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 悟 中 国 茶 文 化

感 悟 中 国 茶 文 化

中国饮茶文化起源于上古时期，有“神农氏尝百草，遇毒，以茶解之”的说法作证。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日本茶道是于我国唐代传入日本，而现在提起茶道，人们却只知日本茶道，不禁使我们不得不做些什么以弘扬中华这一宝贵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呼吁： 中国人喝中国茶，发扬传统文化，再造民族雄风！

我国是茶的故乡，悠悠五千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 得茶而解之”，从而发现了茶

的药用价值。从此，茶从我国西南莽莽原始森林中走向世界。

多少年来，中华茶文化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吸取了民族优秀传统中丰涵无比的给养，融

宗教、哲学、医学、格律、乐理、绘画、美学、建筑学等各家之长，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弥可珍贵的遗产，在历史的长廊中熠熠生辉。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

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巴蜀常被称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茶的起源和历程可以总结为以下六项：

一、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茶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二、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瘛⑸缁嶙饔谩?

三、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茶有健身、治疾之药物疗效，又富欣赏情趣，可陶冶情操。品茶、待客是中国个人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坐茶馆、茶话会则是中国人社会性群体茶艺活动。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７５８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

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

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

度，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西湖龙井，居中国名茶之冠。产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周围的群山之中。多少年来，杭州不仅以美丽的西湖闻名于世界，也以西湖龙井茶誉满全球。西湖群山产茶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在唐代时就享有盛名，但形成扁形的龙井茶，大约还是近百年的事。相传，乾隆皇帝巡视杭州时，曾在龙井茶区的天竺作诗一首，诗名为《观采茶作歌》。西湖龙井茶向以“狮（峰）、龙（井）、云（栖）、虎（跑）、梅（家坞）”排列品第，以西湖龙井茶为最。龙井茶外形挺直削尖、扁平俊秀、光滑匀齐、色泽绿中显黄。冲泡后，香气清高持久，香馥若兰；汤色杏绿，清澈明亮，叶底嫩绿，匀齐成朵，芽芽直立，栩栩如生。品饮茶汤，沁人心脾，齿间流芳，回味无穷。干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宋朝茶文化的兴盛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１６１?

０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五、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晚明时期，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讲究“至精至美“之境。

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事物的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道”就存在于事物之中。

张源首先在其《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他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观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张源的茶道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 张大复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

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仙境，一种天、地、人融通一体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明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到清朝时，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规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明清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

茶马大道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内地各省、北京； 江莱茶道从普洱过江城，进入越南莱州，

然后再转运到西藏和欧洲等地。 旱季茶道从普洱经思茅糯扎渡过澜沧，而后到孟连出缅甸。 勐腊茶道从普洱过勐腊，然后销老挝北部各地或出南洋；景栋茶道自普洱、景洪、勐海、打洛出缅甸景栋。

现在，云南省内还保留着很多完整的茶马古道遗址，譬如著名的丽江古城七一街，临沧的

鲁史镇、 宁洱县境内的孔雀坪等。

茶马古道使普洱茶行销国内各省区，并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法国、英国、

朝鲜、日本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六、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xx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

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xx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xx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19xx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 19xx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 19xx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 19xx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

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

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20xx年 8月29日，在贵州省的贵定县云雾镇云雾茶基地看到一块立于清乾隆年间的贡茶碑，这块碑记录了当地茶叶怎样成为皇家贡茶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云雾茶早就成为皇家贡品，最早从隋朝开始，有六朝贡史，被称为“六朝贡茶”。当地一位自称是雷阿虎嫡系后代的雷姓老人介绍，云雾山一带苗族同胞祖辈素有种茶、饮茶、护茶的传统，还立有云雾贡茶产地地界碑，使云雾茶声名远播。“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这是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对古时贵州茶叶的真实记载。19xx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年之后，这一年，代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总公司的40余位国内知名的茶叶、昆虫、农业、森林、特作等专家，在王淘(中农所人事课长)、张天福(技士、金陵大学学士)的带领下，抵达相对宁静而距离重庆不远的湄潭，开始筹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科研生产机构——中央实验茶场，并由此推开了中国现代茶业的第一扇大门(第二扇大门是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于次年在福建武夷山推开)，使湄潭在以后的十年时光里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茶叶的科研和种植推广的中心之一，奠定了湄潭在中国现代茶业和贵州当代茶业的历史性地位和基础性地位。这其中，作为贵州盛产茶叶的湄潭，在抗战的特殊时代则是贵州湄潭茶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全国各地的茶文化从辉煌到进步，再到辉煌，走过了无数的岁月，沉积下来的是丰盈、是意韵，迎来的也必将会是一路高歌。现在全国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纷纷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及河南信阳的茶叶节等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了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综上所述，我想以陆羽《茶经》的第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以表达我对曾经帮助神农解“七十二毒”，曾经在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传递文化友谊和民族情怀，曾经在无数帝王将相、文化名人、社会名流中玩味无穷的以及镶嵌在老百姓开门七件事中的茶叶和在特殊年代维系民族生死存亡的茶叶的敬畏。

