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以来我国健康传播实践中媒体报道与危机关系研究

[摘要] “非典”以来，我国参与健康传播实践的新闻媒体队伍不断壮大。然而，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中出现的不实报道等问题直接导致或加速了危机的生成和发展。本文通过对“非典”之后健康传播事件中危机事件的系统考察，分析新闻媒体报道与危机的关系以及对近年来危机生成和发展的社会情景及新趋势，在此基础之上尝试从健康传播理念、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时机四个方面就未来新闻媒体如何更好开展健康传播实践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健康传播；“非典”；媒体报道；危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5）05（c）-0163-06

[Abstract] Since the "SARS"， the media team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grown up in China. However， the problem of false report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caused or aggravated the doctor-patient crisis. By reviewing of the crisis issue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since "SARS"， and by analyzing the new trend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report and crisis， the authors try to g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future news media for four pespectives， include： idea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chance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SARS"； Media reports； Crisis

在20xx年SARS那场灾难中，伴随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和实践中缺席的概念，健康传播开始被公众所了解和逐渐熟悉[1]。有研究指出，“自2003以来，我国大众媒体在公共健康领域的传播意识、理念有了一定的转变，传播手段和水平也都有了提升”[2]。这可以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媒体中一些以健康传播为主要内容，有影响力的子报、频道和栏目的出现或优化得到印证：人民日报社20xx年创办子报《生命时报》、北京卫视20xx年创办《养生堂》栏目、中央电视台20xx年将《健康之路》改版。但当我们看到近年来国内参与健康传播的媒体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中存在的失语、不实报道、虚假广告等问题以及随之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媒体危机。因此，有必要对近年来新闻媒体健康传播实践中所涉及的危机事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尝试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

1 “非典”之后我国新闻媒体开展健康传播实践中危机事件内容分析

1.1 “非典”之后我国新闻媒体开展健康传播实践中危机事件梳理 本研究对“非典”之后我国新闻媒体健康传播实践中的危机事件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参考人民网主编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2007-2011）、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2010-2012）以及涂光晋和宫贺合作研究《实践-观念-制度-规范-非典――“非典”以来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考察危机的直接责任主体，媒体在这些危机中的角色和作用，最终筛选出20个事件，见表1。

筛选依据基于三个方面：危机事件本身的破坏性、公众关注度及媒体关注度。这三点基本涵盖了目前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者评判危机事件是否“显著”、“重要”或“值得研究”的主要依据。但是，真正对“非典”后危机事件实现指标测评的研究难度很大，其困境有三：一是较难实现对事件本身危害程度的定量测评；二是较难获得“非典”后公众关注度的测评数据，如人民网舆情分析报告开始于20xx年，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的舆情分析始于20xx年，而之前几年的数据难以获得；三是较难实现媒体关注度的定量测评。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了以有关研究的方法：以百度高级搜索为检索平台输入“代表性危机事件”的关键词，设定检索时间区段，在得出媒体对每一组关键危机关键词的报道总量后，删除总量少于200篇的危机事件。需要说明的是，检索区间的设定为危机发生的当年，对于发生在年末最后10 d内的危机，将其检索区段设定为其发生之日起1年之内，以便了解媒体对某一危机事件的报道总量（含媒体间的转载篇数）[3]。

1.2 “非典”后我国新闻媒体开展健康传播实践中危机事件分析

通过对“非典”后健康传播实践中涉及危机事件的梳理，研究发现：健康传播实践中媒体报道引发的危机不限于公共卫生危机。由表1可见，作为健康传播实践的主体―――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不仅引发了公共卫生危机，而且在一些事件中也使自身面临质疑，深陷危机。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肩负着向社会和公众提供真实信息的职责。如果新闻媒体报道严重失实，不仅会影响公众对报道对象的评价，也会影响媒体自身的权威性。健康传播涉及健康科普、食品安全、医患关系等和公众健康联系紧密的内容和信息，因为健康传播本身的重要性，如果媒体出现了不实报道会很可能会引发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公众对于媒体自身公信力的质疑。20xx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对于北大医院“非法行医”的报道、20xx年张悟本虚假宣传事件、20xx年深圳产妇肛门被缝事件事件以及20xx年“绿茶代尿”事件、20xx年手术室“自拍”事件都曾引发公众对于相关媒体公信力的质疑，甚至引发了媒体的信任危机。 1.2.1 新闻媒体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 根据表1可以发现，在不同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体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在“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无直接责任主体的公共卫生危机中，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是报道新闻、提供知识。在这些危机中，新闻媒体能否及时、客观报道新闻，提供专业的知识不仅会影响舆论导向，还会影响危机的进程和走向。因为危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调整，也有赖于外界的认识和评价，而新闻媒体就肩负着向公众提供真实信息的职责。

