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风流到独抒性灵
九江市同文中学 陈建国
缘于共同的志趣与爱好，晚明文人对《世说新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往往相互彰表并直接介入《世说新语》的研究与传播。在晚明人的眼里， 魏晋风流是他们心仪的对象，《世说新语》就是典范的小品，这样的状况势必影响到晚明小品的创作。
一、 语言情节的袭用
晚明作家尤其公安派是极力反对“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他们“不效颦于汉、魏， 不学步于盛唐”尽管如此，在他们的文集中仍不难找出从“世说新语》而来的语汇。就以袁宏道的《楞伽》篇载：“楞伽一名支硎。《吴地记》云：‘支公尝隐此山后得道，乘白马升云而去。’余谓升云事不见于本传，岂非好事者因《世说》神骏一语，附会其说邪？所谓《世说》神骏一语，即指《世说新语<言语>第 63条支道林养马并云“贫道重其神骏”一事。其他如“ 林下风味”语出《赏誉》29与《贤媛》30，“轩轩霞举”语出《容止》35，“渐入苦境”语出《排调》59，“满庭芝兰”语出《言语》92，“鸡骨支床“语出《德行》 17。 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写起文章来，更是脱口而出，不屑拟古。但其《初潭集又叙》 中有一段文字却连连使用“自相映发”、 “应接不暇”、 “传神写照于阿堵”、“目睛既点”、 “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等出自《世说》语汇。张岱《柳敬亭说书》一开篇， 他就用上《世说新语<容止>》第 16 条中描绘刘伶的句子“悠悠忽忽， 土木形骸”。为了表达对彭天赐妙绝天下的串戏的赞叹之情。
二、 精神气韵的承传
显在的语言背后是相对隐性的精神气韵，探寻晚明小品与《世说新语》的关系更需要查究精神气韵的承传问题。一个时代或一批作品的精神气韵决非三言两言可以道尽，但其核心的质素并不难把握。《世说新语》的精神当然是众口一词的魏晋风流。人们对于魏晋风流的具体解释不尽相同，如冯友兰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作为构成真风流的四个条件。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说《世说新语》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查检文本，我们也不难发现《世说新语》中的 “风流”一词内蕴着容姿美好、行为任性、擅长玄谈、醉心文艺不事实务等众多的含义。晚明小品又表现出了怎样的才情品性呢? 我们仍然可以从袁宏道、张岱与王思任等人的小品中找些例子以获取直观的感受。1595年袁宏道出任江南富庶之地吴县县令，按照中国文人的一般特性，他必然一面鄙薄官场，表彰隐逸，一面还得高举致君尧舜的大旗，将自己的宏大心志与卓著功勋记诸文籍。但读袁宏道吴县任上写给朋友的信件，你会发现他老在诉说当官之苦。给汤显祖的信中说，作吴令，备诸苦趣“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因为作吴令“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在给丘长孺的信里， 袁宏道把作官的苦说得更难听，说作县令如同奴仆，如同妓女，见过的官吏全不敢得罪，说不定哪天又碰上了，又说像守官仓的小吏一样，整天算计，像保山婆一样，老是絮絮叨叨。一天之间忽阴忽阳，忽暖忽寒，尝尽了人间的恶趣，最后直呼苦、毒。再后来他一连上了七道辞职报告，总算获准离任。袁宏道把作官的苦说到了极至，但也没有隐瞒自己作官的欲望。他说最初以为可以在河南、江西这些离家不远的地方作官，以获取生活的资本。
魏晋名士多半是率性而行的，晚明小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人物。张岱《陶庵梦忆》中的名篇《湖心亭看雪》写到在“大雪三日”、“人鸟声俱绝”的时节，自己身着裘氅，划一小舟， 三更半夜跑到湖心亭去看雪，这种兴致与《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至剡何其相似!
