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庸小说文本经典化与无厘头解构

——以“降龙十八掌”的接受为例

谭志海

摘 要：武侠小说是一种讲述以武行侠的故事小说文本类型。“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武功描写是武侠小说的一大重要支柱，也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本文从金庸武侠小说文本和影视作品中对武功的表现方式着手，以受众对“降龙十八掌”这一武技的阅读和接受为例，阐述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和无厘头解构过程。

关键词：经典化；无厘头；民族文化；接受美学；嬗变

一、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经典化

金庸武侠小说创作始于报刊连载，其武侠小说地位的确立得益于自己对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追求。19xx年，金庸在《新晚报》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此后又连载了《射雕英雄传》等作品。19xx年，金庸创办了《明报》，并开始连载《神雕侠侣》，“19xx年又继续连载《倚天屠龙记》，这两部著作的连载为《明报》的创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p.64）此后，他的作品多在《明报》上连载。报纸连载的方式突出了武侠小说情节曲折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读者群，为金庸小说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金庸宣布封笔后，又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把他的小说整理修订成书。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36册的《金庸作品集》。这批小说出版后，激起了香港读者的阅读热情，并且迅速扩大到台湾及海外华人世界，形成了一个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阅读热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金庸小说开始被民间偷偷“引渡”进祖国大陆，被地方杂志报刊连载，被非法出版，流传到每一个城乡市镇。19xx年，金庸正式授权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20xx年又由广州出版社再次出版，获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同。金庸的作品在海外也是有口皆碑。不但有被翻译成印尼文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作品，而且还有一些作品被译成越南文、缅甸文和泰文。

金庸小说庞大的读者群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多的学者开始从经典文学的角度探讨金庸小说成就。“80年 1

代后，学术界审美定位的命名接受，更是大副提升了金庸小说的接受层次，而且促成‘金庸现象’负载了一些超出它自身的文化意义”。[2](p.26) 由此，金庸逐渐确立了他的“武林盟主”地位，成为中国当前的一大人文景观。“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读者的喜爱。从最初受到港澳读者的欢迎，再‘热’到台湾和东南亚，然后‘热’到海外华人世界，80年代后又‘热’到大陆。不但小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爱读，而且连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政治家乃至一些领袖人物也会入迷。像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国际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陈世骧，夏济安、程千帆等，他们都喜欢阅读和谈论金庸小说。”[3](p.209)90年代后，金庸武侠小说经典性内涵逐渐进入了国际学术研究领域。19xx年，美国科罗多大学和台湾分别举行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20xx年北京也举办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为什么金庸武侠小说能够如此受人欢迎，受千万人追捧？“金学”专家陈墨教授认为在于除了其自身力图或迎合各种文化心理，还有能在各个文化层次的读者中广为流传的哲学意蕴，容易被广大读者理解和接受。北大学者严家炎教授认为在于它形象而综合地反映出来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气质，熔历史情怀与人生传奇于一炉。更重要的，他写的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符合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精神内涵，能够让普罗大众欣然接受。可见，作品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受众热捧金庸的重要原因。

在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武功的文化内涵一直是金庸小说艺术成就的生长点。武功描写是武侠小说的一大重要支柱，也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沉积着丰富的民间/江湖的思维方式、道德准则、价值判断和表现形式。“武侠文学作为中国特有的通俗文学形态，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经历了无数内涵和外在形态的变化。20世纪以来的现代武侠小说在故事、文本和作品的出版流通方面均有变化，但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其基本精神和叙述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4](p.464)“无武”的武侠小说是难以成立的。而金庸的“武”是“变化百端笔生花”，[3](p.47)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金庸对武功的描绘，除了对历史上真实的武术流派进行艺术加工之外，他还创作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武功门派，它们共同构成了“金氏武学”悠久、博大、诡奇的特点。在金庸的武学世界中，“降龙十八掌”是最具代表性的武功模式。“降龙十八掌”始现于《射雕英雄传》，并在《天 2