以“非典”事件为例，“非典型性肺炎”出现于20xx年11月，20xx年1月在广东省部分地区悄悄流行，2月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截至2月11日，广东已有305例非典病例。但是广东媒体保持沉默。2月8日起，人们通过手机短信传递该消息，使得该信息短短2 d内在广州不胫而走，引起恐慌，诱发了抢购白醋、板蓝根、抗生素的风潮，波及邻近省份。据广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数据，2月10日前，八成市民从手机短信获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从对广东4家主流媒体的搜索看，最早发布“非典”的报道是《羊城晚报》20xx年2月10日刊出的《广东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2月11日，广州市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媒体被允许放开报道。《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都在显著位置或以“特别报道”的形式作了报道，并组织言论，谣言很快平息[4]。

此外，舆论监督也是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能。在诸如双汇瘦肉精和上海染色馒头等危机事件中，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的形式曝光违规现象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导火索。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大，经过媒体曝光的违规现象很可能演变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不过，在此类危机中，因为企业内部存在的违规现象，媒体的批评报道有其积极作用。危机的爆发也会使企业意识到自身的弊端和局限，从而对症下药。中央电视台在3?15消费者权益日播出了一期《“健美猪”真相》的特别节目，其中披露了河南济源双汇公司收购使用含“瘦肉精”猪肉的事实。事件曝光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加大了检疫力度。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实践中开展批评报道，可以实现舆论监督的功能。但由于健康传播专业性较强，在诸如北大医院“非法行医”、深圳产妇肛门被缝事件中，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实践中出现了不实报道，引发了公众对于医院的信任危机。在这类危机中，媒体的不实报道无疑是消极的，它破坏了医院的形象，加剧了医患危机。

1.2.2 新闻媒体的自身定位和观念影响危机的生成与发展 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它的公共属性体现在不受外界干扰，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提供信息，满足公众知闻的需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也是通过报道新闻来实现的，具有客观性。在健康传播实践中，新闻媒体是客观事实的记录者，通过对客观事实的报道实现其监测环境、舆论监督的职能。新闻媒体不能以揭丑者、维权者自居，不能带着挑毛病的心态进行健康传播实践活动。

在健康传播实践中，新闻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及其观念影响着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也影响了危机的生成和发展。一方面，面对突发的流行疾病，新闻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通过真实、客观的报道让公众了解疾病的进展，避免谣言的发生，同时通过专业知识的传递告诫大家如何积极应对疾病，防止恐慌情绪的产生和蔓延，从而化解因为疾病而引发的危机。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在对公共卫生领域中的负面现象进行批评报道时，要牢记其客观事实记录者的角色，不要“反客为主”，使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危机事件的制造者。在诸如前文提到的关于北大医院“非法行医”批评报道中，一些社会新闻记者带着维权的心态参与健康传播，并且因为报道内容不实，导致危机的发生。

2 新闻媒体健康传播实践中危机发生的情境分析

从“非典”事件引发的争抢板蓝根，到“日本核辐射”导致的哄抬盐价；从安徽华源“欣弗”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从北大医院“非法行医”的报道到深圳“产妇肛门被逢”的报道，近年来健康传播实践中爆发的种种危机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政府、企业、医院以及新闻媒体的质疑，甚至是不信任。通过对一起起具体危机事件的梳理和分析，笔者发现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植于中国转型期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环境的变化是危机多发的社会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于健康传播实践中危机发生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企业、医院等公共卫生相关主体的影响，这些主体因为没有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妥善调整组织内部的秩序，制订正确的发展目标和组织规章，导致外部环境与内部规范的冲突，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同样，作为社会中的组织，新闻媒体的生存和发展也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紧密相联。例如，近年来新闻媒体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由国家出资的事业单位到今天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新闻媒体工作者需要在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及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此外，公民权利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以及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和舆论空间的变化也是造成危机多发的原因。根据以上变化，笔者发现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实践中的危机有以下新趋势：

