和比较不同的制度上。亚氏注重制度研究的传统一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早期如柏拉图对“理想国”、莫尔对“乌托邦”、安德里亚对“基督城”社会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卡尔弗里德里希对政府机构和立宪主义的优越性以及法律和法律手段的力量的论述、赫尔曼·芬纳对各国代议制政府及其手段配合的介绍、约瑟夫·熊彼特对民主制度的探讨、阿瑟·本特利对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

传统制度主义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的主流学派，为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制度主义的缺陷如忽视对政治活动主体的非理性因素研究、脱离经济因素并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等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正是由于这些传统制度主义的缺陷，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一度成为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制度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到了20世纪8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在大约30年中仍无法实现最初宏伟的学术抱负，其在政治学中的独霸地位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在经济学界，由于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困境、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受经济学界同行对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政治学家们开始重新把制度纳入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视野。制度分析方法开始了回归。19xx年，瞻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对政治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了政治学研究中的五种错误倾向。而作为这五种错误倾向的补充和矫正，政治制度自发地成为无所不在的理性思维以及工具式的约减思维的一种挑战。由此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

当代国际主流的政治学杂志，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英国的《政治研究》、《欧洲政治研究杂志》等刊物有关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文献日益增多。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除了瞻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之外，还有休·E.S.克劳福德和埃里诺·奥斯特罗姆（《制度的语法》）、简—埃里克·莱恩和斯瓦特·厄斯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绩效和结果》）、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C.R·泰勒（《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 2

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夏皮夫、哈佛大学的彼得·霍尔和保罗·皮尔逊（主要对制度起源和变迁的研究）、“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彼特·埃文思、西达·斯科克波以及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和德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构》）等等。尤其是福山，他不仅非常强调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而且还在其著作中一语中的地指出，“行政管理制度的发展始终要依赖某种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起到恰当的作用。”这些研究无疑都对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对制度的推崇无疑都达到了极点，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大量的研究文献中，见得更多的身影仍然是正式的规则与制度。不过，这种状况似乎并不会持续久远。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理性选择范式的衰落和柔性管理、非理性管理等管理理念的兴起以及各行各业的改革风起云涌，值得欣喜的是，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非正式制度因素或范畴，不仅没有被学者们所弱视，反而日渐获得了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青睐。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非正式制度，取得了令人惊羡的成就。

比如，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研究。在社会学领域讨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他认为，文化价值观会刺激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会影响其他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保尔·迪马奇奥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更是提出了“文化嵌入”的概念。他认为，文化通过信仰、意识形态等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以及形式化的规则，为经济理性设定了界限。文化在经济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也提出，在经济研究时同样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素，并且至少要占到20%的比例：“我们可以把新古典经济学想成是80%正确的学说??由于这20%的缺憾，当代的经济论辩一直没有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弗朗西斯·福山，1998）近年来新兴的社会资本理论也同样非常重视对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因素的考察。福山在《社会资本》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他们便得以彼此合作。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宗教、传统和例示习惯等文化机制这些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反思高度制度化的社会，从而契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层面，构建一个公开、参与、互信和有效的现代社会。

另外，诺斯还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他指出，思想和意识形态是解释周围世界以及做出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无论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它们都提供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价值和信念导向，它是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合法性或凝结某些社会团体的功能。当人们的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便用新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当国家权力主体面对众多选择的时候，“意识形态便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无怪乎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也说：“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很显然，在他看来，在利益驱动的行为背后，也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把握利益行为的方向，而它对行为的意义比利益的驱动力更为重要。等等??

总而言之，相关的文献还有很多，但由于篇幅有限，我就不再多加介绍。综观以上资料，尽管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对制度的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制度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深刻，而制度研究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研究的视野也会愈来愈宽。

2、国内：历史地看，制度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说虽然很晚才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人对制度的概念却并不陌生。更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对人与人的关系尤为关切，从而很早就注意到了人与人关系的稳定均衡——制度的意义。数千年的历史，使重视人与人关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积累的文献浩如烟海。在中国最古老的书《尚书》、号称“三礼”的《周礼》、《仪礼》和《礼记》以及怪异的《山海经》、《春秋公羊传》、《诗经》等著作中，都有对制度的记载，而且大多都是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研究，为我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朱熹所编的《近思录》还专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强调“其命惟新”，后人 3

所编的《十通》和《五礼通考》都是资料全备的制度史，更有数不清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合约资料。这些无疑都为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许多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介绍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批经济学家不仅介绍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而且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得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就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另一个贡献则是对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的专集和专著。如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等。