龙八部》中得到延续，它不仅仅是一种武功符号，更体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达到了武功和人物融合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射雕英雄传》对“降龙十八掌”是这样描述的：降龙十八掌是一种简明而劲力精深的武功，它亢奋凌厉，刚猛狠辣，刚柔并济，收发由心。如亢龙有悔为简单威猛一式,“左腿微屈，右臂内弯，右脚踏乾位.左掌划圈，右掌向外推去。‘亢龙有悔，盈不可久’,掌法精要不在‘亢’字而在‘悔’字，因此有发必须有收。打出去的力道有十分，留在自身的力道却还有二十分”。[5](p.430)此乃老阳生少阴一式，刚劲柔劲混为一体！降龙十八掌的这种刚劲、朴实的特点恰好与勇猛、憨厚方正的郭靖融为一体，成为郭靖仗义江湖的武功技法。正如大多数研究金庸的研究者所指出，降龙十八掌与郭靖性格实质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理想状态。

在叙事艺术上，“降龙十八掌”的招式名称并不是在洪七公授艺过程中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在往后的情节中展现，这更好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叙事文本的起伏跌宕的要求，也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内在需要。从传统文化层面上说，这些招式名称都是来自《易经》的卦辞学说，是《易经》中阴阳相生、刚柔并济精神的衍生。精通降龙十八掌的洪七公、郭靖和萧峰均是勇敢专注、疾恶如仇、光明磊落、见义勇为的大侠，他们刚强而无霸气，平和而无嬉戏，笑傲江湖而又循规蹈矩。金庸将“降龙十八掌”赋予洪七公、郭靖、萧峰等人身上，不但是故事叙事艺术的需要，更是要借助这种性格化的“武”表现“侠”的风采。让洪七公、郭靖和萧峰习得“降龙十八掌”这种光明正大、难以取巧的武功，符合周易学说的刚柔并济，收发自如的人格意义和民族精神，表现出武功和民族精神内在一致性的周易传统文化。“降龙十八掌”在萧峰手上变得更潇洒和神奇，这是他豪气干云的洒脱性格的需求，正是这点与郭靖的不同，使得“降龙十八掌”的表现方式和形式更加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避免出现审美疲劳。这种将武技人格化、艺术化、情景化的完美结合，造就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民族英雄，在读者的心中树起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从而使得儒家的侠义精神融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意识之中。可以说，正是金庸对郭靖和萧峰的人物典型塑造，奠定了中国儒侠的文化基石。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学的雅俗界限，著名专家学者的审美接受使金庸武侠小说文本呈现严肃化、经典化。历史上的高雅文学和 3

通俗文学，原本各有自己的读者，简直泾渭分明。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说都被看作是“闲书”、“小道”而不能进入文学的殿堂，19xx年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打破了这上千年的偏见，但通俗文学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依然不受重视。而“金庸借用武侠这一通俗作品文本类型，出人意料地创造出一种文化学术品位很高的小说境界，从而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作品中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不但为广大通俗作品所望尘莫及，而且也远

[3](p.213)远超过了许多严肃小说”，可以说是金庸的艺术实践使得近代武侠小说第一

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金庸“武戏文唱”，把武打艺术化、道德化、观赏化，写出了一种雍容大度的武侠文化。严家炎教授认为金庸的武功描写寓文化于技击，使武功打斗学养化、艺术化，同时做到了习武打斗与人物刻画紧密结合，使武功描写性格化和趣味化。陈墨教授认为金庸把表演艺术虚拟化的手法成功地运用于语言艺术中，使得他的武打设计和描写超越了现实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艺术空间，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金庸小说的武功技击描写，花样翻新不拘一格，信手拈来，皆成妙招。首先，金庸将武功技击写成了一种艺术，琴、棋、书、画等艺术形式都化入武功之中，写出技击的美妙形式。其次，金庸小说中人物的武功多半由人物性格生发出来的，将武功写出情趣，写出性格，写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境界”。[6](pp.50-52)洪七公、郭靖、萧峰这样的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大侠，使用的“降龙十八掌”是他们性格气质的表现，是武功性格化的代表。使武功和人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突破了技、艺、道的界限，综合了人文历史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构成了金庸小说经典化的重要内容。

