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读后感（一）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社会性格是有共同基本经历及生活方式的群体多数成员性格的基本核心，它将外在必然性内在化，趋势人聚精与某一既定政经任务上。而思想，也只有在其回应了某社会性格中最突出的某些需求时，才能变为现实。

因此许多人在谴责所谓人性的罪恶，“哀叹”“丑陋的中国人”时，在享受道德制高点的快感之余，亦必需从历史的维度考量这种社会性格背后的群体经历及条件，即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而非“无端散发一天愁”。

此外，社会性格的概念，也可以为从社会条件到特定群体行动提供一条解释的桥梁。比如，弗洛姆认为，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没有对纳粹主义加以政治信念指导下的真正抵抗，乃是因为其从19xx年到19xx年的持续失败，使工人阶级产生了深重的无奈屈从感，不信领袖，怀疑所有政治组织及活动的意义。

事实上，在19xx年及19xx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共 产 党的总选票分别为40.4%与36.2%，即纳粹的上台并非源于社会民主党及共 产 党支持者的倒转，其选票在四年间大幅上升是源于其接收了非天主教资产阶级政党的选票。因此，从工人无奈屈从心理的角度，亦不能如同弗洛姆般认为工人（他在讲述纳粹时并无将社会不同群体区分）渴望纳粹强权提供的安全感及归属感。社会民主阵营的失败亦源于社会民主党与共 产 党的分裂，在血腥五月后，社会民主党和共 产 党反对希特勒的选举口号孑然不同，社民党号召选兴登堡即打击希特勒，共 产 党说选兴登堡即选希特勒。

可见，社会性格的概念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分析工具，而不能越厨代庖。

 

第二篇：《逃避自由》读书笔记——原创

《逃避自由》读书笔记

要理解《逃避自由》和弗洛姆在书中的思想，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作者——弗洛姆（1900—1980），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

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弗洛姆在19xx年移居美国，19xx年写出了《逃避自由》。

可以说这本书写于纳粹盛行之时，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了纳粹主义兴起的根

源。

原始的人→社会共同体的人→个人

始发纽带

∣∣

束∣∣安 ↗积极的自由

→个体化

缚∣∣全 ↗权威主义 ↘

∣∣ ↘消极的自由→逃避自由→破坏狂 →纳粹主义

↘机械趋同 →西方民主

↓↓

人

洛克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人生来就不是自由的，一直在枷锁之中。人类从产生之处就处在各种纽带之中，弗洛姆把联

系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和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称为“始

发纽带”，把人类逐渐摆脱这种纽带，日益取得自由的过程称为“个体化”，始发纽带是先于

个体化而存在的纽带，并最终导致个人的完全出现。

圣经中这样记载，上帝用泥土造人，在泥坯的鼻中吹人生命的气息，创造出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上帝又在他沉睡之际取下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

个女人，取名叫夏娃。

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

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开满各种奇花异卉，非常好看；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为食物。园子

当中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有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滋润大地。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

甸：第一条河叫比逊，环绕哈胖拉全地；第二条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叫希底

结，从亚述旁边流过；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作为上帝的恩赐，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上帝

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中，让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上帝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亚当和夏娃赤裸着绝美的形体，品尝着甘美的果实。他们或款款散步，或悠然躺卧，信

口给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取名：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园中的嘉树；田野的鲜花。

他们就这样在伊甸乐园中幸福地生活着，履行着上帝分配的工作。

这样的生活看似幸福甜蜜，但是亚当和夏娃仍只能算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处于枷锁之

中，处于与自然的始发纽带之中，这种始发纽带成为人的理性和批判能力的绊脚石，于是亚

当和夏娃去吃善恶树的果实，摆脱这种原始状态，追求自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时亚当和夏

娃才能算作是人，真正的人，而不再是上帝圈养的“宠物”，人开始出现了。

但这时的人类只能算作是人，而不能是“个人”，人仍然生活在各种枷锁纽带之中，人

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表面看来人改造自然的

能力越来越强，人相对于自然越来越独立。但是人仍然生活在始发纽带之中，他仍然是以一

个部落、一个社会或者宗教共同体的一份子，而非作为一个个人来认识自己，这些仍然妨碍

他们成为一个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人。其中，中世纪尤其明显。

和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最大的特征是缺乏个人自由。中世纪早期，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有机会从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从地理位置来讲，个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个人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镇迁到另一个镇，更不要说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他必须从生到死，呆在一个地方，甚至连随己所好吃穿的权利都没有。工匠的产品必须限价售卖，农民必须到指定的城镇市场买卖，行会会员不得向本行会以外的人泄漏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还必须与会友共享便宜的原材料。个人、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是受制于种种规则和义务，概莫能外。