 

第二篇：中 国 姓 氏 文 化

第3课 中 国 姓 氏 文 化

引言：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年的历史。

○它经历了五个阶段：姓氏萌芽阶段；姓、氏、名分化形成阶段；姓氏合一阶段；姓名充分发展阶段；实名与虚名分化阶段。中国姓氏特点表现为：开放性、等级性、地域性、多源性、时代性。

○中国姓氏文化有着其重要的丰富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富强的凝聚力和纽带；它蕴含着民族文明进取精神；这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它对于人认识自身、造福自身、改造自身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

寻根问祖不仅仅是人类的一种怀旧的情感，也是后人对先祖的认同，又时后来者对历史的反思，更是继承者对未来趋势的探索。

对于人类姓氏的研究是人们寻根问祖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姓氏文化的探秘是对社会心理、民族素质发展趋向研究的不可忽视的方面。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的姓氏形成与发展几乎与此同步。伴随着姓氏的形成与发

展而积淀起来的中国姓氏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绚丽多彩的魅力。

在此，不妨对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是作一个简要的阐述。 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姓氏萌芽阶段。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图腾（Totem）信仰的纪录。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罴、貔、貅、豹、虎”实际上是指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这些野兽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所谓图腾，是指上古时期人们认为每个氏族部落与某种生物有着亲缘关系，或跟某种无生命的物体有着特殊的联系，初民们把这类生物或物体视为整个部落的祖先、象征物、庇佑者。《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于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种图腾崇拜其特点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普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383页）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的姓氏同样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中。

第二阶段：姓、氏、名分化形成阶段。

姓氏表示血缘关系的世系群的称号，它起源于母系氏族。从“姓”的本身可以看出，它有“女”和“生”两个字构成。中国最早的姓大多带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如“姬、姚、姒、妫、姜、嬴”等。氏则是同姓衍生的分支，源于父系社会，也就是族号。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序》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氏，氏不可呼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这段话将姓和氏产生的时间（三代之前），作用（“别婚姻”、“明贵贱”）说得很清楚。

第三阶段：姓氏合一阶段。

战国时期，由于旧的宗法制度的瓦解，人们的个性意识有了提高，出现了姓氏逐渐合一的现象。上指君主，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了自己的姓。

第四阶段：姓名充分发展阶段。

之所以说是充分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姓氏的数量超大规模的增长。根据黄帝和炎帝的传说，皇帝之子十二姓，炎帝之子四姓。从那时起，到唐太宗诗高士廉重修、李义府修改的《氏族志》录有235姓，到了宋初，广为传诵的《百家姓》录有503个姓。明代人吴沉编的《皇明百家姓》共收有1968个姓。清代则更多。

其二：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

之所以姓氏大规模的增长，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魏晋到明清，是少数民族大规模融入汉族的过程，汉族统治者通过赐姓、改姓或其他行政手段使得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也有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主动改姓；另有少数民族为适应时代和环境改从汉姓。

其三：等级制在姓氏中逐渐占重要地位。

魏晋之后，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人们把姓氏的高贵、血缘的纯正作为选官授职和联姻缔亲的重要标志。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在坚持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进行了一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姓运动。在这一项改姓运动中，他把汉族中的卢、崔、郑、王定为一等姓氏。唐初时，唐太宗将崔、卢、李、郑作为高等姓氏。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经唐太宗批准的《氏族志》把293个姓评为九等。这种将姓氏划分等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明清。