二、影视“降龙十八掌”的无厘头解构过程

每一件艺术品都包含四个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作者赋予的，而是由变动不居的“读者”阐述的，“真正的鉴赏活动必须调动起受众的全部审美经验和艺术修养，对作品中的空白和未定之处加以填补。通过艺术鉴赏为作品增添新的审美价值。”[7](p.329)任何作家的作品，无论它是何等优美，艺术质量是如何之高，若没有“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都没意义，甚至是一堆废纸。 影视作品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充分的具象性直接诉之观众的感觉，其意义的实现更需要观众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时代，观众有着自由的经济支配权，可以通过票房的方式影响导演对作品意义的塑造。从这 4

个角度看，金庸武侠小说借助影视方式的不断改编过程，实质上也是导演迎合观众接受兴趣的变化过程。

金庸小说搬上银幕，最早的是50年代的粤语片《射雕英雄传》，导演胡鹏开了改编金庸小说的先河。其后改编金庸小说的影片有《倚天屠龙记》等（导演张瑛、蔡昌，主演张瑛等）。70年代后半期出现改编金庸小说的热潮，较早的尝试者、则是一向以敏感和擅开新局的著名导演张彻。张彻第一部改编金庸的作品也是《射雕英雄传》（邵氏出品，傅声等主演），其后他又拍了《侠客行》（邵氏，郭追等主演）、《飞狐外传》（邵氏，钱小豪等主演）；《碧血剑》（邵氏，井莉等主演）和《神雕侠侣》（邵氏，傅声等主演）。在张彻的影响下，其他导演也纷纷改编金庸小说，如楚原导演的《倚天屠龙记》（邵氏，尔东升等主演）等。80年代杜琪锋导演也改编了《射雕英雄传》（邵氏，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等作品。著名经纪人张纪中指出：武侠剧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满足当代人的情感需求，找到合适当代人的欣赏口味的表现形式和方式。“武”是达成“侠”的手段。在影视艺术中，“武”的表现形式靠动作的造型、速度以及电影技术手段来完成。不同时期的观众有不同的审美和情感需求，影视作品应该迎合观众的观赏习性，80年代前的改编基本遵循原著的要求，表现出正统的民族文化和武侠精神。在“武”的表现形式上，“降龙十八掌”这一武技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满足了观众的观赏习性和情感需求，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1983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日华）运用“降龙十八掌”的动作造型基本上是遵循原著的描述，如“亢龙有悔”是左腿微屈，右臂内弯，右掌划了个圆圈，向外推出，然后借用一定的电影技术将它具体化、形象化，最后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中的龙的形象进行镜头特写，并配上龙之鸣音，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力，表现出儒侠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周易》中的民族精神。既满足了大众的审美体验，又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特色。

进入90年代，又有一次重新演绎金庸小说的热潮，出现了下列影片：《新碧血剑》（张海靖导演，吴孟达等主演）；《飞狐外传》（潘文杰导演，黎明等主演）；《笑傲江湖》（胡金铨导演，张学友等主演）；《鹿鼎记》（王晶导演，周星驰等主演）《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王家卫编导，张学友等主演）。《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刘镇伟导演，张学友等主演）等。这一些影视改编相对于80年代的金 5

庸影视作品，人物形象已经有所背离原著，娱乐性元素逐渐加大，在强化武侠片的武打场面的同时，丢弃了金庸小说原有的精神内涵。20xx年内地版《射雕英雄传》对金庸武侠精神就有一定的背离。郭靖（李亚鹏）的动作造型与原著有一定的改变，在这里“降龙十八掌”在动作上也只追求武功技击的紧张热闹和刺激痛快，淡化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在人物形象上，李亚鹏的形象也与勇敢憨厚、平和专注的郭靖不同，根本上忽略武功性格化的金氏武打规律，它力图迎合当代人的欣赏口味，将武侠片的意识形态支点由经典转向了娱乐。