2.1 危机发生频率高、影响恶劣

公共卫生危机与公众健康紧密相关。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从“三聚氰胺”事件到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再到双汇“瘦肉精”事件，这些都是公众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食品。当这些食品问题被曝光，演化成公共卫生危机之后，引起了公众的不信任和恐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xx年12月发布的《公共服务蓝皮书》称，一项覆盖全国3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显示，对食品安全担心或是非常担心的人数占总体的比例高达53.32%，只有12.39%的人表示对食品安全放心或完全放心[5]，这表明了公众对食品安全很深的忧虑。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12月底发布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12》，报告对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数据分析表明：在社会总体层次上的满意度中，人们最不满意的三项依次是物价水平、食品安全状况和环境质量状况[6]。这说明了食品安全危机的频繁发生影响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评价和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还导致在一些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传播甚至出现了一些公众不理性的行为，例如20xx年的“抢盐”风波。 2.1.1 从传统媒体到传统媒体+新媒体 20xx年“四川桔蛆”事件中，有人通过手机发了一条不要吃桔子的提示短信，“告诉家人和同事朋友暂时不要吃桔子，今年广元的桔子在剥了皮后的白须上发现小蛆状的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虽然事后对于这条短信有不同评价，但是这条短信确实引发了相关部门对于蛆虫的关注，组织检疫人员对农贸市场、摊点进行检疫，严禁蛆果上市，杜绝虫害随江河、交通工具扩散蔓延。

在20xx年发生的日本核辐射引发的“抢盐”风波中，新媒体也成为了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有研究表明，在这次危机事件中新闻网站由于快捷性和高使用度，成为第二大信息渠道，高于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7]。而微博在这次危机中也成为传播信息，辟谣不实信息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深刻影响了危机传播的渠道，改变了过去传统媒体提供信息的单一渠道。而新媒体的及时传播以及互动性等特点使其在传播信息、公民参与、汇集意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的快速流动特别是谣言的传播扩大了危机的辐射范围，加剧了危机的生成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相关主体进行危机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

2.1.2 从大众传播到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 通过对近年来相关危机事件的梳理发现公众通过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的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以“抢盐”事件为例，民众获取抢盐相关信息最多的渠道是亲友的口口相传，包括电话，占到了总体的3/5，恰恰这种人际传播的形式使得信息传播的速率和信任度大幅度提升，因为人际传播速度快，信任度高，使得整个人际网络连通效率高，事件扩散超过预期；从传播路径可以看出，主要是人际传播（亲友口口-电话-短信-IM软件）-群体传播（微博-论坛-博客）-大众传播（报纸-新闻网站-电视），可以看出，这种传播路径是目前所有传通网络中效率最高、传通速度最高的传播路径，人际传播网络上在信息传播的同时，有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等附加价值在网络上传送，因此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和影响度，尤其是以手机为代表的信息移动终端为代表、以微博客为代表的微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方式是即时性、具备大众传播能力的，对现代社会管理者

提出了挑战[7]。

2.2 不同主体参与危机管理

表1中20起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没有一起危机事件是由政府直接引起。但是，作为管理公共卫生事业的政府单位，卫生主管部门参与了所有18起危机事件的管理，与危机直接主体共同成为危机管理主体。以山西“问题疫苗”危机事件为例，《中国经济时报》20xx年3月7日的一篇名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近百名儿童注射后或死或残》的报道引起了全国民众对疫苗的恐慌，甚至出现“以后不再接种疫苗”等极端言论。事后原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成立调查组赶赴现场对报道涉及患儿、疫苗和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4月1日原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联合下发通知，具体部署了20xx年免疫规划工作任务，并强调要开展全国性督导检查活动，尤其是对麻疹、乙肝和狂犬病的疫苗接种，让公众放心，危机慢慢平息。

在“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病毒”、“手足口病”以及“抢盐”等事件中，原卫生部承担组织专家等各方资源的资源整合者和信息提供者的角色，成为危机管理的重要主体。在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中，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药监局发挥其行政管理职能，收回劣质药品生产资格和“欣弗”药品批准文号，企业负责人被撤职。

