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手记》中的名言

《契诃夫手记》中的名言

1、善良的人甚至在狗的面前也感到害羞。

2、在修士和演员身上有很多共同之处。

3、良好教养不是表现在自己不把作料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现在当别人碰翻时自己视若无睹。

4、孤独的人常去澡堂和饭店,目的在于聊天。

5、某个著名的天文学家或政论家死了,报纸仅发五行字的讣告;而要是演员或作家死了,讣告会占两栏,而且还发在报纸头版,用黑框圈着。

6、如果害怕孤独,那就不要结婚。

7、早先他以为怪人是病人,而现在他认为怪人就是人的正常状态。

8、他和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同居后,开始写作恐怖小说。

9、每一个幸福的人的房门背后应当站上一个拿着小锤子的人,经常敲着门提醒他,世上还有不幸的人,而在短促的幸福之后,不幸必定会降临。

10、人愈有文化就愈不幸。

11、民族的力量和生机在知识分子身上,在那些能够真诚的思索、感受并善于工作的知识分子身上。

12、大众喜欢普普通通的、早已知晓、已经习惯了的艺术。

13、如果想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和懂得生活,就别相信别人说的和写的,而是自己去观察,去理解生活。

14、医生是请来的,护士是喊来的。

15、大学培养一切人才,包括蠢才。

16、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人,是小地方的大人物。

17、因为这卑躬屈节,因为这虚情假意,我们感到十分疲惫。

18、丈夫和妻子都喜欢有客人来,因为没有客人在场他们就要吵架。

 

第二篇:契诃夫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①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②契诃夫来自下层社会,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始终坚持民主主义正场、揭露、潮讽俄国社会的恶现象,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本文着重研究和探讨契诃夫短篇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

一、创作的基调——哀伤和苦恼

19世纪80年代,民意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就借机疯狂地摧残革命者,压制人民革命运动,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呈现出停滞状态。在文艺界,进步作家处境艰难,进步刊物被查封,唯美主义复活,幽默刊物风行一时。契诃夫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登上文坛的。由于他脱离人民革命运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他始终没能超出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19世纪80年代创作的数百篇作品题材多样。涉及俄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反映着俄国城市、乡村的贵族、商人、小市民、小官吏和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的生活。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从题材和主题看,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嘲笑当时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暴露造成这种奴性心理的警察制度,<<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惨死,从表面上,他的死是由于过分谨慎,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大人物"长期摧残和奴役的结果.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还有一类是写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如《哀伤》、《苦恼》、《万卡》等。《苦恼》反映的是城市老马车夫姚纳很想找一个人诉说一下失去唯一的儿子的悲哀,却总是不能如愿的痛苦。90年代,契诃夫创作中虽以中篇为主,但其大量的短篇小说仍以哀伤为基调。如《农民》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贫困生活。《在峡谷里》,阿克辛妮亚为了夺取地产,竟用沸水烫死了幼小的侄子,赶走了嫂子。在她做了厂主之后,又到处造纠纷、散布淫乱,弄得人人怕她。总之,无论是早期作品里的切尔维亚科夫,奥楚蔑洛夫、姚纳、万卡,还是中期作品里的格罗莫夫、莉达,或者晚期作品中的别里科夫,阿克辛妮等无不展示了阴暗和灰色的人生,同是了展示一幅残败破落的城市和农村的图画,小说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都涂上了阴暗和灰色的色调,并且流露出明显的抑郁哀伤的情调。当然,透过眼泪,透过恭顺,透过祈祷,闪现出的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憎恨,还有被侮辱,被损害的难以平息的痛苦,这一切都显示了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主调—-哀伤和苦恼。

二、创作的选材——小事说明大道理

契诃夫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取材,甚至通过一些平凡小事也能说明大道理。

他特别注意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并用心去体验、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此基础上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后才动笔,因此习以为常的小事进入他的作品,就会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图画,成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社会生活讽刺史诗。例如:《变色龙》选取了社会生活一个片断——警察在街头巷尾肆无忌惮地欺压人民。通过小事情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正是契诃夫短篇独特之处。这样的作品还有《万卡》等数十篇。