与此同时，在介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国内政治学界也开始了对政治领域制度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梳理和介绍。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新制度主义流派的介绍；另一类是关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理论范式或具体内容的介绍。相关成果有何增科的《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朱德米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陈明明的《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何俊志的《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祝灵君的《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郭忠华的《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张海青的《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杨光斌的《新国家理论述评》等。

第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运用。严格来说，目前主要有三类运用性研究，即关于前苏联制度变迁的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的研究。前苏联的突然瓦解，可以看作是20世纪最令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震惊的事件，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科的研究热点。相关的代表作有郭忠华的《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常欣欣的《苏联的“制度化僵硬”与苏联剧变：新制度主义的的一个实证分析》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即以国有企业为起点进行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和关于经济转型的宏观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杨光斌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中国经济转型期国家经济行为的政治学分析》、《制度化权利的制度成本》、《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以及韩金旺的《我国几转型时期政府与股市关系的制度分析》、张孝芳的《国有粮食企业与政府关系的路径依赖分析》等。关于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研究的文献有吴稼祥的《民主进程中的大国崛起》、杨光斌的《大国的兴衰：制度变迁的视野》、张千帆的《大国的祸与福——关于国家结构制度的一点随想》、胡鞍钢的《第二次转型：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制度建设为中心》等等

第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争论与拓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陈文申的《试论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基本功能：“诺斯悖论”的理论逻辑解析》、杨雪冬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和罗峰的《马克思主义与诺斯的国家理论之比较》等等。

可以说，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学习，制度研究在我国已然取得了显见的成果。而且，随着各行各业改革的深入和矛盾冲突的日渐加剧，近年来关注和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国，正面临着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对非正式制度研究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由此，不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经济学家卢现祥在其所著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非正式制度的含义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又称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等。丁煌在《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一书中也指出，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其形成和作用是由点到面，自然演化的产物。他还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学者著文从理论、非正式制度的具体范畴或某一侧面，甚至个案分析的角度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比如唐绍欣的《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就从制度研究的缺陷说起，对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和作用机理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描述。熊必军在《试论非正式制度》一文中也从理论的高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定义、表现、特征和类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4

郭小聪与程鹏在其合写的《非正式制度的管理效能及其建设》一文中也对非正式制度在管理领域的作用方式、范围、表现以及建设非正式制度的相关路径进行了思考。在经济领域，早在19xx年，国内就有人出版过名为《经济与文化》的小型刊物，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除此之外，相关的论述还有许林和程焰山的《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段晓峰的《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变迁方式的影响》、罗能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罗能生与胡舜的《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姜晓军和张传德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王跃生的《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等等。政治领域，利用非正式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行政改革的文献也层出不穷。如李秀峰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行政改革——韩国金大中政府行政改革的案例分析》、罗自刚与唐劭康的《政府“官德再造”——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刘自新的《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孙柏瑛的《当代政府治理变革中的制度设计与选择》等等，这些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的政府转型，还是对本文的写作，很显然都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

综观国内外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制度的研究都在逐步走向成熟，而且越来越理性。但就目前来看，其存在的不足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对正式制度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非正式制度则迄今研究还很不够。西方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完全避开非正式制度问题；有些制度经济学家虽然承认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但苦于非正式制度很难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因而也未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政治领域，非正式制度和政治现象本身的双重复杂性更是造成了政治领域非正式制度研究的绝对滞后。我国一些学者在非正式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还是比较零碎和不够深入。因此，非正式制度还是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很薄弱的、亟待拓展和深化的领域。

第二、大多数的制度研究都集中在经济领域，纵使在新制度政治学兴起之后，对政治问题的制度分析开始日益增多，但要么在研究方法上有承袭经济学研究范式之嫌；要么就是在视野上过度局限于正式制度层面，对政治领域非正式制度的探索相对甚少。

第三、很多学者只是对非正式制度的某一范畴进行了探讨：如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社会资本等。纵观国内外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都从一个侧面突出了社会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这些文化的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而较少有人从系统综合的角度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尤其是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完整的论述。当然，这项工作相当的艰难。

总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制度分析方法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目前全球性的政府转型时期，从制度的角度特别是其中的非正式制度视角来研究和分析政府改革问题，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挑战。

（二）、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长期以来，公共行政改革在制度层面的焦点一直都停留在正式制度的供给和优化上，而对行政价值理念、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关注甚微，从而造成了公共行政改革中制度供给的严重失衡以及制度移植的巨大困难。非正式制度资源的稀缺和阻碍成为了公共管理现代化和行政改革深化的深层次矛盾和隐性忧患。因此，对政府转型中的非正式制度困境进行探讨和分析就成为了政府理论与实践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根据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约束理论的思路和分析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学家对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等非正式约束的研究，对我国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困境或难以解释的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和尝试，以期对我国政府的顺利转型有所帮助。

