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一些反腐倡廉体裁的影片、电视剧的上映，如《绝对权力》、《人大代表》、《大江东去》等，这些电视剧在制作过程中刻意模仿，随意渲染、夸大剧情，使人们感觉腐败好象是一张大网，无处不在，难以突破。于是，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对党的建设非常不利。所以说，正确分析、认识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对于我们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舞斗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腐败？现代政治意义的腐败，是指思想上、行为上的堕落，组织、机构、制度等方面的黑暗和混乱。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行为，表现为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浪费人民群众的财富、生活奢靡，等等。

反腐败斗争形势教育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当前重点是需要澄清、克服三种错误的说法，这三种说法在广大群众中有相当市场、较普遍存在。

一、腐败分子越来越多，腐败越反越厉害了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20年来，特别是中纪委二次全会以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力度明显加大。各级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能，严肃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纪案件。从79年到99年21年时间里，共查处党员干部229万多人，比两个即墨市的人数还要多。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后到20xx年6月，共查处党员干部112万人，这7年间查处的党员干部是以前20多年的一半。这说明腐败的绝对规模在膨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腐败出现了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1、级别越来越高。违法违纪的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被查处。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庭、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贵州省原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刘方仁，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等等。据统计，党的十五大期间（1997、10—2002、9），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98人、厅局级2422人、县处级28996人，一大批高官落马。2、犯罪数额越来越大。犯罪数额与级别成正比，官职越高数额越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共收受贿赂4109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更有甚者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一名科长罗斌，从19xx年1月到19xx年5月贪污公款1·56亿元，创下建国以来个人贪污之最；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特大走私案，涉案金额都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上。3、生活奢侈糜乱。温饱思淫欲。腐败分子在疯狂敛财的同时，家庭道德、社会伦理道德丧失，追求享乐，生活荒淫糜烂，“包二奶”、养情妇已成为“高官”经济犯罪的附属品。“慕马”案中，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长期与10几个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胡长清被称为“学者型领导”，对家庭非常的抠，但在美色问题上却不惜重金，在南昌长期保养情妇，多次带卖淫女到澳门同游同宿。厦门特大走私案的主角赖昌星更是利用美色攻倒了一大批海关干部。他投资1、4亿元在厦门盖了一座“红楼”，据说“红楼”里的装修非常的豪华，包房、灯光等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设计的，里面的服务小姐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福州市市委副书记刘丰、海关关长杨前线等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拜倒在小姐的石榴裙下，成为这里的常客，通宵达旦，恣情纵欲，乐不思蜀。

更有甚者，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理想信念丧失，竟然与一个丑陋的神婆长时间鬼混在一起。4、窝案、串案增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是一窝，一挖就是一串。如：广东湛江走私案，涉案人员331人，其中公职人员259人，8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厦门特大走私案涉及10多个省，包括200多起各类案件，涉案700余人，其中党员干部300多人。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涉及400人。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就是被该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供出来的。5、与不法“大款”相勾结。“领导傍大款，大款找靠山”，两者相互利用，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高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项目审批、工程承包、协调贷款和减免税费等方面为大款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大款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后，又大笔大笔地回报高官。慕绥新曾经29次违反审批程序，在不法大款的申请报告上签署意见，在他所收的贿赂中，有一半来自这些大款。刘方仁的经济问题也是从帮助企业老板贷款从中捞取好处开始的。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高官犯罪的共同特点。6、与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黑权政治”是当前腐败的一种新趋向，腐败尤其是司法腐败保护了黑恶势力，黑恶势力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又进一步助长了腐败，给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慕马案”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另一个是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刘涌。刘涌虽然拥有嘉阳集团董事长、市人大代表等十余个头衔，但却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一个地地道道的黑社会“老大”。他曾经枪击警察，靠着当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的父亲，被保释出狱后，靠打、砸、抢的手段建立起自己的基业；19xx年，靠贿赂马向东，在寸土寸金的沈阳中街无偿得到24万平方米土地的开发权。土地出让金全免，上面没有人问，下面无人敢问。在开发拆迁过程中，刘涌频繁使用暴力，群众怨声载道，政府无人过问，媒体不敢报道。20xx年，刘涌请了一批香港巨星到沈阳五里河举行了一场演出会，就连刘德华这样的巨星他都敢不给演出费。20xx年7月，刘涌黑社会势力被打掉，共抓获团伙成员32名，缴获各类枪支13把、作案用车13辆。经审查，自19xx年到20xx年，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势力疯狂作案52起，其中致死1人、重伤16人、致伤31人，就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却常年得到司法的庇护。7、贪官外逃。贪官携款外逃，近来成了国内一些犯罪分子逃避法律惩处的一条捷径，这也是一种新的腐败孽胎。据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受贿人员携带公款50多亿逃往国外，外逃人员中，国有企业经理和在金融系统任职的干部居多，企业财务人员、营销人员也较多。签于此，全球打响了肃贪围剿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20xx年4月16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被从美国押解回国。据统计，19xx年国家成立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门机构—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以来，已成功从境外缉捕逃犯230多人。8、“曲线”敛财。利用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或优惠条件，从中牟取暴利，成为高官敛财的又一特点。

