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如何记忆读书报告

文化人类学名著选读系列

《社会如何记忆》读书报告

一、“知人论世”——保罗·康纳顿

Paul Connerton is a sociologist.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in memory studies.Connerton's first book, How Societies Remember (1989), opened the discuss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per Maurice Halbwachs and others) to include bodily gestures, finding in clothing, manners, musical performance, and other socially negotiated practices locii where memory is "silted" (to use his verb) into human corporeal consciousness and praxis. Connerton followed up this work with How Modernity

Forgets (2009), which emphasizes what Connerton calls "place memory," or memory that is dependent upon topography and particularly upon topography as it relates to the human body. Connerton argues that modern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particular sort of forgetting "associated with processes that

separate social life from locality and from human dimensions: superhuman speed, megacities that are so enormous as to be unmemorable, comsumerism disconnected from the labour process, the short lifespan of urban architecture, the disappearance of walkable cities."(From Wikipedia)

二、本书想要论证的问题

“记忆”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个体官能,但相对于个体记忆,还存在另一种记忆——社会记忆。那么,什么是社会记忆?社会通过什么方式来记忆?社会或群体的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这即是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的主要内容。

三、“社会(集体)记忆”理论概述

“社会记忆”一词由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涂尔干/迪尔凯姆的学生和同事,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提出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其实,在哈布瓦赫之前,已有很多学者讨论过“集体记忆”的相关概念。卢梭提出了“集体性”的观念,对涂尔干有很大影响。之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提出了含有“集体记忆”意味的 “集体欢腾”,认为宗教的观念诞生于欢腾本身,因为“惟有集体思想具备这种效力,要创造一个观念的世界,并使经验现实的世界通过它发生变形,就必须得有一种智力的过度兴奋,而这种过度兴奋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能实现”。之后玛丽·道格拉斯(1921-2007,女爵士,英国人类学家,因其对于人类文化和象征主义的作品而闻名于世)提出了:当常规行为成为一个时代的秩序时,在平淡无奇的时期里,是什么把人们整合在一起的问题。哈布瓦赫认为,“存在于欢腾时期和日常生活时期之间的明显空白,事实上是由11 对于“集体欢腾”,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否准确):涂尔干指涉的不仅是宗教在初民社会里的一种仪式性质的集体表象,放到现代社会,集体欢腾也许还象征着公民公开自由表达意愿的途径和环境,有点像广场政治,但我觉得没有约束的状态极易导致宗教式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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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填充和维持着的,这种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的形式出现”。他进一步分析道“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与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但是哈布瓦赫关注的是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家庭、宗教、社会阶级,认为不同的集体有不同的记忆,而并没有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传递的问题,因此后来出现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正是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社会记忆是如何传递和维持的。

总之,先于康纳顿之前的研究者关于“社会(集体)记忆”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1)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2)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藉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3)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上,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4)集体记忆依赖其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artifact)及图像(iconography)、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四、文本内容结构的梳理

这本书结构很简单,除导论外,共分为三章分别论述社会记忆、纪念仪式以及身体实践。康纳顿主要讨论了两大主题:一是何为“社会记忆”,二是“社会如何记忆”。虽然本书涉及的知识面十分的广泛,且大量引用了诸如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阐释学、音乐、艺术、宗教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让我无法在短时间内深彻理解作者的每一句表述,但是在文本阅读的过程当中,结合作者列举的各方面事例(论据),我对整个文本的内在逻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作了如下的梳理:

1. 关于“社会记忆”

在康纳顿看来,记忆具有工具性,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为现实服务。他举了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时,通过在公开的仪式上进行的对国王路易十六的审判和处决来驳斥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光环”喻指君主制度以及使之合法化的政治神学)。因为,一千年来,国王是通过加冕仪式——涂圣油、戴王冠——来建立一种社会记忆的,这样国王就拥有了神授的统治权,任何反对国王的人就是渎圣者。而公开处死路易十六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除这种记忆,用一场仪式取代另一场仪式,用一种记忆取代另一种记忆。但是,对国王的审判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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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自由的着装实践(解释社会记忆的另一个例子)都遇到了与旧的社会秩序彻底决裂时面临的一种因遭遇到历史积淀而破产的危险。因为“一个人对时间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延续的意识,是对该社会制造的这种延续之形象的意识”。因此,康纳顿认为,在这两种行为中,人们试图脱离回忆的因素来为一个激进的开端划出边界是不可思议的,进而他指出,建立开端就要回溯一种社会记忆模式。也就是说,用一场仪式革命为另一个开端划出边界,回溯甚至打破一种社会记忆模式,是为了重塑另外一种崭新的社会记忆模式。

