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方法

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 )的基本方法

田野调查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这种深入到研究现象实地进行调查的方法,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是普及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主要调查方法,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展的独特现象。

(一)不是所有社会科学都需要“调查”

这一观念的破除是在黄宗智先生主讲的《中国农村研究》的课程上。那是第一堂课,学生来自北京各著名高校的各种专业,黄先生让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专业、学术方向、研究设计等。一轮讲下来,黄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每个人在谈自己的研究时,提到最多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一回想,我们都傻眼了,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我要去调查”。而大家的专业真是五花八门,有以“社会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人类学,也有较接近的经济学、政治学等,还有基本挨不上的中文、历史与哲学。黄先生就笑了,说在美国的大学里,除了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会天天把调查挂在嘴上,其他专业的学生很少使用“调查”的方法,除非他的研究问题要求必须使用“调查”的方法,而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生,一谈到研究方法就必谈调查法而不是其他呢。这与毛泽东19xx年代做过几次调查,并且自上而下大力倡导做调查有着根本的联系。以至于今天,就连从未接触过调查方法的人,都能随口来几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类的语录。但是正在大学里接受教育,学习如何研究的学生们,如果把这种“调查法”当作是真正的社会调查,并视为学问的来源之一,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究其词源,并参考实际方法应用,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单独的“调查”方法,或者“田野调查”方法,经常使用并有严格学术界定的是在欧美经常被使用的social survey[1],中文通常译为“社会调查”的一词。这是一套随着抽样方法和问卷方法发展而成的结构化的资料搜集方法,常常被称为抽样调查或者问卷调查。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调查”指的是,根据抽样方法选取出有代表性的样本,然后用预先设计好的询问方式来搜集社会事实数据。因此,毛泽东所采用的直接到农村去,挑选农民进行谈话、开展座谈会等的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方法。我们经常在方法教科书上看到的“典型调查”,是根据毛泽东的调查方法概括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案调查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以抽样为基础,问卷为询问的结构化资料搜集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这种方法显然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都需要并且经常用到的方法。比如文史哲,就完全没必要采用抽样与问卷的方法进行资料搜集;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也并不经常使用这种结构化的“调查”方法;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也是根据研究主题才会用到“调查”方法。“社会调查”相对来说,其实是社会学常用和必需的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

(二)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

社会研究的四种研究方式中,唯一具有定性特征的研究方式就是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田野调查”。其实翻译为田野研究也许更恰当,但是实践当中大家都

习惯称作田野调查,基本上没有使用“田野研究”这一概念的。“田野调查”最早是由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发展而来,被用于研究非本族文化和相对原始部落群体,后来被社会学家们拓展用于研究本民族文化、都市社区、亚文化群体甚至是现代生活等方面。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田野”这一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展,从太平洋上的岛屿到都市中的意大利社区,从异文化的部落到本民族的村落,再到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中村”,“田野”无处不在。所以,这一概念从最初的在异文化中、在部落里、在田间村头上做调查,已经发展到只要你走出书斋,进入研究对象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去,就已经在“田野”中了。而“田野工作”(field work)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在田野中调查时所做的全部工作,而不是另外一种调查方法。所以,按照严谨的学术定义,发展到今天,field research,翻译为实地研究更为恰当。不过因为大家的习惯,在行文中,我仍会以“田野调查”来代替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是(field research)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工作生活实地中,以观察、访谈、口述史的方法搜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分析研究来理解、解释现象和社会的社会研究方式。实地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式(Qualitive research或者被翻译为质的研究),也是一种理论建构类型。它强调的是到“田野”中去,研究者一定要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社会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去,并且要在其中工作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一般来说,社会学要求的“田野工作”时间最短也要呆满三个月,半年是正常的;对于人类学来说,“田野”最短的时间怎么也要八个月到一年,两三年是经常的事。所以其实“做田野”并不浪漫,非常辛苦,尤其是在物质条件差,语言风俗差异大的地方。进入到“田野”后,就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去观察、询问、感受和领悟,去理解研究现象,理清其背后的逻辑,找到解释的因素。一般的工作流程是,研究者在确定了研究问题或现象后,不要带任何假设进入“田野”中,通过观察和访谈,收集各种数据资料,记录田野日志。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归纳后,查阅参考文献、整理思路、发现新问题,然后再次进入“田野”,开始进一步的观察和访谈,然后再分析归纳,通过多次循环,逐步达到对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理论概括与解释。

