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2、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3、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4、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5、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6、气海有余者，气满胸中，悗息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灵枢·海论第三十三》

7、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肝合胆，明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阴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灵枢·本输第二》

8、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毛皮。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素问?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9、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灵枢·大惑论第八十》

10、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何谓气？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何谓液？畦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洩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何谓血？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何谓脉？岐伯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黄帝曰：六气者，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痠，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灵枢·决气第三十》

11、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长，緛短为拘，弛长为痿。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12、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混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三》

 

第二篇：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一）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说明

本书所参考的古今文献众多，为简洁，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不在参考文献中 列出，说明如下：

1． 凡参考今人文献者，均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并致谢意。

2． 凡参考古人文献，因版本众多，卷数或篇目确定，如：《黄帝内经》、 《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汉书》、

《白虎通义》、《周礼注疏》等，只在正文中说明，不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

3． 参考的古籍，尽量采用现在出版的校勘本之善者，有的也采用影印本。 需特别强调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4． 对找不到现代标点本或影印本者，采用《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电子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xx年版。如：《白虎通义》的引文。

前言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据多数专家考证，它约成书 于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是上古乃至太古时代民族智慧在医学和养生学方 面的总结和体现。而且对人体生理学、医学病理学、医学地理学、医学物候学等 比西方近代才兴起的学科对人体的发现、论述还精深、全面。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泉源，是用阴阳无行学说解释人体内环境统一 性的典范，所以它已成为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1]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一部托名黄帝所著的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 典籍……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 和理论基础，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问世后，受到了特殊保护，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之火。”[2]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公元前5—3世纪)我国人民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同时又是有史以来医家对针 灸经络学说的第一次大总结。

“《内经》是伪托为黄帝和其臣子岐伯、雷公等论医之书，故又称《黄帝内

经》。……《灵枢》的名称，是唐朝王冰注《内经》以后才确定下来。

“《内经》的著书年代，现在已不可确考。专家们认为，这部著作是战国至 秦汉时期的作品，其成书不会晚于公元前3世纪。……《内经》一书的诞生，标 志中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内经》最突出的成就是，以长期医疗实践为基础，总结出比较系统、完 整、具有我国民族医疗特点的医学基本理论和治疗原则。《内经》的内容极为丰 富，从基本理论、疾病描写、诊断治疗，到针灸、养生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特别 是基本理论和原则，不但是过去医学理论的总结，而且指导着我国秦汉以来的医 学发展，成为中医理论和诊断治疗所遵循的准则。宋元以后，中医的基本理论和 原则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在最基本的方面并没有越出《内经》的规范。所以直到 今天，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它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许多医学界人士把它 当作“经典”的缘故。

“两千多年以来的医疗实践证明：《内经》一书的价值甚高，它不仅为国内 医学家所重视，而且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和科学家的高度注意。有的国际 针灸组织，还把它列为必读的参考书。”[3]

“《黄帝内经》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我看它也是世界医学的 百科全书，大家都要向它求教。这本书讲到了天文、地理、社会环境以及人体的 生理、病理各种现象及诊断和医疗保健原理实践等，讲得十分透彻。对这本书， 我还懂得很少，是个小学生，这一宝贵遗产有待开发。”[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是很权威的著作，对《内经》的成书年 代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部托名?黄帝?的著作，传者已难以稽考。明代医学 家吕复认为此书?观其意旨，殆非一时之言，及其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这个 见解为后世医家所广泛认可。至于著述年代则有几种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此 书的基本内容写成于战国后期，迄于汉代，陆续有所补订。”[5]

上述引文中，很多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说它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什么？说“多数学者认为”如何如何， 这“多数学者”是谁？他们赞成什么的依据是什么？依据靠得住吗？经得起检验 吗？

2．医学的源泉，应该是研究人，以及与人的生长发育、病理、诊断、治疗 手段相关的学问，还是去依据一本连成书时代和作者都搞不清的书？

3．说《黄帝内经》躲过秦皇的焚书之火的根据是什么？秦皇焚过医书吗？

4．唐朝的王冰，所注的是《内经》吗？这是个很容易查清的问题，是否再 仔细查查？

5．在自己懂得很少的情况下，说“《黄帝内经》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医学的 百科全书，我看它也是世界医学的百科全书，大家都要向它求教。”这样的话的 根据是什么？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吗？

对其具体内容的评价，以后再述。总体来说，在成书时间方面，大百全说得 还有些依据，但仍模糊，后面会详细讨论。其它一些说法，大有反正考察不清， 把书说得越古越神秘就越伟大的感觉。

《黄帝内经》既是中医的源泉和理论基础，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很多中 医书把《黄帝内经》中的每一句话都称做 “经文”，不知这些对《黄帝内经》 无限崇拜者，是否真的弄懂了这些“经文”是谁写的，是否能解释清楚，每句 “经文”的含义是什么。

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能盲目迷信。无论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对的就信，不对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还要指出，不对在哪里，发 扬正确，纠正错误，这就是科学态度。所以，弄清《黄帝内经》的来龙去脉，成 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十分必要。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互相印证，也 有可能。决不应该凭臆断、凭感觉去说这是一本成书于什么时代的书。考察清楚 这个问题，对正确对待这本书，具有重要意义。

《黄帝内经》既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本书，就肯定会有人去编它。什么时 候，什么人编的，没有明确的记载，给这本书的成书，留下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可以肯定，这不是黄帝时代黄帝和岐伯等人的问答，说是春秋战国也好，秦汉也 好，必须让证据说话。

像生物本身存在进化的痕迹一样，《黄帝内经》一书本身也存在时代的痕迹。 把它们剔取出来，加以考察，就像考察化石、文物一样，同样能得出相当准确的 结论。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具体地接触并考察事物本身。这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要有正确的意识，必须去考察客观 存在的事物的原理是完全相通的。要弄清《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就要 考察《黄帝内经》本身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献、文物及一切有关的资料，以及 这些文献资料所处的时代背景。通过严谨的分析，就能得出正确、合理的结论。

任何科技水平，都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生活等等息息 相关，必然留下时代的印迹，这是解开一切迷团的钥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所使然，这就是考古学家为什么能根据地质年代、同位素测定等手段，知道 化石的具体年代；通过出土文物留下的蛛丝马迹，参照已知的资料，能破解文物 年代的原因。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根据文献上的痕量记载，参校出土文物、天 文历法、同位素测定等手段进行和完成的。根据痕量线索的刑侦破案，也是同样 的道理。

在此以前，也有不少学者，根据《黄帝内经》的文字特征，和某些时代的文

化特征相比照，作了很多有益而卓越的工作。我所做的，是进一步把此书的成书 确切时间和作者考察清楚，并提出相关的证据。同时，也考察了此书的流传情况。 我认为，这样的工作对破除对《黄帝内经》的盲目崇拜和神化，历史地对待这本 书是有益的。

《黄帝内经》中所留下的时代印迹和旁证资料，远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能依 据的资料要多得多，弄清其来龙去脉，是完全可能的。一些文献，分散看来，所 述不过如此，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比较，会有在开始意想不到的发现。

下面，从六个方面来论证和探讨《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它的作者。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2）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一、对《黄帝内经》成书时间的几种看法

《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载于《汉书·艺文志》，未记明作者和成书时间，留 下了想象和求证的空间。

归纳起来，对《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有下列三种看法：

1．成书于黄帝时代，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的问答。持这种看法的有：东汉 末的张仲景、晋朝的皇甫谧、梁朝的全元起、唐朝的王冰、北宋的林亿、南宋的 史崧，明朝的张介宾等人。他们对《黄帝内经》就是黄帝和岐伯等人的问答深信 不疑。

2．成书于战国时期：最早怀疑《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时期作品的是北宋的 司马光。他说：“然谓《素问》为黄帝之书，则恐未见。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 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者依托以取重耳。”（传家集·卷62）

北宋程颢也说：“观《素问》文笔气象，只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 也。”（河南二程全书·卷19）

明代医学家吕复说：“《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其所撰述 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诸韩公子所言，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 《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九灵山房集·卷27）

清代学者姚际恒说：“其中言黔首又言藏气法时，曰夜中，曰平旦，曰日出， 曰日中，曰日昳，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时），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 （古人不以甲子纪年），言寅时，则又汉后人作。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 也。”（古今伪书考）

司马光、程颢、姚际恒均非医家，他们根据黄帝所处年代、职责，以及《黄 帝内经》本身的文字风格，对原来的普遍看法提出质疑，是很可贵的。可惜，他 们没进一步深究，司马光、程颢说成书于战国，仍不免为臆断。姚际恒提出的根 据非常具体，结论也比较合理，治学就需要这样的态度。

近年出的有关《黄帝内经》的书，持这种看法的很多。如：王新华主编的 《中医学基础》（20xx年）就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政治 经济、文化都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在这种形式下，出现了我国现存 的医学文献中较早的一部典籍 ——《黄帝内经》。它撷取了秦汉以前的天文、 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哲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我国古代朴素 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指导下，总结了春秋战 国以前的医疗成就，使之系统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确立了中医理论 原则，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4]最近出的《黄帝内经》读本或 医史，多持这样的看法，不知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时代背景？或者把书 说得越古，就越爱国，民族就越伟大，价值就随之增大？

3．成编于西汉：近代和近年，有不少学者认为成书于公元前26年以前。如： 余嘉锡、龙伯坚等就有更为准确的见解。钱超尘、王洪图等[5-6]等，根据《黄

帝内经》中用字特点和天文历法等内容，把《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定为《史记》 成书后的公元前99年，下限定为公元前26年，这是根据对《黄帝内经》充分的考 证确定的，比空口臆测要严谨，但仍然不够确切，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根据《黄帝内经》本身的内容，所遗留的时代痕迹，参校其它文献作为佐证， 能不能把《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考察得更确切一些？应该说：不但能， 而且有非常多的史料和文物可以作为证据，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互相参校，让 史料和证据说话，分辨和确定其可能性和必然性，可以得出相当准确的结论。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3）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二、西汉时期以前有关《黄帝内经》的文献复习

1．《左传》、《国语》的记载：

医和是秦国的宫廷侍医。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病了，可能 是本国没有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是会诊，医和来给晋平公看病。他认为晋平公的 病因、病机是：“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意为： “亲近女人， 得的病像蛊症，不是由鬼神或饮食引起的，是惑乱丧志引起的”。原因是：“天 有六气，降生无味”。六气的含义是：“阴、阳、风、雨、晦、明”。和《黄帝 内经》中“六气”的含义“风、热、湿、寒、燥、火”相比较，只有一个“风” 字相同。医和提到了《周易》：“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案：这段引文，不见于今本《周易》，说明今本《周易》，远非古本之原貌。） 这是用《周易》的话来解释“蛊”的含义。如果当时《黄帝内经》已经成书，并 很通行，是医家必读之书，医和为何只字不提？不仅不提此书，连内容也不提、 不符，作为宫廷侍医，他难道置不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合理的解释是：此 时《黄帝内经》根本没成书。

《国语》所记，和《左传》基本一致，不再重复。

2．《周礼》的记载：

《周礼》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周朝开始，到战国时期宫廷侍医的配备情况。 对“疾医”叙述比较详细，对医疗情况也有所记述，只字未提侍医们必须学习 《黄帝内经》，对医事的记述，非常简单，远远不能和《黄帝内经》相提并论， 这也只能用《黄帝内经》此时还没成书来解释。而《周礼》是由刘向根据历史资 料编次的。

3．《吕氏春秋》的记载：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数千门客见闻的一部无所不包的杂家书，其中重己、 情欲、尽数、先己、达郁、开春、察贤等篇里有与医疗养生有关的内容。远比 《黄帝内经》里的描述要简单得多。以吕不韦门客之众，见识之广，财力之雄厚， 如果当时有《黄帝内经》传世，他会一点也不参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书里 尊彭祖为医圣，没提黄帝、岐伯。与“五”相比附的内容有：大甘、大酸、大苦、

大辛、大咸；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还有：大寒、大热、大燥、大湿、 大风、大霖、大雾；这是七了，显然，用五行比附一切，尚在萌芽时期，没有形 成气候和一种思维手段。这和《黄帝内经》的内容显然不同，比较简单些。所引 书籍或篇目有43种，只字没提《黄帝内经》。

4．《淮南子》的记载：

《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年）及其门客所著。刘 安雅爱读书，收有数千门客，广泛搜罗见闻，再经加工，编成《淮南子》内篇二 十一篇，外篇甚众。现存的《淮南子》是其内篇，外篇已亡失了。估计主要精华 在内篇，外篇是些不好归类的内容，无人传抄，必然亡失。

《淮南子》有很多内容承袭了《吕氏春秋》，对天人感应，五行也颇有描述， 但五行只是和五音、五味、五色相联系，比《黄帝内经》所联系的内容要少得多。 当时，用五行比附一切，还刚刚开始，处在初级阶段。

其《精神训》曰：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头之圆象天，足之

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 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善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 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素·阴阳离合论》：“阴阳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 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比《淮南子》要进一步。《淮南子》“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描述，来源于《老子》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

《素·阴阳应象大论》“肝主目，心主舌，脾主口，肺主鼻，肾主耳。”和 《精神训》中的描述完全不同。

《灵·九针论》：“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和《精 神训》中的描述也完全不同。

《淮南子》中所提及的医家有三位：扁鹊、医骆、俞跗。没提及黄帝、岐伯。

所引书籍或篇目有71种，没提《黄帝内经》。

可以认为，在《淮南子》成书时，《黄帝内经》并没问世，更没通行。《黄 帝内经》成书时，对《淮南子》的参考也不多。

此处，只是用《淮南子》所描述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的描述相比较，可以 看出描述不同就可以了，对所描述的内容不做具体的解释和评论。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4）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6．《春秋繁露》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的泣血之作。

董仲舒，汉武帝时的学者。他做学问很用心，曾谢绝一切并宾客，面壁读书， 或思索，凡三年。自以为有心得，写了《春秋繁露》，主要是宣扬天人感应，用 五行比附事物。

先秦诸子，无论持什么思想，他们所讲的思想、言论，是格物致知或格事致 知的结果。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牵强比附的结果。《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的 描述如下：

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 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 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员，象天容 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 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 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 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 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 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 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 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 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

只有人才能和天地相比附。人有360节，是和天数相合；人的形体骨肉，可 以和地之厚相比附。头的上部有耳、目可听可看，好比日月；身体有空窍脉理， 和山川峡谷一样；心有喜怒哀乐，是精神气息一类；考察人的身体，是何等高大，

