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读书笔记

要理解《逃避自由》和弗洛姆在书中的思想，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作者——弗洛姆（1900—1980），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

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弗洛姆在19xx年移居美国，19xx年写出了《逃避自由》。

可以说这本书写于纳粹盛行之时，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了纳粹主义兴起的根

源。

原始的人→社会共同体的人→个人

始发纽带

∣∣

束∣∣安 ↗积极的自由

→个体化

缚∣∣全 ↗权威主义 ↘

∣∣ ↘消极的自由→逃避自由→破坏狂 →纳粹主义

↘机械趋同 →西方民主

↓↓

人

洛克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人生来就不是自由的，一直在枷锁之中。人类从产生之处就处在各种纽带之中，弗洛姆把联

系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和自然或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称为“始

发纽带”，把人类逐渐摆脱这种纽带，日益取得自由的过程称为“个体化”，始发纽带是先于

个体化而存在的纽带，并最终导致个人的完全出现。

圣经中这样记载，上帝用泥土造人，在泥坯的鼻中吹人生命的气息，创造出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上帝又在他沉睡之际取下他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

个女人，取名叫夏娃。

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

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开满各种奇花异卉，非常好看；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为食物。园子

当中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有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滋润大地。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

甸：第一条河叫比逊，环绕哈胖拉全地；第二条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叫希底

结，从亚述旁边流过；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作为上帝的恩赐，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上帝

让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中，让他们修葺并看守这个乐园。上帝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亚当和夏娃赤裸着绝美的形体，品尝着甘美的果实。他们或款款散步，或悠然躺卧，信

口给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取名：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园中的嘉树；田野的鲜花。

他们就这样在伊甸乐园中幸福地生活着，履行着上帝分配的工作。

这样的生活看似幸福甜蜜，但是亚当和夏娃仍只能算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处于枷锁之

中，处于与自然的始发纽带之中，这种始发纽带成为人的理性和批判能力的绊脚石，于是亚

当和夏娃去吃善恶树的果实，摆脱这种原始状态，追求自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时亚当和夏

娃才能算作是人，真正的人，而不再是上帝圈养的“宠物”，人开始出现了。

但这时的人类只能算作是人，而不能是“个人”，人仍然生活在各种枷锁纽带之中，人

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表面看来人改造自然的

能力越来越强，人相对于自然越来越独立。但是人仍然生活在始发纽带之中，他仍然是以一

个部落、一个社会或者宗教共同体的一份子，而非作为一个个人来认识自己，这些仍然妨碍

他们成为一个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人。其中，中世纪尤其明显。

和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最大的特征是缺乏个人自由。中世纪早期，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有机会从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从地理位置来讲，个人也没有迁徙的自由，个人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镇迁到另一个镇，更不要说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他必须从生到死，呆在一个地方，甚至连随己所好吃穿的权利都没有。工匠的产品必须限价售卖，农民必须到指定的城镇市场买卖，行会会员不得向本行会以外的人泄漏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还必须与会友共享便宜的原材料。个人、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是受制于种种规则和义务，概莫能外。

但是，中世纪的原始纽带带给个人的不仅仅是这些。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由于自降生起个人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毋庸置疑的位置，他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没必要也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人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然的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等级，也是给人一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明确部分。

始发纽带主要带给人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束缚了人的自由，人始终处于枷锁之中，没有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始发纽带给了个人无限的安全感，他有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必怀疑。

这时的人仍通过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个人”尚不存在。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及世界意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意识到三者是独立的个体。

总之，一句话——人只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而不是“个人”。

到了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和人格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的一体化和集中逐渐减弱。资本、个人经济动机及竞争日趋重要。资产阶级日益崛起，“个人”开始出现，个人主义思想引人注目，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它对不同的阶级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但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是中产阶级，书中主要研究的是中产阶级。

在这一个体化进程中，主要伴随的是两方面的内容。

个体化进程的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可以称之为积极的自由。个人摆脱了中世纪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各方面的强度和活动都在增加。在个人意志和理性的引导下，有组织的结构发展起来。他在新制度中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获得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从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了自由的处置权，他也拥有了迁徙的自由，可以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甚至进行跨国、跨洲的迁徙和旅行。

