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的《生死场》当归于逃离式的写作，而直到19xx年，萧红的文字才真正有了一种沉静练达的气象，而这与力透纸背的寂寞的不可调和，最终达成一股绵延不绝的张力。然后便是急促的降落。当然，它们没有章法，无迹可寻，可这是民国时期文学的通弊。有时我觉得，自由主义怕也是虚无主义的，虽然二者固有积极与消极的区分，但也正建筑于“一切皆允许”的语境，后者才得以可能。它们既不是知识(理性)，也不是信仰(启示)，它们只是一个偶然时代的偶然错误，虽然这“偶然”于我们常人来说的确是漫长了些。记得止庵先生曾谈起过这类没有章法的写作，并总结如下：“可能写得很好，也可能写得很不好；不可能写得都好，但可能写得都不好。”以此来看，萧红的文学创作或属于第一点与第三点。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曾出现一次短暂的文艺复兴浪潮，大师叠出，群星璀璨，然而始终缺乏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者。继而，到了下半叶，文艺复兴为文化革命取代——复兴的当然不能复兴，而革命的也只是见到了革命而已。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似乎都没有纯文学的立足之地，各种思潮在接受者那里一概取代了自由思想。但萧红恐怕便能代表那年代的一个独特存在。她没有所信的，所以寂寞；而也正因为这没有所信，所以文字少被荼毒。加之身世的独特，这二者成就了萧红的文字之好。

就时代而言，“五四”运动本来就是打断启蒙的政治运动，这种打断带有的粗暴而不可置疑的意味，使我们对它的期待或高估都成为虚妄。

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文学或无法摆脱政治，或无法作进一步的考量。对于政治的判断代替了创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如果从萧红的创作中拣取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么她好就好在无党派之见。她的孤独，她那只有她自己的自我隔离悬置了偏见的前设，为有关人性的隐微书写留下空间。 除张爱玲以外，萧红大概亦是新文学时期惟一可看的女性作家。甚至可以这么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女作家在书写认识论的悲剧性上，她是并不逊色张爱玲的。电影《黄金时代》里有一个情节，胡风评价她和萧军的创作，认为前者的写作感受大于理智，多于章法。而对有天才的写作者而言，全凭感受写作可能会成就她的作品，也注定飘零她的一生。 作为电影的《黄金时代》，在人物刻画上的确有因迁就“传记性”、“资料性”而导致形象模糊的疏漏，尤其矛盾的一点是萧红在电影中曾提到在她之后，人们记得的恐或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的情史。但电影恰恰自始至终都在书写后者。可能的辩解是：思想者的历史纯粹是他的思想史，这使得撇开对生活关注的文本解读变得可能。但在萧红那里，她对身世的自发性书写，使得这种隔开似乎可有可无。再者，因讹传积累的误解与猜测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受众心理，可能便因为这个原因电影最终选择了后一种做法。大众将觉得此片漫长，小众则稍显不够味道。以我之见，这是本片的唯一不足：它尽管足够诚意，但在选择电影受众时有着显而易见的游移，也因此被人否定。可是反过来说，那些“小众里的大众”会衷意一部刻画写作的电影吗？他们热爱迷惑性。

倘若不是《黄金时代》上映，我恐怕也不会读萧红。有人说张爱玲被消费过了，当然要来消费萧红。以“编辑”诸位女作家语录的当然可笑，但一面在消费的，一面又全然不承认自己在消费，巍然作“元话语”之高论者，则更是无聊的非逻辑。

于是便读了《呼兰河传》，真是意想不到的好。竟能从文体上看出所受《野草》的影响了。但萧军却是之前读过的，电影里也提到了他的两部作品：其一是萧军自传《人与人间》，其二是他编订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影片在叙述萧军晚年的回忆时，就中所据文字即引自《人与人间》，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则为两人的爱情提供了最后一份真实注脚。那个远去的时代，未必安居乐业，但的确是理想主义者的年代，从晚年萧军的眼里看去，会不会有些模糊而不太真实的颜色。 萧红希望人们记起的是她的创作，而不是爱或恨。这些都无关紧要。所以谈论电影中的萧红是否真实，电影之外的萧红是否存在被理解的可能，那当然仍要先从电影里走出，走入她那些被冷落太久的作品里。萧红的文学包含着全部的萧红。

 

第二篇：萧红电影分析

近些来，有许多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纷纷被抬到银幕前，对于选用什么样的剧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一个好的剧本中的剧情会影响观影者的情感，随之带动观影者情感身临其境，更者引发模仿现实的情景。

导演选用什么样的故事情节，这是多方面的。盈利或者非盈利、情感非情感等。对于整部影片来讲，从大到小、从局部到整体：剧本的选用、情节的设定；演员的选择，演员对所扮演的角色的生活体验；美术设计中的，化服道、场景的设定。摄影景别的选用；灯光的照明渲染出的情感；在这里只列举一些有关形成电影几大主要因素。