但是,社会记忆又不同于历史重构。康纳顿认为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而更多的是做出推论,因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对于他们的证据是自主的,他们有用来批评证据的标准,他们能发现完全被遗忘的东西,也能质疑所记忆的东西。尽管相对于社会记忆,历史有其独立性,历史重构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在这里,作者举了捷克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十字军东征和以色列建国的例子佐证。接着他论述了与文本历史有同样重要作用的口述史,认为或多或少的非正式的口述史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是所有社群记忆的特征。这里作者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关于乡村生活的例子,描述的是一战期间意大利南部有个名叫加里亚诺的村庄,当村民被问及关于战争的记忆,他们既没有提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没有提到战争的死亡者,反倒是几个农民亲眼见证的一场关于土匪们的战争令村民们记忆犹新,由此可见民间叙述和记忆模式与官方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

可是尽管社会记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却得不到关注,康纳顿认为这是由于某些记忆申述的类别作为焦点而得到优先考虑。这个焦点类型就是他划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个人记忆申述和认知记忆申述,而第三类则是“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习惯记忆(习惯行为模式),却经常由于回忆是心智的活动的传统观念而得不到重视。康纳顿提出,受测者的社会习惯——记忆,不同于对规则和代码的认知记忆;它也不仅仅是一个附加或补充特征;它是成功地令人信服的操演代码和规则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一段关于心理精神分析等层面的内容,我不太理解)另外,康纳顿提出,个人获取、定位和回溯他们记忆的媒介通常包括兴趣、社会空间以及记忆传授行为与社会的持续性。那社会记忆如何传递?康纳顿总结认为是通过纪念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社会记忆的。

2. 社会如何记忆

在“纪念仪式”这一章节的一开始,康纳顿首先举了一个例子:19xx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纳粹上台后的每年11月8日,希特勒都要去啤酒馆发表演讲,举行纪念仪式(书中描述的希特勒时代的各色纪念日或2342 这个事例是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人们越来越多的抨击约定俗成的用服装样式(着装)来习惯性的区分平民与贵族的划分等级的惯例。我的理解是,这种“体化形式的不平等”就是由过去的记忆触发的,它和处决路易十六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宣示与过去社会记忆和秩序的决裂。

3 “个人记忆申述”指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行为,我认为是一种自观、自在的个人记忆。 4 “认知记忆申述”涉及对“记忆”的利用,记得词义,或诗句,或笑话故事,或城市布局,或数学公式,或逻辑真值,或未来事实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记忆并不要求记忆对象是过去的某事,而要求记忆那件事的人必须在过去遇到、经历或听说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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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庆典大体有十种)。通过仪式体现的纳粹价值不断地重复造成了一种再现“神圣”的魔力,这个新创造的仪式可以抹平时间差异,可以变得具有类似宗教的神圣性,获得德国传统的认同性,并且在重复的操演中长久地延续下来。这是因为仪式不仅具有表达性,而且有规则性,它们是程式化的艺术;不仅形式化,而且具有同一群体记忆认同的意义;它的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到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说明这些仪式之于其他广泛意义上的仪式的区分在于它们不仅暗示对过去的延续,而且明确宣称这样的延续。由此说明这种纪念仪式对塑造群体记忆的重大作用。

对于如何理解仪式,他认为应该关注仪式的形式,并与神话区分开来。尽管仪式和神话都可看作集体象征文本,但是把仪式解释成可以用其他方式尤其是神话形式表达的另一种象征载体,就会忽视仪式本身的特色。仪式不仅是表达某些信仰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某些事情只能用仪式来表达。神话素材可以以戏剧、文学的形式被重塑,由此产生不同的意义,而仪式结构的变化性却很小,正是出于仪式并非神话的内在属性,它们规定了在仪式操演和参加者所演为何物之间存在的关系。因此,康纳顿说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另外,尽管纪念仪式和其他仪式一样具有形式主义和操演作用,但是它们却明确指涉原型人物和事件,它具有重演性,这两点都说明了纪念仪式对社会记忆的作用。由此康纳顿总结到:一个社群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由支配性话语讲述的认同特征,它是个人记忆的一种集体变体,它把过去理解为一种具有某些明显认知因素的集体自传。在纪念仪式中能找到社会记忆,而纪念仪式是操演的,操演又是身体性的,因此一个被大大忽视却又百分之百重要的是“身体社会记忆”。

在第三章“身体实践”的论述中,康纳顿认为,对于过去的记忆可以不用追溯历史来源,因为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记忆如何在身体中积累或积淀,作者首先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体化实践”包括对文化特有姿势的记忆,这种特定的姿势操演提供了身体的助记方法(在这里,作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文化礼仪对男女不同姿势的要求,另一个是座次和身姿所涉及的权威模式)。而“刻写实践”则是指一种把人生的时间属性系统地转化成书写符号的空间属性并因此而存在的实践,作者认为用刻写传递的记述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其撰写过程就此截止。他批判阐释学把刻写、文本当成其研究对象,批判把刻写当作仅有的传递社会记忆的特许形式,他认为体化实践的特别记忆效果依赖于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它们的获得方式,因为影响体化实践的因素——习惯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它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所以体化实践更具创新力。归根结底,康纳顿的观点就是社会也有记忆,社会通过纪念仪式来传递记忆,而由于仪式通过身体来完成,55仪式的解释类型中,社会学的立场认为:仪式的认知内容必须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加以编码,仪式通过使自己变得可以理解,来“象征”社会现实。以宗教仪式为例(作者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仪式举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向自己表述他们作为成员的那个社会,以及他们与这个社会之间模糊而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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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会是通过体化实践来传达和维持社会记忆的。