与张岱的含蓄相比，王思任更加放旷，他自称“每岁见一绝代丽人，每月见一种异书， 每日见几处山水， 逢阿堵举却，遇沙帽则逃入深竹，如此则目著吾面，不辱也”
不同的性情体现在交际酬酢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张岱笔下的闵老子，不过是一个
普通市民，可当社会名流张岱去拜访他时，他先是迟归，落坐不久又出门去取手杖，一去半天，回来后看到张岱还在，斜着眼睛看了看张岱说：“尚在耶? 客在奚为者?”这种态度就像嵇康对待钟会一样傲慢不屑，可当他发现张岱是品茶的行家时，就和他定下了茶人君子之交。
与孤高傲慢、镇定宽容者相比，急躁、谲诡的行为更能给读者带来欢乐。张岱有一位堂弟叫燕客，张岱的文章中多次写到他，这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天砚》篇写他的假谲，跟曹操不相上下；《瑞草溪亭》篇写他的急躁，其情形则又跟王蓝田食鸡子相差无几。
人物品评是《世说新语》中的重头戏，晚明文人也不免有这种嗜好。袁宏道的《酒评》便极具魏晋风韵，他对酒中诸君子一一作了精彩的点评，这算得上是正格的品藻。比魏晋名士更进一步的是，晚明文人好以品人之法评山品水。王思任的小品中便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游焦山记》就是以品人之法品金山与焦山。《淇园序》是品评各地山水，而其品评山水的方式与《世说<品藻>》第 4 条大同小异。
三、 文体形制与思致趣味的通变
(一) 由? 语?到? 文?的形制变化
《世说新语》的文体归属，向无定论，古往今来，意见纷纭。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世说新语》是由短章小语以类相从而成的无韵之笔，就是说它的体制特征体现在无韵之笔、短章小语、以类相从三个方面。
晚明小品虽也称“小”，却与《世说新语》式的短章小语有着不同的文体背景与内涵。《世说新语》之所以屡屡被归入清言、琐语之类，实在是因为他更象名言秀句的集萃，与《论语》式的语录体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相对于《世说新语》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总算是成篇的小文。因为成文为了表达对彭天赐妙绝天下的串戏的赞叹之情，在《彭天赐串戏》篇的末尾，总体篇幅加长，便多少要讲点结构与情节，无论叙述、描写还是议论也都更加深入与细致。张岱《柳敬亭说书》一开始写南京柳麻子面目黧黑，满脸疤痕，“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但善于说书。接下来便集中笔力细致入微地描写他说书的能耐，说讲到关键处，他便叱咤叫喊，气势汹汹，好像整个房屋都要被震塌了，还以武松进店为例说明他即便在不紧要处也着意渲染。末了又一句柳麻子相貌奇丑照应开头，然后再来一个转折，说他口角伶俐，日光犀利，衣服恬淡清静，简直可以与名妓王月生媲美，所以他们两人的行情是一样的。这样的文章前后照应，欲扬先抑，顺带还把两个行情相同的人进行了比较，而且有相当精致的描写，显然是《世说新语》中的短章小语所无法比拟的。而在晚明小品中，类似的手法却很常见。晚明小品的体制比《世说新语》更加灵活多变， 也更多一些文的色彩， 而减却了不少《世说》式的因素。
( 二)由偏重风流气韵到张扬性灵趣味
与《世说》相比，晚明小品从题材内容到思想意蕴到整体风格都有不少的变化。以题材内容而言，《世说新语》主要记载魏晋名士的玄学清谈之风、人物品评之风以及任诞放旷之风，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因此被称为“名士的教科书”。它对名士言行的记载非常专门与深细，这种专门与深细在自成体系的与名士生活相关的情感形态词、人物品评词、清谈论辨词、文评文论词中得以具体显现。晚明小品不像《世说新语》那样专载名士的风流轶事，而且花那么多的篇幅记载有关清谈与人物品评方面的事迹，也不像传统古文与时文制艺那样，承担原道、征圣、宗经的大任。晚明小品是个人的文学、性情的文学，同时又是世俗的文学。它的作者多是布衣、山人或下层官吏，写的都是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市井世俗见闻，题材虽小却无所不包。举凡书信往来、杜门著作、杖履湖山、淫茶嗜酒、听书观戏、斗鸡养鸟的生活都成为小品的重要内容， 上自达官显贵， 下至清客商贾、僧道豪侠、妓女艺人、百工仆役等各色人物都成为小品中的主角。在张岱看来，“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保百年保无敌手”。说书艺人柳敬亭、雕刻好手濮仲谦、一往情深的戏子朱
楚生、矜贵寡言的妓女王月生、好酒善饮的山人张东谷、嗜茶如命的闵老子、喜种兰花的范与兰、穷奢极欲的包函老、家有滇茶巨桂的朱文懿、画千古人也千古的姚简叔、整天棒喝的天童寺和尚金粟等，在张岱的《陶庵梦忆?》中，都占有专门的篇章。张岱而外 世俗的市井生活，闲逸的个人情调，也都成了晚明文人用以实证生命本体的主要方式。
如果说魏晋名士的生活是艺术化的生活，那么晚明文人的艺术是生活化的艺术。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 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 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真情至性也是对传统的反叛 陈继儒宣称自己“宁为真丈夫，不为假道学。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因为尚“真”，晚明人认为人无癖无痴反而是一种不自然的存在。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在晚明小品中，狂、 放、痴、颠、率、傲、拙、愚、疏、懒、醉、怪，都是真的极致表现。说真话、写真文、展真性，也自然会有真趣。所以袁宏道说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 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 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 趣 之正等正 觉最上乘也。正等正觉的最上乘之趣又源于“绝假纯真“的童心。
《世说》与晚明小品都不乏个性精神，但《世说》偏重于内在的气韵，所以更多韵味， 晚明小品乐于外在声色，所以更多趣味。韵味更雅，趣味更俗。韵味更美， 趣味更真。明中叶以后，江南的经济生产、社会结构与文化思潮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文人的生存状况与发言姿态也表现出与《世说》时代不同的特点。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魏晋名士不仅不必为衣食发愁， 还可以适时左右时政与民俗的格局。他们的谈玄论道与品评人物很多时候都有为政治张本的功效。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晚明文人不仅不能改变腐败的现实政治，有时还得为生计而奔波。魏晋名士自然更多一分名士的骄情、高傲与雅致，而晚明文人的闲适生活中则不乏世俗的行谊。魏晋人张扬的是美，晚明人崇信的是真，而真未必全美，美也未必全真。以真为美难免会导致卑下，以美为真难免会导致伪饰。但他们都对儒家传统的善提出质疑，对桎梏人性的思想表示反抗。