个体化进程的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自由。始发纽带提供了安全保护，以及与外面世界连为一体的基本条件。个体化完成，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世界相比，个人觉得世界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个人只能独自面对世界更方面的危险和强大压力，于是个人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

个人在摆脱中世纪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始发纽带的束缚的同时，他也摆脱了始发纽带曾经带给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个人产生以后，生活不再是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世界已变得无边无际，同时又富有威胁性。由于个人失去他在封闭世界里的固定位置，日益沦为资本的奴隶，他再也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他开始对生活、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怀疑。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胞的关系对立起来，疏远起来。

个体化进程使现代意义的个人真正出现了，人自由了，成为了个人，但同时始发纽带带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不见了，个人孤立无助，倍受各方威胁，逐渐被个人的微不足道敢喝不安全感所淹没。新的自由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怀疑、孤单和焦虑感。

个体化的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理想状态可以互相抵消，用个人力量的增长来战神孤独感。但是由于一些个人和社会的原因，个人自我的增长受到了阻碍。中产阶级在个体化过程

中实现了个人自我力量的增长，但相对于富有阶级和资本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的个人自我的增长无法抵御越来越深的孤独感。

在这个时期，宗教改革出现了，新教表达了一般中产阶级的感受，而且在理性化和系统化过程中强化了这一过程。新教赋予个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斩断了个人和教会这一宗教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同时告诫个人，要完全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本性的邪恶，要把毕生视为一个赎罪的过程，要完全贬抑自己要不懈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自己的怀疑和焦虑；只有彻底臣服，才能被上帝所爱。

新教表达了个人要求自由的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个人的无能为力感。新教在满足个人的这种心理需求的同时，个人也因经济和社会变革形成的性格结构，在受到新教的强化之后，又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性格特质——强迫个人去劳动、厉行节俭、甘愿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他人达到目的的工具、禁欲主义以及强迫性的义务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新教强化了个人自由的两个方面，并使人做好了扮演现代工业制度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加重了个体化过程中两方面的矛盾。

一方面，个人自我更加强大。个人越来越独立、自主，富有批判精神，积极的自由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把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个人自我的成长。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特征之一——个人主义原则得到充分发展，个人为了自己惊醒经济活动，他的全部动力就是自利和自我中心。

另一方面，孤独感日益加深，消极的自由也与日俱增。个人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切断了个人与他人的所有纽带，将个人和他的同胞分离开来，个人完全形单影只，孤独面对强大的力量。同时，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一个齿轮，成为了资本的奴隶。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削弱个人自我的因素越来越多，加强自我的因素越来越无足轻重。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多，同时个人获得经济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加强了，于是个人开始寻求解决这种孤独感的方法，哪怕为此放弃先辈历经千辛万苦争取来的自由也在所不惜。

各种各样的自由逃避机制应运而生。

㈠权威主义

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寻找一个“继发纽带”以代替已经失去的始发纽带。

受虐—施虐冲动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试图通过除掉个人自我或完全主宰他人的方式来摆脱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

㈡破坏欲

与受虐——施虐冲动不同，破坏欲的目的不是主动或被动的共生，而是消灭其对象。但其根源也是无法忍受的个人的无能为力和孤立。

纳粹主义是个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本书主要关注纳粹的心理方面，即纳粹主义的人性基础。

从心理方面讲，纳粹主义是“权威主义”逃避机制的极端体现方式之一，同时又包含一定的破坏狂倾向。权威主义人格的本质是同时具有施虐——受虐冲动。施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拥有控制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其中多少夹杂着破坏欲。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的，他对群众既蔑视又爱，是典型的施虐冲动，对政敌的破坏欲同时是他施虐冲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权力中，借此来分享他的力量和荣耀。

如希特勒在书中述说“他们想要的是强者的胜利和弱者的灭亡或无条件投降”和“女人??愿意臣服于强壮的男人而不愿统治软弱的男人，群众像女人一样，他们爱统治者而非恳求者，他们在内心里更满足于不容忍任何反对者的理论，而不是主张完全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不知道用自由来干什么，甚至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来克服这种孤独。

希特勒在他的书中体现了两种倾向：渴求支配他人的权力，渴望臣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外在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思想和纳粹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种倾向也是他在无数演说中所宣扬的。他宣扬的本质上是一种施虐——受虐倾向，这样倾向符合当时德国广大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这些人被这些“教义”所吸引、所激动，并成为表达他们感受的那个人——希特勒的狂热信徒。