从以上分析看，腐败的绝对规模在膨胀，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这不是“腐败分子越来越多了，腐败越反越厉害了”吗？其实不是这样。

“腐败分子越来越多”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我国现阶段处于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期。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可能性。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转换经济体制，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首先，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主体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竞争过程中，为了谋取暴利，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而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特别是行政审批权，权力运作又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一个人说了算，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其次，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单位间收入差距较大。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不满意，导致心理失衡，成为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还有个时间问题。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也才过去二十多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不少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腐败也变的非常猖獗，特别是警察和黑社会的勾结成为香港的一大公害。腐败的恶性发展到70年代终于引起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从而迫使港英当局下决心惩治腐败问题。19xx年，成立了直属于总督的廉政公署。新加坡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在有些地方和单位，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了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抓反腐败往往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工作措施不到位，落实力度不够；有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使有些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甚至带坏一个地区和部门；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滋长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错误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腐败的易发、多发期，不少腐败现象暴露，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查处。但从已经查处的腐败大案要案看，这些腐败行为的发生时间大都在19xx年以前，只是到现在才被发现并查处而已。

腐败分子越来越多”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我国现阶段处于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期。而“腐败越反越厉害”则是完全错误的。从下面一些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党的十五大以来，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腐败程度正在趋于缓和、下降。

第一，顶风违纪搞腐败的少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由低到高、由高到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呈现倒“U”字形。目前虽然仍处在腐败的高发期，但已从高峰期缓慢下降，趋于缓和，而不是在继续加剧。从这几年查办的案件情况看，这些案件所涉及的行为大多发生在1993至19xx年之间，19xx年以后作案的明显减少，顶风违纪搞腐败的明显减少。

第二，立案数量在减少。在查办案件方面，大家都希望多办案，甚至要求立案数每年都能够递增。但是，这几年从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看，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每年分别呈现依此递减的趋势，有些地方甚至每年平均递减10%左右。立案数的下降，说明腐败现象整体趋缓的实际。

第三，举报数下降。这几年，大多数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的群众控告检举信件逐年下降。

第四，在有些案件多发的领域如海关、金融、建筑等领域，案件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这是因为随着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的查处，我们加大了教育、监督和防范力度；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通过深化改革，采取了一系列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措施，如：政务、村务、厂务“三公开”，行政审批制度、财政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和投资体制“四项改革”，建筑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和产权交易“四项制度”的启动等。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工作透明度，有效规范了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使领导干部远离了商品交易的圈子，从一定程度上铲除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尽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原则。

第五，群众的切实感受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国家统计局20xx年在全国30个省随机抽样入户调查显示，73·5%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69·1%的群众认为腐败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表示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上述三项指标，比19xx年的调查分别高出11、13·4和20个百分点。 第六，在经济领域特别是涉外经济领域，腐败问题也有明显好转的趋势。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I），每年都根据国际商务活动情况对各国的腐败状况进行评估，其中我国腐败印象指数（CPI）的排名是逐年上升的。我国19xx年在41个国家的排名中位于40位，倒数第2，得分为2.16分；19xx年在85个国家的排名中位于52位，倒数第34位，得分为3.5分。从排名和得分逐年上升的态势看，我国在与外国经济交往中存在的腐败问题有明显好转。

第七，近几年“廉政建设”问题在我国城市市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排位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零点公司是我国最早创立的专业市场研究与民意测验机构之一。近几年，该公司在10—11个大中城市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调查，“廉政建设”的关注位次19xx年排第三位，19xx年居第一位，20xx年下降为第6位。“廉政建设”问题的关注率7年来首次跌出前5位，专家认为：“这显现出党和政府多年来的反腐工作在民众中收到的正面影响。”

从以上七方面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腐败程度正在趋于缓和，并呈下降态势；反腐败的成效是明显的，而不是越反越厉害了。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既要看到我国反腐败斗争已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到反腐败斗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采取几次大的行动或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更不能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把当前存在的腐败问题作为对党的工作的简单评估，借此否认党的领导。

