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9》详细摘要

一、近两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长江保护与发展的统筹协调得到了显著加强，在流域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江水环境状况保持基本稳定。

1、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长江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力度空前加大。

近两年来，国家相继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重要法律法规；20xx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太湖管理条例》起草工作会议，率先在长江流域揭开了跨行政区的流域性立法的序幕，《长江法》、《长江河口管理办法》等也已进入准备或论证阶段；20xx年，全国重点湖泊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试点率先在太湖正式实施，标志着太湖治污和长江水环境保护工作步入新阶段；虽然在组建大部制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涉水部门职能调整不大，但流域治理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为今后加强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协调奠定了基础；环保问责制、排污权交易以及流域（区域）限批制度一系列环保新政在长江流域推行，进一步增强了流域环境治理和保护的自觉性。

20xx年4月和9月，由国家有关部委、长江流域相关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内外有关机构共同发起组织，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主题为“长江与洞庭湖”第二届长江论坛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农业部主办的主题为“养护生物资源，共建和谐长江”的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分别在长沙和上海顺利举办，对加强长江生态保护、推动流域综合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xx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以促进长三角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又好有快发展；在此原则指导下，国家有关部委牵头编制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并相继着手编制成渝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区域规划，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步伐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为基本宗旨的新一轮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工作全面展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和要求，完成了流域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开展了以长江流域“三湖、一江、一库”为重点的水污染治理重大专项研究；启动了以长江中下游大于10平方公里主要湖泊为重点的“中国湖泊水质、水量和生物资源调查”工作；系统开展了对影响我国水环境安全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的太湖、巢湖、滇池、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和三峡水库、丹江口水库等重要湖泊水库的生态评估，从而为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协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在全国地位不断上升，继续呈现又好又快发展势头。

20xx年，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沿江开发区为依托的集聚开发特征明显，以临港型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逐步形成，装备制造、化工和冶金等三大临港型产业集群集聚规模日益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以发达的港口群体为支撑的航运物流高速增长，初步形成以重庆、宜昌、城陵矶、武汉、九江、芜湖、南京、镇江、苏州、南通、上海等主要港口为依托，大中小型港口相结合，铁路水路、公路水路、江海河联运的港口群体，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由20xx年４亿吨左右增加到20xx年近12亿吨，超过欧洲的莱茵河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连续４年居世界内河货运量第一。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94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80万国际标准箱（TEU）以上；以沿江大通道为连接的城镇集群化趋势明显，逐步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川渝城市群等6个城市群。

为促进长江流域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于20xx年相继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批准设立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成都、重庆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这些地区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能力综合评估结果来看，上海、苏州、武汉、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等市的综合实力远远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虽处于发展的前列，但常州、南通、铜陵、嘉兴、镇江、绍兴、扬州、马鞍山、湖州、重庆、泰州等市也具备了较强的综合实力。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长极的武汉和重庆，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武汉经济实力位居前列，重庆综合实力指数也已经高于长三角部分地区水平，安徽的铜陵、马鞍山等市也进入综合实力排序的中上水平，表明长江沿江地区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得到加强，流域经济呈现出又好有快的良好发展势头。

3、长江水环境总体状况基本稳定，但湖泊富营养化和供水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近两年，长江流域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各地沿江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迅猛，导致沿江地区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剧增，20xx年流域总用水量比20xx年增加200 亿m3，废污水排放量达到306亿吨/年，比19xx年增加103亿吨/年，长江水环境保护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流域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水污染控制措施，实施了一些重点水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工程，使流域水质保持了总体基本稳定。近两年来，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质总体较好，干流水质总体优于支流，20xx年103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81.5%、3.9%、7.8%和

6.8%。其中，长江干流劣于Ⅲ类水的河长比例控制在25％以下，支流水系劣于Ⅲ类水的河长比例控制在35％以下。

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近两年，长江水环境质量虽总体保持稳定，但并未出现根本好转，保护流域生态、维护长江健康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现阶段，流域湖泊水质普遍较差，水体富营养化仍呈加重趋势。20xx年，太湖、滇池、巢湖“三湖”都暴发了大面积蓝藻。太湖和滇池总体水质均为劣Ⅴ类，湖体总体处于中度富营养状态；巢湖总体水质为Ⅴ类，湖体处于轻度－中度富营养状态。三峡库区自20xx年蓄水以来，部分库湾和支流已连续多年出现“水华”现象，且逐年加重，20xx年水华暴发时间明显提前、程度明显加重，库区部分支流如汝溪河、黄金河、澎溪河、磨刀溪、梅溪河、大宁河和香溪河等在2月22日前后开始出现水华，持续时间明显长于往年。更为严重的是，流域水环境污染造成的供水水源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仅20xx年上半年，长江委就收到长江流域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突发性重大水污染事件17起，20xx年太湖无锡饮用水源污染事件造成200余万人饮用水困难，震惊中外。