从而和天相类似！……所以，人的头身是圆的，和天是圆的相同；头发，象征星 星；耳目明亮，可比日月；鼻口的呼吸，好比风气；胸中能明事理，和神明类似； 腹部内脏的虚实，象征百物；百物是最靠近地的，所以，腰以下，是地；天地的 象征，以腰为分界，颈部以上，是精神尊严之所在，表示天的尊严；颈部以下， 有的丰厚，有的卑辱，和土壤类似；脚是方的，和地是方的相同……天地的符节， 阴阳所象征的，在人的身体上也很齐备；身体就像是天，数目也相吻合，所以天 意使他们有机地相联系。天用一年的天数，成就人的身体；所以人有小节366个， 和每年的天数相同；大节有12个，和一年有12个月相符；五脏，和五行相符；四 肢，和四季相符；睁眼闭眼，和昼夜相符；有柔有刚，和冬夏相符；哀和乐，和 阴阳相符；心里有算计，和法度相符；行为有伦理，和天地的关系相符；这些都 是生来就有的，附在身上，和天地比附，刚好吻合，可以数的，比符数量，不可 数的，可以类比，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和天地比附的。

董仲舒对天人感应的描述，可谓经典，影响巨大。这里只和《黄帝内经》里 天人感应的描述作比较，不作评论。

《内经》对天人感应的描述如下：

《灵枢·阴阳系日月》：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 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

《灵枢·邪客》：

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七窍。 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 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 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 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 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 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 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 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相应也。

这段文字不很难懂，只是“茎垂”二字是指什么？有人说指“两个睾丸”。 也有人说指“阴茎睾丸”，说指睾丸者，置阴茎于何地？说指阴茎睾丸者，明明 是三个，多出一个又怎么比？此文的作者为何如此比附，实在让人费解，也难煞 注家了！更有人把阴囊也算一个，这在数量上，彻底成了一笔糊涂账。女子的 “以抱人形”，就说是指怀孕吧，只有双胞胎才是两个，单胞胎怎么办？不怀孕 时又怎么办？真真难煞人也！再说，无论睾丸、阴茎、胎儿，不管怎样，也不是 和十指同类的一节、两节吧？这里只和董仲舒的描述做比较，不做过多的分析、 推敲、评论了。

《素问·气穴论》：黄帝曰：余闻气穴365，以应一岁，……

由上面引文可见：《内经》对天人感应的描述，和《春秋繁露》一脉相承， 有些字句都完全相同。

董仲舒把“腰”写成“要”，把“圆”写成“员”，是借字，较原始，《内

经》作了纠正。《内经》在《春秋繁露》的基础上，结合医学实际，对天人感应 又做了很大发挥。可以肯定地说，是《黄帝内经》在董仲舒描述的基础上做了发 挥，决无可能是董仲舒受了《黄帝内经》的启发说出那番宏论的。董仲舒的思想， 受邹衍的影响，或抄袭，或发挥，现已无从考察，因为邹衍的书已经亡失了。

史书记载，董仲舒主要治《公羊学》，当然也读其他儒家书籍，没提他读 《黄帝内经》。天人感应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不仅学者信，皇帝也越来越 信，官员、学者也都信。不信，休想在朝中立足。除了董仲舒是解释天人感应的 高手以外，刘向、刘歆父子也是。在《汉书。五行志》里充满了他们对各种灾异 的解释，由于都是比附，常常出现他们对同一个灾异，不同解释的情况。有时刘 向和董仲舒的解释不同，有时是他们父子二人的解释不同。

用五行比附一切，到董仲舒时，达到了高峰，成了主流思想，后人在此基础 上，又做了海阔天空的发挥。《五行志》，从《汉书》开始，有志的“正史”里， 除了《辽史》以外，全部都有。《清史稿》为民国时代所编，改为《灾异》。可 见其影响力之大。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5）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5．《史记》的记载：司马迁（公元前145或135——公元前？年）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扁鹊学医、行医的情况：在他当了人舍长 10余年后，一位名叫长桑君的老者也观察了他10余年，认为他为人不错，决定把 自己所藏的医书禁方传授给他。并嘱咐他保密，不能随便传给其他人。这是当时 传授医书的潜规则，不是品行很好或悟性很高的人，是不能随便传授的，因为品 行不好或悟性不高的人，可以用来赚钱，却不能为人治病。向人传授医书的时候， 往往是自己快死的时候。

《史记》对扁鹊的生存年代，没有记载。从他记载的三个病例推算，相当混 乱。

赵简子，名鞅，于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已继父之位为晋卿。请扁鹊 看病之事，发生在晋定公十一年（公元前502年）。扁鹊应该在生存在这个年份 前后。虢，西周时期有三个虢国，分别为东、西、北虢。东虢于公元前767年为 郑国所灭，西虢在公元前687年为秦国所灭，北虢于公元前655年为晋国所灭，假 途灭虢，即其事也。晋昭公，公元前531—公元前526年在位。赵简子请扁鹊看病 的时间，不在昭公时。

齐桓侯何许人，查不到。公元前547—公元前490年，是齐景公在位。

扁鹊为赵简子看病的事，在《史记·赵世家》里有同样的记载，但不见于 《左传》，不知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是什么。从时间上来看，给虢太子看病，要 在赵简子之前约150年，这是不可能的。《史记》所记给虢太子看病，是在给赵 简子看病之后，更是不可能的。一个早已灭亡了的国家，还能有国君住宫殿，立 太子吗？

给齐桓侯看病的记载，说明扁鹊有透视眼，特异功能，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 的神话。

长桑君也是个神人，给扁鹊传完书后，就忽然不见了。他给扁鹊一些药，要 扁鹊用上池水送服，三十天后就能看清要看的东西了。扁鹊照办，30天后，果然 能隔墙看到人，给人看病，能看到人的脏腑。但他还是以诊脉出名。

《史记》对扁鹊的记载，和对五帝中的“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以及 契（殷朝的祖先），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简狄见一大鸟，生下一蛋，她吃了，因而有孕，生下契，是为殷人的祖先）； “后稷，名弃。其母，……姜原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 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后稷的母亲姜原，见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很心动， 就去踩了，踩了就怀孕，到期生了个儿子）根据神话传说而记载差不多。但医书 的传承神秘，不可能聚在一起公开讨论，是可以肯定的。

秦国的侍医李醯，自度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将他刺死。李醯是秦国什么时候 的侍医，查不到。可以认为，他的医术不怎么样，否则，犯不上去刺杀一个医术 比自己好的人，当时也没有任何存在《黄帝内经》的痕迹。

在仓公列传部分，有价值的内容更多。下面，分四个方面叙述之。

1）．仓公其人：仓公，名淳于意，西汉初年临菑人，太仓县县长。从小喜 爱医术，在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时向同郡的公乘阳庆学医，当时，阳庆 已70多岁了，看他是那块材料，把毕生收藏的医书全部传给了他。并让他把以前 所学的全部丢掉。淳于意专心攻习一年，自度尚未精良，攻习三年之后，觉得到 火候了，为人治病，决断生死，多能应验。因为家里贫穷，也可能觉得家产是个 累赘，他不治家产，到处为诸王侯、贵族看病。有时碰上不治之症，不肯治，因 此得罪了冤家，很可能是齐文王。在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被权贵告发， 判为肉刑，逮到长安治罪。他的第五女名叫缇萦，跟随父亲到长安，上书汉文帝， 说明如果实施了肉刑，身体永远不能复原，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自己愿 充官婢，赎父之罪。文帝看了，很怜悯，下令废除肉刑，同时也赦免了淳于意。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此事发生在文帝四年，有误。此事应发生在文 帝十三年。《汉书·刑法志》记在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据淳于意学医、行医和 汉文帝问，他回答的时间，以及他的年龄推算，应该在这一年。此时，他39岁。

他说阳庆已死了十几年，他习医时，阳庆指导了他三年，阳庆大约在文帝二、三 年去世。他不可能在文帝四年时就有十余年的行医经验，也不可能在被逮后九年 才废除肉刑，身体保存完好，也不可能在九年后，文帝突然心血来潮，对他发问 一些问题，此时必然都发生在文帝13年，他才能有10余年的行医经验，才能对文 帝如《史记》中记载的回答。

从淳于意被冤家告发这一事件来看，淳于意的确是当时最高明的医生了。他 为什么不肯看？因为他知道，他的医术有限，无力回天，他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他只能回避。他的医术，受时代的局限，没有多少妙法。

汉文帝在提问中，特别问到齐文王是什么病。淳于意答道：我没看过他的病， 听说他气喘、头痛、视力不好，还不到20岁，身体肥胖气喘，不是药力所能奏效 的。有人给他做过灸，病反而加重了。我以为少年人得这样的病，治不好，所以 死了。

淳于意没给齐文王治病，却知道他的病情；他所处的恰是齐国地带，所以， 很可能是被齐文王的左右告发。否则，一个小小太仓公，就因为不给治不好的病 人看病，犯不上逮到长安去治罪，要受刖刑，需要汉文帝亲自干预吧？因为有齐 文王的死，才有汉文帝对淳于意治病情况的发问，而且特意地、主动地问到齐文 王的病是怎么回事。淳于意也不敢不具实报告，所以，他所举的病例比较可信， 没有根据传闻添油加醋的问题。他的学医、行医过程，也很可信。

淳于意早期没有行医记录，下面所举的病例，都有记录，是为了总结经验， 近年才开始记录的。

文帝所问的内容是：“擅长何种医术？能治什么病？有无医书？在哪里学的 医术？学了多少年？他们是何方人氏？所治病状及治疗过程如何？治好多少？死 了多少？有无差错？为何有的预言不能灵验？什么人来向你学医？全部详细答 来。”

从文帝的询问中，可以看出下面三个问题。

（1）.文帝对治病的具体情况很感兴趣。原因是齐文王没经淳于意治疗而死， 他想知道死因，也想知道淳于意的医术如何。

（2）.文帝知晓当时医术传承的潜规则，只是想了解淳于意是怎样学医的， 无意改变存在的事实，他崇尚无为而治。

（3）.问有无医书，大有深意。他想知道，淳于意是不是个江湖庸医，治病 有没有传承依据，当时看病靠经验，《周礼》就很注重这个。从问答中，可以知 道，当时不存在《黄帝内经》，更不是医家必须遵守的规范。如果当时有，应该 这样问：“你对《黄帝内经》学习了多少年？有何体会见解？还学了些什么书？”

先秦的书籍，经过秦皇的焚书之祸，被弄得七零八落。有价值的书，还是有

人冒死藏匿、或背诵，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不同学派，有不同版本，如《论语》。 靠背诵记下来的有《尚书》。汉文帝时已很重视搜罗这些书籍，设法藏于宫廷。 医书不在秦皇的焚毁之列，它的传承方式很诡秘，搜罗并非易事。如果皇帝下诏 搜罗，肯定是会搜罗到的，前提是：必须有具体的某本书。当时皇宫里藏有什么 医书，史无确载，不能臆断。在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不少医书，可以说明一 些问题，后面再详细讨论。可以认为，当时的皇宫里，肯定没有《黄帝内经》， 否则，文帝知道淳于意没有此书，很可能赏他个副本。当时的书不比现在，洋洋 十余万言的书，用漆写在竹简上，或帛布上，很费力，很昂贵，保存起来，的确 要放在兰灵秘室。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6）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2）.淳于意的学医过程：

淳于意一开始并不知道阳庆。阳庆是个医书收藏家，也研习，却不为人治病， 因而不甚著名。淳于意先是知道菑川唐里的公孙光有很多很好的古医方，便前去 拜求，被收为学生，教的是调理阴阳的药方。是口授，淳于意记录。当淳于意希 望进一步学习的时候，公孙光说：“我很喜欢你，我老了，把平生所学，都教给 了你，没有保留了。希望你不要随便传给别人。”淳于意发誓，自己能得到传授， 已经很幸运了，致死也不会传给别人。公孙光让淳于意讲医理给他听，讲得头头 是道，很精辟，公孙光很满意，感到孺子可教，高兴地说：“你将来一定能成为 国医。我有不少交情好的同行，医术都不怎么高明。临菑的公乘阳庆，医术比我 高明，我年轻时曾想向他请教，但有人认为我不够格，没学成。现在此人也老了， 因为家里很富足，不为人治病，所以也不太出名。我可以带你去拜望他。”恰好， 此时，阳庆的儿子阳殷，来向齐王献马，需要公孙光引见，淳于意利用这个机会， 结识了阳殷。公孙光也极力为淳于意美言，说他是个通儒，痴迷医术，一定要善 待他。有了阳殷的引见，公孙光还专门写了一封推荐信，再加上淳于意为人谦和， 确有学问，对阳庆又极为谦谨，阳庆很喜欢他，决定把平生所收藏的医书全部传 给淳于意，兼答疑解惑指点。如此三年，淳于意感到医理悟透了，医术精良了， 阳庆不久也去世了。

阳庆在传授医书时，要求淳于意把以前的医书全部丢掉。比较起来，还是阳 庆的医书精良，所以淳于意也乐于照办。阳庆同样嘱咐淳于意，不要传给别人， 也不要让自己的子孙知道。这里是指阳庆的子孙，说明阳庆对医书的传授是多么 慎重。淳于意自然会发一番誓，保证决不外传。

阳庆传给淳于意的书是：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 变、药论、接阴阳等。这些书名很难懂，由于《史记》原书没有断句，今人对这 些书的断句也大费周章，不同的版本，断句不同，有的版本的断句不可理解。上 面的断句，是个人参校《黄帝内经》所断，什么含义就不解释了（是可以解释 的）。其中很多在《黄帝内经》中反复提到，在《汉书·艺文志》中却一本也不

见，其中的原因，后面再说。这些书的规模，应和马王堆出土文物，或《黄帝内 经》中篇幅中小的规模相当，每篇不会超过1000字。

从淳于意的学医过程中，可以看出下面5个问题：

（1）.阳庆收藏医书，研习医书，但不为人治病。

（2）.公孙光的医术比较高明，也有心得，但不及阳庆。他没有医书，对淳 于意是口头传授。他的同行的医术不如他，史书的确无所记载，因而湮没无闻。

（3）.阳庆、公孙光的医书、医术并不轻易传人，正所谓“非其人不传”。 （《黄帝内经》中语）阳庆的医书，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让知道，可谓看得比自己 的生命还珍贵。

（4）.传授医书、医术的时机，往往是在自己垂垂老，行将就木之时。爱学 问如命的人，往往有这样的心态：如果随便传人，他不是那块料，岂不糟蹋了宝 书？在行将就木时，如果还不传，一生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无人知晓？所以， 长桑君、阳庆、公孙光都是在垂垂老时才传授自己视之如命的医书、医术，良有 以也（有它自身的原因吧）。

（5）.得到医书的人，必须发誓保密，不能随便传人，一般来说，他们也是 这样做的，这是一条不很潜的明规则。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阳庆究竟有没有儿子？《史记》的记载，前后矛盾。 前面说无子，后面又冒出个阳殷，并嘱咐淳于意不要把传医书的事让自己子孙知 道，显然，前面所记的“无子”，是记错了。他有没有儿子，不是关键，关键是 医书的传承，十分诡秘，是当时的明规则。

