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董仲舒传》

董仲舒作为改良儒学的符号性人物，几乎是被所有读过书的中国人所了解，然而大多数人的了解都是中学课本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不是十分了解诸多专家学者们对董仲舒的为人学说是如何评价的，但是从现今的状态来说，思想的统一历来总是被说成是王朝或者国家的统一的条件之一，然而教授过我的许多老师都对这种统一的思想怀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所谓道理不辨不明，没得辩论也就没有新思想了。统一的思想对当时的最高首脑是有利的，对长远来说往往为后世“辩证的分析”。所以这句总结就不能说是肯定的话了。

读了数遍董仲舒传，虽然词句还是那么晦涩难懂，总算能看懂一些。在班固的认识里，董仲舒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他创立的具有神学色彩的涵盖天人关系的理论体系，所以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编写中，九成以上的篇幅用来记述了汉武帝三次问策于被推荐上来的贤人以及董仲舒三次对策。着三个对策因为主要讲述的就是天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也被称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思想出发点我觉得就是为了巩固专制君权的需要，这一点从他的第一份对策中就能很明显的体现出来。在汉朝以前，宗法制分封制实行了八百余年，君主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王位，秦始皇自认为功绩盖过三皇，压过五帝然而他的位置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到了汉朝，开国君主本是一个平民，和继承王位没有任何关系，董仲舒的理论正好能解决这一尴尬，他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君王的权利来自于命“命者天之令也”，上天命令人君继位，他就能成为君王，同时天下人要是归心于君主的话上天也会降下吉祥的预兆来恭贺，与此相对的若是国家发生了违背道德的事情，上天就会降下一些灾祸来示警。帮助君主改变不好的政令。“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这样君主的权利来源就变得至高无上不可动摇了。君王的权利来源既然是不可动摇的就为他们行使皇帝的权威找到了合法依据。与此同时董仲舒也对皇权做出了一定的限制，那就是天人感应，既然皇帝的权利来自于上天，当上天降下示警的时候，必须反省自身。这也是后世帝王在面对一些天灾的时候都会下罪己诏的原因。然而这一点事实上并没有实质上的限制作用，根本上还是达到了拔高皇权的目的。

在董仲舒的对策中另外一个被反复提到的词就是教化“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他把人比喻成玉，良玉不需要雕琢就是精品，可是有大量普通的玉是需要修饰才能成才的“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百姓就是常玉，教化就是雕琢。他把汉武帝和三王对比，认为汉武帝并没有什么什么差别，之所以上天没有按他说的天人感应降下祥瑞就是因为汉朝建国七十余年教化的事情却没有开展起来“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他把教化认为是最有效的治民手段，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教化内容的选择就需要依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用仁来引导，用义来感化，用礼来约束。这样通过儒家的教育的人民就能明白本分，安分守己，天下大治就到来了。董仲舒关于教化的观点是和他天人感应的观点相对应的，通过太学广泛的宣扬儒学，儒生在进入了朝廷以后又对解释自然的灾祥有着较高的发言权，这样儒家的地位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在后面的对策中董仲舒也自然而然的提出了罢黜百家的主张。

整个对策看下来我觉得问候刘歆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很恰当的，虽然他改造儒学成为了儒学领袖，但“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董仲舒创立的理论都是在为君主服务，出发点是统治的的集中和稳固，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汉武帝掌权之初的统治需要，然而他个人在仕途上却并没有特别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的重视儒学的建议也顺带被汉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学说。所以对儒学本身来说董仲舒来说他是有功的，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就是可以辩证考察的了。

 

第二篇：汉书董仲舒传读后感

《汉书 董仲舒传》有感

董仲舒，《董永变文》叫董仲，《清平山堂话本》收宋元小说《董永遇仙记》说董永与织女婚后，生一子名叫“仲舒”；《槐阴记》也叫董仲舒。明代《董永宝卷》叫董震清。是汉武帝初年的一位大儒,是一位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古代大儒。他在给汉武帝的治国对策中所提出的建议；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年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以研读《公羊春秋》出名，与胡母生齐名，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更化善治，“前德而后刑”，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讲学的方法是“下帷讲诵”，讲课时用幕布围起来，只教高才生，一般学生则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没见过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

董仲舒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建议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严禁王侯大臣擅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流行于汉代的谶纬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从而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

《汉书-董仲舒传》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佑，殆不及也”。这是东汉史官对于董仲舒所献国策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

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献策正是汉兴七十余年之际。汉初的皇帝，吸取了秦始皇暴政至二世而亡的教训；需要对内施行仁政。正好此时他提出的；尊孔，推行官管学校的治国对策被汉武帝采纳。从此，读书人学习、尊从孔孟之道成为国策。由于读书人遍布于朝廷高层和社会基层之中，他们从习儒家文化，又以此去教化他人。因此，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脉。再经历代大儒（如宋代朱熹等）的研习、传承和深化，儒家文化就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之根。

今天，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主义”都想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从而造成人们信仰、思想的混沌，观念的杂乱。在当今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完整的文化传承脉络，一条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文化之根。我今天之所以重提董仲舒，是希望我们能永远记住、纪念、尊敬这些使我国优秀文化、优秀经典得以传承，使儒家文化得以延续光大的中国古代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