社会结构的嬗变使民众的社会心理发生了转变，观众的欣赏习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文化趋向于大众化、娱乐化，此时“降龙十八掌”的表现方式也更趋向娱乐性。在金庸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的后期，以影星周星弛为代表的“无厘头”的表现形式更将娱乐推向极致。“‘无厘头’原来是广东佛山地区的俗语，用以指称那些说话做事都令人难以理解，没有中心，行动与语言无明确目的的行为。它与喜剧有着天然性的联系，是粤语版“笑”的代名词，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行为。是在接受体验中由于期待视野的突然完结和消失造成对否定性事物的悬置，从而促使了审美主体在无意义的悬置中产生出反差性效果”。[8](p.69)如果说李亚鹏是对经典作了零星改变，那么周星驰则对“降龙十八掌”来了个彻底解构。诙谐、刁滑、玩世不恭的鬼精灵周星驰演绎出来的“降龙十八掌”，以反英雄特性的调侃形式，背离了金庸武功性格化的艺术手法，对典型人物形象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电影《武状元苏乞儿》调用和戏仿金庸独创的“降龙十八掌”，解构了原著的经典性和严肃性，迎合和愉悦了观众，使影片达到了戏谑性的“无厘头”表现效果。在“降龙十八掌”的表现形式和方式上，则再现艺术的逼真性和假定性，如“飞龙在天”是人在半空，居高临下出掌，基本动作设计和原著吻合，但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却能将“神龙摆尾”、“黑龙偷心”“双龙出海”、“战龙在野”、“龙飞凤舞”、“伏虎降龙”、“缩龙成寸”、“龙蛇混杂”、“龙的传人”、“龙凤呈祥”、“龙马精神”、“望夫成龙”等十几招新式“降龙十八掌”击在对手身上，并且将第十八掌“杀龙有悔”化成是前十七掌的总汇，这些无厘头表演令人不得不心悦诚服，叹为观止！这些“降龙十八掌”的招式新名称，再加上一些独特的语言形式、表意系统和电影特技一起演绎了反传统的“无厘头”文化主料，促使审美主体在无意义的悬置中找出反差性效果，使得“降龙十八掌”带给观众 6

无穷的乐趣，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意识。

在周星驰为我们建构的喜剧世界里面，充满了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和重写，营造出极具后现代特点的“碎片感”。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一切都不在它原本的位置上，所有的事件、人物和对话，似乎都和我们心中的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研究周星驰电影的学者段运冬认为，“周星驰的‘无厘头’文化规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拼图和调用。表现出对当下各种类型进行有效的、无逻辑的组接，并通过这些组接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形式和表意系统。二是戏仿。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日常生活、经典著作等作了夸张、扭曲、嘲讽的模仿，解构了原著的经典性、崇高性和严肃性。从而获得文体叙述的无厘头效果”。[8](p.69)表现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喜剧本色，达到娱乐大众的戏谑性效果。贺岁喜剧片《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中，“降龙十八掌”招式名称也被有意地戏仿和扭曲。如“青龙取水”、“苍龙出洞”等招式名称经过了艺术加工变得更加通俗化，力图迎合观众对喜剧片的情感需求和审美体验。在动作设置上，更是有着戏谑化的表现，“苍龙出洞”是用手在地上抓一把泥土袭击对手。它的目的就是“制造支离破碎的异常短暂的审美闪现，对审美主体进行着竭尽所能的挑逗与引发的可能性”。[8](P.69)在这里我们基本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内涵所在，人物塑造和动作设置和原著大相庭径，除了“降龙十八掌”的名称外，其他的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解构，使得影片完全背离了原著的经典性，它通过语言和动作表现出一种滑稽和幽默的调侃，产生一种反传统、反经典的戏谑性效果。“降龙十八掌”只是一种物质载体，作为一种意识文化被当代人给“出卖”了，所代表的不是叙事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观念，而是着眼于“笑”，以娱乐的方式带给观众视觉冲击和审美愉悦，给观众无限的娱乐空间。

金庸小说被改编成影视的可谓不计其数，尽管不同时期的观众有不同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但观众对这些电影都是津津乐道，乐此不彼。“金庸小说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通俗而不媚俗。他的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地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3](p.209)可见，不仅仅是影视艺术对观众的观赏习性的迎合，还在于金庸小说满足了不同时代人的情感需求，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符合当代人的欣赏口味。作品与人生的联 7