整个纳粹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心理基础之上的，希特勒把自己的允诺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在纳粹制度中，一套登记制度建立了，其中每一个人上面都有一个他要臣服的人，下面则是他支配的人；高层顶端的领袖则把自己淹没在高高在上的命运、历史、自然之类的权力之中。这样，纳粹制度满足了人的性格结构中生发的欲望，人们可以通过受虐和施虐来排遣孤独，纳粹制度成了缓解人们孤独感的鸦片。

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及实践的作用可以和精神病症症状的作用相比。这些症状源于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同时又提供了一套治疗方案，是生命成为可能。遁入共生可暂时减轻痛苦，但并不能消除痛苦。人类的历史是个体化不断加深的历史，也是自由不断增大的历史，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同时增加，多数时候速度超过了积极的自由，个人被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所折磨，渴求放弃自由。权威主义制度不能抹杀人追求自由的基本条件，也不能消灭源于这条件对积极自由的追求，更不可能使人回到始发纽带之中。

㈢机械趋同

这种逃避机制是现代社会里的大多数常人所采取的方式。在这种机制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或者说不在是“个人”，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和人们的期望一样，完全成了社会文化模式的投影。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干涸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现代民主制度就是这种机制的典型。

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引以为荣的是个人可以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的保证了我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或者说大多数的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现代教育的结果就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渐渐的，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之中，个人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和思想的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希望他咬的东西。

人和人不再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他们机械的趋同，都只是现代教育——这一模具规模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自由的消极一面，个人仍然饱受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的困扰。

人们通过权威主义和机械趋同来逃避自由——消极的自由，个人被赶进了心得纽带关系的束缚之中，妄图以此取代始发纽带。但是这种纽带与始发纽带是不同的，因为那时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分离的人。逃避自由并不能恢复已经失去的安全感和存在感，只是好似精神病患者一样，帮助个人忘掉他已经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个体，始发纽带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以牺牲个人自由换来的安全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可以说，他逃避了自由，陷入了新的束缚之中，得到的只是阿Q式的安全感。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主题，它完成了解读纳粹主义兴起的任务，弗洛姆在本书的

最后还试图寻找一种平衡——积极的自由充分发展，同时克服消极的自由，个人自由而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

弗洛姆写道：“面对权威主义制度，民主政体不但不应退缩，而应主动出击，并继续实现几世纪以来为自由斗争的那些人心目中的目标。惟其如此，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制度。民主政体必须向人们灌输最强烈的、人的思想能够有的信念，即，对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的信念。惟其如此，民主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势力。”

弗洛姆理想的解决自由两方面矛盾，追求积极自由的方法是计划经济和大众的民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不禁要问，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没有孤独和无能为力感么，我们安全吗？

积极的自由仍然需要我们继续追寻，至于它是不是又一个乌托邦，大概只有天知道！

 

第二篇：《逃避自由》读后感大学读书笔记

读《逃避自由》

什么是自由？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它表面上是一种无统治、无束缚的状态，而本质上应是自我的真实存在。自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意识到自我的独立存在，能够表达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人从母体脱落出生后，虽然已成为一个物质上的独立个体，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尚且没有摆脱对“始发纽带”的依赖，他还必须在成长的过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逐步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并非和某些生理特征一样随着个体的发育自然出现，它要求个体在充分认识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自我。然而，很多人没有完成这一点。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为争夺自由而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自由，最终使得他们害怕那种获得“自由”后的孤独、隔离。他们竭力逃避，并形成几种固定的机制。“权威主义”便是很好的例子。在一部分人力求臣服权威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渴求权力，他们蔑视无权者，希望通过通知他们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当然，这部分人也要臣服于一定的权威，他们心中的权威往往是更高层的统治者或者直接是上帝、神灵或道德。希特勒之邦的行为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为了充分理解“自由”的涵义，我们还可以将其追溯至古老的神话。据传说，远久以前，并不存在人、鬼、神的区别，他们都幸福地、无差异地生活在伊甸园当中。后来，亚当、夏娃和撒旦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他们偷吃了伊甸园中的圣果。虽然他们被“打入”人间和地域，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追求自由的开始，自由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从社会和人群开始存在起，经过了多种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宗教形式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未放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渴望摆脱现存统治权力的束缚与压迫。而当他们真正取得某种意义上的革命的胜利时，获得权力角度的自由时，他们却又感到孤独和孤立，这种感觉吓坏了他们，足以使他们焦虑与回避。为了从新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依赖感，他们被迫臣服于新的权威。就是这样，随着社会的轮替，人们不断重复着他们“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的奋斗。