二、气候变化对长江水资源和流域重要生态系统的影响利弊共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近年来，长江流域气候变暖趋势明显，降水及其时空分布显著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气候变化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

实测资料显示，1961-20xx年，长江全流域年平均气温呈明显升高趋势，尤以19xx年以来升温最为显著，相对于1961-19xx年， 19xx年代平均气温升高了0.33℃，2001-20xx年急剧升高了0.71℃。1961-20xx年，长江全流域年降水量呈微弱增加趋势，但不显著，而降水空间分布变化则较为明显，1991-20xx年长江源头、中下游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相对于1961-19xx年平均值呈增加趋势，其他地区则减少，尤其是嘉陵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减少趋势比较明显。季节变化上，1961-20xx年间，春季降水量变化幅度不大，夏季降水量有所增加，尤以19xx年代增幅最大，平均距平值为61.9mm，秋季降水量减少，冬季呈微弱增加趋势。

据相关年份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公报，20xx年和20xx年，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分别为974.5mm和1011.1mm，比常年减少10.3%和6.9%。地表水资源量及地下水资源量也相应减少，20xx年全年水资源总量较常年减少19.1%，汛期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均出现同期罕见低水位，20xx年水资源总量为8811.3亿立方米，比常年少11.5%，均属少水年份。

2006-20xx年，长江流域经历了一系列罕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20xx年夏季，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高温和特大伏旱，四川出现19xx年以来最严重伏旱，同期，长江出现百年罕见的汛期枯水。2007-20xx年又出现了枯水期超低水位，相继导致洞庭湖、鄱阳湖出现持续枯水事件。20xx年1月，以长江中上游为核心的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8月，流域相继出现持续性强暴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给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所造成损失和影响越来越大，也反映了气候变化与水资源供给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有一定相关性。

2、未来气候变暖对长江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降水和源头补给水源变化方面，但不确定性较大。

由于导致长江水资源变化的自然与人为因素十分复杂，定量评估未来气候变暖对长江水资源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IPCC相关气候模型预测结果的综合分析表明，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在未来50年仍呈显著升温趋势，至20xx年增温幅度可能达1.5-2.0℃。年降水量变化在2001-20xx年50年内无明显增加或减少，但年际及年代际的波动将可能更加显著，20xx年前减少趋势显著，呈相对偏干的气候状况。降水季节分布将可能更加集中，夏季汛期7－8月降水和极端降水事件将有所增加，秋季降水将可能减少，从而可能造成流域洪涝和干旱灾害发生机率的增加，影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同时，气候变暖不仅直接影响降水量及时空分布格局的变化，而且还将导致长江源头区冰川等补给水源变化，间接影响长江水资源。从19xx年起，长江源区明显增暖，近40年年平均气温增加约0.8℃，为高原异常变暖区，导致作为长江重要补给水源的源头区冰川和多年冻土大部分处于退缩状态，湿地干化明显。预估至20xx年和20xx年，气候变暖将可能导致长江源区冰川面积较1970 年分别平均减少6.9 %和11.6 %，冰川融化补给径流量将增加26%和28.5 %，冰川零平衡线将分别上升30m和50m左右。冰川加剧退缩虽在短时期内可能造成长江径流量的增加，但在长时期内将造成长江冰川补给水源的逐步减少，导致长江源区“中国水塔”地位下降，并将可能改变江源水系的分布格局。

3、气候变化将可能改变植被物候、物种以及系统生产力与分布格局等，对长江流域农田、上游森林、江河源区草原和中下游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利有弊。