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李晓筝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这就是后人所向往的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世说新语》(下文简称《世说》),是我国小说发轫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志人”体小说的代表作。它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是一部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典名著。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轶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深刻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成为“魏晋风流”的主要载体,起到了名士的“教科书”的作用。
《世说》刻画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及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孙绰、殷浩、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陶侃、顾荣等名臣名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人物画卷。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 “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中这些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的。概而言之,魏晋风流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的不同流俗,这些方面都可以从《世说》找到佐证。
一、生活:真率自然、不拘礼法
“魏晋风流”的主要特性在于心超脱于万物的畛别之上,率性而行,自事其心,不求取悦于人。所以,其风流精神首先在于一种率性的生活。
对于生活,魏晋士人讲究的是真率自然、不拘礼法,主要通过脱俗的举止表现出来。《世说》中有一则关于刘伶的故事:“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1](《任诞篇》)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不拘礼法,在家里一丝不挂,诚然是以此为乐,但他还从中感受到自在于天地宇宙之中的轻松与快乐。这种感觉正是“风流”的实质所在。
与刘伶惊世骇俗的举止相通的是,魏晋士人对 “快乐”有一种比具体物欲更高的需求,或者说,他们更执着于超世的感觉而不是物欲的享乐。例如,《世说》中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1](《任诞篇》)朋友之间有无真情,不在于见面亲热一番与否。因此,王徽之去探望戴安道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到了他家门口,却又不进而返。这是一种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行为,这种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风范也反映出“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
《世说》还记载了一则名士和猪在一起喝酒的故事。“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1](《任
诞篇》)阮氏一家对猪就瓮和大家一起饮酒不以为意,这种常人不能接受的行为在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表明他们将自己和宇宙万物看作是同等的,认为人和猪既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异类之别。这种“同于万物”的感觉正是“风流”的重要思想基础。
当然真正代表名士风流的,还是阮籍和嵇康。阮籍要“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颻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2](《大人先生传),希望从社会中超越出来,进入无限自由的境界。嵇康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强调“人性以从容为欢”,而仁义“六经”却抑制人的本性,所以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认为理想的人生要从去除五难、调养得宜的养生开始,进入“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极境[3](《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他和阮籍一样向往自由世界,以“无”为本,与“道”合一,实现“畅神”、“尽意”,逍遥游世。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就是自我和社会的对立。名士们后来在山水自然中,确实感到了与社会不同的特性:无目的、超利害、超世俗,大化流行,生生不已??他们就把自然的观念外化到自然的实体上,使自我获得具体的象征和安顿。
二、感情:关心人生或宇宙
“魏晋风流”的精神还在于魏晋名士在感情方面的含蓄或张扬外露。嵇康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德行篇》)。对于个人得失或者为了远离祸端,他们往往感情含蓄;而对于人生或宇宙的草木万物,他们又常常感情强烈而外露。庄子心目中的圣人能够超脱于常人的感情,他对外物的本性了解得十分透彻,对它们的流动不居和形态变化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常能“以理化情”。《世说》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是东晋谢安的故事。谢安在晋国任丞相时,北方秦国大举攻晋。当时,秦军众多,号称投鞭长江可使长江断流。当时晋人十分惊恐,谢安派他的侄子谢玄迎战。公元383年,两军在淝水一线决战,谢玄大胜,秦军大败。这就是历史上以以少胜多而著名的淝水之战。当胜利的消息报来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拆信看后,将信放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慢慢转向棋局,打算继续下棋。客人询问淮上的胜败情况,谢安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1](《雅量篇》)说话时的神态举止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在巨大胜利面前的不动声色,正是魏晋风流中所推崇的含蓄美。