第五阶段：实名与虚名分化阶段。

如果说，姓氏发展的第四阶段是社会生活充分发展的结果，那么，当社会出现了具体情况，譬如，清代统治者制造的“文字狱”；明代统

治者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而进行的特务统治（“东厂”）。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虚名抨击时政。这种虚名包括笔名、化名等等。现代社会使用的网名，也属虚名之列，当然其原因与明清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中华民族的姓氏特点

纵观中国姓氏的发展史，中华民族的姓氏发展如同咆哮奔腾的长江，由涓涓细流形成的壮丽宏大的巨澜汇聚到浩瀚的大海；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中国姓氏犹如一株巨大无比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其根如须，盘根错节。梳理以下中国姓氏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开放性。

所谓开放性，是指姓氏外延的扩大以及名字系统内涵的完备和丰富。由于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中，姓的数量几乎是跳跃式地增长。炎黄时期为16姓，唐代姓的数量是293个，宋初的姓是503个，明代的姓最多达2635个。到了现代，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的姓共有11969个（其中有些姓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不少消亡的）。其中单字姓是5233个，双字姓为4329个，三字姓为1615个，四字姓为569个，五字姓为96个，六字姓为22个，七字姓为7个，八字姓为3个，九字姓为1个。

开放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名字系统的日趋完备和内涵的渐趋丰富。姓和氏在上古社会就产生了，为了区别社会成员，作为标志，名也就随之产生了。《仪礼·丧服传》记载：“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 《仪礼·檀弓》曰：“人女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人父

之道，朋友之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人对人的称谓，除名字之外，还有号，大致可分为自号、别号、法号、室号、绰号、谥号等。姓氏和名字系统的各个部分各有其作用，姓用来明血缘，氏则别贵贱；字的作用是正体，“字以表德，号以美称”。这种名字系统最早形成于商和西周时期。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有明确的论述。

第二，等级性。

最早给姓氏打上人为印记的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拓拔（元）宏用强制的手段使自己的鲜卑族兄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至少表面汉化的过程。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匪夷所思、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的一项是姓氏改革，拓氏（元）宏将天下的姓氏分成三、六、九等。并且给每个等级制定了标准。在拓拔（元）宏开了先河的情况下，以后，谁掌握政权，谁的身份就高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了唐代，李世民直接下诏，将原本第二等级的李姓，提升为第一等级，把王姓挤入第二等级。以后历朝君主基本如此。这种姓氏的等级制，造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譬如改姓、赐姓、讳姓等。这些所涉及到的姓氏绝对不在少数，拓拔（元）宏的姓氏改革就牵涉到一百多姓氏。

第三，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是指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姓氏往往按地域分布。例如，唐代形成的“五家七姓”，即李（陇西、赵郡）、崔（清河、博陵）、卢（范阳）、郑（荥阳）、王（太原）。人类学家、文化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文中，曾经引用过他的朋友罗伯特·哈特给他的信说：“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个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每一个村住三千人。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杨，第三个村庄全姓牛。”这种现象在中国极为普遍，这种自称村落的姓氏带有排他性。

第四，多源性。

所谓多源性，是指在中国的常见姓氏中（按照国家自然基金会研究划定：人口占0.1%的姓氏称为常见姓氏，现有129个。占人口总

数87%），大多数有多个源头。为了便于说明起见，用列图表的方式，借以表达。

第二大姓“王”姓来源是这样的：

周文王周考王

中国姓氏文化

第十二大姓“孙”姓来源是这样的： 周文王——惠孙孙叔敖田完后裔（由齐景公赐姓）

第二十三大姓“郑”姓来源是这样的：

帝喾郑公子鲁

第九十五大姓“武”姓来源是这样的：

夏朝大臣武罗

商朝武丁后裔春秋时宋国宋武公

第一百大姓“文”姓来源是这样的：

姬昌（周文王）后裔

舜的后裔（妫姓）

“武” “王”“孙”“郑”“文”

这种多源性，既说明中华民族姓氏的丰富多彩，又给梳理姓氏的源流带来极大的困难，由此更加证明我国姓氏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五，时代性。