五、我从《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产生的思考

1.社会记忆与认同

在康纳顿的书中,其实更多的是论述“社会是如何记忆的”,而对于社会记忆本身却没有直接的定义,但是对于这个词的界定,又是理解整本书的基础。我认为,作为名词的社会记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社会记忆往往是基于一个特定的范畴,这个范畴或区间在多数情况下是指拥有共同血缘、世系与文化的一个群体,而社会记忆就是由这个群体的当代经验、过去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并借由文献资料、口述史、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却蕴含象征性的物体(如塑像、与某些记忆相关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从而构建起一套固定的认同体系,并通过世代相传的方式在一个社会中保存、延续和流传。这样的社会记忆有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种心理构图的回忆(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并强化的特定的社会记忆),个人得以有所区分、更加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群体的社会认同体系,进而能够加深、凝聚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当然,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社会角色的差异,人们在财富、地位、职业、地缘分布等方面日益形成等级分化,这导致基于世系祖先的群体划分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化。现实生活中的分层逐渐动摇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内聚性,从而使得以不同群体为区间的社会记忆慢慢演变成为多元变量的、易变的综合体。换句话说,群体的稳定性减弱和流动性增强,让社会记忆显得愈加复杂。因此,我认为社会记忆不仅有助于产生认同,伴随着认同而具有的基本情感联系和异己感更会由此划定族群的边界,每一种社会结群便在设定的边界内外进行排他性的资源竞争,并在状况改变时通过必要的记忆重塑,以改变边界来造成群体认同的变迁。

2.社会记忆的政治价值

康纳顿在导论中就已经提出一个观点: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我反复揣摩这句话,觉得也许翻译者(纳日碧力戈)并没有准确表达这句话的原意。我认为这句话应当修正为:如何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等级决定的。紧接着这句话,康纳顿以例论述:“当今信息技术的储备,从而借助信息处理机制来组织集体记忆,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合法性,这一点涉及到控制和拥有信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此外,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历史主体——政党、西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宏大话语支配力量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们作为我们当今形势下的思维66 Bartlett关于记忆研究的核心就是“心理构图(schema)”概念。心理构图是对过去经验与印象的集结。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该群体中的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结合过去的记忆,来印证自己对外在世界的印象。而这些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形成个人的心理构图。在回忆时,我们是在自己的心理构图上重建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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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无意识中仍然起作用。换言之,它们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记忆的控制力量,存而不去。”显而易见,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当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政治权力对信息及其载体的控制是相当重视的。一个时代的信息经过筛选后从而形成选择性的社会记忆,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与精英集团就好像是一个过滤的筛子,通过对信息系统输入与输出的必要控制、适当屏蔽,进而时刻掌握决定社会记忆的话语权,因为社会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局政府的合法性相关。这种合法性既指经由过去的经营而获得的当下的合法性地位,又包括不断以改善上层建筑等手段将合法性延续到未来。在过去,统治阶级用政治权力来实现控制社会记忆的手段大多是直接、野蛮而又粗暴的(譬如秦有焚书坑儒,纳粹实施种族灭绝,苏联通过驱逐异见人士而令捷克人民强迫性忘记,日本在东北、台湾施行的同化政策等)。然而,二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民主共和、自由平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空前的加强,公权力不再能够肆无忌惮的侵犯私权。与此同时,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导致政治权力与生俱来的控制欲念从显性向隐性发展,也就如康纳顿所言,控制的手段更加隐蔽。人们也许难以意识到自身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可是这股力量依然存在,我想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棱镜事件”便是印证。再者,我认为,社会记忆的政治化是无法避免的。沈松侨先生曾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一文中写道:“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过程,殆可谓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过程。藉着这种符号政治,晚清知识分子揭示出一套新的历史视野(historical vision);中国,也就在此一新的认知下,成为一个整体而独特的政治社群。”“黄帝,其实正是各种政治势力与现实利益进行激烈角逐的文化场域。”诚然,社会记忆本身并不存在任何政治形态或政治性,可是社会记忆一旦被政治权力、利益所需要,政治力量便极尽所能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场域,将集体的记忆和认同吸引入其中,加以重塑、压榨、利用,反过来更好地控制或凝聚相应的社群(族群)。

六、问题的回答

1.什么是社会记忆(集体记忆)? 个体官能、认同体系、心理构图、一种叙述性的历史

2.社会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 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

3.为什么作者认为社会记忆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话语支配或政治宣传的需要、构成合法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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