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史》是一本政论性历史书籍。全书共分十九章，内容包括：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近代海军的筹建等。像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循，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正文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 第三章“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 第四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二、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一一上海、苏州洋炮局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四、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五、江南制造局的资本主义性与民族性 第五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二——马尾船政局 一、建造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三、建造轮船工厂及“衍于无穷”的追求 四、马尾船政局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1
五、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六、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 第六章 近代军用工业之三——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 一、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的创办目的及其概况 二、金陵机器制造局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四、山东机器局 五、兰州机器制造局 六、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与作用 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 第八章 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 一、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二、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三、由“制内”到御外侮的战略性转变和对海军海防建设的强调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 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 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第十一章 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 第十二章 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 第十三章 近代海军的筹建 第十四章 海防与新式陆军 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 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 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 第十八章 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第十九章 洋务运动尾声
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一、洋务运动发展论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五、分歧何在
2
六、评价标准
七、观点的发展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后记
读后感
读完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首先对夏先生的史学造诣深表敬仰。 过去，我们所接触的，正如夏先生在开篇所说，“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我们所使用的高中历史课本，尽管已经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否定洋务运动，但至少也还是认为它只是“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一次运动”，还记得我们在背诵其历史意义的时候，说到它的局限性要比它的功绩多得多。而夏先生则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正面积极评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存在着的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是我们在高中课本上学到的，夏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以前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以前在我看来，似乎总理衙门的设立只是政治上行政机构的调整，而不太能想出它如何能作为一个分段线。而夏先生在这本书里明确地给出了原因，即“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这样实际上为我们的历史分段也提供了一个依据。夏先生还提到，我们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历史的起止点，特别是某一机构的成立或裁撤作为一个标志，这就为我们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依据。具体讲到总理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起始点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它“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总理衙门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是一个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所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现了清政府开始准备来挽救自身的统治了，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变革。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我认为这种评价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洋务运动的产生不光是单纯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一点从它“自强求富”的口号上应该可以看出，并且包括它所落实的一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的。夏先生指出，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起的作用是显然的，建造枪炮实际上也是洋务运动产生的诱因之
一。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使得官僚系统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提出先“自强”，先要使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军事实力，然后再转到“求富”，发展民用工业来改善人民生活。总理衙门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对所谓的“同治中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我觉得未免有失偏颇。应该看到，当时在清政府内本身存在保守派和洋务派两种势力。个人认为洋务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其实在当时都应该是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的人物，至少是清政府的开始衰落使他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尽管洋务派我们说他们并不算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至少敢于面对显示，承认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比起那些顽固不化，始终把所谓的封建伦常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顽固派们，要高明得多。尽管说这些洋务派并没有脱离他们本来的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还是会受到封建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 3
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古人，毕竟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要这些大臣能够超越本阶级是在过于严苛。必须要看到，正如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其实基本上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想象不出作为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除了积极进行经济社会上的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很同意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我们以前高中课本上就是这样所教授的，我觉得这样是在是苛责古人。至少从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讨好洋人而为，尽管说它对外国势力有妥协和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因素，但它成立的很大原因以及最后的效果都是努力促进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成立总理衙门，继续闭关锁国，外国势力还是会侵入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最后是倾向于支持洋务派的主张。
在当时清廷中只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的情况下，洋务派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一方，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像铁路修建的问题，还有派遣留学生，设立同文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洋务派的主张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带有早期现代化的成分。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没有前人经验所借鉴，整个中央传统的政府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地方官僚的参与并非完全对中央是一个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像湘军，淮军这样的地方尽管很多人说是地方乡勇壮丁组成的打手队，但其中也并不乏一些精英，如“曾国藩之好才爱才，为当时之最”，“其声望道德极其所成就之事业”对当时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xx年版）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因此，对于夏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提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夏先生说有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是他认为其实不然，“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按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按钮，促使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当然应当肯定洋务运动在整个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像后来官督商办思想，自由劳动力的思想，企业经营的理念等等都是洋务运动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吧。