3）.淳于意的行医过程：

在对答中，淳于意叙述了自己行医的过程。他开始行医时，没做纪录，因而 不便总结经验。后来，他做了记录，在对答中所举的25个病例，是他做记录的结 果，因而很具体。

25个病例以外，还回答了文帝所问的齐文王的死因。实际病例是26个。

由于资料较多，从26个病例中所看出的问题，归纳如下：

（1）.所列病人，除2个以外，全是诸王侯和各级官员。

（2）.其中15个治愈，10个死去。

（3）.有5个病人曾先经过其他很多医生看过，全部错误，淳于意给予纠正。

（4）.在病例中5次提到《脉法》，2次提到《法》，1次提到《诊脉法》， 一次提到扁鹊曰。《法》可能就是《脉法》。他说《脉法》是古圣人所创，用来 分辨人的脉象，各别命名。只有精于医理的人，才能加以区分。说明脉法，不是 所有的医生都能掌握。诊脉，非言辞、文字所能明，的确要靠个人的悟性。当时 的情况是：庸医多，医术精良的少。这也符合史籍记录的情况。

（5）.提到“经”、“脉络”、“足少阴脉”、“足阳明脉”、“大阳明脉”

这些术语。

（6）.治疗以汤药为主，也用灸法，对针刺比较慎重。

（7）.文帝曾问为何对病人的生死日期预言不准？回答是：因为饮食不节， 服药失当，或错用针灸所致。其实，人的生死受多种因素影响，准确预计死期是 很难的。

（8）.淳于意坦言，自己为人治病，会出错。这是实际情况。任何高明的医 生，都不可能对所有的病人妙手回春，更不可能不出任何差错。差错给人的印象 更为深刻。只有负责任的医生，才会正视差错，从中吸取教训，提高医术，而不 是吹嘘和文过饰非。

4）.医术的继承情况：

淳于意带有徒弟，2个是平民，4个是诸王侯送来学习的。他对不同的人，教 不同的医术。不是全部传授。学习时间大多是一年余，个别是2年余。有1个没学 成，当了齐王的侍医，可以折射侍医的水平。

可以明确，无论是老师向淳于意传授医书、医术，还是淳于意向徒弟传授， 没有一个是传授《黄帝内经》的，都比《黄帝内经》简单。这是为什么？只能说 明，《黄帝内经》还没有问世。

对于有著述的学者，司马迁在《史记》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记有著述的各家 有：孔子、老子、申不害、韩非、管仲、晏婴、孙武、孙膑、吴起、商鞅、司马 穰苴、吕不韦、孟轲、荀卿、公孙龙、尸子、墨翟、屈原、贾谊、陆贾等等。 《汉书》对刘安编《淮南子》也有详细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对《孙子兵法》，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或为孙膑 所写，或开始于孙武，由孙膑完成。19xx年山东银雀山的出土文物证明，的确有 《孙膑兵法》独立存在，是孙膑所写，才平息了争议，证明了《史记》的记载是 正确的。有些人就是爱凭空臆断。由是观之，如果在西汉中期，《黄帝内经》已 经成书，并且很通行，影响很大，《史记》里却毫无反应、记述，是完全不可能 的。

司马迁喜欢司马相如的辞赋，在他的传记里，收录了很多他的辞赋。司马迁 给扁鹊、仓公立传，不仅记录了事迹，还记录了他们承传的过程，甚至具体病案，

非常详细，仅次于司马相如的赋，说明也是很重视，很欣赏，为什么没提他们学 或编《黄帝内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既没学，也没编《黄帝内经》。他 们学的、写的医书，被编进了《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白氏内外旁经》， 这不仅是可能的，应该是必然的。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7）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6．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在下葬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它的不可改变性，有时哪怕是片言只 语，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很多地方出土了很多有价值的 重要文物，为破解《黄帝内经》中隐藏的密码提供了有力佐证。

1）.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帛书：

19xx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42种帛书和200余片竹简，帛书涉及医学内 容的有11种，竹简全部是医书：[9]

《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脉灸经》

（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胎产书》、《养生

方》、《杂疗方》、《却谷食气》、《导引图》。所有的医书，均无书名，是整

理者给定了书名。

其它方面的书有：六艺类，10种；诸子类，10种；兵书类，3种；术数类，7 种；地图类，2种。这些书，可以认为，都是墓主人生前为工作、为身体所需要 看的书。之所以用来陪葬，是因为生前珍爱，相信他死后在阴间可以继续阅读。

帛书的书法风格，是由篆书向隶书转变的风格。其中《刑德》甲篇中有“今 皇帝十一年”（有人推断为汉高祖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8]个人认为， “今皇帝十一年”也不一定必指汉高祖十一年，更有可能是指文帝十一年，墓主 人的陪葬品，是他生前用的珍爱之物，书籍，他需要什么，就抄什么，高祖十一 年，他不过是幼儿，何能看这些书？文帝十一年，正值30多岁，工作需要，身体 多病，正需要这些书，更为合理。如果说是他父亲留下的，可能性不大。利苍的 任期是：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利豨的任期 是：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高帝时期，其 父正在战场厮杀，当时也不重视读书，其父以战功封侯。如果为他父亲所用，也 应陪葬在利苍墓里。可惜利苍墓被盗，破坏严重，已无从考察了。不过，这也无 关宏旨，反正是在汉朝初年抄写的。

据推测，墓主人应该是长沙王的第二代轪候利豨，死时30多岁，根据骨骼推 算年龄，应无问题。于汉文帝12年下葬。因为墓中有一块木牍，上面写有“十二

年二月乙巳戊辰，家丞奋移主葬郎中，移葬物一编，书到先撰，具奏主葬君。” 字样，这是一块向阴曹地府开具的通行证。[10]文帝十七年以后，开始使用年号， 整个西汉，有年号的纪年，没有超过7年的，故推断文帝十二年还是有根据的。

陪葬的两种脉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简称《阴阳》）和《足臂十一脉灸 经》（简称《足臂》）是讲人体脉络走向的，用字很古，如称脉为“眽”，或 “温”。描述极简，基本是向心性的，也较短，主要是在四肢。[11-13]其它还 有养生方面的、房中术方面的、《老子》、《战国策》以及兵书等等，显然是他

生前所爱看的。他的早逝，说明他可能酒色过度，身体不佳，所以医书也特别多。

2）.湖北江陵张家山《脉书》：[14]

19xx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的《脉书》是长沙马王 堆两种脉书的合订本，这样一来，两种版本的脉书可以互相参校，补足脱漏的字。

据考证，张家山墓主人生前曾任官吏，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因病免 官，死时年事已高，下葬时间大约在高后后期或更晚一些（公元前180年前后）。 出土竹简1000多支，贮于竹筒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可辨。除了《脉书》以外， 还有法律、兵阴阳、算术、方技方面的书，不题。

张家山出土的《脉书》和马王堆出土的《阴阳》、《足臂》如此相同，而比 《黄帝内经》又古朴很多，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当时《黄帝内经》并不存在。 如果像一些看法所说的那样，《黄帝内经》早已存在并很通行了，他们为何不抄 一部陪葬？哪怕是其中所需要的一些篇章也可以呀，为何不这样做？

古人迷信。他们所陪葬的物品、书籍，都是他们生前所常用的、所喜爱的物 品和书籍。从他们陪葬的书记种类看，都是他们生前所常看的。尤其是马王堆墓 主人利豨，凭血统享受富贵，因为酒色过度多病，必会不惜一切代价搜求能让他 享乐保命的神机良方。《黄帝内经》如果很通行，又讲养生又讲病理治则，他为 何视而不见？即使不抄全部，也可抄一部分，为何连一部分也没有？认为此时 《黄帝内经》早已存在并很通行的说法，实在是缺乏根据没有事实证明的臆断。 医书的承传很诡秘，从淳于意教徒弟的情况得到的启示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可以 派人学医，学到部分医术，或得到部分医书。江陵张家山和长沙之间相距有千里 之遥，所陪葬的书却如此相同，说明这才是当时比较通行，且比较容易得到的医 书。此时，连《黄帝内经》的影子也没有。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8）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三、《汉书》的记载

《汉书》对《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记载，因此，应该仔

细研读。

《汉书·艺文志》首先明确记载了《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十六卷。

对医方的记载是：

《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30卷，

《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40卷，

《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40卷，

《风定热十六病方》26卷，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

《五脏伤中十一病方》31卷，

《客疾五脏狂颠病方》17卷，

《金创疭瘈病方》30卷，

《妇人婴儿方》19卷，

《汤液经法》32卷，

《神农黄帝食禁》7卷，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 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瓷实取铁，以物相使。 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的书籍，经历过秦皇焚 书的劫难。但书籍本身毕竟具有魅力，爱书者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就有人冒 生命危险去藏匿它，有的是采取强记硬背的方式。汉兴以来，文帝开始搜求天下 遗书，得到了不少。武帝也重视搜求图书，搜来藏之秘阁。可惜，可能是由于保

管不善，又重新散失了很多。汉成帝雅爱儒术，叹图书之散失，于是责令谒者 （官名，管宫廷收发文书、命令）陈农搜求天下遗书，统统汇集到皇室，命光禄 大夫刘向总领校书，同时负责校经史、诸子。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书。此事是从河 平三年（公元前26年）开始的。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其子 侍中奉车都尉刘歆总领其事。这其中又发生了很大的插曲，刘歆被迫离开宫廷， 有6年之久，后面再叙。书籍全部编校完成后，刘歆写成了《七略》，就是七大 类书籍的目录和提要。《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删节而成，《七略》 已经亡失，否则会有更多的校书过程的具体信息。

因为《汉书·艺文志》首先明确提到《黄帝内经》，所以，有学者认为，

《黄帝内经》是从搜来的天下遗书中获得的，应该在公元前26年以前已经完成了。 这样的说法，有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应该说：有，而且余地很大，必须重新 探讨。征来的天下遗书，是什么状态？非常宝贵的资料是，刘向自己是负责校经 史、诸子的，每校成一本，都写出校记和提要，一是上奏皇帝，同时也保存在每 本书里，有一部分保存下来了。这可以使我们得知当时所求来的书籍的具体情况， 和他们是怎样校书的。

《汉书》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记载，后面再述。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9）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四、《黄帝内经》中所隐藏的时代密码

《黄帝内经》首先是古代某个时期、某个人所编的医书，必然留有时代的印 记。仔细考察，所留下的印记非常多，详加比较，可以得出许多无可辩驳的结论。

1．对“脉”的描述：

《黄帝内经》中对“经络”的命名，称“脉”而不称“经络”。但在《素问》

篇名中有《经络论》一篇。篇名经过后来众多校注者改动，是否为后人所加，实 属可疑。

《黄帝内经》中，对“脉”的描述也杂错不一，从下面三个方面比较：

1）．命名：马王堆《脉书》比《黄帝内经》原始，是已无争议的事实。其 特点是足、臂加阴阳，再加脉，用字古。如：把“太”写为“泰”、或“钜”。

《黄帝内经》中，有的篇章保存了这个进化中的印记。把“太阳”写为“巨 阳”的有：《素·五脏生成篇》，《素·热论篇》，《素·厥论篇》，《素·病

能论篇》。

以“手太阳”，“手太阴”，“足太阳”，“足太阴”后面无“脉”字，这

样的术语的篇章有：

《素·五脏生成篇》，《素·刺热论篇》，《素·刺疟篇》，《素·三部九

候论篇》，《灵·根结》，《灵·卫气》，《灵·始终》，《灵·厥病》，《灵

·禁服》，《灵·营气》，《灵·五音五味》，《灵·阴阳系日月》，《灵·本

输》，《灵·经水》等。

《灵·卫气》和《灵·禁服》称“手厥阴”为“手心主”。

以“手太阳脉”，“手太阴脉”，“足太阳脉”，“足太阴脉”或在脉前加 “之”的篇目有：《素·气府论篇》，《灵·邪客》。后者只提到三脉，手太阳

之脉，手少阴之脉，手心主之脉。有“脉”字的篇章比没有此字的篇章要少得多。

和脏腑相络的术语，只有《灵·经脉》一篇，其中手厥阴称之为“心主手厥 阴心包络之脉”，和后来的通用名大不相同。其他如《素·刺疟篇》，《灵·本 输》，《灵·五音五味》，虽然提到某脉和某脏有关系，但没成为术语，在《灵 ·五音五味》里，只提到手太阴与肺，足太阴与脾，手少阴与心，足少阴与肾， 足厥阴与肝有联系，其他五脉手阳明，足阳明，手太阳，足太阳，足少阳，没提 与脏腑相联系。

此外，在《素·刺腰痛篇》里，有一些异脉脉名：解脉、同阴之脉，阳维之 脉，衡络之脉，会阴之脉，飞阳之脉，昌阳之脉，散脉，肉里之脉，不知其所指 是什么，不见于其它篇目，也没流传下来，显然这些脉名是被淘汰了。

2）．流注方向：马王堆《脉书》中各脉的流注方向，除《阴阳》中肩脉和 足太阴脉是从脏到手足以外，其余全是从手足到脏，是向心性的。《黄帝内经》 中各脉的走向，很多提到脉名的未能说明流向，明确说明的有：

《灵·脉度》：全部是向心性的。

《灵·邪客》，手三阴：手之头；手三阳：脏之手；足三阳：头之足；足三 阴：足之腹。

《灵·逆顺肥瘦》，手三阴：脏之手；手三阳：手之头； 足三阳：头之足； 足三阴：足之腹。

《灵·经脉》，手三阴：脏之手；手三阳：手之头； 足三阳：头之足；足 三阴：足之腹。

后两篇的流注方向相同，前两篇的流注方向则大有差异，说明这些不同的篇 章，来自不同的手笔，甚至成篇的年代也不同。

3）．“脉的数量：12脉全的篇目有：《灵·经脉》，《灵·经脉》，《灵

·经水》，《灵·卫气》，《灵·邪客》，《灵·禁服》，《灵·逆顺肥瘦》。

述11脉的有：《灵·阴阳系日月》，缺手心主一脉。

述10脉的有：《灵·本输》，缺手心主一脉，另称手三焦为“别”，不是一 脉。

其它述及脉名，但不全，缺手厥阴一脉的篇目有：

《素·五脏生成篇》，《素·刺热论篇》，《素·刺疟篇》，《素·气府论

篇》，《灵·根结》，《灵·始终》，《灵·厥病》，《灵·五音五味》，《灵

·阴阳系日月》，《灵·本输》。

这些既有相同又有矛盾情况的存在，且不止一处两处，显然是出于不同的手 笔和年代。

2．对五行和五脏关系的描述：

在这方面的描述，相互重复的篇目很多，其中也有相互矛盾者。下面只论及 3个方面：

1）．五脏和五季：

《素·四气调神大论篇》：“春三月应肝，夏三月应心，秋三月应肺，冬三 月应肾”。缺长夏主脾，未和五行联系。

《素·玉机真脏论篇》：春肝，夏心，秋肺，冬肾。“脾者土也，孤注以灌 四旁者也”。五脏只和四季联系，无长夏。

《素·太阴阳明论篇》：“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寄 治，不得独主于时也”。五脏和五行联系了，仍无长夏一季。