在人的名字中往往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这是时代光芒的折射。汉代人的名字多用勇、超、雄、固等，反映大汉雄豪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塘人喜欢排行相称，就是当代皇上唐太宗，可称之为二郎，这种习俗表现唐代是一个豁达宽容、自由宽松的社会风气；宋人多山用老、叟、翁，这同当时社会对老人优厚有关；现代人则更为明显，子女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的理想和希望。

中华民族姓氏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姓氏产生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姓氏（包括名字）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上形成，它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开发这座精神矿藏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具体意义是：

首先，认祖寻根是中华民族团结富强的凝聚力和纽带。

当一个民族危难之际，民族要生存，就得携手并肩，共同战斗，这就要全民族认同祖宗和“本是同根生”的意识，继而产生凝聚作用。比如屈原再其抒情长诗《离骚》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说我是古代帝王高阳氏的后代子孙，我的先祖叫伯庸。这就是一种认祖行为。于是产生了不能将祖国当旅舍、不能视国君为路人的爱国情感。鲁迅在年轻时，写过一首《自题小像》，其中有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就是黄帝。鲁迅表示愿意为社稷江山、祖国之邦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其次，中国的姓氏文化蕴含着民族文明进取精神。弘扬中国文化也应当包括中国的姓氏文化。五千年来，姓氏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

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这种包容姓氏文化的精神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岳家军”、“杨家将”，则是在民族危机时抵御外族入侵的一种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则是中华文明的表现。

在中华民族，人们口耳相传的、融入姓氏文化的、能表现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成语典故何止千百！其中有表现人们谋略智慧的“田忌赛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又表现“无为”而治思想的“庄周梦蝶”；又表现鞠躬尽瘁、敬业尽职的“周公吐哺”；有赞扬为救国难挺身而出的“毛遂自荐”；有赞颂朋友之间忠实守信、相知相交的“管鲍之谊”、“范张鸡黍”；有赞扬人各有所长的“马工枚速”、“孟诗韩笔”等。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此外，与姓氏有关的“堂联”、“堂号”，特别是“堂联”，它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反映了某姓氏的历史渊源、家族名人的崇高业绩，其作用除了光宗耀祖外，实际上还有提倡一种“家风”、“族风”的作用。这种民间的“家风”和“族风”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例如：林姓的堂联为“励志禁烟，御夷留根”；毛姓的堂联为“捧檄而往，脱颖而来”；于姓得堂联为“当代清官，救时宰相”。以上的堂联分别提倡爱国御敌、为国挺身、清廉救时的风尚，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具体写照吗？

再次，积淀了五千年的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且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诗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臣”，说的是，青山和白骨，一个有幸，一个无辜。土地江海也是，中国历史上，地因人姓而得名的十分普遍，因此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亘古沉默的土地，因某个名人的驻足而顿时喧嚣起来，引得无数慕名而来的人士或把酒临风，或扼腕痛心，或按动快门。根据19xx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

书中共有6885条词目，其中涉及到姓名的，包括本身就是姓氏名胜的，有866条，占全书所收录的名胜12.5%。

岂但地名如此！日常生活中如“孔府家酒”、“贵妃酒”、“东坡肉”、“李锦记”等等以姓氏命名的商品比比皆是。

另外，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文化，而且是一门科学。它对于人认识自身、造福自身、改造自身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尤其是中国人前300个常见姓氏的数据和分布地区对于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多样性、疾病分布、汉民族的源和流以及其他学科领域，都有可能提供新的线索和参考。”广州中山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姓氏与某些疾病有着相应的对应关系，某些姓氏与长寿与否有必然的联系。所谓染色体是细胞在丝分裂时出现的，易被碱性染料着色的丝状或棒状小体，它由核酸和蛋白体组成，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如人体细胞有四十六个染色体，其中四十四个是常染色体，两个是性染色体。男性有一个X和一个Y性染色体，女性则有两个X性染色体。中国人传统是父性子传。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姓氏中，携带有鲜明的遗传密码。如果依据Y染色体的遗传密码，必能找到人们某些家族史病的基因乃至长寿的奥秘。这将是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福祉所在。当然，这需要姓氏学、家谱学、遗传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学科艰苦合力攻关。尽管如此，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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