但是，中世纪的原始纽带带给个人的不仅仅是这些。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由于自降生起个人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毋庸置疑的位置，他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没必要也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人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然的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等级，也是给人一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明确部分。

始发纽带主要带给人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束缚了人的自由，人始终处于枷锁之中，没有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始发纽带给了个人无限的安全感，他有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必怀疑。

这时的人仍通过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个人”尚不存在。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及世界意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意识到三者是独立的个体。

总之，一句话——人只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而不是“个人”。

到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和人格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的一体化和集中逐渐减弱。资本、个人经济动机及竞争日趋重要。资产阶级日益崛起，“个人”开始出现，个人主义思想引人注目，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它对不同的阶级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但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是中产阶级，书中主要研究的是中产阶级。

在这一个体化进程中，主要伴随的是两方面的内容。

个体化进程的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可以称之为积极的自由。个人摆脱了中世纪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各方面的强度和活动都在增加。在个人意志和理性的引导下，有组织的结构发展起来。他在新制度中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获得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从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了自由的处置权，他也拥有了迁徙的自由，可以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甚至进行跨国、跨洲的迁徙和旅行。

个体化进程的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自由。始发纽带提供了安全保护，以及与外面世界连为一体的基本条件。个体化完成，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个人只能独自面对世界更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于是个人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

个人在摆脱中世纪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始发纽带的束缚的同时，他也摆脱了始发纽带曾经带给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个人产生以后，生活不再是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世界已变得无边无际，同时又富有威胁性。由于个人失去他在封闭世界里的固定位置，日益沦为资本的奴隶，他再也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他开始对生活、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怀疑。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胞的关系对立起来，疏远起来。

个体化进程使现代意义的个人真正出现了，人自由了，成为了个人，但同时始发纽带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不见了，个人孤立无助，倍受各方威胁，逐渐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敢喝不安全感所淹没。新的自由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怀疑、孤单和焦虑感。

个体化的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理想状态可以互相抵消，用个人力量的增长来战神孤独感。但是由于一些个人和社会的原因，个人自我的增长受到了阻碍。中产阶级在个体化过程

中实现了个人自我力量的增长，但相对于富有阶级和资本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的个人自我的增长无法抵御越来越深的孤独感。

在这个时期，宗教改革出现了，新教表达了一般中产阶级的感受，而且在理性化和系统化过程中强化了这一过程。新教赋予个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斩断了个人和教会这一宗教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同时告诫个人，要完全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本性的邪恶，要把毕生视为一个赎罪的过程，要完全贬抑自己要不懈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自己的怀疑和焦虑；只有彻底臣服，才能被上帝所爱。

新教表达了个人要求自由的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个人的无能为力感。新教在满足个人的这种心理需求的同时，个人也因经济和社会变革形成的性格结构，在受到新教的强化之后，又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性格特质——强迫个人去劳动、厉行节俭、甘愿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他人达到目的的工具、禁欲主义以及强迫性的义务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新教强化了个人自由的两个方面，并使人做好了扮演现代工业制度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加重了个体化过程中两方面的矛盾。

一方面，个人自我更加强大。个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积极的自由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把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个人自我的成长。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特征之一——个人主义原则得到充分发展，个人为了自己惊醒经济活动，他的全部动力就是自利和自我中心。

另一方面，孤独感日益加深，消极的自由也与日俱增。个人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切断了个人与他人的所有纽带，将个人和他的同胞分离开来，个人完全形单影只，孤独面对强大的力量。同时，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一个齿轮，成为了资本的奴隶。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削弱个人自我的因素越来越多，加强自我的因素越来越无足轻重。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多，同时个人获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加强了，于是个人开始寻求解决这种孤独感的方法，哪怕为此放弃先辈历经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自由也在所不惜。