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气候变化存在复杂的响应关系，准确定量评估需要长期监测和试验数据以及综合模拟技术的支撑。气候变化对长江流域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作物产量和农业病虫害等方面。气候变化与CO2浓度增加将影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和耕作方式。据估算，在平均气温上升1℃和CO2浓度倍增的情景下，现在长江流域的三熟制将向北推至黄河流域，在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前提下，全国三熟制面积由13.5%增加到35.0%。气候变暖在加速农作物生长的同时，也使农作物的呼吸作用增强，干物质积累减少，生育期缩短，大多数作物在高温下表现较低的生产效率，从而导致作物减产。同时，暖湿气候将有利于一些病菌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繁殖和蔓延，从而将使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

气候变化将可能影响长江流域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产力，增加森林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和面积。气候变化虽不大可能改变长江流域森林第一性生产力的总体分布格局，但气温升高将可能使许多动、植物分布有向北扩张的趋势，亚热带北界将由现在的秦岭—淮河一线推进至黄河流域；各物种的适宜分布区和栖息地也将相应迁徙，这可能导致一些物种难以抵挡气候变化的后果，而使森林生物多样性降低。模型模拟显示，气温升高，CO2浓度倍增，植物生长期延长，将使森林生产力增加12－35％。同样，气候变暖也有可能导致森林病虫害加重。

长江源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最敏感、最脆弱，气候变化将造成长江源区草原生态系统以耐低温寒冷植物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面临更严重的生态胁迫，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空间格局也可能发生变化。气候变暖引发湖泊萎缩，多年冻土层消失，沼泽草甸化、草甸草原化和草原荒漠化在部分地区将表现得更加明显。气温与冻土层变化将导致高寒草甸初级生产力下降，高覆盖草甸及覆盖高寒草原面积减少，低覆盖草甸和低覆盖草原面积增加，使源区草地面积总体减少，对高原畜牧业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生态系统排放CO2增多，使高寒草甸由弱的碳汇向弱的碳源转变，打破原有的碳源汇平衡。气候变化还会导致高原湿地类型发生改变，源头沼泽湿地将进一步干化，出现湿地环境逆向演变，呈现向草甸、草原演变的趋势，并可能导致湿地碳源汇格局的改变，使高原湿地变为净碳源。

气候变化对长江中下游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将主要表现为改变湿地生态系统碳源/汇格局、水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共同作用可能引起储存于湿地的碳源不断向大气层释放大量的CO2和其他温室气体，从而导致碳源/汇格局的改变。大气环流变化将影响湿地的水文循环过程，进而影响湿地植物的消长与演替，导致湿地生态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例如20xx年，鄱阳湖遭遇三季连旱，导致湖泊湿地遭受严重破坏。气候变化引起的水位涨落对生物的栖息环境影响更大，未来长江径流量偏枯变化，将可能致使长江重要保护生物白鳍豚、江豚等珍稀水生物的活动和觅食空间减少，胭脂鱼等濒危物种失去产卵浅滩；同时，气候变暖也可能使很多鸟类改变迁飞路线，并逐渐北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栖息的雁鸭类数量已由20世纪80年代前占世界总数的80%下降到目前不足75%。

三、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生态环境影响面临新的问题和形势，水库库湾与入库主要支流回水区水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坝下水文情势与中游江湖关系剧烈变化备受关注。

1、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引起水库与主要入库支流水环境质量下降、水华加重趋势明显，入库污染物总量未得到有效控制和蓄水降低库区水体稀释扩散能力是主要原因。

三峡库区的水环境问题涉及库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供水安全、南水北调工程和流域生态安全。监测结果表明，20xx年三峡水库初次蓄水，库区干流各断面水质大多符合II、Ⅲ类水质标准。近年来，尽管库区长江干流水质尚未出现明显变化，但城市江段断面水质普遍较差，重庆、涪陵、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等城市江段形成明显的岸边污染带，长度在1.0～15.0 km之间，宽度约50~150 m左右，较蓄水前明显扩大，局部库湾江段水质也出现下降趋势。蓄水后入库主要支流水质下降趋势更为明显，Ⅱ类水质断面日趋减少，IV类水质断面明显增加，局部水域甚至出现V类和劣V类。库湾和入库支流水体氮、磷含量偏高，富营养化程度加重，水华发生范围扩大、频次增加，且暴发时间提前、持续时间明显延长。