非政府组织（NGO）、医务工作者等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危机管理。公民素养以及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使一些NGO组织、医务工作者主动参与到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在“抢盐”事件中，NGO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这些科普性微博基于其主体的科学性，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说明者和解释者，一定程度上对整个风潮的缓解具有重要作用[7]。

此外，新媒体的崛起，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和发展赋予了医务工作者传递健康知识，自我建构形象，参与危机管理的新渠道。20xx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医生王浩被砍身亡后，当天晚上有一个关于事件看法调查，其中有六成左右调查者表示“高兴”。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一些医务工作者利用微博平台发布信息，呼吁严惩犯罪嫌疑人，同时解释医生真实的工作境遇，力图让公众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医生和医患关系。

随着一线医务工作者加入健康传播队伍，利用微博等平台发表对一些公共卫生事件的看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医生微博得到公众的关注，他们的观点被网友大量评论和转发。社会渗透理论的提出者阿特曼和泰勒认为，人际关系会因社会渗透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个理论提出，类似从夫妻到上下级，从高尔夫球友到医患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对应着不同的亲密性交换和社会渗透度”[8]172。他们进一步提出，自我披露是关系发展核心的假设。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大致可以定义为有意地向他人透露有关自己的信息。一般来说，自我披露的信息都非常重要。根据阿特曼和泰勒的研究，自我披露会导致非亲密关系发展成为亲密关系[8]175-176。 医生利用新媒体向公众介绍自己职业的真实情况，消除公众的误解可以看作是医患关系发展中的自我披露。在“3.23哈医大实习医生遇难”事件几个月之后针对“6.12医生遇害事件”，家庭医生在线联合福瑞股份开展了网络调查。结果显示：87.91%网友对“李小莲和李国庆医生为保护患者和同事安全而遇害”表示感动和同情[9]。医务工作者利用微博平台，发布信息，建构自我形象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

3 对策与讨论

通过对“非典”以来我国健康传播实践中媒体报道有代表性危机事件的梳理和分析，笔者发现健康传播实践中媒体的不实报道等问题或者直接导致危机的发生，或者加剧了危机的发展，因此本研究从新闻媒体开展的健康传播实践角度分析、思考危机管理的方法和路径。 3.1 传播理念：报道内容专业性与内容表达通俗性的统筹兼顾

健康传播涉及内容范围广泛、专业程度较高，报道内容的专业性对新闻报道的操作过程提出了较高要求。新闻媒体要仔细审核报道中的核心事实，对于一些不能确认的专业程度高的信息一定要认真把关，避免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医药等公共卫生事业中负面现象的批评是健康传播实践中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新闻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的方式来开展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舆论监督。在这种批评报道中，媒体工作者要秉持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理念，不能带着“有色眼镜”以及“维权”的心态进行报道，例如在医患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新闻记者对于医患关系的报道更应该真实、客观。在具体报道过程中，新闻记者要仔细核实核心事实，对于模棱两可的信息要多方求证，避免不实报道的出现。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关于北大医院“非法行医”的报道中认定北大医院实习医生于峥嵘参与手术的行为为“非法行医”。事后，《人民日报》资深卫生报道记者白剑峰发表评论，“从这则报道来看，很多事实都有“硬伤”，如对于‘非法行医’事实的认定[10]。而在涉及舆论监督的报道中，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报道的公正与平衡，积极听取多方声音，杜绝选择性报道。

另一方面，健康传播的专业性增加了传播效果的实现难度，影响健康传播对于公共危机预警和管理作用的发挥。因此，新闻媒体在健康传播过程中要通过通俗的表达来实现健康传播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内容表达的通俗性并不意味着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这样的做法和健康传播的初衷背道而驰。事实上，新闻媒体可以通过不同报道体裁的组合，特别是提高软性报道的数量来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

一项针对《人民日报》1996～20xx年控烟议题的研究表明，该报控烟主题报道体裁排名前5位依次为消息（165篇，占59.6%）、调查和专访（26篇，占9.4%）、特写（24篇，8.7%）、图片报道（23篇，占8.3%）、读者来稿（16篇，占5.8%）。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总体报道风格偏于硬性，着重于对即时新闻信息的报道；而调查和专访、特写与图片报道偏于对事件与人物细节的叙述，与消息相比相对比较软性和感性，虽然在报道文体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并不作为报道的主体出现。进而，该研究对以后的控烟报道提出了建议：在体裁上，注重体裁运用的均衡，实现硬性报道与软性报道的合理分配，使消息、特写、调查、评论、科普文章等能在信息的传播中相互补充，最终赋予报道以层次感[11]。在专业内容的表达上，媒体工作者要运用规范，但又通俗易懂的方式，从而利于公众对传达信息的接受。