《素·脏气法时论篇》：“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 为了五的需要，编出一季。由于合乎“五”的需要，一直沿袭到现在。

《素·诊要终论篇》：“三月、四月，天气正方，低气定发，人气在脾。” 此篇把一年分为六部分，除了五脏以外，还多出一“头”：“五月、六月，天气

盛，低气高，人气在头”。其它，一、二月：肝；七、八月：肺；九、十月：心； 十一、十二月：肾。

九、十月应心的说法，显然和主夏矛盾。其数非五，难应五行，这样的比附， 只能算插曲，收在书里，有立此存照，以备一说的用处。

2）．五脏和五藏：

《素·宣明五气篇》：“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

《素·调经论篇》：“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

《灵·本神》：“肝藏血，脾藏营，心藏脉，肺藏气，肾藏精”。

《灵·九针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

心藏神又藏脉，肺藏魄又藏气，肝藏魂又藏血，脾藏意又藏肉，肾藏志又藏 精。到底藏什么？这显示了不同的篇目，出自不同的手笔。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0）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3．《黄帝内经》中的历法：

中国的历法，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古代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改变岁首的月 份，以表示五行相生，自己建立的朝代是必然的，合乎天意的。据《史记。历 书》：夏以正月，建寅；殷以十二月，建丑；周以十一月为岁首，建子；秦并六 国，以十月为岁首，建亥。所谓岁首，就是下一年的开始。汉朝建立，本应改岁 首，由于其它事多，未暇顾及。到汉武帝时，因为以一年为365又1/4推算历书， 年数太多，积累的误差日见明显，于是召集司马迁、落下闳等修订历法，在太初 元年（公元前104年）改正月为岁首。月份和地支相配，十一月为子，十二月为 丑，正月为寅，……这是很固定的。

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按语，对上古历法的变迁，有这样的注解：“古历 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 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至 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历，仍以周正建子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历法，黄帝以前，都是以寅月为正月，颛顼和夏代也是； 黄帝、殷、周、鲁是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力微案：此处司马贞说殷建子 为正，不正确，应以建丑，即十二月为岁首。）秦以亥月（十月）为正月，汉初 沿习这个历法，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历，以寅月（一月）为正月，这就 是上古时期历法以哪个月为岁首的情况。

在《黄帝内经》中比附的历法，留下了历法的时代印记。如《素·脉解篇》： “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又如《灵·阴阳系日月》：“寅者，正月三生

也”。这明确地说明，这些篇目的作者，已经接受了“太初历”改正月为岁首的

事实。颛顼﹑夏朝也是以正月为岁首的，这些篇目决不可能是颛顼﹑夏朝的作品。

牛占和[15]撰文说：“刘向认为《内经》的编著者既不是他本人，又不托古

取重于上古?黄帝?，而指为韩诸公孙。”所依据的是《汉书·艺文志》，并把

《黄帝内经》的成编下限定为韩被秦灭的公元前230年。不知《汉书·艺文志》 的什么地方记载了刘向的这样的话。我反复查看了《汉书·艺文志》数遍，终于 在阴阳家里找到了一则注释，是唐·颜师古做的。《黄帝泰素》二十篇下面注曰： “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 故曰泰素。”这根本是互不相干的两本书，两回事，怎能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混为一谈？牛占和又说：“正月建于寅，是夏代使用的历法，是春秋时代广为流 行的六种古历之一。”可是，《左传》明明记载：“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 四月，于周为五月。”（火，指在黄昏时火星开始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时间。按夏 朝的历法是在三月，商朝的历法是在四月，周朝的历法是在五月。火星的同一位 置，历法不同，月份也不同。这个不同，和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完全吻合。 火星的位置，依月份或时间发生变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春秋时期不是周朝？ 《左传》的记载不是春秋时期通行的历法？如果《左传》的记载不能作为依据， 什么记载可以作为依据？如果真是《左传》记错了，就应该拿出证据或理由来证 明。所引述的证据，必须是真实存在的，绝不能根据结论的需要来杜撰或想象， 移花接木或道听途说。

4．地理：

《灵·经水》中所比附的12水，据张介宾注，相当于现在下列地方：

清水：济水故道，小清河，发自济南趵突泉。

渭水：今陕西渭水。

海水：张氏注解不明确，可能指渤海、黄海、东海。

湖水：五湖，即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

汝水：在河南。

黾水：在陕西。

淮水：即淮河。

漯水：入清河归海。

江水：即长江。

河水：即黄河。

济水：源自王屋山。

漳水：在山西。

所举的水，基本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犹以陕西一带为多，和作者所在地在陕 西并熟悉这些水名有关。但清水、海水、湖水、淮水、漯水、江水在陕西以外， 说明这决不是战国时期割据局面的情况。

4．《黄帝内经》中所提及的书名：

散见于各篇中，有的多次提到。为了精练，出现在哪一篇，不再注明，总归 如下：《五色诊》、《五色脉变》、《揆度》、《奇恒》、《玉机》、《上经》、

《下经》、《脉法》、《奇恒阴阳》、《针经》、《九针》、《热论》、《刺

法》、《本病》、《金匮》、《气穴所在》、《阴阳十二官相使》、《天元册》、

《阴阳传》、《奇恒之势》、《寿夭刚柔》、《官针》等。今本《黄帝内经》中

有《热论》和《刺法论》，其中没有今本《黄帝内经》中所引的文字。这些书名， 《五色诊》、《揆度》、《奇恒》、《奇恒阴阳》等和淳于意所列的书名却完全 相同。

这些书都哪里去了？应该有个合理的解释。

5．各篇的长短和文字风格：

有的篇目文字很少，仅百余字，文字古朴，如：《素·经络论篇》，《灵·

背腧》。有的篇目很长，七大论中最长的有8000余字，是王冰补入的，就不说了。 《灵·经脉》一篇约4000余字，描写各经脉最具体，一直沿用到现在。所有的篇 目，肯定不是一时一人之作。

《黄帝内经》中出现一个概念，在不同篇目中多次重复，或详略不一，或互 相矛盾，说明什么？说明这本书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献汇编。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1）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五、《黄帝内经》的编撰过程

《黄帝内经》各篇既然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把它汇 编起来的？这是个需要考察的问题，也是个可以考察清楚的问题。因为既有此书 存在，必有编书之人，人必有生存的年代，而这个人及其生存年代和身份，有史 可征，有据可查，虽然并未直接书写（如果书写了，也就不用费如此大的力气考 察了），但有旁证可据，通过正反推理，就能拨开迷雾，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就 能考察清楚。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使然。

从《黄帝内经》中天人感应、五行、历法等方面看，此书成编于董仲舒提倡、 汉武帝推行之前，决无可能。其中有少数篇目出自此前是可以的，也是存在的事

实。天人感应，不是一提倡就马上深入人心，有个消化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到刘 向父子时，已成主流思想了，王莽就是靠假造符命，上台的，封大官竟然是靠哀 章假造的符命里的名单。按名单找人，有一个卖饼的名字和名单符合，就封了将 军。

1．《黄帝内经》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写书，必须具备必备的条件。首先，必须要认识字，会写字。不会写字的， 称为口述，要有会写字的代写。

其次，要有内容。或自身的经验、心得体会，或别人的。即使是抄书，也要 有书可抄。

第三，要有纸笔，或相应的替换品，如：竹简、帛布、皮革、龟壳，纸草一 类。需要者，也可同刀代笔，

第四，要有经济实力。连饭都没的吃，第一要务是吃饭，才能活下来。

《黄帝内经》是作者以前（含本人）的作品汇编，内容多，范围广，所必备 的条件需要更高。

1）.必须占有广泛的医书，最好是天下所有的医书。

2）.必须有医学功底，对当时的主流哲学思想，如：天人感应，阴阳五行， 应该熟知笃信，有相当的辨别、归纳和文字表达能力。

3）.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汇编，是要有取舍、甄别 良莠的汇编，篇幅浩大，要长时间静心费时才能完成，如果首先要考虑生计，就 不可能专心编书。

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记载，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雅令谒 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统统汇集到皇室，命光禄大夫刘向总领校书，侍医李柱国 校方技书。

在此之前，有没有可能有人来编此书？应该说：没有。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2．秦汉时期一些主要著作的成书情况：

1）．《吕氏春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太子政立，年少，以吕不 韦为相国，事皆决之。当时，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此四 君者，皆明智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宾客盈门，受益良多。如孟尝君田文借冯谖 之力恢复相位，平原君赵胜借毛遂之辩结盟楚国等等。吕不韦自度以秦之强，自

己反不如此四君，也尊贤致士，招来食客三千，待之甚厚。他借少年天才甘罗之 机变把赵国收在旗下，还不费兵卒，白白扩大了地盘。此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 之徒，多有著述布于天下。吕不韦想自己以相国之高位，必须要有著述以超过诸 子，自己又有所不能，乃使其门客穷搜极索，把自己的所有的见闻都述出来或写 下来，集思广益，明辩、归纳、升华，汇总成《八览》、《六论》、《十二纪》、 合称《吕氏春秋》，并把书摆在咸阳之门，同时放上千金，凡能改动一字者，就 把金子取走。

《吕氏春秋》的写作，是大张旗鼓式的。在秦以前的诸子，能比较自由地张 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写书，既不诡秘，也不伪托，也不把谁当成圣人，可以互相 批评，也可互相辩论，实在是很好的学术风气。

2）．《淮南子》：淮南王刘安，论辈分，是汉武帝的堂叔，好读书，不喜 欢飞鹰走狗，想施阴德收揽百姓之心，传播名誉，确有窥视神器（皇帝宝座）之 心。于是也招揽宾客、方士数千人，让他们把见闻写下来，再汇总，写成《内书》 21篇，《外书》非常多，不好计算；《中篇》8卷。当时，武帝也好读书，刘安 献上《内书》，武帝很喜欢。不过，刘安有野心而无良谋，做事幼稚愚蠢，最后 自杀，不题。

《淮南子》包罗的范围很广，有些内容是来自《吕氏春秋》。无论如何，这 部书的写作，不诡秘，不伪托。当时，黄老之术盛行，有些人写书，假托黄帝， 这样才有人相信。在《淮南子·修务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世俗之人多尊 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欲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为什么要让人相信？ 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方法或故事，如农家、小说家等。有的 是为了挣钱吧？方士骗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方法说成是来自黄帝，以求被骗者深 信不疑。如果说炼的仙丹，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有几个人会迷信？如果说这是黄 帝传下来的古方，就是汉武帝，也未免大上其当，大受其骗。

除了前面已列举的医书以外，在《汉书·艺文志》里，假托神农、黄帝的书 还有：

道家：《黄帝四经》4篇，

《黄帝铭》6篇，

《黄帝君臣》10篇，

《杂黄帝》58篇。

农家：《神农》20篇。

小说家：《黄帝说》40篇。

阴阳家：《黄帝》16篇。

天文家：《黄帝杂子气》33篇。

五行：《黄帝阴阳》25卷，

《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

术数：《黄帝长柳占梦》11卷。

房中：《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

神仙家：《黄帝杂子步引》12卷，

《黄帝岐伯按摩》10卷，

《黄帝杂子芝菌》12卷，

《黄帝杂子十九家方》12卷，

《神农杂子技道》12卷。

在六艺、诸子类里，也就是记实、为自己立论的书中，一部伪托神农黄帝的 也没有。伪托的全部是神仙、方术一类的书，用神化了的人物来提高自己法术的 可信度。道家四种，不是帖上道家的标签，就是道家了，道家崇尚无为，决不至 于打着黄帝的旗号招摇撞骗。这几种书，恐怕荒诞不经，全亡失了。借树乘凉的 方法，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痕迹：你迷信什么，骗子就包装什么，打什么旗号。 真正的道理，却一点也讲不出来。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2）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3）．《史记》：司马迁的文采好，记史严谨，取材得当，所以写出来一部“史家之绝唱”。他能有如此成就，除了才华以外，如果没有史料，用什么写？总不能凭空想象吧？实际上，写史从他父亲司马谈一代就开始了。司马谈未能完成，他继续了父亲的事业。并完成得很好。他写《史记》，面对的是满屋子杂乱不堪的原始挡案，当然也有像《左传》这样已整理过的史书，毕竟不多。当时的书，不比现在，是竹简、帛书，搬动就要费很大力气，比较、取舍，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所以，在《史记》里，有多处明显的笔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应该给以理解的。

在《三代世表》里，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两段话的意思是：五帝三代的记载，太久远了。殷代以前，诸侯的事无法考察。周朝以后，才稍微清楚。孔子根据鲁史修《春秋》，每记一事，都以鲁君的纪年为年数，并标出月日，这很详明。他编篡《尚书》，却不记年月，或只有少部分记，其它都付诸阙如，是因为年代无法考定，所以不记，这是谨慎的做法。

我读记系的书，从黄帝以下，都有年数，不同的书，记同一个事，又有很大的出入。无法辨别哪个是对的，这里只能列出周共和以后的确切年表。

孔子、司马迁，对弄不清的事情，不妄加臆断，这是很可贵的，是写信史的基础。如果他们能把几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立此存照，自己迷惑，或后来者能有办法破解，就更好了，可惜没这样做，在那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亡失之后，那段历史的确切年代，彻底成了一本糊涂帐。他们自己没有考古的手段，精力也顾及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后来的出土文物，以及其他科学手段，包括天文历法、同位素等手段，可以互相参校，可以根据只言片语的线索或痕迹，能准确地判断出历史的原貌，这是非常惋惜的。否则，现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会有更多的原始资料。

4）．刘向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等书的情况：

公元前26年，成帝下令征集天下遗书，得到的书肯定是汗牛充栋，所以命刘向总领校书，兼校经史、诸子，其它门类也分别有人负责。

刘向是怎样校书的？

刘向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 ”，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校的《战国策》，有多个抄本，互相之间不一致，也很混乱。我根据国别，按时间为次序，去除重复的，共得33篇。有些字只写一半，如把“趙”写成“肖”，把“齊”写成“立”，这样的情况很多。书名也不一致，我认为定为《战国策》比较合适。

当时，《战国策》的情况是如此混乱，别的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诸多，谨颇略笺，皆已定，以杀青，可缮写。”

“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所校中秘书《关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辄除错不可考阙断续者九篇，成，皆杀青。”[16]

