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青春之歌》

一、对《青春之歌》的传统解读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xx年进入北平温泉女中学习,三年后因家庭破产和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她经历了艰难的自立过程，从事过乡村教师、书店店员和家庭教师等职业，生活动荡不安。19xx年开始接近共 产 党人，七七事变后赴晋察冀边区投身革命，并开始文学活动。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青春之歌》从19xx年起开始创作，19xx年出版，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经典作品。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继承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实质也就是将毛泽东19xx年延安文艺讲话的文艺路线和规范推广到全中国，要求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十七年”小说主要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两大类小说。

1、通过林道静的人生道路，表明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走大众解放的道路才会取得成功，实现个体的价值。

《青春之歌》以作家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展示了青年知识女性林道静进行思想改造，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林道静原是一个青年学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幻想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谋求出路，在一个小学任教，却被校长当做讨好上级的礼物而出卖，无路可走之际准备以死抗争，北大学生余永泽救起了她，两人由相爱到同居。但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余永泽逐渐表现出他的自私和冷漠，林道静在精神上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小说中林道静刚出场的时候，从装束到行为，都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不切实际地浪漫而天真的想象，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来反抗封建家庭为她安排的人生道路，这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对于这些追求个性解放，离家出走的“娜拉”们，鲁迅先生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她们的出路只有两条：回来或者堕落。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是典型的“回来的娜拉”，曹禺戏剧《日出》中的陈白露则是“堕落的娜拉”的代表。林道静要想不 “回来”或“堕落”，就必须要做出人生抉择，抛弃个性解放的道路。后来林道静认识了革命者卢嘉川，受到革命思想的鼓舞和影响，在寻求自立过程中逐渐地觉醒，卢嘉川的被捕牺牲最终促使她与余永泽分道扬镳。此后她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活动，但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更没有摆脱天真和幼稚，终于导致了她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得到了女革命家林红的进一步启迪，逐渐冷静下来，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出狱后她加入了共 产 党，在上级共 产 党人江华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完成了灵与肉的蜕变和新生，走上了大众解放的集体主义革命道路。她也和江华相爱结合，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实现了自我价值。而小说对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选择还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以此证明她走革命道路的必然性：林道静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的生母秀妮却是个贫苦佃户的女儿，这样在血统上她起码有一半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她与劳动人民这一天然联系，预示了她的最后归属。

在50年代大写革命历史和农村题材的潮流中，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青春之歌》问世后在评论界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得到了青年读者的追捧和喜爱，改编成同名电影后，影响更为广泛。其主要人物林道静、江华、余永泽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它契合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作品所表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背弃自己原有的封建家庭和文化，逐步走向革命的过程，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这是对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补充和丰富，构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新的类型。因此能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另一方面，作品描写的是青年女性走向革命的故事，杂糅着革命和爱情传奇、革命和浪漫青春的因素，形成一种新的“革命+恋爱”范式。在50年代逐步被政治抽空，禁绝私人感情的枯燥世界中，这种少有的浪漫气息自然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尤其是青春美丽的女性形象，迎合着本能上渴望浪漫和爱情的大众心态，也满足着革命成功者的心理。这一点和苏联文学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现背景完全一样。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是对艰难与

枯燥的革命生涯的点缀，也满足了人们的浪漫幻想，而保尔为了革命对爱情的抛弃，更凸显出革命主题的崇高。

2、是一部典型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

用叙事的方式表现人的成长母题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小说表现主人公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

《青春之歌》逻辑的展示了林道静的成长历程，将她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宏大的政治叙事巧妙地统一结合起来，具体呈现为林道静爱情经历中由三个男性所构成的三个成长阶段。表现主人公林道静由幼稚、软弱、急躁冒进地追求个性解放到坚定、成熟、冷静地投入大众解放和革命潮流的过程，正是她身体成长和思想成长的过程。虽然在通向革命的道路上，林道静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和痛苦历程，但正是在磨炼中，她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重新塑造了自我，获得了成长。

值得深思的是，《青春之歌》与十年前出版的同样表现知识分子命运的七月派小说家路翎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只过了十年，但这十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历的一切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路翎的时代，他还幻想以自己的真诚写出知识分子追寻革命，同时又必须进行自我搏斗的矛盾和痛苦，并且捍卫艺术的真实性原则和现实主义精神，力图表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犹疑、多虑、患得患失等情感特征；而到了杨沫的时代，路翎的这种追求已经被视为异端多次被批判过，因此杨沫走出了路翎的困惑，她不再有内心矛盾冲突的苦痛，放弃了小资产知识分子在转变中的沉重、痛苦和犹疑、动摇，表现的是经过改造和过滤之后的对更崇高、更神圣、更纯洁的革命目标的向往和追求。《青春之歌》正是知识分子在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后，对其思想改造必由之路的确认并通过个人的心路历程得到确证的一个文学经典文本。因此，在《财主底儿女们》中，主人公蒋纯祖始终没有放弃个人主义的立场，始终拥有个人的精神空间，他虽然对革命热情向往，但又不能克服甚至不能掩饰与“革命者”在思想情感、生活习惯上无法相通的固执，始终是一个革命的边缘人，没有改变自己作为“财主的儿女”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他只能目送着革命队伍渐渐远去，自己仍挣扎于灵魂的痛苦深渊直至死亡。而《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不是这样，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没有犹豫、徘徊，没有痛苦和矛盾，她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有人引导、帮助她前进和成长，她的内心对这一帮助和导引完全没有疑虑或排斥、反感，相反，她总是崇拜与感激这些拯救和指引她的人，并从他们那里不断获取思想情感转变的资源与动力，最后成为一个共 产 党员，完成了思想改造的过程，自身获得了成长，也成为一个典型的英雄形象。