另外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认识的是，地方买办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前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一直没有很强调买办，以致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像盛宣怀这样的人。现在回顾整个洋务运动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发现很多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买办出卖的，而并非过去把责任全记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大官僚身上。尽管买办本身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们可以去挑唆那些大员，也可以作为和外国进行谈判的代理人。就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来看，实际是上海地方买办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借师助剿”，而李鸿章他们实际上只是“顺应民意”，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买卖。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多都是从地方买办开始渗透的，通过商业利益收买他们来对中国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支持地方买办发动政变。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洋务派的一些官员在“出卖国家利益”时，也不应该把地方买办给漏掉，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洋务派的大员甚至洋务运动本身上。另外要补充的是，这些洋务派领导人借师助剿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夷长技”的一个延伸，通过“借师”来对外国军队外国武器外国战法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识。
最后洋务运动我们说它失败了，并且把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其标志。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谈到，种种实业的兴办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停止，总理衙门也未停止工 4
作。我们不能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的功绩。洋务运动不是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对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直接利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创造，它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至少使人们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开阔的认识吧。它没有推翻清王朝，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大的失误，而是本来这场运动就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积重难返了，所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正如书中指出，最后它让位于更先进的维新，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忽视它对后两者潜在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对社会的改造，对新思想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开眼看世界”。
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不能光从阶级的立场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而应当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来评价，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有着直接的促进。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说洋务运动是先进的，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还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我想这就是夏东元先生这本《洋务运动史》的最大意义和特色。
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读史，从来不是简单的了解一段过去而已，而是为了更好的放眼未来。过去过不去，未来如何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近代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血泪成长史：先饱受屈辱，后觉醒做主。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两次，第一次读只当是看个新鲜读读故事，而最近第二次读，却有了更深的一层体会。从来都说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关系千丝万缕。其实不仅因为民族和个人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关系，除此之外，个人的成长是与一个民族的成长多么相似：在无知的襁褓中成长，没见过真狼的犀利，还觉得自己养的哈士奇挺霸气。未经过枪火血肉模糊的洗礼，还以为刀枪武功依旧天下无敌。经历过成长带来血肉模糊的残酷撕扯，疼痛中爬起来发现，原来拼爹靠妈和所谓有好往来的朋友都不能成为靠山，自己才是自己坚实的后盾，最后不再天真的强大起来。 先给这本书一个大体上的评价：蒋老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客观公正，笔墨简明、叙述直接，非常明了的阐述了中国近代史。绝大部分地方专注于主干，学术思想跟我们平时接触的历史教科书完全不一样，侧重于探讨中国人不断探索的过程，最后归结为三民主义解救中国。可能由于范老留洋的背景，所以对外国列强的侵华事件则着墨较少，因而感情上也不够充沛。但理性和感性之和其实是守恒的，理性多点感性便少点。牺牲了情感共鸣，却也换得了陈述历史最重要的一点——客观公正。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界定，讨论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便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全书又由此主线分散成两条叙事线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第一条，近代中华民族各阶层御国自救是第二条线索。
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但发展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想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似乎也无法得出答案，但他依旧看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正中下怀，命中要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的当初便立马走上维新亦或是大刀阔斧的革命之路。所以作者研究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救国方案，他十分看重“对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范着眼于剖析它们成败的原因、得失和可取之处，从汲取的教训中，反思国家前途命运，未来的大体走向。正如文章开篇所说，读史，从来不简单的只为了了解一段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摸清未来。
- 1 -
恭亲王奕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是第一个近代化方案。 作为一个在天津读书的学生，尤其是天大的学子，洋务运动的历史是不可不知的。好比没吃过猪肉，至少见过猪跑，没见过猪跑，好歹听过猪叫，身处历史某个转折点的发源地，总得略知一二，能说出个三四。第一个方案里，我最感兴趣的人莫过于曾国藩。曾国藩的洋务成就在于全力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该厂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厂。
而对于曾国藩，除了这些硬成就以外，他的待人处事之道更吸引人。例如天津教案，洋教在中国由接受到排斥的过程，实为中西国力此消彼长的变化，也是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神权文化根本冲突的反映。这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历史背景。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宁愿得罪自家人，也不敢侵犯法国人。其中的思想是什么呢？是避战求和，委曲求全。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来源于中国儒家和为贵的传统智慧。他沿用汉唐时期礼遇外邦的手法去面对工业化的欧美列强。但十分显然的是，他没有完全看清世界的大势，他陈旧的手法瞬间失去了表现力。
在彼强我弱的世界形势下，曾国藩反对朝廷清流们杀之而后快的书生之见，在津门论道中他也明确表示不支援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痞子手段。他认为只有以和为贵，暂保大局，暗自谋求自强。
作为中国人，谁不想争当民族英雄。为争当民族英雄，坏大局，导致更严重的主权损害，这样的民族英雄也只是逞匹夫之勇涂有其光环而已。一个家庭里的男人最尴尬的便是婆媳关系的两难。曾国藩便是遭遇了历史不待见的两难尴尬，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势。
总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个方案并不成功。治标不治本，注定失败。
之后还有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的第三个近代方案等等，但无一例外的都失败。所以引出了范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全盘西化，在当今看来的确欠合理，但以当时的视角来看，何尝不是一种充满勇气的突破性尝试？
对历史的重组和对一些传统人物从全新的正反结合角度进行了平息。例如义和团、太平天国，在历史课本上几乎都以正面形象出现。范对他们先提出了正面性评说：以民心抵抗洋枪洋炮；义和团兴起还包含有愚昧的起因：“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说教士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九。”还“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与洋人作战。
- 2 -
对于传统人物，例如林则徐，丁汝昌，同样从辩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甲午中日战争的丁汝昌，历史课本里将他定性这次海战中的英雄。但蒋对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后发现并非如此，引用原话说：“当时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刘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定远船上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 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历史从来都不只是简单寥寥几句便可陈述的。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范对林则徐的评说，这位1840年最早的鸦片战争英雄：虎门销烟，师夷长技，“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林则徐进行了虎门硝烟，买了大炮，做了一些外国刊物的翻译，但范肯定之后却从另一角度进行了颠覆评说：“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也就是在范看来，林更重自己日后万古流芳的名誉，而非真正充满大无畏的去救国救民。因而功过参半。
这本更多充斥着理性的历史读本，更符合我对历史探寻的胃口，并且相对于百家讲坛里的说说故事，我更喜欢蒋先生对历史引申到对未来的探寻。正如蒋廷黻先生自己认为的，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砌和史实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
曲折的道路，必然是走了弯路。
现代化，近代化是什么？现代的人未必都能明白，不是有了高科技工厂，有了这这那那就是现代化了。现代化的社会，意味着现代化思想的人合现代化的制度，这些是树根，而工厂，汽车，飞机等等，这些是结果。中国的革命历程，就是一部在外敌的压迫下，社会通过血腥竞争淘汰，不断进步的过程。
理性分析历史来龙去脉，不逃避，不抗拒，看时代来袭。总有弯路走，总有血要流。人，民族，国家，世界的成长，都需要经历伤痛。读史学史分析历史，过去过得去，未来才会来，而且，会是个更好的未来。
- 3 -