所收来的书，良莠不齐，错乱相杂的情况，可见一斑。所以，校书决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要分类，要鉴别，要取舍。有的要重新编次。《战国策》、《国语》、《新序》、《说苑》实际上是刘向根据史料重新编次的：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12]这里明明白白地道出了《新序》、《说苑》是他根据资料编写的，现在也都承认是他编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掉了不少，清代严可均有从其它古书中辑录出很多条，放在《全汉文》里。在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多篇《纵横书》不见于今本《战国策》，说明这些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刘向的叙录，叙出了校书的艰难和具体情况，也记录了自己校了多少，合作伙伴校了多少，是怎样定稿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惜，《黄帝内经》里没有这样的叙录，抑或本来有，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以致于成了一团迷雾。

上面所列的，都是现成的书，真的校对起来，和重编也差不多，好在是有原始资料，只是当时，这些书虽不诡秘，由于传抄者多，写错的、乱用简笔字的、脱漏的、重复的就再所难免了。今本《战国策》里，还是有重复，可见，再仔细，差错还是难免。

校书就算从公元前26年开始吧，一直校到刘向去世，还没校完，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事，总领校书，此时已是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了。完成校书，在什么时候？没记。估计应在新莽年间。刘歆编了《七略》，就是全部校成书籍的目录和提要，分七个大类。

刘向、刘歆，《汉书》里有传。说说他们的情况，对理解《黄帝内经》的成书有用。 他们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审过刘安一案。因为父亲的关系，刘向11岁时就担任辇郎，掌管宫中的御辇。19岁时担任谏议大夫。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对他很器重，被推举为左拾遗。因为受石显的陷害，多次坐牢。成帝即位，石显被贬，刘向升为光禄大夫。时年45岁。很有文才，总领校书，是块材料。

刘歆，少通《诗》、《书》，“少”，就是未成年，虚岁不到20岁。在公元前26年，不会超过24岁。公元前6年，不超过44岁。不过，因为他崇尚古文经学，受到大司空师丹的弹劾，怕惹祸，主动离开宫廷，外任河内太守，不久又托病辞官，可能是回家看书吧。哀帝去世，王莽秉政，因为他们同时担任过黄门侍郎，有交情，此时他的病也好了，被招回宫，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考订律历，可谓是大展身手之时。被招回，是在公元前2年，他又可以专心治学问了，估计《七略》应该是在此时以后完成的。离开始校书，差不多有30个年头。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3）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5）．《黄帝内经》的成书：

《黄帝内经》里没有叙录，根据历史记载，和书里的时代印迹，仍可以把它的成编过程大致的轮廓复原出来。

公元前26年以来，天下的书籍集中到了皇宫，首先是要存放、初读、分类，再按类别各行其事。李柱国校方技，只说医书吧，就很不少，从马王堆3号墓的出土文物和淳于意所列举的书来看，就很多。《黄帝内经》里也记载和引用了至少22种书。这些书，在《汉书·艺文志》里，一本都不见了，怎么回事？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医书、方书，整整齐齐，归纳得非常有条理，没有重复，也没有注本，一个注本都没有，又是怎么回事？一本长期广泛流传的权威著作，会没有注本吗？为什么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林亿校本以官方名义颁行天下以后，注本犹如蜂起，又盛行起来了呢？这都是《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以前，并很通行论者所无法解释的。

李柱国面对繁杂、零乱、内容或重复，或矛盾，记叙或祥、或略的医书，可以只除去重复，校对错字，然后杀青、誊写，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但这样的校书法，在《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反映，因为里面没有杂书。

第二种方法，就是根据资料，给以归纳整理，像《吕氏春秋》、《淮南子》、《新序》、《说苑》一样，在众多资料的基础上，去重复，纠错字，统一体例，分门别类，编成医家7部，方家11部，此外，还有房中之类，是否为李柱国一人所编，就不得而知了。但他是方技书的总主编，最后的定稿，由他把关，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刘向一人校了那么多书，其他人校了多少，都有记载说明。个人估计，因为当时的书又笨又沉，有一些助手帮助搬运、翻检、抄写，是完全可能的。校书，实称校雠，就是对两本内容相同的书，一人唱念，另一人核对，像仇家一样，认真挑刺，不容有丝毫马虎。刘向们就是这样校书的，有明确记载。

面对众多重复、体例不一、长短不一、良莠不一的书，李柱国会怎么办？完全重复的好办，内容相近，却又不完全一样的，比较难办，比较好的办法是：全部收录，各存其异，这就是《黄帝内经》里为什么有多篇近似，或互有矛盾的原因所在。

两说并存，马王堆两种《脉书》的同时存在，也可以说明，这是不能确定哪个更正确时的通行做法。后来的书，这样做的也很多，比如明初编的《普济方》，也是几说并存。就是现在，学术会议的论文汇编，也是这样做的，只是要尊重原作，不能为统一体例，随便改动。 在体例上，李柱国做了问答式的统一，《黄帝内经》本身的内容可以为证。

会不会有《黄帝内经》是天下献来的一本现成的书？决无可能。原因在前面已说过，医书的传递，是十分诡秘的，非其人不传，是明规则。阳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对公孙光也不传，都是在快要离开人世时，才传给自己长期看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钱有势，也不可能得到基本上是天下所有的医书，更谈不上聚在一起，讨论医学，编成一本书。李醯对扁鹊的态度、作法，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技不如人，就把人杀死，这是为什么？如果当时医术昌明，扁鹊用得着往来穿梭，到各国行医？后来的淳于意为何说众医的诊断错误？齐文王为何死了，还不知是为什么死的？是他们请不起医生？淳于意代表了当时医术的最高水平，否则，不会因为他不给认为是不治之症者看病，因而惹上冤家被告发，险些砍去双脚。

医书和医术的传递情况，在《黄帝内经》里也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可认为是当时多个医家的共识：

（1）．传授方法：

①口头传授。《灵·口问》：“九针之经，??此先师之口传也。”公孙光对淳于意也是口头传授，可以互相印证。

② 临场传授。《灵·逆顺肥瘦》：“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就是在临场治病时，把着手教。诊脉，不这样教肯定是不行的。

③ 传医书。

（2）．传授原则：

① 封闭式：即只传给认为可以传授的人。

《灵·官能》：“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黄帝说：各得其人，任人其能，故能明其事。”说明书是不能随便给人看，或传给什么人的。长桑君、阳庆就是这样传的。 《素·金匱真言论篇》：“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素·气变交大论篇》：“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长桑君、阳庆都持这样的态度。

《灵·病传》：“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阳庆就是这样做的。

《灵·阴阳二十五人》：“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余愿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扬之。” 长桑君、阳庆都是这样做的。

② 开放式：

《素·八正神明论篇》：“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这是指那些比较一直的看法，可以公开传授。如：五脏、脉络等内容，就比较一致。

《素。著至教论篇》：“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这和前面的看法想矛盾，应该是一种看法，持这样看法的，可以传人；持不同看法的，可以不传，谁也不能强迫谁。

（3）．得到医书，是件很神圣的事：

《素·灵兰秘典论篇》：“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宝焉。”如此宝贵，能随便示人，甚至互相讨论吗？ 根据以上的传授方法，任何凡人，想征集到全国的医书，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资料，也就编不成大部头的《黄帝内经》。就是诸侯王也没这个本事，他们能得到零碎的篇章，就算不错了。再说，在列王中，只有刘安儒雅，其他全是些声色犬马之徒，贪图享乐犹恐不及，哪里来的雅兴编书？如果编了，为什么不炫耀一下？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4）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6）．皇帝征书：

既然医书的传授诡秘，不能随便示人，皇帝征书，能征得上来吗？应该说：肯定能，绝对能。 自从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汉武帝采纳，并大力推行以来，天人感应到元帝朝，就已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刘向、刘歆父子，不仅笃信，而且用来解释所出现的日月食、水、火等各种灾异，并保留在《汉书·五行志》里。

天人感应之所以受汉武帝欣赏，是因为它首先说“君权神受”，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代天行事的，君为臣纲，普天之下，都必须服从皇帝，否则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古人迷信，对此深信不疑。就是有个别人不信，既成不了气候，也成不了主流思想，那些信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所以，服从皇帝的命令，响应他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有人会抗旨不遵。因为谁藏有医书，你可以不传人，但总是有人知道。阳庆藏有医书，虽然不给人治病，还是有公孙光和其他人知道。“非其人不传”，谁敢说皇帝是“非其人”？说“圣明”还来不及呢！就是个别人既有医书，又保密得谁也不知道，也不献，这样的情况不能排除，个别的情况影响不了全局，无伤大雅，不很影响《黄帝内经》的成书。从全国范围来说，可以说收集到相当多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内容本身，也足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7）．《黄帝内经》里，有没有李柱国的作品？

应该说，有，其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就是他汇编天下医书为《黄帝内经》，谁也没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包括进去。况且，在公元16年，发生了一件与医学大有关系的事件。

据《汉书。王莽传》：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王孙庆何许人？他本是一个山东大汉，通兵法，有勇略。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公元6年1月），王莽毒死平帝，自称摄皇帝，是实际上的皇帝。翟义是成帝元延年间丞相翟方进之子，时任东郡太守，对王莽的作为十分厌恶，于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和东捃都尉刘宇等人共同起兵讨伐王莽。当时，王孙庆正应招去京师，翟义诈称他犯了罪，把王孙庆捉了回来，实际上是要和他共同讨伐王莽。一时间，他们的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王莽对此十分害怕，派重兵镇压，同年十月，翟义兵败被杀，王孙庆逃脱。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被抓获。

尚方，宫廷中掌管兵器打造和保管皇室刀剑兵器的人。有他在场，可以随时提供合用的刀具。 巧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只要把脑袋砍下来了事，或者只知道折磨受刑者，不知道仔细切割。

太医，对宫廷医生的尊称。问题是，这位太医是谁？没有记载，只能推测。

王莽篡位后，对刘歆很器重，拜为国师，是四辅之一，地位极高。刘歆不仅通经史，对天文、历法、方技也很有造诣。李柱国校方技，校好了要交给他这个总主编，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交往，探讨方技、医术也说不定。此时，校书是否完成了？没有记载。就算完成了，李柱国校了那么多医书，会不会有验证一下人体脏腑经脉数据的冲动？会有，而且会很强烈。长期专注于某事，往往会痴迷其中，可以废寝忘食，牺牲其它，把心存疑问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对某事成瘾差不多。一旦把问题弄清，会有常人所体会不到的快感和欢娱。有此经历的，不难理解这一点。不仅李柱国会有，甚至刘歆、王莽也会有。殷纣王不是曾经因为好奇，也因为拒谏，曾对他的叔父比干剖心看窍吗？（《史记·殷本纪》）

如果李柱国有这样的愿望，刘歆也有，在逮到王孙庆的时候，李柱国、刘歆都有机会向王莽提出解剖他的要求。王莽也出奇地迷信天人感应，也重视学问，很容易得到批准。当时的伦理观念，不准解剖人体。汉朝的刑法较宽，文景以后，对罪犯，废除了割鼻、断舌一类的酷刑，连株连三族都废除了，更没有凌迟、五马分尸的刑法。元帝朝更为宽厚。（参见《汉书·刑法志》）王莽是打着天人感应、顺应祥瑞的旗号上台的，当然要做出顺天应人的姿态，不会乱施刑罚。王莽杀王孙庆，虽然是对付政敌，表面上还是要讲仁义的。作此决定，实属破例、特许，是以治病为目的，强调这个理由，也说明这不是常规手段。

对王孙庆，是先杀死再解剖，还是活体解剖？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杀死再解剖。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更痛苦，如果以增加痛苦为目的，可以用凌迟、车裂之类，而这些刑罚，在当时并不通行。他们的目的是取得人体数据，所以，会把人先弄死，免得挣扎，破坏人体数据。也显示不特别残酷，少招物议。

《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与此暗合。《灵·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劣，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篇文字比较浅显，比较起来，像较晚的作品，这段文字，极可能就是这次解剖事件的记述。此处所说的八尺之士，是写文章的约数。《灵·骨度》记载的七尺五寸，是测量的准确结果。

在此之前，什么时候以医学为目的，解剖、测量过人体？在《史记。扁鹊列传》里，虽然也有刳肠胃，抉脑髓的描述，但那个时候的解剖水平，要原始得多。可以认为，马王堆的《脉书》是在解剖的基础上写的，比《灵·经脉》要简单多了。《灵·经脉》里对各经脉的描述，是空前的，就是《黄帝内经》里其它任何篇目里对经脉的描述，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样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人家说得明明白白，是解剖人体所得的数据。

《灵·骨度》对人体表面数据的描述：身高7尺5寸=1.73m （新朝1尺 = 0.231m）[17]胸围4尺5寸=1.04m，腰围4尺2寸=0.97m??。这显然是个很健壮的人，并不是多人测量

的平均值。王孙庆有勇略，一个有勇略的人不至于羸弱吧？所以，上述数据很符合王孙庆的身份。李柱国指导巧屠如何解剖，并详细观察记录。

可以推断，《灵·经脉》、《灵·经水》、《灵·骨度》、《灵·脉度》、《灵·胃肠》、《灵·平人绝谷》这些篇目，都是对这次解剖事件所取得数据的记录。要不然，他们用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干什么？他们测量了不记录，记录了不写进当时他们的沥血之作，为什么要费那样的干戈？

根据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里的资料，新莽时期的度量衡折算为：1丈 = 10尺，1尺 = 0.231米；1斤 = 16两 = 238克，1两 = 14.875克。

身高7尺5寸 = 1.73米；头围2尺6寸 = 0.60米；胸围 4尺5寸 = 1.04米；腰围4尺2寸 = 0.97米；从颅顶到颈，0.28米，从额发缘到腮，0.23米；从喉结到锁骨上窝，0.09米。这显然是个前额较长，胸腰围较宽，身体壮实的男性，很可能就是测量王孙庆的数据。《灵·经水》里说：“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癌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制乎？”就是说，所度量的人，不可以太消瘦，所记载的数据，显然符合这个条件。

其他测量数据归纳如下：

舌长：16cm，重：148.75g。

咽门重：148.75g。

食管长：37cm。

胃长：60cm，周长：35cm，径：11.6cm。

小肠周径：5.8cm，长：7.39m。

回肠周径：9cm，长：4.85m。

大肠周径：18cm，长：64.7cm。

从胃到肛门长：13.96m。

从这些数据看来，舌、咽的数据基本符合实际，胃肠的数据大了一些，可能是测量时做了牵拉。尤其是用竹签测量，牵拉是不可避免的。大肠的数据，又太小了，估计是书写或传抄的笔误。传抄的过程中，只看书本，不再做实际验证，以讹传讹是必经常会出现的。