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青春之歌》

在以上这些对《青春之歌》的阐释中，林道静是被等同于“知识分子”的，她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得到特别关注和提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了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再解读，“再解读”因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而得名，其主要特征在于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重新解读40-70年代中国的经典文艺作品。对《青春之歌》的再解读中，以女性主义批评比较引人注目，它们对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以及女性故事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间关联方式的强调，构成了90年代以来“再解读”思路重新阐释《青春之歌》时的重要面向。 女性主义以性别研究为基础，以争取男女两性平等为目的。女性主义运用于文学批评时有个关键词——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不同于男性、不依赖于男性的现代独立主体的性别视角、思想意识。其特征是：反对传统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以现代的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话语看待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历史人生。

运用这种性别意识去考察作家的叙事，我们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叙事时所采取的角度，即视角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男性的叙事视角和女性的叙事视角有如下特征（见下图）。不过，男性的眼光和观察点也非仅属于男作家的叙述者所有，有些女作家在某些作品中的叙事也会

呈现男性化视角，相反亦然，某些男作家的叙述者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女性化视角。如杨沫和孙犁是一个跨性别视角运用的例子，女作家杨沫在《青春之歌》中通篇用的是男性视

1、男权思想

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来看《青春之歌》,我们发现作家杨沫是以男性视角来叙述女主人公的,林道静这个女性形象被放在一个被动、被看和被男性“愿望”所预设的位置上。具体来说，林道静的人生道路上有三个重要的转折，而她每次的命运转折和思想转变都是由男性来拯救、唤醒和指引的。在她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在社会上走投无路要投海自尽时，被“骑士兼诗人”的余永泽救起，他是林道静肉体生命的拯救者，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但余永泽自私、庸俗，仅仅只关心个人的小家庭和生活，他把林道静当成漂亮的花瓶和家庭主妇，并且阻拦林道静走向精神觉醒和解放之路，最终导致了林道静与他的决裂。（今天时代价值观转变后，我们对余永泽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评价：余永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性格懦弱，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革命年代，他不关心国家民族大义，只想苟活于世。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余永泽背叛林道静，而且他没有告密，没有出卖林道静的朋友，他虽然不倾向革命，但也绝不倒向反动派。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是很多的，钱钟书《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也身处民族危机严重的抗战时期，但我们并不会激烈地批评方鸿渐们不革命，毕竟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是革命者。余永泽只关心个体的利益和小家庭的幸福，但是谁不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呢？从个体生命权利来说，这无可厚非。小说中余永泽的生活原型是杨沫的前夫，著名的学者张中行，小说按照十七年文学规范创作，其实夸大了余永泽身上的缺点。）走出小家庭的林道静在思想上受到了卢嘉川的指引，他是林道静集体意识和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代表的是“精神英雄”。在卢嘉川被捕牺牲后，林道静狂热、幼稚的革命道路需要一个导航者，此时江华出现在她身边，唤醒了林道静的革命斗志，介绍她加入共 产 党，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江华代表的是“革命英雄”。在这个过程中，林道静作为人的主体性被忽略和抹杀，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发展是被动和被男性主宰的。这种男性居高临下地拯救和导引女性的叙事正是典型的男权思想的体现，它压抑了女性的自我生命发展逻辑和女性自我觉醒和成长的可能性，林道静虽然完成了思想改造，但作为一个女性的独立的精神空间却也同时失去了。这种男性引导并决定女性意义的性别等级关系，确实如戴锦华所说，呈现了“一个男权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身为女性的作家杨沫会有男权思想呢？

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女性长期处于被动和受压抑、受歧视的地位；同时，女性也深受占据主流地位和中心话语的男权意识（思想）的熏陶和浸染，被男权社会同化，无法摆脱植根于思想内部的自卑感、依附心理和种种男性意识形态的桎梏，甚至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和卫道者。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妻妾争斗等现象，就是女性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同性之间没有相互理解和同情，反而相互戕害、残杀。

女作家杨沫更认同“十七年”的男性主流话语，因此她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当时男作家较常用的外部和把女性对象化的视角进行叙述，也因此林道静与其他出于男作家笔下的女英雄形象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2、女性/政治的关系模式

就《青春之歌》的基本叙事结构而言，林道静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是由三个男性及其代

表的政治取向所决定的，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分别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 产 党等不同政治力量的化身，林道静在他们之间的取舍便成为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政治力量的选择，从而使得“知识分子成长道路”这一政治叙事拥有了性别色彩。《青春之歌》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小说中林道静的婚恋故事与她的精神解放是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也喻示了女性与政治不能分离的关系模式。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政治是指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制订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精心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是男性或权力话语对女性的压迫和影响。在这一意义上，林道静的性别特征被严重忽略了，她的内心世界所起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政治决定一切。正因如此，她在与余永泽建立小家庭后获得了温饱的生活，但鲁迅所说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爱的附丽”，林道静并不珍惜，在她或作者看来，精神需求比生存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她才会抛弃余永泽式的“俗世”生活，去追求她神往的精神世界。

【思考】：比较《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形象与《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