各种各样的自由逃避机制应运而生。

㈠权威主义

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寻找一个“继发纽带”以代替已经失去的始发纽带。

受虐—施虐冲动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试图通过除掉个人自我或完全主宰他人的方式来摆脱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

㈡破坏欲

与受虐——施虐冲动不同，破坏欲的目的不是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是消灭其对象。但其根源也是无法忍受的个人的无能为力和孤立。

纳粹主义是个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本书主要关注纳粹的心理方面，即纳粹主义的人性基础。

从心理方面讲，纳粹主义是“权威主义”逃避机制的极端体现方式之一，同时又包含一定的破坏狂倾向。权威主义人格的本质是同时具有施虐——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他对群众既蔑视又爱，是典型的施虐冲动，对政敌的破坏欲同时是他施虐冲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来分享他的力量和荣耀。

如希特勒在书中述说“他们想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灭亡或无条件投降”和“女人??愿意臣服于强壮的男人而不愿统治软弱的男人，群众像女人一样，他们爱统治者而非恳求者，他们在内心里更满足于不容忍任何反对者的理论，而不是主张完全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不知道用自由来干什么，甚至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来克服这种孤独。

希特勒在他的书中体现了两种倾向：渴求支配他人的权力，渴望臣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外在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思想和纳粹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种倾向也是他在无数演说中所宣扬的。他宣扬的本质上是一种施虐——受虐倾向，这样倾向符合当时德国广大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这些人被这些“教义”所吸引、所激动，并成为表达他们感受的那个人——希特勒的狂热信徒。

整个纳粹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心理基础之上的，希特勒把自己的允诺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在纳粹制度中，一套登记制度建立了，其中每一个人上面都有一个他要臣服的人，下面则是他支配的人；高层顶端的领袖则把自己淹没在高高在上的命运、历史、自然之类的权力之中。这样，纳粹制度满足了人的性格结构中生发的欲望，人们可以通过受虐和施虐来排遣孤独，纳粹制度成了缓解人们孤独感的鸦片。

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及实践的作用可以和精神病症症状的作用相比。这些症状源于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同时又提供了一套治疗方案，是生命成为可能。遁入共生可暂时减轻痛苦，但并不能消除痛苦。人类的历史是个体化不断加深的历史，也是自由不断增大的历史，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同时增加，多数时候速度超过了积极的自由，个人被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所折磨，渴求放弃自由。权威主义制度不能抹杀人追求自由的基本条件，也不能消灭源于这条件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更不可能使人回到始发纽带之中。

㈢机械趋同

这种逃避机制是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常人所采取的方式。在这种机制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或者说不在是“个人”，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和人们的期望一样，完全成了社会文化模式的投影。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干涸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现代民主制度就是这种机制的典型。

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引以为荣的是个人可以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的保证了我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说大多数的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现代教育的结果就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渐渐的，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之中，个人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和思想的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希望他咬的东西。

人和人不再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他们机械的趋同，都只是现代教育——这一模具规模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自由的消极一面，个人仍然饱受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的困扰。

人们通过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来逃避自由——消极的自由，个人被赶进了心得纽带关系的束缚之中，妄图以此取代始发纽带。但是这种纽带与始发纽带是不同的，因为那时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分离的人。逃避自由并不能恢复已经失去的安全感和存在感，只是好似精神病患者一样，帮助个人忘掉他已经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个体，始发纽带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以牺牲个人自由换来的安全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可以说，他逃避了自由，陷入了新的束缚之中，得到的只是阿Q式的安全感。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主题，它完成了解读纳粹主义兴起的任务，弗洛姆在本书的

最后还试图寻找一种平衡——积极的自由充分发展，同时克服消极的自由，个人自由而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

弗洛姆写道：“面对权威主义制度，民主政体不但不应退缩，而应主动出击，并继续实现几世纪以来为自由斗争的那些人心目中的目标。惟其如此，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制度。民主政体必须向人们灌输最强烈的、人的思想能够有的信念，即，对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的信念。惟其如此，民主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势力。”

弗洛姆理想的解决自由两方面矛盾，追求积极自由的方法是计划经济和大众的民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不禁要问，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没有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么，我们安全吗？

积极的自由仍然需要我们继续追寻，至于它是不是又一个乌托邦，大概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