银幕上一位身穿棕色皮夹、头戴一顶40、50年代流行的小毡帽，随着心跳声不断的奔跑，他就是影片深爱、崇拜主人公之一青年作家骆宾基 。在轰炸声中银幕上出现19xx年香港（这就是19xx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镜头随着骆宾基背影转到了一间暂时安全的阁楼的走廊里，灰暗的色调也随着镜头的推移变得显色，在昏暗的暗色调下，一位生命垂危的女子躺在床榻上，她就是女主人萧红又名张乃莹。两人坐在充满梦幻下的阳光下（不如说是萧红生命中最后的阳光），骆宾基向萧红述说着倾慕、崇拜之情，我一直在读您写的《呼兰河传》，您的文字开阔、浩荡、舒缓，流淌着无尽的忧伤，书中的人物，久违的北方......。由此引出萧红对自己走上“反叛”、对制度的约束、对爱情的敢爱敢恨的一位用自己的文笔写下那个动荡不安、缺乏精神世界的时代的一位伟大而值得尊敬的女作家。

19xx年冬季的呼兰是寒冷的，当时束着两只小尾辫子、穿着厚厚的大袄17岁的乃莹正在哈尔滨念书，因疼爱她的祖父去世，而不得不回到那“寒冷的老家”呼兰，去见她心里唯一牵挂的祖父。强硬的父亲烧了乃莹的笔、书（这预示着乃莹的第一次命运的转变），中断她的学业，为了强迫乃莹嫁一个当地有权有势的汪家。吸着烟袋，穿着当时传统的长袍马褂、盘着发髻的继母与坐在炕上戳着糊纸看着窗户的乃莹（此动作预示着乃莹的反叛）谈论乃莹与汪家的婚事。“那个姓汪的来过学校找我，油腔滑调、还抽着打烟”，这是乃莹第一次在影片中对姓汪的印象，也由此出现乃莹第一次的爱情。“一辈子跟这一辈子，大不一样”这预示着向往女权自由的乃莹即将冲破封建家长制的约束，乃莹以后的命运真的顺利吗？她会后悔她做出的抉择吗？

19xx年初的北平依然是那么的寒冷，自从乃莹做出不接受家里给自己说的婚事后，她辗转到了北平并依靠着她的表哥的资助念了师大女附中，由于被表哥家里知道此事，乃莹的生活便没有了资助。束着两只小尾辫子、穿着厚厚的褴衫红大袄的学生装、脚蹬着一双单布鞋的乃莹只能在读书中填饱那饥饿的肚子。直到他的未婚夫姓汪（身穿一身棕色西服、头戴一顶皮草帽）的出现，这让乃莹在意外中，还有些感动，强硬不屈的乃莹情愿接受她未婚夫姓汪的帮助也不愿意接受同学的帮助。寒冷的北平在乃莹的心里变得不那么冷，这迎来了乃莹生命中第一次爱情，但在乃莹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委屈。欢快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在北平姓汪的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乃莹也不得不放弃学业，又辗转和性汪的来到哈尔滨，住在一家东兴顺的旅馆里，一住就是大半年。

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沈阳沦陷，战火烧到哈尔滨。（这就是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政府时期）远处的街道上，走来一位束着整齐而蓬松、身穿肥大而宽松、走路缓慢，一边挎着菜篮一边看着报纸的孕妇，那就是萧红、不幸的萧红。没有责任心、不能同甘苦的姓汪的丈夫面对眼前的困境，抛弃自己妻子独自一人离去，之后孤独无助的乃莹被旅馆的经理赶到只透着一丝光亮的阁楼里，靠着水和硬硬的面包为生，留给她的只有无限漫长的时间和墙壁上的字画来打发时间。砰，萧红被水杯砸碎的声音从梦中惊醒。

被轰炸声惊醒的萧红从梦中醒来，面对镜中面目苍白的自己，镜头再次闪回自己事业高峰的时候，大家好，我是萧红，东北作家......。（此镜头的过渡说明萧红人生中爱情和事业

的关键点即将到来，这就像音乐中一个高的起伏点。在这段镜头中我们还要注意一点，那就是萧红对小骆说的一句话：“看到桌上的钱，我以为你也走了。”这是引出萧红第一次真正爱情的回忆，与萧军共患难，到最终爱情破碎的结束。这同时也是萧红对前半生三次爱情的恐惧与失望）。