系和其自身的精神价值是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时代的观众选择和接受金庸小说文本和改编的影视作品重要因素。

三、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无厘头解构的启示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提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读者都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文学期待视野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必然带来人们审美兴趣和审美要求的变化，并由此引起文学审美标准和原则的移动”。[9](p.354)读者的变迁必然会带来审美标准的变迁，不同时代的受众对作品的审美标准是不同的。“在鉴赏活动中，每一个受众，都会依据不同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和审美情感等等，而受众的每次欣赏活动又可能具有不同的心境和外部条件，这些都会使得他们对于同一部艺术作品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7](p.331)所以，不同时期的受众对同一事物会做出不同的阅读和接受。

金庸武侠小说具有的经典性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学术界不断解读的宠儿。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广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和融合性，以传统中国文化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大量高层次的读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说“他把儒释道、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通俗化了，所以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入门书来读”。[4](p.628)另一位金学专家、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研究学会会长冯其庸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4](p.628)作品的精神内涵、社会正义、侠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等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学术界经典化的眼光中，原本作为一种武技的“降龙十八掌”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底蕴中达到一定的审美高度。严家炎教授指出，金庸“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3](p.210)“降龙十八掌”不仅仅是“金氏武学”中的一门武技，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由文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再到影视作品表现的“降龙十八掌”，都是 8

紧紧抓住传统文化内涵，结合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完美要求，紧扣故事情节的叙事艺术，将它人格化、艺术化和情境化，给予“读者”无限美好的遐想和民族文化的洗礼。特别是83版《射雕英雄传》中所表现的“降龙十八掌”，更注重对原著的经典性和美好性的解读，更多的体现出我们的民族传统精神。既满足大众化的审美体验和价值趋向，又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

金庸小说又具有“娱人”的属性。金庸常说，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主要是为了娱乐自己而复娱乐他人。这种毫不遮掩的“娱人”性质，为金庸小说带来了庞大的读者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金庸小说先在香港流行，再到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华侨等地盛行。80年代后又风靡大陆各地，至今不衰。受众对他的作品的接受，是因为他的小说在情节、人物与语言的吸引，对真善美理想的陶冶和对各种人生的了解都使得读者得到感情的愉悦也满足，他崇尚的侠义精神、社会理想和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也都符合社会民众普遍意义的文艺审美、价值取向和民族文化心理。

香港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氛，既可以在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背景下获利，也可以通过无厘头的解构武侠意义赢取票房。金庸武侠小说的无厘头解构，实际上顺应了90年代后期受众越来越强烈的娱乐倾向与诉求。从受众对“降龙十八掌”接受来看，表现出对它经典性和严肃性的解构，对传统文化进行戏谑式的表达，反映受众对娱乐化的“无厘头”文化方式的审美选择，显示出人们追求个性自由、反传统、喜闻乐见的娱乐本色，也反映出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嬗变。20xx年内地版《射雕英雄传》、《武状元苏乞儿》和《东成西就》所表现的“降龙十八掌”是一种符号和象征，迎合当代人的观赏习惯，满足了现当代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念。

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主体的变化导致作品本身意义的变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的转变过程中，金庸的作品不断被人们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解读，最终形成了跨越多文化领域的文化现象。“降龙十八掌”自问世后，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式。学术界的经典化解读与影视作品的无厘头解构都借助了金庸文本加以发挥、创造。其经典性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牢牢结合，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而娱乐化着眼于“笑”，表现出个性化、自由化的文化倾向。无厘头解构过度迎合观众趣味，偏离了文本，实 9

质上只是借用金庸小说“壳”，利用武侠文化要素，追求经济效益，其对作品的改编已经是一种过度诠释。90年代后，中国社会经历过改革开放的变革运动，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结构的嬗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使得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在理性层面的观念意识转变更新。大众文化注重追求单纯的消费价值和娱乐效果，降龙十八掌有着多元化、多角度的表现形式和方式。它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审美主体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情感需求。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我们相信它将出现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方式来满足当代人的审美倾向和情感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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