另外,契诃夫其它的短篇小说如:《小公务员之死》、《苦恼》、《农民》、《套中人》、《姚尼奇》等大量作品里,都通过一些平凡小事反映俄罗斯城市,乡村的贵族、商人、小市民、小官吏和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的生活。这种日常生活虽不同于那些反映社会本质的重大题材,但因为是从生活中筛选出来的,具有某种意义,而且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的,所以能勾勒出当时时代的面影,揭示旧社会的本质。我国“教育小说家”叶圣陶短篇小说选材特点与契诃夫创作上的这方面特点极为相似——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选取题材。

三、客观的描绘,契诃夫式的“冷酷”

所谓契诃夫式的“冷酷”,是指契诃夫在处理人物命运时不以自己的感情色彩为转移,而是根据现实环境的规定纯客观的、极其冷静地描写。但他的“冷酷”并非是说作者无需感情色彩,相反,正是通过这种“冷酷”的描写,使读者更强烈地感受致电作品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契诃夫有一篇不被人主意的短篇小说《安纽黛》,颇能说明契诃夫的这一特色。小说写的是,一个名

叫柯罗契夫的医科三年级学生,因为贫穷,只得住在一所大学里租金最便宜的房间里,并靠和他同居的一

位姑娘安纽黛用做针线的钱才得以维持生活和继续读书。尽管柯罗契夫眼下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已把自己

当作上流人物了。当一个学画的学生问他“借”安纽黛去做模特时,他竟象出借一件家具一样慷慨大方,

他甚至还认为纽黛有失他的身份,要他卷起铺盖就走!柯罗契夫显然是作者讽刺批判的对象,但作者并没

有对他的放荡、自私进行直接的谴责;安纽黛则是作者同情的对象,作者也没有对她受辱、受剥削所表示

同情诉诸文字。人物性格都 是通过最冷静的客观描述刻画出来的。安纽黛承受了种种苦难(在柯罗契夫之

前,他曾用同样的方法帮助过五个大学生,而当他们出人头地时,都 把她遗忘了),并没有一点觉悟,这

不是很“冷酷”吗?然而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原则严格按照生活表现人物的命运,通过这个典型反是映了象

安纽黛这样的下层人民的悲惨以及他们的麻木,从而控诉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同样,柯罗契夫这样的典型

也反映了俄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读了这篇“冷酷”的作品,人们不会无动衷,不禁要从心里喊出:安纽黛,你怎么还能忍受这样卑劣

小人的欺凌呢?而契诃夫小说的魅力正在这里。契诃夫能很好地把对生活的感受溶解在客观的描绘中,而

又随着生动画面展开,对社会生活各种人物,常常“冷眼旁观”。这就是契诃夫式的“冷酷”所能达到的

特殊效果。

四、结构简洁,情节简单完整

《套中人》(新译作《装在大子里的人》)在结构上,作者便采用了故事里套故事的结构方式。主要

故事情节是以作品中人物亲谈的方式叙述出来的。契诃夫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两个

猎人的肖像和性格特征,生动地构画了两个月夜闲谈的环境。

契诃夫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变色龙》作者三次点出木材厂,突出故事发生,结束的地点,四次写大衣,

这些都做到了前后呼应。结尾“穿过市场经自走了”,以与开头呼应,结构十分完整。另外这篇作品的情

节也十分简洁,只写了警官对首饰匠被狗咬伤事件的处理,人物不多,只有警官奥楚洛夫,首饰匠赫留金、

巡警、将军家的厨师等,正是通过这样简单情节,完整的故事,精选的人物,揭发了警官制度同人民的对

立,鞭笞了望风使舵,反复无常谄上欺下的奥楚蔑罗夫精神。又如短篇小说《姚尼奇》等也有这样的特点

作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中的一位,契诃夫一生共写了700余部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俄国社会

生活,富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其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朴素、自然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

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

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

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

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

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

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

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因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

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

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

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

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

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

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