(三)进入“田野”的步骤

既然是要开展实地研究,那么如何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田野点”就是调查能否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调查地点显然不能随便选择,应该根据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实际条件等要求来谨慎科学地选择。首选,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研究问题及其类型,选择与其密切相关的“田野点”。一般来说,如果研究问题是探索性的、描述性的,就是说你要研究的是一个尚未被世人所了解的已存在的,或者是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那么调查地点的要求相对宽松,只要存在所要研究问题的全貌和特征就是可以选择的调查点,当然调查点的独特性越突出越好。如果研究问题是解释性的、理论性的,就是说你要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要对其进行理论抽象思辨,那么调查地点的选择相对严谨,需要调查者多方综合比较,有相对充足的理由。比如,当你的研究问题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农民生活”时,那么所有从农村转变为城镇或正在转变中的村庄都可以成为你的“田野点”。但当此类探索性、描述性研究问题逐步增多,人们开始想要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时,你的研究问题可能就变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城市融入失败/成功问题研究”。此时,你要选择的“田野点”的要求就相对较多,必须是农民城市融入成功/失败的村庄,你要对该村非常熟悉,才能比较选择出有代表性的能说明问题的调查点。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在于,客观物质条件允许,你能够进入“田野”。

但凡做过田野的研究者都非常清楚,难度系数最高的工作是怎样才能进入“田野”。在做研究准备时,你会充满了各种乐观的想法,什么我的研究很重要了,这对当地很有意义了之类。但是当开始联系调查点和调查对象时,就会发现会被各种理由拒绝,特别是一个你完全陌生的“田野点”。怎么办,如何突破呢?首选,你需要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身份以及单位或组织的介绍信,这保证了你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次,你常常需要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找到“关键人物”或“中间人”,他们可能是普通居民、非正式的领袖、或者是正式的官员,可以帮助你顺利进入“田野”。而你的身份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隐藏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以“亲戚”、“朋友”等角色进入,也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以研究者的角色进入。

其次,你要尽快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他们建立友善的关系,这也是进入田野后首要的关键性任务。获准进入“田野”只是完成了进入实地的表面程序,实际距离融入“田野”生活,走进被调查群体还具有相当长的路途。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不能着急,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生活,用自己的真诚和尊重,去获得当地居民的习惯与认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无论研究者的身份是否公开,都应该尊重被调查者的意愿,不能不经允许就私下录音录像,或者公开被调查者的信息、言论。对于此,学术界是有相关的伦理道德要求,有的国家还有相关立法。无他,尊重被调查者及其权益,是每一根研究者应有的和必需的职业道德。

再次,当你和当地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敞开心扉收集各种数据资料时,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主观情感与客观中立之间的矛盾冲突。无疑,研究者投入感情越多,就越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被调查者。但同时因为陷入的感情越多,研究者就越难保持超然的客观性和敏锐性,变得过于想当然,甚至还会偏离事实真相。这是所有研究者都必须警惕和注意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进行“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要逐渐适应一个“先融入”、“再跳出”的角色转换过程。白天在田野中进行观察和访谈的时候,要尽快地“进入角色”,将自己融为被调查者的一员,和他们拉近关系、保持一致,以达到“移情理解”的目的。晚上或返回整理田野资料,进行判断、分析和思考时,要能够“跳出角色”,恢复到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从研究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被调查者的言行,发掘其背后的逻辑和客观含义,以达到“超脱理解”的目的。当然这个很难,所有从事过田野调查工作的人,总是纠结于这两种角色的难以转换。特别是当与被调查者建立起比较深厚情感的时候,如何能够跳出来作为一个冷静的研究者进行冷冰冰的客观研究,对于每一个调查者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但是,你要记得任何偏离事实真相的研究成果非但不能帮助你的被调查者,很可能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困境,毕竟科学是以求真为目的,并因此赢得声誉的。所以头脑清醒地保持情感和理性的分离,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成功完成“田野调查”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当你完成以上这些工作顺利进入田野后,就可以根据研究主题的要求,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调查数据、资料的搜集了。

(四)“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

在“田野”中采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搜集资料,主要依据研究主题进行选择,有观察法、访谈法和口述史的方法。因为要掌握每种方法的技巧精髓,都需要长期理论的学习和大量实践的演练,所以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只做一下简要说明。

首先,观察法并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到实地参观一下就可以的。社会研究中的观察指的是带

着明确目的,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系统地去直接地、有针对性地了解正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着的现象,并根据观察到的事实作出分析和规律性的解释。主要分为非参与式观察、半参与式观察和完全参与观察。非参与观察,主要是指观察者完全不参与进被调查者中,完全隐蔽起来进行的观察。优点是完全不打扰人和事物的日常生活,能观察到最真实自然的现象,缺点是很难深入。半参与式观察赋予研究者两种可以选择的角色,一种是公开研究者身份参与到被观察者中去,一种是伪装身份进行参与观察。这两者利弊参半,可以相对深入进行观察,但是往往会打扰到被调查者的正常生活,使其感受到自己正在被观察,从而有可能改变行为方式。真正不打扰被观察者又能深入观察的方法是完全参与观察。在整个观察过程中,被观察群体的成员都相信研究者是群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观察者。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往往是为了搜集正常情况下完全无法了解到的社会现象或群体。比如,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严景耀先生,就曾采取这种方法,到监狱中当犯人去研究中国的犯罪问题。这一方法的深度和真实性都是最优的,但其所涉及到的伦理道德问题往往令人难以回答:即社会研究者究竟有没有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操纵和欺骗人的权利?