身穿50、60年代类似当时苏联式的破旧而干净的西服，外套一件棕黄色的中长大衣、体格健壮而充满文人气息的萧军一手拿这书一手插着裤兜中，行走在已是深秋的街道上。萧军轻轻地推开破旧的小阁楼的木门，躺在寒冷的木床上的乃莹第一次看见这位送书来的记者在饥饿、寒冷、孤独中寻找到了希望，终于期盼到一位可以让自己倾述自己心中苦闷的人，那就是萧军。（我们可以从乃莹看见萧军一系列的动作来说明乃莹在饥饿、寒冷、孤独中寻找到了希望：乃莹克制着躁动不安的神情，打开燃油灯、轻微者着整理衣角）两人通过在暗淡而温暖的阁楼中相互着述说着各自的境遇和对命运的看法，使两人在交谈中相互吸引。不论乃莹身怀六甲，身处在这破旧不堪的环境里，她的言谈、艺术和写作的修养深深吸引着萧军，同样贫困而有才气的萧军也深深吸引乃莹。萧军的出现敞开了乃莹那长久的孤独与寒冷，让她生活中充满了希望照亮了乃莹心里的黑暗角落。（此时也要注意乃莹服装的变化，由灰色的宽大衣服变成暗红色的宽大衣服，此处的红象征真的乃莹生活中的希望和爱情像火一般的燃烧。在此处导演用几个镜头的转换加上主人公萧红的述说来展现两人爱情发展的时间性）一场突如其来的水灾阻断了乃莹与萧军的见面，但正如此，让两人的爱更加坚定，命运更加联系在一起。正因上天的作美，解救了乃莹面临的困境，摆脱人身的约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无奈生活的困境，乃莹不得不把刚生出来的骨肉送与他人。因乃莹的缘故萧军也从朋友家搬了出来，因得报馆裴先生的帮助，两人暂时住在一个叫欧巴可的旅馆。面对生活的困境，两人不埋怨、不悲观，蘸着盐巴吃面包；找不到工作的萧军像孩子般抱着乃莹哭着。直到萧军找到一份家教工作，两人才改善了目前的困境，但这也是乃莹爱情不幸的开始。（此段镜头有几处镜头运用得美、精、简：一如：乃莹看着旁边的房客门前挂着大列巴一系列肢体语言、神情语言的运用然而她的叙述同样精美而朴实，我那时最憎恨的，就是每天早晨挂在别的客房上的列巴圈，新鲜面包的香味，让饥饿的人想去做贼......。饥饿的乃莹面对如此新鲜的列巴圈差点让她失去自我的方向，产生出罪恶的念头和恐惧此处可结合光色音细细品味；二如：萧军找到工作后和乃莹一系列欢快的动作，观者可以看出场景和音乐的选用都是采用苏联式的场景和音乐，我们可以看出一部电影应当符合时代背景，在影片整体结构都可以看出）乃莹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王二嫂的死》使她的创作再也无法停下来，即使面对着萧军与学生姐姐发生暧昧关系。《跋涉：三郎与俏吟》的发表促进了二萧在文学领域的发展，在苏式文学沙龙上一位学者吟诵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故事此处也是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哈姆雷特的故事使萧红联系到了自己，自己就像奥菲利亚默默孤独着等待那遥不可及的爱情，最终到生命的终结。（萧红联想到自己躺在木法上捧着鲜花在河中漂流此镜头也是萧红对自己爱情的看法拥有它而不能长久）因文学沙龙的活动家舒群的被抓，使得二萧不得不转移到上海。

19xx年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文人们多汇聚于上海。二萧辗转来到上海，带着自己的才华，来到这文人的汇聚地，为了见到鲁迅先生，借此力量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当时的中国献一份绵薄之力。当时鲁迅先生的处境与心情非常不好，虽近在咫尺，但不能相见。过了一段时间，鲁迅先生终于应邀二萧于咖啡馆见面，（此处由此引出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先生，为后文联系两家生活往来增加了色彩）二萧得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帮助，生活得到了改善、才华也得到大的施展。随着物质与事业虽然得到了大的改善与提高，而萧军对萧红的爱也大大的超越了界限。学生的姐姐因为婚姻的破裂，来到上海见萧军，二人旧情复燃。此事被萧红得知，萧红一直以来的隐忍终于爆发，二人潜在的爱情危机随着此事越来越透明。谁得忙我都愿意帮、不就是一个补丁吗、情诗是为一个人而写，写出去就成为千千万万的人，

这几句话道出萧军的爱是多情的、不专情，深深的伤害了萧红的心。（此处导演安排萧红撕扯衣服的片段，表现他们的爱情出现严重的危机，萧红的心也如这被撕扯的衣服也破碎了）他们的爱情不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共同为爱而死，萧军对萧红的伤害却隐形的让萧红成为奥菲利亚。（此处慢慢品味他们的对白，可以看出导演为什么会安排在前半段的文人沙龙的场景）萧红为了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她选择了暂时的离开。（在此处他们分别的场景，导演选用了翠绿而杂乱的柳条，此处阐述他们二人的爱情虽然像翠绿的柳条那样美好，但却转眼即逝，心境却那么的杂乱无章）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