如果说体表可以测量活人，对脏腑和经脉的测量，就必须要死而解剖视之、量之了。没有巧屠、合用的刀具、医者的指导和记录，普通的杀人是不可能测出具体有意义的数据的。在《灵·胃肠》、《灵·平人绝谷》里记录了同样的胃肠的位置和测量结果，胃肠的位置和解剖关系，很合乎人体实际。说小肠（以系膜）附着在脊柱左侧，回肠的屈曲特别多，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肠系膜的确是从左向右。大肠和回肠相接，由右向左弯曲。

在《灵·脉度》里，记载了六阴、六阳和督、任、跷脉的长度。没有记录12脉的具体数字，是可以理解的。在长期没有解剖的情况下，一次解剖，能指望有多准确？就是经脉的数量，亦恐有凑数之嫌，是从天人感应逆向推导出来的，所以，能准确测几根就算不错了。详细情况，留在考证经络实质的文章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那位太医，一定是李柱国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推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公元前26 年，刘歆的年龄不超过24岁，已经是满腹经纶了。设李柱国也是这个年龄，或稍大一些，30岁吧，到公元16年，也不过66—72岁。也不能排除比刘歆小一些的可能，比方说20岁左右。这个年龄在宫中任职，是完全可以的。刘歆是在公元23年因参与劫持王莽，事情泄露而自杀的，说明在那时，他的身体还很不错，此时肯定73岁左右了，所以，李柱国活到这个时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能排除。那位太医就是他，绝对不能排除。不能排除，就有可能性。

退一步说，此时李柱国死了，那位太医是别人，并不防碍把解剖结果写成文章，放在《黄帝内经》里。但《汉书·艺文志》没有这样的记载：“李柱国卒，某某继其事。”这样的话。刘向卒，歆领其事，是有确切记载的，而记载的人，正是刘歆。

为什么《汉书·王莽传》里没记太医的名字？我个人认为，班固写《汉书》，所根据的材料很多。材料来源不同，记录的人不同，详略也会不同。如果原来就没记，班固又如何能给加上去？《史记》那样严谨的作品，仍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如：子婴是秦皇的什么人？在《始皇本纪》里，说是二世之兄子，在《李斯列传》里，说是始皇弟。又《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时间的世系，最少脱漏了20代。因为其间经历了夏、商两个朝代，1千多年，却父子相沿，仅15代，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司马迁的错，《史记》也经历过一些篇章的亡失，安知不是被传抄错、抄漏了？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在公元前26年以前，《黄帝内经》不可能是一本现成的书，是李柱国整理编次的结果。《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医书、方家书，房中书等，都是镜他整理的成果，否则数量不会那样少，书是那样整齐，一个注本也没有。据此，可以确定，《黄帝内经》开编于公元前26年，在公元16年还有补充算是完成的时间吧，这是指古本《黄帝内经》。现在流行的《黄帝内经》，经过数次校注，重新编次，亡失了一些，又添加了一些，另当别论。

8）．《黄帝内经》的质量：《黄帝内经》各篇的内容，保存了原始资料的原貌，只是在体例上做了统一，一律改为对话体。

李柱国的工作，不止编次一本《黄帝内经》，其他的医书、《汉书·艺文志》方书都是他归类出来的。工作量如此之大，而当时征来的书又庞杂、笨拙（指竹简）无比，产生一些疏漏，是难免的，不应苛求。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5）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六、《黄帝内经》的流传情况

《黄帝内经》编成后，命运如何？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无论王莽还是东汉，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把它颁行天下，作为医者必读之书。其其流传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东汉前期：

在此期间，《黄帝内经》命运不佳，流传不广，几乎亡失。

1）．新莽末年到更始时期：王莽变法失败，引起了全国大混乱。地皇二年（公元21年），爆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己酉，长安少年朱弟、张渔等放火焚烧宫室，火及掖庭、承明殿。（《资治通鉴》卷39）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至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一律免罪。当时，只有未央宫被焚毁。其它宫殿、仓库、官府都未殃及。市里不改于旧，更始在长乐宫居住，正常升殿、议事。（《资治通鉴》卷39）

据《隋书·经籍志》，《七略》共载书33090卷。藏在天禄阁里。《隋书》为唐初的长孙无忌领衔编写，还能看到《七略》。汉室的书籍、档案也应保存基本完好，才会有在明帝、章帝即位后，能在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的事。校书郎班固、傅毅等掌管重新收集起来的图书资料，因而得以修成《汉书》。

王莽死后，宫中发生大饥荒，很多宫女饿死。如果此时李柱国还活着，应在70—80岁左右，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宫中，二是趁乱逃出去。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他对医书，抄有副本，供自己研读。他是校书官，又是侍医，这样做应该不犯禁。宫廷不愁帛布，所以书也比较轻便。在大乱以前或之时，他要是带书出宫，择人传递，《黄帝内经》就有机会保存下来了。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当然，也有是别人的可能。

如果没传出来，只留在宫中，被毁的可能性极大。《隋书·经籍志》记载，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很多图书在劫难逃。在《隋书·经籍志》四，子部里，《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医书全部不见，只有《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全元起注的《素问》八卷，《黄帝针经》九卷。其它，显然是被毁了。如果不是大的劫难，如果传抄很多，流传很广，不会这样吧？《素问》八卷、《黄帝针经》九卷就算是《黄帝内经》，是侥幸留下来的，如果不是传出宫来，在民间秘密传递，恐怕也在劫难逃。

皇帝收书、校书、编书的毛病是，编好后，只抄一部留在宫中，或偶尔看看，或束之高阁。《永乐大典》就是如此。《四库全书》吸取了《永乐大典》被毁被残的教训，抄了七部，仍是束之高阁，就是高官鸿儒，有谁看过？有的也全毁了。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在东汉期间，此书才传出宫外的可能。后面再讨论。

2）．《白虎通义》和《黄帝内经》：东汉初年，因对今文经学的理解有很大争议，章帝刘炟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诸儒生在白虎观议论经学，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问题，诸儒生说自己的理解，由侍中淳于恭把各儒生的理解奏给章帝裁决，再命班固把结果写出来，就是《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中的《情性》一章，与医术有关。其中对脏腑是这样描述的：

“人本含六律五行气而生，故内有五脏六腑，??《乐动声仪》曰：??五脏者何也？谓肝、心、肺、肾、脾也。肝之为言干也；肺之为言费也，青动得序；心之为言任也，任于恩也；肾之为言写也，以窍写也；脾之为言辩也，所以积精禀气也。五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元命苞》曰：??故《礼运记》曰：??”从此章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1）．五脏应五行、五色、五窍，与《黄帝内经》相同。（未引述）

（2）．四脏应四方，少“中”一方，与《黄帝内经》中的个别篇目吻合。（未引述）

（3）．所引的书，有《乐动声仪》、《元命苞》、《礼运记》，没有《黄帝内经》。

（4）．五脏和五常（仁、义、礼、智、信）联系，不见于《黄帝内经》。

可以认为，诸儒生对《黄帝内经》不熟悉，《黄帝内经》也不是当时理解人体的最权威著作，没上升到经典的高度。也可以反证，《黄帝内经》的流传不广。实际上，这本书是被学问家当做方技书看待的，根本看不上眼；江湖医生，大都是靠几个秘方骗人，不读书。所以，《黄帝内经》不仅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在被整理出来的东汉时代，根本没有流行，更谈不上是非常通行、共同认可的经典著作。

班固作为兰台史令，有机会接触汉室的藏书，他读没读过《黄帝内经》，读了以后是否深刻领会了，是另一回事。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还留下了这样的话：“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意思是：汉朝以来仓公的医术不错，现在尽是些庸医骗子。他说的是东汉早期的情况，可见当时的医疗技术的确不怎么样，班固不会无故说当时医疗情况的坏话吧？西汉200余年，只有一个仓公可以提得起来，是医术昌明吗？

3）．《论衡》和《黄帝内经》：王充（公元27——约97年），会稽上虞人，他的《论衡》涉及面很广，对“五行”的解释是：“金伤人，木殴人，土压人水溺人火烧人。”完全是实际作用的理解。他对孔孟有评议，也有涉及生命的篇章，对《黄帝内经》及其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引述和议论。可以认为，他没读过《黄帝内经》。

4）《周礼注疏》和《黄帝内经》：郑玄（公元127——200年），东汉末经学家，为《周礼》作了详细的注解。注文就不全引了，对“疾医”中的面色的“五色”的注解是：“五色，面貌青紫黄白黑也。”《灵·五色》的描述是：“色者，青黑赤白黄，借端满有别乡。”其中的“紫”和“赤”显然是不同的。顺序也不同。说明郑玄没读过《黄帝内经》，至少没当作经典对待。到唐朝时就不同了，张守节为《史记》所作的“正义”里，引《素问》11次，《脉经》6次，《八十一难经》10次。在论赞后面，又将胃肠等脏腑的重量、全部列出，所根据的是《针灸甲乙经》，《针灸甲乙经》所根据的是《九卷》，即《灵枢经》。文字全部相同。这说明，这些书在唐代，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也受到了重视。同时，也值得注意，他没直接引《灵枢经》，是因为此书在当时已经不全了。

5）．出土文物：19xx年，甘肃武威出土的竹简中，有92枚医简。据考证，写于公元55——68年。据研究，其中“腧府理论，尚不完善，针刺禁忌，内容繁杂。”[18]

时间上写在《黄帝内经》成书之后，内容却比《黄帝内经》原始，说明抄者不知《黄帝内经》的存在，也反证《黄帝内经》流传不广。

这个时期，可以称做是《黄帝内经》的沉寂期。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6）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2．东汉至唐代初年：

1）．华佗（？——公元208年），《后汉书》《三国志》里有传，只提他读过多种书籍，没提他如何研习《黄帝内经》。他的治病方法，也并不严格依《黄帝内经》。

2）．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第一次提到了《素问》和《九卷》。二者合起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他描述了上古、中世及当时的著名医家，中世只提到长桑、扁鹊、淳于意三人。从此以后到当时，再也没有任何名医，可见，班固没有说东汉初时医疗情况的坏话。当时的医疗情况是：“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须臾，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短期未知诊诀，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诊断疾病，只凭口说；略看一会，就下汤药。按脉不全面，顾手不顾脚??不知道诊脉的要诀，也不知九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明堂（本指黄帝或皇帝办公大堂，此处指看病的地方）里，空无人物，不能明察疾病，只是看到了一点点，就以为是知道了全部，用这种态度、方法来诊治疾病，实在太难了！”

在一次瘟疫中，他的宗族的200多人中，有2/3因病死去了，因此对庸医十分痛恨，发愤学医，研习《素问》和《九卷》，根据心得，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对《黄帝内经》有所发挥。这说明，《黄帝内经》已在民间传递，但知道、研习的人不多。当时庸医多的情况，不是偶然的。

3）．皇甫谧（公元215——282年），是继张仲景之后，第二个提到《黄帝内经》的人。他的《针灸甲乙经》是根据《素问》、《九卷》、《明堂经》编写的，实际上是三本书除去重复，归纳为一本。他是在得了“风病”和耳聋以后才开始习医的，已四十多岁了。 在《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生病的状态。

“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常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当初服寒食散，药性不对劲，常感到委靡烦躁，很悲观郁闷，曾碰刀自杀，被叔母劝下来了。） 下面的情况是他自己写的：

“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借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若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 “??仓公发秘于皇汉，华佗有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狠生不逢乎若人，??” 意思是：“久患重病，半身麻木，右脚偏小，19年了。服过寒食药，不对路，被害得不轻，有7年了。隆冬天气裸袒身体吃冰，暑天烦闷，加上咳嗽、呃逆，又像瘟病，又像寒症，浮肿，四肢酸沉。

“??汉代的仓公有秘招，华佗医术有独到功夫，张仲景的医方很妙。我只恨没有逢上这样的人，??”

从《晋书·皇甫谧传》里，和他写的文章中，看不到他有给人看病的记载。从情理上讲，他只是把三部古医书合为一部，做了些归纳整理，这样的情况，也算做医学家，太勉为其难了。但他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功不可没。

《晋书·皇甫谧传》里，记载了他的著述。他20岁以前，游手好闲。在叔母的劝导下，开始学习。他的悟性很好，喜欢老庄，崇尚清净，不愿做官。他不慕虚名，学习后对读书很痴迷，崇尚薄葬。

他有很多著述。诗、赋、诔、颂、论、难等很多，成本书的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玄晏春秋》等。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20岁以后才开始学习，以疾病之身，有这么多著述，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费多少时间？他能根据古文献，编一本《针灸甲乙经》，已经很不错了。要是会治病，自己怎会吃错庸医的药，使病情加重，弄得难受无比，要自杀的地步？如果当时有良医，他怎会发出没碰上仓公、张仲景诸人之叹？这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他攻习、归纳医书，给自己治病，同时也给别人咨询治一下的情况，是会有的，反正当时不需有行医资格，他和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当然不能相提并论。 他的医书是哪里来的？他的曾祖父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嵩的叔父是平羌名将皇甫规（公元104——174年）。因讨厌梁冀跋扈，不肯为官。他深通经史，教授《诗》、《易》积14年，写得一手好文章。梁冀被杀后，礼命五至，仍不愿做官。当西羌骚扰为患时，奋然持节为中郎将，大破羌兵。公元162年，部队发生瘟疫，死者十分之三四，他到部队视察，力图遏制。他会不会搜求医书？会。他是大官，有条件，有需求，有爱好，有财力，有品行，有才华，就有可能得到，并传之后代。这只作为一种可能，立此存照。皇甫规的品行，再罗嗦几句，他功成回朝后，宦官徐璜（即权倾朝野的五侯之一）向他索要贿赂，他闭口不谈功劳，也不行贿。不但没有封赏，反被罚到左校营劳改。就这样，他还是不向徐璜一类贪卑之辈行贿。这样正派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国人的灵魂。这是小小的闲话。

4）．全元起，梁朝人，是为《素问》作注的第一人。全元起是何许人？史书中没有单独的传记。在《南史·王僧孺传》中记有有关他想注《素问》的记载。王僧孺是梁朝的大官，担任过多种官职，不一一尽述。他的书法很好，学问很大，对古代的事很了解，侍郎全元起想注《素问》，向他请教砭石是怎么回事。王僧孺回答说：“古人以石为针，不用铁。《说文》中有“砭”字。许慎的解释是：“用石刺病”??近来没有好石，所以用铁来代替”。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全元起本来是个官员，他对砭石的了解，还不如王僧孺，可以判断，他没有医疗实践经验。他注解《素问》，是从解释文字的角度。把他封为医学家，不正确。全元起所得到的《素问》，已经不全了，只有八卷，《灵枢》或《九卷》，没提，其中必有缘故。很可能是没找到。宋朝以后，全元起的注本就亡失了。由于宋朝的林亿，在校王冰所注的《素问》中，引述了全元起的一些注文，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些。