三峡水库作为沿岸城镇的重要水源地，监测结果显示，蓄水前各城镇集中式水源地水质基本以Ⅱ类为主，个别为Ⅲ类，蓄水后水质则有变差趋势。20xx年，饮用水源地Ⅱ类水质比例比上年下降17.2 %，Ⅲ类水质比例上升15.3％；20xx年起，Ⅲ类水质所占比重增加更为明显。而且由于三峡水库的特殊性，枯水期水体流动性差，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污染物难以扩散降解，极易对供水安全造成威胁。

近年来国家针对三峡库区及上游地区开展了大量污染防治措施，但水库和入库支流水环境质量尚未出现根本性转变，主要原因一是库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仍呈上升趋势，入库污染物总量未得到有效控制；二是三峡大坝蓄水后，原有的川江急流消失，水文水动力条件以及河道地形等发生重大改变，水体流速减缓，紊动、扩散、自净能力减弱，水环境容量明显降低，导致在同样入库污染物情况下水质更差；三是水库流速减缓有利于浮游植物生

长，促进藻类生长和水华形成；同时，消落区及库区渔业、旅游、孤岛等资源存在无序开发现象，也不同程度加重了水质污染。

2、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对坝下干流河道年径流沿程变化影响不大，但多年平均输沙量大幅减少，导致宜昌－武汉河段枯水河槽冲刷严重，已经影响到局部河段河势的稳定，崩岸险情不断增加。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来，宜昌、螺山、汉口站年径流量占大通站的百分数与其蓄水前相比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仍分别维持在多年平均水平。在长江上游入库泥沙大量减少和三峡水库淤积的双重影响下，长江坝下干流河道沿程输沙量则呈现显著减少特征，减幅达在63%～86%。

根据20xx年10月～20xx年10月长江中游干流固定断面地形资料计算分析，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来，长江中游干流河道总体表现为冲刷，宜昌至湖口段冲刷总量约为5.47亿m3，冲刷部位主要在枯水河槽，冲刷量占总冲刷量78.9%。从冲淤量沿程变化来看，坝下干流河道冲刷主要发生在宜昌至城陵矶河段，冲刷总量约3.3亿m3，占总冲刷量61.4%。城陵矶至武汉河段的上段总体表现为冲刷，局部淤积，而下段嘉鱼、簰洲、武汉河段（上）则以冲刷为主，武汉至湖口河段沿程冲淤相间，总体表现为冲刷。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来，宜昌至城陵矶河段河床断面形态总体上未发生大的明显变化，泥沙冲淤主要集中在深水主河槽，但随着河床冲刷，局部河段深泓和洲滩有所变动、水下岸坡变陡趋势明显。实测资料显示，下荆江石首河段深泓摆动较为频繁，其上段主流河床最大摆幅达750m；天星洲头部冲刷后退并形成新心滩，不断向藕池口口门推进，导致洞庭湖藕池口进流条件进一步恶化；荆江河段主要险工段水下岸坡坡度陡于1:2的断面所占比例已由20xx年约占7%增加到20xx年占82%，导致近岸河床遭受大幅度冲刷，最大冲刷深度已达13m，造成崩岸频度和强度显著增加，险情不断扩大。

随着三峡工程的继续运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坝下游河道还将发生冲刷，而目前实施的护岸工程是在现状险情条件下设计的，均未考虑三峡工程建成后河床冲刷对河岸稳定性的影响，同时由于水沙过程的改变和河床冲刷，坝下游河道水流顶冲部位将有一定变动，局部河段的河势也将发生一定变化，因此，亟待加强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坝下河道演变监测与治理研究，加固已有护岸工程，及时守护新发生的崩岸段。

3、三峡工程蓄水运行造成坝下干流水文情势变化对洞庭湖水沙平衡有较大影响，有利于减缓洞庭湖的淤积萎缩，对鄱阳湖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加强监测和专题研究。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对洞庭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荆江三口入洞庭湖分流分沙和城陵矶出口长江顶托的变化。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前，荆江三口分流分沙在自然演变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已有大幅减少，1999-20xx年和1956-19xx年平均比较，三口分流比已由29%减至14%，分沙比已由35%减为16%。三峡工程蓄水运行以来的2003-20xx年与1999-20xx年相比，三口分流比进一步由14%减少为12%，而分沙比虽由16%增加为18%，但因长江干流宜昌站沙量大幅度减少，三口分沙量绝对值仍为减少，仅为1999-20xx年的26%。三口分流分沙的减少，除了三峡水库蓄水运行直接造成长江干流水沙特别是输沙量减少的影响外，水库蓄水运行引发长江荆江段河床冲刷，造成同流量条件下长江荆江段河道水位下降，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洞庭湖一直处于淤积状态，但淤积速率总体随入湖沙量的减少而减小。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来的2003－20xx年，入湖平均沙量较1991－20xx年平均减少