“田野调查”中的访谈法,分为结构式访谈和无结构式访谈。虽然很多方法教科书中都认为实地研究中的访谈为无结构式访谈,但并不是说结构式访谈不能在此使用。结构式访谈,简而言之,就是用访谈的形式由调查者帮助被调查者完成一份问卷的填答。因为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不高,不熟悉甚至排斥问卷调查,没有办法自己完成一份问卷的填答。这时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合作完成问卷调查是相对合适的方法,而且也使得调查资料的数字化、准确化程度大大提高。无结构式访谈,又称作深度访谈或者自由访谈,只根据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访谈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交谈。在深入地互动沟通中,调查者能够“移情理解”被调查者,并且获得丰富生动的定性资料,通过与理论对话,进行深度分析、概括、抽象,得出新的结论。表面上看起来无结构式访谈的工作似乎更为轻松愉快,不就是聊天麽,谁不会啊。其实不然,做好一次深度访谈,不仅事前需要大量准备工作,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对访谈员的要求也比较高,既要带入感情以达到双方的深层次理解互动;又要客观理性,随时跳出进行逻辑分析,实时引导、拓展话题的深度广度,同时还要小心不要让被调查对象控制主动权,出现跑题现象。那么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访谈员呢,一是需要阅读大量关于访谈和口述史方法的理论书籍,了解工作流程,做好充分的准备;二是要有大量访谈实践,一般来讲访谈总时长超过一百小时,是一个质的飞跃点。这里还有一个进步神速的小窍门,就是每次访谈完都增加一个评估的程序,即由自己或者有经验的师长对这次的访谈,进行认真审视评估,找出其中失误和成功的地方,总结概括记录。如此循环往复,访谈员就能够非常清楚访谈时自己的优缺点,从而改正进步了。

最后必须要提一点的是,无论是观察还是访谈,在正式开始调查前,都必须进行详细充分的准备工作。需要对研究问题目前的研究现状、田野点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等有基本的了解。不要对一些方法书上所讲的田野调查就是脑子里不要带任何观念地进入田野做机械的理解,认为去调查前什么都不要准备才能保持“做田野”的原汁原味。这是一种极错误的理解,人类学方法中所讲的田野调查前不要有任何观念,指的是在没有接触“田野”前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以确保调查过程中的客观中立,而不是说调查前不做任何准备。因为“田野调查”是一种研究方式,是为研究学术问题服务的,如果一个研究者对自己要研究的学术问题完全都不思考,那他怎么开展研究,又为何要挑选这个村庄而不是那个村庄作为“田野点”呢。所以进入田野前全面了解被调查地和调查对象是非常必须的,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是研究开始的重要环节。

(五)田野调查的成果

当在田野工作完成后,面对生动丰富的数据资料,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通过实地观察或访谈收集到的数据,与通过问卷等定量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同等的价值,都是重要的研究数据,并不存在谁更有价值的问题,也并不是只有量化的数字资料才能被称为数据。研究者从实地研究中所得到的的各种以文字、符号表示的观察记录、访谈笔记、以及其他类似记录材料都是定性研究数据。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只有哪种方法更适合研究主题的问题,不存在谁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在学术界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共识。

对于实地研究所获得的定性资料,并不能像定量资料那样进行数字化的统计分析,这也不是实地研究所追求的。和所有定性研究一样,实地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于描述和解释,将大量的、特定的细节重新组织成一幅全新的清晰的图景,发现或提出某种理解的模型,抽象概括出背后的普遍规律,提出尝试性的理论解释。也就是说,研究者通过对各种定性数据的分析、概括、总结、抽象,识别社会现象的真实面目,找寻人们行为的模式、社会事实的逻辑,发现并解释研究问题的真正原因,以达到通过一个“田野点”,来理解整个社会的研究目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德夫妇的《中镇》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综上,“田野调查”只是社会研究中一种深入实地搜集资料的方法,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深入田野,获得大量前所未有的故事和奇遇,而是要通过对田野资料的分析,回答你的研究问题,发现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律。所以那些只是将田野日志整理出版的研究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好的田野研究是,每一个看过你所撰写的调查报告、论文、书的人,都会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和故事,解答自己对于社会的疑问,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下的社会与人。

作者:佚名

来源:微信之学术中国

「民间第一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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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微信:guozede1022

 

第二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参考书目

《人类学研究方法》参考书目

肖 峰:《从哲学看符号》,中国人民大学19xx年。

杨 堃:《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xx年。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文物出版社19xx年。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xx年。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xx年。

费孝通:《行行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xx年。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xx年。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xx年。

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山东画报出版社19xx年。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xx年。

江 帆:《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xx年。

黄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 19xx年。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 瞿铁鹏:《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xx年。

(美)福勤著、周济等译:《科学方法发展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xx年。

(英)奈杰尔·巴西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xx年。

洪彦林:《论调查研究》,求实出版社19xx年。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xx年。

费孝通:《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xx年。 (美)黄树民著:《林村的故事》,素兰等译,三联书店20xx年。

(美)郝瑞著,巴莫阿依等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广西人民出版社20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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