可以认为，全元起对他所见到的《素问》原文没做多大改动，以致于唐朝的王冰对他的注本很不满意，说有的篇目前后重复，有的前言不搭后语，这显然是因为脱漏等原因造成的。我

个人认为，整理注解古籍，哪个地方有脱漏、重复，可以注解出来，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根据自己的猜想，任意改变古籍企图复原的做法并不可取。因为你的所谓复原，只是个人的见解，如果复原得不对，岂不误导后人，使后人不知古籍的原貌，因而也不能准确得知当时对这个问题真实的认识水平？

文人研注医书，张仲景、皇甫谧以及后面所提的扬上善，都是这种情况。所不同的，张仲景有自己的著述，皇甫谧、杨上善都是对原有的文字做一些归纳整理，没有他们的归纳、整理、注释，《黄帝内经》肯定会失传。

5）．杨上善，唐初人，他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根据《黄帝内经》去重复，重归纳整理出来的，整理得比《黄帝内经》有次序。传到日本，在国内亡失了，又从日本传了回来。 中国古代，的确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要避讳皇帝、皇帝的爹的名字。《黄帝内经太素》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李渊的父亲叫李炳，就要把“炳、丙”改为 “景”；把“渊”改为“泉”，把“世”改为“代”，把“民”改为“氏”，把“治”改为“理”或“疗”。此书对“显”字不避了，通过这些避讳，可以作为确定此书成书年代的参考，大致在唐高宗时代吧。《黄帝内经》中的文字，也有这样的痕迹，如，梁武帝的父亲名萧顺之，全元起的《素问注》改“顺”为“从”或空白，后来有的又改回来，忘了改回来的，就成了谁也弄不懂的“经文”了，以至于把神圣的“经文”改得乱七八糟。现在的《素问》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残留，如：《生气通天论》里，“寒气从之”，“营气不从”，“气血皆从”的“从”字，都应该是“顺”字。在《标本病传论》里，有“病有标本，刺有逆从”，谢华[19]的译文是：“疾病有标和本的分别，刺法有逆和从的不同”，张云昌[20]等的译文是：“病分标病本病，刺法有逆治和从治”，标病和本病都是什么样子？逆法和从法又如何施行？太深奥咧！烟建华[21]更拔高的哲学高度，说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经文”真是深奥莫测，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这个“从”字也是“顺”字改的，没改回来。

《黄帝内经太素》，在北宋时还有全本，大规模校书时，没有校对刊印，以致于不久就亡失了。为什么不校刊？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此书读起来，有些地方不够顺畅，不如王冰的改写本。个人认为，这本书是按《素问》、《九卷》的原貌编的，杨氏对内容做了分类归纳，原文的字句没做改写。这是一本现在能从中看到《黄帝内经》原始面貌的文献资料。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后面再说。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帝内经》的濒危期。因为流传不广，真正研习的人不多。以致于《素问》亡失一卷，《灵枢》或《九卷》的命运更差一些。也幸亏有人归纳和作注，否则，很可能全部亡失。

这段时间，图书的命运是：董卓之乱，使图书遭到毁灭性破坏。魏代汉以后，又开始征集散失的图书，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东晋之初，图书散失严重，著作郎李出以荀勖的《新薄》（魏时所收集图书的总目录，共29945卷）校验书籍，仅存3014卷。到南朝宋·谢灵运作《四部目录》，载书64582卷。以后陆续有所收集。但到北周入郢，又烧了非常多的书。北魏、北齐、北周都收集过图书，所得仅几千卷。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广搜图书，每求得一卷，赏绢一匹，民间乐献，得书3万余卷。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又收集了不少图书，分为四部，书14466部，89666卷，《隋书。经籍志》就是据此写成的。

在总结医书时，引用了《周官》里的话：医师之职，“掌聚诸药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为之，则反本伤性，故曰：‘有疾不医，恒得中医’。”医书之所以不能随便传人，是因为如果落到庸人手里，会打着经典的旗号，给人胡乱治病，骗人钱财，误人性命。这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也正是由于传递的严格和秘密性，不能广泛流传，使《汉书·艺文志》里所载的医书、方书，基本上全部亡失了。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7）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3．中唐以后：

1）．王冰，号启玄子，中唐时人，花了12年时间，给《素问》作注。此时，全元起的注本还在，他对篇目的次序，作了全部调整，如：《上古天真论》本在第九卷（其中第七卷阙），王冰调为第一卷第一篇；本来只有八卷，王冰调为24卷，有些篇名做了改动，如把《十二脏相使》改为《灵兰秘典论》，有的分拆为两篇，如把《刺禁论》分为《宝命全形论》和《刺禁论》。第七卷阙如，他补充了七篇大论，放在第十九至二十一卷。王冰所注的本子，已非《素问》原貌，《灵枢》因残缺更重，没有注解。

王冰在序文中，描述了他所见到的《素问》的状态：“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披会亦难，岁月既淹，习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流传的本子，错谬百出，主要是：有的篇目前后重复，有的文意上言不搭下语，让人不知所云，时间久了，形成流弊。有的本来是一篇，却用了两个篇名；有的在一篇里，讲的却是两件不同的事；或者问答还没完，旧跑到另一个题目里去了；或者文有缺漏。（下面是篇目混乱的举例）像这样的情况，多了去啦！

王冰所写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书籍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出错。他所根据的，是全元起的注本，全注本只有八卷，少一卷，比较符合《素问》的原貌。李柱国在编书时，面对的是互相重复，互相矛盾，一个篇目里记几个事情的情况，肯定比《战国策》的情况要乱得多。他要取舍，不能确定哪个对错的要几论并存，他的工作量很大，出现王冰所描述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个人认为，全元起只是注释而已，对他所见到的本子，不会对原文做很大改动。至于前言不搭后语，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丢了一页书，或有的字被老鼠啃了，或抄漏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王冰做了哪些事？他说：“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目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义。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祥其旨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脱漏的文字，上下意思不能相接的，根据别的经典文章，补在该处，使上下意思能连贯起来；对明显的缺字，酌情弥补，使意思能明确。有的一篇述互不相干几个内容，根据内容，将其分开，另立篇名。君臣问对，不合礼仪的，予以修改，使其合乎礼仪。文字前后重复冗赘的，予以简化，辞理深奥，难以表述的，别撰一本《玄珠》，来说明其深刻含义。凡是我加的字，用红字书写，以和古文区分。

王冰为校注《素问》，花了12年时间，可以说很用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素问》，就是他校订的本子。所不同的是，他的原书，凡经他补入、加进的字句，都用红字区别，现在还看得到红字吗？看不到，我们也就不知道哪些字句是他所加的，改动的。这样整理、注解古籍的做法，我个人认为，不可取。这极有可能按自己的思路，改变了古籍的原始面貌。个人的改动，不应混入正文，应写在注文里，现在的《素问》，标上王冰修订比较恰当。

王冰好道，按他自己的思路，对《素问》作了很大的改动，如：《上古天真论》列在篇首，显然是要强调仙道色彩，同时，先包装一个黄帝、一个天师，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字字珠玑，句句真理，请看：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为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这几句话，有人怀疑是他加的，我也有这样的怀疑。这几句话，除了“成而登天”以外，全是抄《史记·五帝本纪》，“成而登天”是根据《史记》“成而聪明”改的，更增加了成仙的色彩。黄帝如此了得，他所求教的天师岐伯，还错得了吗？这是制造你必须相信这本书的需要。他先造出一个或几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人来，加以神化，就更加增添了这本书的神秘色彩。从第一到第六篇，都是讲如何养生和天人如何感应的，这很符合他的思想，而这些篇目，在全元起的注本里，不是这样排列的。

王冰的改动，自然也成了字字珠玑的经典，的确起到了神化《黄帝内经》的效果。明朝的马莳注曰：“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从教以合于道”。后来人全是凡人，必须尊从《黄帝内经》的教导，才能知道怎样养生治病。

这几句话，还引来了无数的注解，比如什么叫弱，什么叫成，什么叫登天，争论不休，好不热闹。徒增加神秘而已，和如何防病治病毫无关系。就说“天”吧，王冰引《史记》裴骃注为 “白日升天，羽化而去”，张介宾则以为不可能，应该是“死”，也有人说都不妥，应该是“登上帝位”。那么，“成”字如何理解，又成了问题。王冰同样引《史记》裴骃注为“黄帝铸鼎成功后，有龙垂下胡须，黄帝乘龙而去”。张介宾不同意，他说，应该是“治成功，天年尽，在位百年，寿百十一岁而升遐也”。这都很成问题，无论是成仙了，或者是去世了，又怎么和天师问答呢？又《史记正义》说：“成为年二十冠成人也。”这是对成字的很普通的解释，又麻烦了，才20岁，或升遐，或去世，怎么治国，怎么和天师问答？王冰添这几句话，考虑得实在太不周全了！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祝总骧教授说王冰注《内经》[3]，是个不小的错误。一个把经络都发明出来，并按在人、动植物身上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教授、北京经络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国际针灸学院特聘教授，享誉世界，应该熟读《内经》，不该发生如此低级的错误。《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二者不能等同。王冰在《素问注》第一次提出灵枢的名称，是因为这一部分在当时已经不全了，他只是拿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给《素问》作注解。一切发明、立论和阐述，都不能离开事实，更不能打马虎眼，去拔高不是事实的东西。一是一，二是二，决不能把1和2都说成是1.5。对于有多个耀眼头衔、得过多次大奖的、有给人解疑释惑的终身教授，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吧？

王冰的注本影响巨大，差不多就是经典地位，到宋朝林亿奉旨校勘以后，就成了官方的定本，一直传到现在，都是他所定的本子，只是还有两篇，即《刺法论篇》和《本病论篇》，是宋朝刘温舒补入的。

2）．林亿，北宋仁宗年间人，在他之前，《素问》曾有过一次校正，嘉佑中，又命林亿等再校《素问》。

王冰《素问注》的命运如何？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里说：“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

他所做的是：“搜访中外，裒集众本，浸寻其义，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余不能具。??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 这是说，这么精微的书，却传给了极其浅陋的人，没亡失，就算幸运。他们搜集了多个种类的书籍，来考求各个字句的含义，纠正错误，只能做到十分之三四，其余的做不到。纠正了王冰注本的错误六千余字，增加了二千多条注释，每个字的取舍，都有考据，有含糊歧义的地方，因此得而详明了。

林亿的序文说明，王冰校订的注本，仍有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笔误，读起来明显不通，有的是脱漏，有的则是把全元起的注释当成了原文，在林亿的补注里，很多都加以说明了。还有一些注文，明显地牵强，有些他自己不明白的，干脆没注，给后来人留下了怎么解释都有理的空间。

林亿的校本，刻印刊行天下，《素问》的真正流传，应该是从此时开始的，这个版本一直流传到现在。

3）．史崧，南宋人，为《灵枢》九卷作音义，没有做注，一直流传到现在，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

宋朝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曾令林亿领衔大规模校医书。《灵枢》因残缺太多，未校。朝鲜得知，献来《针经》十卷，以换《资治通鉴》。元祐八年正月庚子，(公元1093年)，雕版颁行天下。后来，发生了金兵入侵的混乱局面，“靖康之难，馆阁之储，荡然糜遗”，书籍损失惨重。幸亏有雕版刊行天下，才能有南宋史崧献出家了藏的《灵枢》九卷，并加以音义的事，从此成为《灵枢》的定本。

关于史崧献出的《灵枢》，有人认为是史崧的伪造。个人认为，《灵枢》曾雕版刊行过，史菘住在江南，可以有保存完好的本字。本人就其《经脉》一篇和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针灸甲乙经》、《脉经》的描述作过比较，有个别字句有出入，基本内容还是一致的。南宋年间，《黄帝内经太素》已经在国内亡失了，现在看到的是清末从日本传回来的。当然，《黄帝内经太素》在日本也失传了约4个世纪，19世纪20年代又重新发现，已不全了。《灵枢》如果朝鲜还有传本，是可以核对的。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内容。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研习、保存这本书的人不多，否则，国内应该有个副本可以核对。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8）

作者：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4）．张介宾（字景岳，公元1563——1640），明代医家。花了30年的时间，把《素问》、《灵枢》的内容重新归类，整理成《类经》，详加注释，因而使《黄帝内经》条理化。如果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对《素问》、《九卷》、《明堂经》的一次较好的加工，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是对《黄帝内经》的较好整理，那么，《类经》是保存了重复、矛盾的内容，既有归类，又保存了《黄帝内经》的全部资料，给后人阅读《黄帝内经》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他把《黄帝内经》当成是黄帝时代的圣贤之作，带有盲目崇拜古人的色彩，实不可取。

《类经》里，叶秉敬在序言里说：“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王注改“明”为“名”，是君火第有空名而都无真明也，此王太仆之与《内经》左也。”这里，批评了王冰注的缺点，说他把“明”改成了“名”，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

张介宾自序里说：“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期冀夫通神运微，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自唐以来，虽赖有启玄子之注，其发明玄秘尽多，而遗漏亦复不少。益有遇难而默者，有于义未始合者，有互见深藏而不便检阅者。凡其阐扬未尽，《灵枢》未注，皆不能无遗憾焉。及乎近代诸家，尤不过顺文敷演，而难者仍未能明，精处仍不能发，其何裨之与有？”

这段话的大意是：现今的从医者，根本不研读《灵枢素问》，性命之理玄奥，他们瞢然不知，装神弄鬼把人治死，或者把人治坏了，反而使人折寿，所谓从医的就是这副模样！其中也有些缘故，就是经文深奥，不明白其中的道道，又想能用之于微妙，根本没门！唐朝王冰的注解，对深奥的地方讲明白的很多，遗漏的也很不少。有的是自己不明白，就不注解，有的是注解得不对，有的是没有把道理讲得让人明白。他注释有很多不到的地方，《灵枢》又没注解，算是遗憾。至于近年各家的解释，不过是顺着文字敷衍了事，难解的地方还是没讲明白，精微的地方不能得到发挥，有什么益处呢？

这里讲了当时的医疗状态，也批评了因王冰的疏漏，凡是自己不能理解的，就避开不注，或注错了。后来的几家，不过是敷衍了事，疑难之处，仍是不知所云。精微的地方也未能阐发，所以他才花力气编《类经》并加注解。

“余诚以前代诸贤，注有未备，间多舛错，掩质埋光，俾至道不尽明于世者，迨四千余年矣。” 由于前代诸贤的注解有所不全，或者错误解释，掩盖了本文的光芒，使其至理不能全都昭示于世，已经有四千余年了。说四千余年，是从黄帝时代算起，张氏对此深信不疑，并坚决维护。

“惧擅动圣经，犹未敢也。粤稽往古，则周有扁鹊之摘难，晋有玄晏先生之类分，唐有王太仆之补削，元有滑撄宁之摘钞，鉴此四君子而后意决。”

