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论述英国殖民入侵对印度造成的影响时指出，一方面，殖民入侵对印度带来巨大的灾难，一方面却也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殖民入侵充当了历史不知觉的工具。最后，马克思道出了一句令人震撼却极富深意的一句话：只有用头颅做出的酒杯才能喝出甜美的酒浆。

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去解读历史，那么我们对历史会有更深的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说一语道破历史的天机。而这天机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是我们感情不能接受的。历史的发展是没有道德和感情的，它像一个冷面杀手，冷血动物，有的只是前进，一切阻碍他前进的障碍物在他寒光闪闪的剑下要么自动让路，要么人头落地，而对此他丝毫不会眨眼，他已习以为常。

历史是不讲道德的，这与我们所固守的历史观念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观念杂揉进了太多人性和道德的成分，以至于浮云蔽眼，看不到历史的真名目，往往对历史做了错误的解读。看《三国演义》，我们总觉得刘备是汉室正统，宽厚仁义 他就应该胜利，而白帝城托孤常常让我们扼腕叹息。我们总是把曹操当做奸贼，在以后的戏文中，曹操的形象始终是白脸的奸贼。以道德为标准去给历史人物贴标签，这是我们惯常的做法。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去看，曹操刘备都是一类人，都是觊觎神器的一方诸侯，无所谓坏人好人。就当时的历史大势而言，莫过于统一天下，结束军阀割据，生民涂炭的的混乱局面，而使历史的发展走向平稳的轨道。魏蜀吴三国鼎立态势的形成得益于蜀吴各具地利以及经济重心南移之趋势，而曹魏统治之北方久经东汉末年的黄巾战乱和军阀混战，一时难以恢复元气。一俟北方经济恢复，必统一天下，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仍很牢固。曹操所实行的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北方经济很快恢复，而多次大的战役并没有在北方打，战争对北方的破坏相对较小。沿袭曹魏的西晋能够统一天下也就不足为怪了。说到此便不难理解诸葛亮的北伐的失败了，竭忠尽智之举却不能换来历史的垂怜。历史是没有人情味的。

鸿门宴上项羽的妇人之仁，极符合我们的道德审美，结果却是四面楚歌，自己也自刎乌江。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的做法实在不令人称道，却开启了贞观盛世的帷幕，缔造了一个煌煌大唐。这如何解释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历史与道德仁义无关，它的演进自有它的路径，而不是我们人类道德设定的路径。更多时候，历史车轮往往是从权谋，斗争，战争，屠杀中杀出一条血路，背后留下的是一曲哀歌。

一将功成万骨枯，历史的发展是有代价的，而这代价则是人类的鲜血，眼泪和骷髅。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隐隐阵痛，这阵痛撕扯着我们的感情，我们却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历史的车轮合拍。

善读史者方能领悟历史的大智慧，有了大智慧再去纵览历史，便没有了感情的牵扯和纠结，便能明历史发展之脉络，测历史之走向。

彭宇

 

第二篇：读史心得

第一部分 黑劳士在斯巴达，居民分成三个等级：　①斯巴达人。城邦中的全权公民，完全靠剥削奴隶劳动生活，最盛时约有9000户。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加入一种军事性质的所谓“平等者公社”，成为斯巴达国家的统治阶层。　②“边民”，一译“庇里阿西”。被征服的边区城市的居民，约有 3万户。为自由民，在本地有自治权，但是没有斯巴达城邦的公民权。主要务农，也有的从事工商业。③黑劳士。属于斯巴达城邦所有的农业奴隶（见黑劳士制度）斯巴达人在定居拉哥尼亚平原之初，只把周围的土著居民（阿卡亚人）降为享有一定平等权利的边民---------“庇里阿西人”，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末岛前8世纪初，又剥夺了庇里阿西人所享有的权利，并要他们纳贡，遂引起居于南部希洛地方的庇里阿西人的反抗。斯巴达镇压了这次反抗之后，便将这里的庇里阿西人降为集体的农业奴隶-------“希洛人”。希洛人事斯巴达国家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剥削者、农业奴隶。他们不是斯巴达公民的私有财产，而是同他们耕种的城邦公有地或公民份地一样，是斯巴达城邦的财产，亦即斯巴达人共有的财产。他们每7户被强制性固定在身边的公民的份地上，耕作主人的份地。普鲁塔克说，每户斯巴达公民每年从份地上向黑劳士榨取八十二麦斗大麦以及适量的酒和油。他们所缴纳的实物中，不仅包含着斯巴达人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地租），而且还包含着对于他们的人身所有权（黑劳士作为城邦财产）的实现。他们还必须随军出征，负担各种劳役，有时要充当轻装步兵甚至是重装兵。提尔泰有诗云：”如驴负重受煎熬，无可奈何，需将田产谷一半，送向主人驮”。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希洛人在这种残酷的"希洛制"奴隶剥削制的压迫下,经常伺机起义打击斯巴达人,斯巴达国家实际总是在黑劳士起义威胁下,所以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是斯巴达国家的基本职能. 每一年新监察官一上任，首先举行向希洛人“宣战”的仪式，以表明他们以后可以任意屠杀和镇压希洛人。他们还责令黑劳士接受令人尊严扫地的侮辱性的习惯，比如每年都要挨一定下数的打,以便让他们不致忘记自己还是奴隶。斯巴达统治者还实行秘密屠杀黑劳士的“克里普提”制度。普鲁塔克说，”这种秘密勤务的性质如下。长官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短剑和一些必需的食品。在白天他们分散于隐蔽偏僻的地方藏着自己，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奔向大道，屠杀他们的能捉到的每一个黑劳士。有时，他们也来到黑劳士们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

强壮和最优秀的人。这种“希洛制”在当时的克里特岛和贴萨莉亚（北希腊）一带都存在过。希罗人多次发动反斯巴达的起义，比较大规模的有第一次美赛尼亚战争（前740--前720）；第二次美赛尼亚战争（前640--前620）以及最大规模的第三次美赛尼亚战争（前464--前455）。公元前370年以后，斯巴达霸权衰落，美赛尼亚脱离斯巴达而独立，希洛人亦渐摆脱其受奴役的地位。第二部分斯巴达的劳力短缺问题主要存在三个原因1. 政策原因：斯巴达人最初并非全都不事家人生产，传说中的来库古的改革中有一项重大内容，就是在全体公民中重新分配土地，使公民成为所谓“平等者”，并在赋予公民以剥削希洛人为生的保障的基础上，使公民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或商业，专门成为镇压希洛人的士兵。2.黑劳士制度的发展：在征服了美赛尼亚以后，黑劳士的大量增加为斯巴达人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使他们有了充分脱离生产的可能。3.战争原因：长期的美赛尼亚战争也使斯巴达人在事实上完全脱离了生产。据安提奥库斯说，美赛尼亚战争（指第一次美赛尼亚战争）爆发以后，那些没有参加远征的拉西第梦人被贬为奴隶，并被称为黑劳士。据厄福普斯：“??????他们立下誓言，除非他们摧毁了美赛尼亚或者全部被杀，否则决不回家；当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留下了最年少和最年老的人守城??????”这些都是全体斯巴达人脱离生产的催化剂，也就出现了斯巴达劳力短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