二、腐败是共 产 党的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腐败是个历史性问题，不同时期的执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问题。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史以来，就有腐败。著名学者王亚明说过：“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一些流传千百年的俗语，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就是对历代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乾隆时期的军机大臣和申，在专权的20多年中，强取豪夺了大量财物。抄家时金子800万两，珍宝2万多件，有75家当铺，80万亩田地及大量房产和工艺品，光是高档人参就有600多斤。所有家产值8亿两白银，相当于乾隆56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倍。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当今一些长期执政党的下台，都跟腐败、跟由此造成的人心向背有很大关系。隋炀帝从其父亲隋文帝手里接过黄位时，国家的经济势力是比较强的，

但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百姓苦不堪言，只能揭杆起义，最后他被迫自缢于江都。唐玄宗迷恋杨玉环，不仅“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让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独揽大权，此人为非作歹、排斥异己，各级官吏贪污受贿成风，搜刮、欺压百姓，最后引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兴旺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唐王朝不久就寿终正寝了。一些古代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也都描述了官场上的腐败不堪。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台湾失去政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的失败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终都跟执政党的腐败有很大关系。

其次，腐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姓“社”也不姓“资”。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腐败是完全“免疫”的，腐败作为一种政治顽症，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之一，也是导致一些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有不少事例。1、秘鲁千余人受到司法调查。20xx年6月，秘鲁1473名涉嫌在藤森政府时期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的人员受到了司法调查，111人为逃脱法律制裁而隐居国外，包括前总统藤森和前国防部长维多利奥·马卡。2、俄罗斯“洗钱”案件。据统计，1992至19xx年短短的5年间，俄罗斯有3000亿美元被存入西方银行，其中有1200亿美元实际上是被侵吞而转入私人账户的“国际援助”款项。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非法的黑色资金通过纽约、瑞士等地的大金融机构“洗白”之后，成为“外资”堂而皇之地再次进入俄罗斯经济领域，实施再循环、再套利。

3、韩国：腐败沉疴何时了。金大中是打着反腐旗号上台的，最终却被腐败所累，这是金大中始料未及的。在其执政期间，政府官员腐败丑闻接连曝光，特别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涉嫌犯罪，金大中通过新闻发布会多次向全国民众道歉。德国在西方是比较廉洁的国家，“透明国际”指数为13，但也存在腐败现象，国内流传着一句顺口流叫“油上的多，车跑的快”。“上油”指给政府官员好处，“跑的快”指在市政建设、房地产、工程发包等特殊领域赚钱快。所以说，腐败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涉及各个领域，决不是共 产 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

如果说“腐败分子越来越多，腐败越反越厉害了”这种说法仅仅是个认识问题的话，那么“腐败是共 产 党的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的说法则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他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对我党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蓄意诋毁，造谣惑众，把我们的党描绘的一片漆黑，把我们的党员干部说的一无是处，攻击共 产 党解决不了自身的腐败问题。其目的就是企图动摇干部群众对我们党的信心，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去反腐败，反掉的那只能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为此，尉健行同志在20xx年召开的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强调了三个“理直气壮”，即：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实践证明，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据统计，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四，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占同级干部的万分之九。

三、共 产 党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最终解决、消灭腐败问题

这种说法是对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的怀疑，是对党领导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能力的怀疑，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

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同时指出，“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怠”。以上论断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阐述的震聋发聩，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袒露无疑。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强调，要“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实践证明，党惩治腐败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查办案件方面，一些深层次的腐败问题及隐藏多年、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已经和正在逐步得到揭露，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被查处，有效地震慑了违法违纪者，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挽回了经济损失，极大地振奋了党心民心。

其次，党领导下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卓有成效的。20年来的反腐败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为指导，确定了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通过深化改革，加大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使反腐败斗争逐步从侧重遏制转移到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并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形成了反腐败共识，逐步探索和积累了新时期反腐败的经验，使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的势头，为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了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是行之有效的。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标志着党对执政规律和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在反腐败工作方面，颁布了两个《条例》，加强了党内监督和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符合新时期反腐倡廉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方向；确立了“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这一新的工作标的，提出了“四个坚决纠正”、领导干部“五个不许”，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赋予了反腐败工作新的内涵；支持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了“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加大对携赃款外逃公职人员的追逃力度”，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面临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虽然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一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突出，重大违法违纪案件仍时有发生，一些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但面对新形势，党中央的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决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把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遏制住，把腐败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从而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