（三）、创新性及完成的可能性

尽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已有不少的学者在制度分析与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结合上进行了尝试，在某些观点上本文可能难有超越，但我还是期望能在以下2个方面有所突破：

1、一般的学者只是在理论上引起了对非正式制度的重视，其研究大都停留在对非正式制度或其某一范畴的作用进行相关的认定上，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过于片面。因此，本文的研究则试图站在 5

一定的高度对政府转型中的非正式制度困境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弥补在政府转型这一块正式制度及其分析的不足，使政府转型迂回曲折，难以深入之谜在非正式制度的层面上得到更理性的解读。

2、我国的政府改革在理论研究上受西方学者的影响颇多，因此，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大都沿袭了西方的理性选择范式，尤其是在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涤荡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方法上的明显局限。尽管最近以来对制度的重视有所升温，但总的来说并不成熟。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忽视非正式制度和文化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或盲目地推崇西方的文化与价值，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会成功。所以，本文试图把非正式制度或文化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弥补长期以来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从本人现有的资料情况和所做的前期准备来看，完全有可能完成这篇论文的写作。虽然非正式制度涉及内容广泛，把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且由于本人知识有限，在论文写作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相信有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一定能克服难关。

1、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政府转型与非正式制度。对政府转型、非正式制度以及政府转型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进行基本的阐述与界定，说明在政府转型阶段关注和研究非正式制度及其困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第二部分：政府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本部分别介绍了目前我国政府转型期所面临的几种主要的非正式制度困境，并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些困境的理论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三部分：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实证分析。本部分以“人情——面子——关系网”这一潜规则为例，进一步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消极作用。

第四部分：非正式制度困境的应对思路及相关举措。本部分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思考了防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思路和具体的应对策略。

2、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政府转型是否重要？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是否必要？政府转型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如何？非正式制度在政府转型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2）、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有那些困境？非正式制度的困境表现在那些方面？这些困境对政府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产生这些困境的原因又在哪？

（3）、人情——面子——关系网是什么？这一潜规则究竟如何影响着政府转型的进程？

（4）、是否具备防治和解决这些困境的条件和能力？如何防治和解决这些困境？

1、文献综述法。大量收集国内外有关政府转型和非正式制度问题研究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提取精要，进行分析综合。

2、规范分析法。运用所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在阐明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分析。

3、实证分析法。利用具体的案例，实证分析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作用。

1、20xx年3月至10月收集有关资料，包括书籍、期刊论文和外文资料等。

2、20xx年11月初步拟订论文提纲，完成论文的开题报告。

3、20xx年11月至20xx年1月进行论文写作，完成初稿。

4、20xx年2月至3月进行修改和补充，并定稿。

我国政府转型期非正式制度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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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转型与非正式制度

（一）、政府转型

1、 政府转型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2、 政府转型的现状：探索与困境

（二）、非正式制度

1、非正式制度存在的理论探讨

（1）、新制度主义理论

（2）、文化力理论

（3）、社会资本理论

2、非正式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三）、政府转型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关系

1、政府转型引发非正式制度的需求与变迁

2、非正式制度推动和阻碍政府转型的进程

二、政府转型期非正式制度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政府转型期非正式制度困境的主要表现

1、从政府转型的环境来看，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束缚问题

2、从政府组织本身来看，存在着政府意识的阻滞问题

3、从政府内部的人员来看，存在着行政道德的沦丧问题

4、从政府外部的人员来看，存在着公民意识的缺失问题

（二）、原因分析

1、理论原因

（1）、非正式制度的供给缺乏

（2）、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

（3）、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

（4）、非正式制度的失范

2、现实原因

（1）、物质水平的低下

（2）、文化教育的落后

（3）、制度创新的能力不足

（4）、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

三、个案分析

四、防治思路与应对策略

（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分析

1、可能性分析：有需求

2、可行性分析：（即有多大能力改变困境）

（1）、理论上的支撑和指导

（2）、现实能力和实践

（二）、基本思路设计

1、政府主导性供给和多元供给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2、走正式制度引导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道路

（三）、具体防治举措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2、发展大众文化，加强全民教育

3、重塑行政精神，强化公共意识

4、培育社会资本，提高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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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

2、 [美] 奥斯特罗姆，帕克斯，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M]．上海三联书店，2000

3、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4、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5、 [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6、 章原．重塑政府[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7、 [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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