《三国志·魏书》中卷二十八《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记载了何晏与著名的《老子》注释家王弼的一次关于感情的谈话。何晏沿袭了庄子“以理化情”的看法,“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则不赞同此说法。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充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4]王弼独持己见,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其实表明了一点,即虽然魏晋名士注重理性,但也有许多重情的。魏晋名士常常追求艺术化的人生,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书画等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名士把生活艺术化,诗化,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充沛的感情。所以,真正的名士必有深情。这种深情其实是一种对万事万物的含蓄的敏感,常常会不拘时间、地点便宣泄出来。《世说》中引述了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丧子的故事。“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1](《伤逝篇》)王戎回答友人山简的话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许多魏晋士人会多情感,但使他们动情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人生或宇宙的某个方面的领悟和由此而来的感触。这些以“风流”自赏的名士,既富于深沉的敏感,胸中块垒自与别人不同,在别人无动于衷的地方,常会怵然于心,甚至不能自已。《世说》中还有一则关于桓温的故事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1](《言语篇》)桓温北征,经过金城,看见从前在琅琊时种的柳树都长到十围了。于是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后来,诗人庾信在其作品《枯树赋》中也发出同样感慨:“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年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生无常,世事多变。对人生事物的伟大慨叹表现出名士的深情。这种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这种情超越了自我的内容,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境界,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歌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其诗《饮酒》其二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辨也,大辩不言。”从大自然中得到启发,领会到人生的真谛,但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须用言语表达的。这种体悟所表现出来的乐,是超越了乐的乐,这首诗表达的是最充沛的深情。这种深情,已经超越了生活,达到了另一种高度,成为关怀宇宙的深切的感情。它是种智慧深情,使人重于情而不溺于情,执着我而超越我,从哲学上讲,就是“应物而无累于物”。
三、情爱:纯粹审美
在中国文化里,“风流”这个词往往包含有性的因素,特别是到了后来,“风流”这个词在中文里,性的味道显得更浓。不过,对于魏晋的名士而言,他们对性的态度,与其说是注重肉体的欲望,不如说是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对待异性。例如,《世说》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1](《任诞篇》)阮籍,文学家,名列“竹林七贤”。阮籍酒醉后,常常会酣眠在美丽的卖酒女旁,然而并没有任何无礼的言谈举止。这则故事使我们看到,阮籍欣赏异性美,却没有更多的要求;或者可以说,他对美的欣赏使他忘记了性的因素。《世说》还记载“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一则故事:“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1](《世说·贤媛篇》)山涛与嵇康、阮籍是好朋友,三人均为“竹林七贤”中人物。按照当时中国的风俗,妇道人家不能和丈夫的朋友交往。因此,韩氏对丈夫山涛说,等嵇康、阮籍再次到家中时,容许她在暗中观察丈夫的这两位朋友。于是,在嵇康、阮籍再次造访时,韩氏劝丈夫把他们留宿在家,亲置酒肴,热情招待。晚上她则在隔壁墙孔偷窥一夜,直到早晨也忘了离开。第二天,山涛到夫人房间询问她对这两个朋友的看法。夫人韩氏回答说:“您的才气比他们差远了,只能以您的见识和度量同他们交朋友。”山涛回答说:“他们也常常认为我的度量好。”这些也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魏晋风流中的“风流”纯粹出于审美需要,与性无关。
四、结语
阅读《世说》,感受到的是魏晋名士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同时,从《世说》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生活和情感。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作为当时审美理想的魏晋风流,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展示了魏晋时期崇高的人格美,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率性自然可以使人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自立自尊自强。崇尚自然、深情敏感可以使人对自然界、宇宙的一切事物保持深刻的美的感受或感动,平等对待万物,珍惜生活和生命。内心旷达可以使人学会超越自我,达观超脱,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包容与博爱的心境,用这种崇高的心境面对生活,可以洞悉生活之内的规律和生活之外的乐趣,从而更加快乐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尽显风流。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刘义庆.杨牧之,胡友鸣选译.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2] (三国魏)阮籍.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3] (三国魏)嵇康.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4] (晋)陈寿, (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