2.51亿吨，相应湖区淤积率由1991-20xx年的72.2%减为2003-20xx年的41.0%，减小趋势明显。洞庭湖入湖沙量减少虽将有利于长江中游和湖区防洪以及减缓洞庭湖淤积萎缩和消亡

速度，但入湖径流量同时减少，将导致洞庭湖滩地出露天数增加，尤其是秋季滩地出露时间提前，导致湖泊湿地植被发生变化，影响湿地生态演变。

三峡蓄水运行对鄱阳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长江来水来沙条件和鄱阳湖出流出沙情势。初步分析显示，20xx年以来，鄱阳湖五河入湖径流量和输沙量均有所减少，其中入湖输沙量减小更为明显，2003－20xx年平均仅为20xx年以前多年平均的34.3%；对应湖口入江年径流量显著减少，但入江输沙量增加明显，2003－20xx年平均入江径流量仅为20xx年前多年平均的0.78倍，而年均输沙量则为20xx年以前多年平均的149.9%，变化过程十分复杂，因此评估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对鄱阳湖的影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和专题研究。

四、以堤防、水库、分蓄洪区和河道为主体的重大防洪工程在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协调和处理工程建设运行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任务十分艰巨。

1、流域已建立起以堤防、水库、分蓄洪区和河道蓄泄兼筹为主体的综合防洪体系，在保障流域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过60年的努力，长江基本形成了以堤防、水库、分蓄洪区和河道蓄泄兼筹为主体的流域综合防洪体系。堤防作为最传统、最基本的防洪设施，长期以来一直是流域洪水治理的关键和核心。至20xx年，已累计建成堤防长度73348km，保护人口1.2亿人，保护耕地646万 hm2；截至20xx年，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约4.6万座，总库容逾2307亿m3，其中大型水库163座，总库容1738亿m3，在削减洪峰和减轻水库下游地区防洪压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分蓄洪区建设自19xx年以来，已在中下游不同河段先后建成40个，总面积130万hm2，可蓄滞洪水500亿m3；河道整治从19xx年代起，干流先后实施了中洲子裁弯、上车湾裁弯，沙滩子河势控制以及多个夹江和支汊堵汊等重大河道整治工程，在控制和改善长江河势、稳定岸线和扩大泄洪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和效益。

这些工程在发挥各自作用和效益的同时，还通过工程联合运用和与非工程措施结合，战胜了包括19xx年流域性特大洪灾在内的一系列洪涝灾害，发挥出巨大综合防洪效益。

2、分蓄洪区内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湖泊围垦和控制导致调蓄能力减弱，分蓄洪区与河湖工程建设效益评估有待加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分蓄洪区众多的人口，使得大量分蓄洪区的分洪难度和经济损失愈来愈大，形成了欲分不能的艰难境地。19xx年长江特大洪水期间，中游关键江段堤防全线告急，而多年建设的分蓄洪区却难以启用，长江防洪减灾缓解阀成了摆设，分蓄洪区建设管理面临两难境地。多年来，湖泊湿地被大量围垦，中下游干流通江湖泊除洞庭湖、鄱阳湖和石臼湖外均实施了闸坝控制工程，破坏了原有江湖自然联系格局和系统完整性，进一步加剧分蓄洪区启用的困难。建国以来，中下游通江湖泊面积已减少10593km2，损失湖泊容积567亿m3，相当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2.5倍，加重防洪压力，19xx年长江大水，洪峰流量、洪水总量均小于19xx年，但江湖洪水水位却普遍高于19xx年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目前，洞庭湖三口口建闸控制工程、鄱阳湖湖口控制工程、螺山扩卡工程、簰洲湾裁弯取直工程等重大工程正在拟议中，这些工程实施无疑将有利于水资源合理利用和河道泄洪能力提高，但也明显改变长江水文情势，割裂江湖天然水力和生态联系，生态与环境不利影响不容忽视，从生态系统健康和完整性角度全面、长远考虑工程规划和建设的可行性十分必要，应当更加审慎对待。