他编这本书，不是要随便变动圣经，是为了更加眉目清晰。也有前贤可师。不过，他说《难经》是扁鹊根据《黄帝内经》摘编的，不正确。王太仆是指王冰，对《素问》有改动。否则，光是擅动“圣经”这一条，就不知要挨多少骂。这也可以理解，宋朝官方为什么不校不刊行《黄帝内经太素》的原因吧？

比起以前所有的注家，张介宾有行医的经验，的确是比前人做得好，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内经》文字如何深奥正确，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的桎梏。

这个时期，可以称做是《黄帝内经》的经典化期。

从明朝开始，《黄帝内经》的注家又有几个，如明朝的马莳（字玄台），第一个为《灵枢》作注；吴昆（字山甫）的《素问吴注》保存至今，清朝的有张志聪（字隐庵）、高世栻（字士宗）、（字玉可）等，他们也都是从文字的理解上作注，纠正了王冰注本不少穿凿附会的地方，但很多也重新出现了穿凿附会的地方，其中吴昆有行医经验。他们都抱怨庸医根本没有领会《黄帝内经》的真实含义，糟蹋了圣经。

方有执（字中行，1523—？），因前后两妻及5个子女患病不治死亡，自己也在出游时身染重病，几乎死亡，才留心医术。《黄帝内经》既然那么通行，影响那么巨大，当时有真本事的医生都哪里去了？

吴有性（字又可1582——1652）著有《瘟疫论》。他写这本书的缘起是：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到祟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共发生温疫大流行19次，其中以崇帧十四年(公元1641年)流行的温疫最为严重，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吴氏的家乡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误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吴县志》）吴有性对此非常痛心：“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温疫论序》)。吴有性的抱怨，仍是庸医没有掌握“圣经”的奥义，但却展示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医生乱诊断，乱投药，一部分人是因为疾病死了，更有一部分人是被庸医乱投药药死的。 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反思一下，这本“圣经”，是深奥得没有人能领悟，还是其中根本就没有奥义，无论什么人也理解不了？在古代，他们受“畏圣人之言”观念的禁锢，又不了解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可以理解的。在科学已很昌明的今天，如果还持此陈词滥调，就要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了！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居士，1821—1906，俞平伯之曾祖父），早年研究《黄帝内经》，著有《内经辩言》，对《黄帝内经》中的一些词语考订得很有道理。呼吁把此书列为儒家经典之列，因为学者把医书视为方技，不予重视。可后来成了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必有原因。他曾东渡日本，见识过现代医学的精确；他自己有几个亲属被中医治死，所以才会有此大转弯。他的《俞楼杂篡》中专有一章提出了废止中医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未见医胜于巫，不过是祝由（一种向上天祷告的治疗方法）而已；一些药品名实混乱，没有确定标准；医疗技术日益苟且等等。他是提出废止中医的第一人。李鸿章经常出使西欧、日本，亲自领悟过，也说现代医学精确，提倡学习。

由于《黄帝内经》神圣，稍有怀疑、修订，就会招来漫骂。王清任（字勋臣，1768—1831），著有《医林改错》，对《黄帝内经》中脏腑记载不清的情况提出了批评：“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白相矛盾。如古人论脾胃，脾属土，土主静而不宜动，脾动则不安，既云脾动不安，何得下文又言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

动，则食不化，论脾之动静，其错误如是。”接着又论及肺、肾、肝、心、胆、肠、心包、三焦等描述之谬误。

“其言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末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贼，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22]

嘉庆二年四月初旬，瘟疫流行，小儿患者，十死八九，他不避臭秽，不拘身份，亲赴义冢、刑场，观看尸体，绘下《脏腑图》，写成《医林改错》，他所绘的图谱，现在看起来虽然略显不足，比起经典的“存真图“（宋人所绘）可以说是个飞跃，如果按着这个思路、方法走下去，中国医学的面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惜，王清任的探索受到了打压，以卫道士自居的陆懋修等人骂他是“狂人”、“邪徒”、“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

[23]他的《医林改错》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王清任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并不以为他的观察、著述完美无缺，他自知己力之不足，希望来人能继续观察，把没搞明白的问题弄清楚，他的思路和方法是具实求名，格物致知，名副其实，诊病治病才能有所依据，可惜，他的正确思路被错误观念封杀了！

余岩（字云岫，1879—1954），早年赴日本大阪学习现代医学，回国后，自习中医，希望能从中医书籍里找到济世良方。研究的结果，事与愿违，感到中医理论不可理解，写了《灵素商兑》，对《黄帝内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言辞虽然有些过激，有些地方也值得斟酌，但他的愿望是，对“旧医”实行改造，使之名实相符，含义准确，有可操作性，使中国在医学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惜，他的意见不被理解，长期遭到封杀，最近才有他的著述问世。有人不考察他的意见的具体内容，先名之为“谬论”了事。退一步说，即使他的意见不正确，也应该指出，不正确在哪里，怎样才是正确的。一些人棒杀不同意见习惯了，不懂、不知道、不会还需要以事实、以理服人。

现在，一些研究者也没停止对《黄帝内经》的神化。孙国中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的《后记》里说：“《黄帝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科学文献，它吸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展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习运用提供了依据。试举一例：比如在天气预测方面，宋代大科学家沈括运用《内经》原理，就有丰富的实践理论。他在《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记载：“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普天之下皆多风，普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阳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顺、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法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谓之顺；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谓之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

随其所变，疾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证?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人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现，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阳燥，岂复有望?’ 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人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鬟，推此而求，自臻至理。”综上所述，通晓五运六气之理，上可以知天，下可以知地，中可以知人。其理虽微，有可把捉；其妙虽玄，可以验证。足见《内经》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24]

如果如此灵验，《黄帝内经》的价值就太大了！为何不用它所阐述的原理来做天气预报或其它灾害？用卫星等现代化工具的成本，比读《黄帝内经》的成本不知要高多少亿倍，有关部门为何无视国粹的玄机，来挖掘其中的深刻奥义，甚至步洋人之后尘，用价格如此高昂的仪器？这实在是真真岂有之此理！什么人说它灵验，什么人就该自己灵验一下给公众看看。每个具体的地方，气候变化是不同的，必须说准确，否则就有诡辩的余地。吹嘘和附会、制造神话，决不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任何吹嘘出来的玄妙，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看看根据和结果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黄帝内经》的流传情况来看，它的经历实在不平坦，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已经到了亡失的边缘，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确实是亡失了。根本看不到集体讨论，不断改进、完善的影子，作注的人，无不抱怨庸医胡说八道，其中的深奥，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是什么意思，注译家或避开，或勉强附会。今本《黄帝内经》，已不是原来的原始面貌，因为有人或重编、或注解，或从海外复得，使其没有完全亡失，今本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它原来的基本面貌。 揭开《黄帝内经》的神秘面纱（19）

王力微

第一篇：《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和作者考证

七、结语

1．《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末年至王莽时代，是古代来自于民间或贵族、侍医、或其他人（如：枚乘的《七发》就有养生的内容，是以赋体写出，如概括些，就可以是一个篇目）的零散篇目，经宫廷侍医李柱国加工的汇编而成。各篇独立成篇，并未形成系统的体系。对散乱的、篇幅长短不一、良莠不齐的医书，李柱国有所筛选、加工，体例上有所统一，即全部改成对话体。成编开始于公元前26年，结束时间大致是公元16年。书中具体各篇，大多数早于这个时间。从一些篇目内容的杂错不一，可以折射出，当时的很多医病观念，并不统一。说它成编于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是集体讨论的结晶，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痕迹，看不到任何集体讨论的影子。这样的说法，纯属毫无根据的臆断和猜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发生的。

2．可以认定，李柱国是这部书的汇编者、加工者，有些篇章是他（或其继承者）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编写的。他所校的其他医书，全部亡失了。对这本书的编辑、加工，难度高于《吕氏春秋》、《淮南子》，质量上也远不如此二书系统、概念清楚。《黄帝内经》的很多基本概念、病名、诊治方法、预后估计，都显得比较粗浅、散乱、重复、矛盾，笼统不清晰，有的篇目是民间医生等的任意表达，有些是一些人根据他认可的观念的逆向推导，因而在理解、操作上都很困难，或根本无法操作，以致于没有人能完全解读其中的“奥义”。这是篇出多门之故，李柱国自己也不能分辨孰对孰错，只好各篇并存，发生矛盾、重复，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如此，古人的很多观察、探索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3．东汉时期，《黄帝内经》几乎没有流传的痕迹，最早研习并发挥《黄帝内经》的，是东汉末的张仲景。历史上，真正研究《黄帝内经》、并依据它来指导看病的人，为数不多。烟建华在《内经》中说：“二千年来，医家们研习不辍。”[25]并不符合事实。几个重要的研习者，并非医家，且大都是从文字理解上诠释。作者又说：“在当今科学昌明时代，中医学发展难有突破，相对滞后。”[23]这是事实，不正视和否定所谓“圣经”中错误的、过时的内容，想有突破是完全不可能的。

4．从东汉到唐初，是《黄帝内经》濒危期，几乎失传。有的篇章是失传了。唐中的王冰是个自幼好“道”的人，从他的观念出发，为《素问》作注，并对篇目的次序，内容做了修改调整，加进了自己认为是真传的七篇大论，应该算是《素问》修订本。他的修订本有进一步神化《黄帝内经》的作用，也有很多错误，宋朝林亿校正刊印以后才得以流传，并初步确立了其名义上的经典地位。

5．《灵枢》在唐宋期间散失严重，今本《灵枢》，是从朝鲜传回的，现在的本子，是南宋的史崧音义的本子，不能排除有后人的改动。

6．《黄帝内经》在流传过程中，惨淡经营，几乎亡失。后来的整理者、注家，除了神化这本书以外，只限于文字上的理解或发挥，没有人指出其中的错误，因而只能原地踏步，逡巡徘徊。有一些发挥，全部都是从概念出发，各论其理，各执其派。《黄帝内经》的惨淡经营，完全是由于它自身的原因（很多概念根本无法理解）和一些人的人为神化造成的。

7．《黄帝内经》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古代医疗水平的记录，必然受到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当时的生产力相平行，不是哪个圣贤写的完整独特的“经书”、“圣书”。把它教条化，神圣化，把每句话，甚至互相矛盾的、牵强比附的话，也当作“经文”，实在荒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对待这本书。把它拔高为完整独特的体系，就不需要再发展了，显然自相矛盾。

恩格斯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6]，完全正确。生产呼唤科学，科学促进生产。恩格斯又说：“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在甚至血液循环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如此。”[26]所以，我们不能苛责古人，真正的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和生产、科学的的水平平行，用其它科学的成

果作为手段，对前人的观察、思考的成果不断补充、完善，就能使之具有无限的活力。如果主观上抵制、排斥其它科学的成果，必然形成作茧自缚。

8．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27]什么是研究的出发点？事实，客观事物才是。对医学来说，研究的对象是人体的正常和异常状态，并设法如何纠正异常，恢复正常，只能从人体和人体的有关因素来研究，才能得出名实相符的结论。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无论什么人承不承认，都是如此。人们的认识，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现在的认识还远不够精确，还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解决。认为古人的意识超前，构建了一个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完整独特体系，或现代科学发现了什么，就吹嘘《黄帝内经》里早就有了什么，完全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翻版。任何一个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借古制造神话之意的人都不会这样做。某些打着《发现〈黄帝内经〉》招摇撞骗，诸如胡万林一类非法行医致人死命的骗子，以及借吹嘘神医同时发财的投机奸人，是先验论的突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并不懂什么叫先验论。

9．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尊重前人，发扬前人正确的（包括具体内容过时，但方法、思路有可取之处的东西），纠正前人由时代局限或思路不正确所造成的错误，发展前人所不认识的、想不到的，和跪拜在圣人、偶像的脚下逡巡徘徊，必然会引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把《黄帝内经》这本本来是古代医疗情况的汇编，拔高为“圣经”，必然使之僵化。一切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人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古人的原始认识当成依据，来给人诊病治病，必然要引出无数荒唐。类似《诗经》，本来是一些民歌或史诗、祭祖诗，把它神化为经典，在引用时，必然要歪曲原意，才能符合自己的需要。这种人为造神、造圣的做法，严重禁锢了国人的创造性思维，也违背“格物致知”（通过观察、研究事物，来弄明白它的情况）的正确致知的方法，极为有害。

10．《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易》曰：“人道盈满而好谦；谦尊而光；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是取胜之道。须臾之学，学什么，怎么学？从书本学，是学前人的经验、感悟和教训；从实际学，就是具体考察所学的对象，看书本里哪些讲得对，在什么条件下对；哪些有欠缺，哪些不对。自己从实际中的观察、感悟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是取胜之道。盲目地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我陶醉可也，在实际上，完全是取败之道。正当自我陶醉之时，人家却不断地否定错误、过失的内容，不断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不断更新、进展。而作茧自缚者，即使是赤背上阵，也无济于事。

11．一切科学，都是在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发展的。压制不同意见，就不能促进思考和改进。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不怕批评，正相反，钻之弥坚。错误的东西，越保护，越萎缩。这像溺爱孩子护短一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所有表达和理解，都会有误差，加起来，就是系统误差。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任何表达和理解，都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环节越多，误差越大。曹植被誉为“才高八斗”，《洛神赋》中的洛神，写得很传神。这只能意会，谁也说不出、画不准洛神到底是什么样，100个画家，会画出100个摸样。

《庄子》里有一段轮扁论书的故事。他认为，书，不过是前人的糟粕。轮扁是个做车轮子的工匠，他70岁了，还在做。不是不想休息，是没有人能代替他，能学会他造车轮的技术。他也不是不愿教人，是一些细节说不出来，别人不能领悟，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怎么办？只好继续做。轮扁的理论有些偏概全，不能说所有的道理都写不出来，写出来的都是糟粕。但有些技术性的、技艺的，看书是看不会的。最明显的是体育、舞台艺术，看书能看得会吗？医学，光看书也是不行的。就拿诊脉来说，那么多名目，描写又极简单，谁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好坏优劣，就在毫厘之间，可不勖哉！

12．毛泽东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着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28]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或过时的，才能使事物不断前进。改革，实际上就是否定错误的、过时的东西，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是使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对待《黄帝内经》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对古人的观念亦步亦趋，而是在弄清其本来面貌基础上，肯定其正确的、或虽然其具体内容粗糙、早已过时，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称道的，也给以肯定，发扬这种探索精神；对于纯属想象的、把机械的比附当成绝对真理的方面，要给以分析，指出其错误之所在，错在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在这个基础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个人认为，这样才能分清是非，发扬正确，修订错误和过时的内容，使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有效地释放出来，使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有个飞跃，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黄帝内经》具体内容的解读、分析、评价，当另行叙述。

（第一篇完。谢谢刊载、阅读，欢迎批评、讨论、赐教！如需引用，敬请注明，谢谢！） （作者：王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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