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获得自我意识、个人化、自我发展的同时，却又陷入了一种“日益的孤独”，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这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使得人们逃避自由。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与焦虑，弗洛姆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这一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逃避自由”。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与人类及自然自动自发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创造性地工作。这种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我实现”。弗洛姆认为，“服从”的方法会导致如下的困境：“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儿童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惊吓的，因为反抗的对象正是儿童所依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服从”的方法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弗洛姆推崇的是第二种方法。

以这个观点出发，弗洛姆对中世纪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中，中世纪是黑暗的代名词。然而弗洛姆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中世纪虽然缺少个人自由，但那时的人没有竞争，不感到孤独和孤立，有安全感和相属之感。文艺复兴高呼人的解放，但解放的只是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而对于广大群众，失去的是安全和保障，得到的是不安全和孤独的自由。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弗洛姆不以上层知识分子而自居，而把自己代入为普通群众，这种“关注平民”的视角正是我想也正是他的反思所在。

紧接着，弗洛姆讨论了新教的改革。他的评论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在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中，我们看到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贡献。然而，弗洛姆又冷静地指出，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不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属于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宗教。它们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共鸣，正是由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及这种孤独和无权力感觉。对于孤独和无权力，新教走向了“服从”，服从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贬低人类，强调人类的邪恶，否定人类的力量。这种服从总是带着“疑虑”，即使是路德，“直到他临终为止，他仍受着疑虑的困扰，因此必须重新加强其外界权威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疑虑”。这种“疑虑”也可以在基尔克果身上发现，但他认为“疑虑”正是“受难”的一种方式。“另外，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一种办法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或简单地

来说，就是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对于新教教义，弗洛姆令人吃惊地说道：“新教教义摧毁了人对上帝之无条件慈悲的信心；它教人轻视和不信任自己与他人；它使人成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弗洛姆还批评了路德对人自尊和价值的贬低，以及加尔文对两种人（得救的人和永受谴责的人）的划分。新教，在弗洛姆看来，更多的是带有贬义特征。韦伯和弗洛姆都认为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有贡献，但弗洛姆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存在很大局限性。

弗洛姆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于增加人类自由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同时也使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意义和无权力。在此意义上，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他说：“我们不仅要保留和增加传统以来即有的自由，同时也要设法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要能使我们充分地认清我们自身，从而对自己、对人生都能具有充分信心。” 弗洛姆又说道：“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是不相同的。柏林的自由侧重个人形式上的权利，弗洛姆的自由侧重实质上的自由状态。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在DISCO舞厅里嘣迪放纵，在权利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的，但在精神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接下来，弗洛姆讨论了“逃避自由”这一心理机制。面对个人的孤独和无权力感，个人有两种方法：即上文的逃避自由和自我实现。第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放弃个人的独立自由，寻求新的束

缚，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这种心理机制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心理基础是“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这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是极权主义的主要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的特征，每个人都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所以，不要说“我们深受极权之害”，而应该说“我们就是极权主义者”。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从内心摆脱了极权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会是极权主义吗？当每一个个体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忏悔，真诚地面对邻居，真诚地去爱，这个社会还会是孤寂的沙漠吗？第二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破坏性”，摧毁外在的东西，以消除无权力的感觉。这种破坏性，往往用爱、责任、良知、爱国主义等字眼来掩饰。第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舍己的自动适应”，也就是大多数人在当代社会中所用的方法：“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诚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看到的，传媒上推销一种“个性”，于是大众就纷纷追求这种“个性”，却不知道这种“从众心”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表现。

最后一章，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

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发自动地生活”。阿伦特在公共领域的“行动”，应当可以看作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今日，人们倒不是由于贫穷而痛苦，最痛苦的莫过于，他已成为一个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他的生活是空虚的，失去了它的意义。惟有当我们不退却，而采取攻势，并进一步了解以前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其心目中所抱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有对对生命与真理及自由的信心，深信自由是积极而自发地实现个人自我，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种种虚无主义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