3.2 传播主体：媒体工作者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相互配合

近年来一些公共卫生危机的生成与管理给媒体工作者更好地开展健康传播实践活动带来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新闻媒体需要借助官方、专家以及普通公众的力量，通过优势互补，打造一个汇集不同主体的健康传播平台。 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参与健康

传播的方式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帮助公众了解政府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相关领域开展的工作，从根源上避免一些由于不信任而引发的危机。此外，政府可以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的能力为健康传播实践提供权威信息，在近年来的一些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政府发挥了权威信息提供者和解释者的作用。

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参与健康传播实践可以带来专业的信息和知识，提高健康传播的专业性和准确性，避免不实报道的出现。例如“非典”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于“非典”期间谣言的澄清，帮助公众及时了解“非典”，避免恐惧情绪的蔓延。同时媒体在引用专家的专业意见时一定要全面、客观，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断章取义。而专家也需要意识到面向公众的表达和他们习惯的学术表达之间的差异，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以白酒塑化剂超标事件为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可基因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不当表达，造成了误解，自己也面临信任危机。事后，他做出解释，自己的话没有完整地传达给公众，造成了误解，愿望没有达到，反而起到了相反效果。

此外，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NGO和普通公众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开始发挥作用，这在“抢盐”风波中得到体现。在未来的健康传播实践中，新闻媒体要搭建政府、专家和公众对话的平台，给予公众在危机中表达真实感受和理性思考的话语平台，实现三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共同促成健康传播效果的实现。

3.3 传播渠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相互补充

新媒体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当前媒介格局和公众的媒介消费习惯。互联网和手机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传递信息的新渠道，网络空间成为公众话语表达、交流意见新的舆论空间。这在四川蛆桔事件、“抢盐”风波以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实习医生被砍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得到体现。面对媒介格局以及舆论空间的变化，媒体工作者要积极利用新媒体渠道进行健康传播实践，特别是要根据新媒体互动性的特点，策划、组织开展适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健康传播实践活动。通过与公众的互动，了解民间舆论，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对话。对于公众来说，新媒体提供了他们参与健康传播实践的平台，公众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贡献自己的智慧，分享自己对于健康、疾病的认识和经历，平衡健康传播实践活动的话语分配。

新闻工作者在积极利用新媒体的同时，也要利用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开展丰富、专业的健康传播实践活动，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要发挥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及时整合内外部资源，提供真实、全面、客观的专业报道

和评论，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健康传播实践中的优势互补，提高传播效果。

3.4 传播时机：日常传播与突发危机件报道的并行不悖

纵观近年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往往伴随着公众对于相关专业知识的匮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危机主体的不信任。新闻媒体开展的突发危机事件报道可以通过提供及时、全面、客观的信息，引导舆论，消除公众的恐慌和不信任感。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突发危机事件，新闻媒体不能失语，而要及时开展专业的报道，这样才能避免谣言的传播、负面情绪的蔓延和危机的恶化。在20xx年的“非典”以及“抢盐”事件中，传统媒体都存在反应慢甚至不实报道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危机的加剧。 此外，虽然危机往往由特定事件引发，但新闻媒体开展专业丰富的日常健康传播活动，传播健康知识，可以对危机起到预警作用。因此，新闻媒体有必要在日常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开展专业性较强的健康传播实践，并培养既懂得新闻规律，又具备健康传播专业知识的专家型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同时，不断积累资源，打造一支汇集媒体内部专业报道队

伍以及外部专家资源的健康传播队伍，并在日常操作的基础上逐步使健康传播规范化，避免在突发报道中捉襟见肘，从而导致不实报道的发生。就日常报道的时机来说，新闻媒体应该结合不同季节、不同主题健康日开展不同形式的健康传播活动帮助公众获取健康信息和知识，并且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避免一些由于缺乏知识而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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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2-14 本文编辑：程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