3、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累积影响日益显现，水库联合调度和生态调度以及水库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必须得到充分重视。

流域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大都综合考虑了防洪、发电、供水、航运等功能和效益的发挥，但生态环境影响和生态效益发挥普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在工程运行过程中，多种功能发挥难以兼顾情况下，往往自觉不自觉强调局部的经济利益，而忽略全局性的公共利益。同时，由于投资的多元化和地方、部门和企业局部利益的过度考虑，流域不同类型或规模的水库工程建设和运行缺乏行之有效的统一规划和管理，造成流域上中下游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生态效益的忽视，随着大型水库工程的不断增加，水库联合调度和生态调度运用显得十分重要。

在三峡水库建成前，丹江口水库、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澧水江垭及皂市水利枢纽等一批具有重要防洪效益的综合水利枢纽在加紧推进中，流域已建、在建和近期拟建大型防洪水库达24座，远期还将进一步开发上游金沙江流域梯级水库和主要支流的其他水库。大规模河流梯级水库建设，显著改变了长江天然水文过程，导致上中游干流和相当多的支流自然河流转变为半天然或人工控制河流，生物生境片断化和破碎化，对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五、加大长江水环境与生态保护力度，加强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性研究，恰当应对气候变化对流域造成的可能影响，进一步推进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协调。

1、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将水环境与生态保护摆在长江保护与发展的优先地位。 长江沿江地区以其南北适中、承东启西的独特区位，丰富的水资源和通江达海的水运优势，与沿海地区共同承担着国家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重任，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沿江产业快速集聚，以三峡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导致长江水环境质量与生态保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实施科学的政绩分类考核体系，将环境与生态保护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改变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和过度资源环境消耗的经济发展方式，切实强化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划定流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和长江水环境与生态功能区，明确不同分区的主导生态－经济功能，实施严格的空间管制，通过分类考核、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措施，统筹协调流域发展与保护以及上下游各区段之间的关系；强化流域水环境执法，从流域水质目标管理入手，加快推进流域综合管理，通过跨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准确获取实时跨界水质变化信息，以此作为区域污染补偿和实施区域限批的依据。

改变重大水工程建设、尤其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度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理念，将重大水工程建设的生态与环境效益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改变各类水工程建设分散审批与监管体制，严格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最大限度减轻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改变长期以来水工程单独调度运行和调度运行管理主要服务于防洪、灌溉和发电的传统做法，加大生态调度的力度，将相关联的水工程联合调度运行和改善水环境、保护水生态纳入水工程调度的总体目标，切实保护长江水环境与水生态。

2、加强长江流域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性研究，提升流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恰当应对气候变化对流域可能造成的影响。

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长江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复杂，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开展水资源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性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数据序列不长，长江流域有15个典型生态系统研究观测研究站开展长期定位观测与试验，数据最长也仅30年左右，针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的观测与试验也不多，迫切需要在长期观测试验和数据积累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评估的跨学科综合模拟研究，重点关注极端气候事件以及长江源头区等重要敏感区，客观、系统地评价气候变化对流域造成的有利和不利影响，从而为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在流域尺度上，充分利用生态系统调节功能，通过跨部门与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合理利用和保护流域水、土、生物等资源，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然规律，实现流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福利的最大化以及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在流域综合规划工作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对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的可能影响；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加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公众参与，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决策协调机制，鼓励企业、公众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逐步形成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相适应的高效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3、建立流域重大工程建设效益评估制度，加强重大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的跟踪监测与评估，切实提高流域重大工程建设综合效益。

流域重大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在加强重大工程建设统一规划和规范管理、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加大工程建设监理与环境保护监督力度，建立流域重大工程建设效益中期评估和后评估制度。通过评估，一方面及时发现建设后期和运行初期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工程建设与运行方案；另一方面评估工程建设效益发挥程度和运行管理中的不足及其与其他工程的关系，提出工程多目标条件下的运行管理优化调整方案和减少不利影响的措施。

加大工程建设运行的生态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评估，制定和实施重大水工程建设的生态成本核算和生态补偿制度，根据各类工程建设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大小和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收取资源公开出让金，并提取足够比例的工程年经济收益作为生态补偿专用资金，发挥经济手段对水工程建设的调节作用。同时，建立流域立体监测网络，加强重大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影响跟踪监测与专题研究，揭示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的方式、程度及其变化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